佛教石窟艺术

李泽厚

    宗教是异常复杂的现象。宗教艺术也是这样。一般来说，宗教艺术首先是特定时代的宗教宣传品，它们是信仰、崇拜，而不是单纯观赏的对象。它们的理想和审美形式是为其宗教服务的。

    中国古代流传下来的主要是佛教石窟艺术。佛教在中国广泛传播流行．并成为门阀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在整个社会占据统治地位，是在频繁战乱的南北朝。北魏与南梁先后正式宣布它为国教，是这种统治的法律标志。它历经隋唐，达到极盛时期，产生出中国的禅宗教派而走向衰亡。它的石窟艺术也随着这种时代的变迁、阶级的升降和现实生活的发展而变化发展，以自己的形象方式，反映了中国民族由接受佛教而改造消化它，而最终摆脱它。清醒的理性主义、历史主义的华夏传统终于战胜了反理性的神秘迷狂。这是一个重要而深刻的思想意识的行程，所以，尽管同样是硕大无朋的佛像身躯，同样是五彩缤纷的壁画图景，它的人世内容却并不相同。如以敦煌壁画为主要例证，可以明显看出，北魏、隋、唐（初、盛、中、晚）、五代、宋这些不同时代有着不同的神的世界。不但题材、主题不同，而且面貌、风度各异。

    无论是云冈、敦煌，还是麦积山，中国石窟艺术最早要推北魏洞窟，印度传来的佛传、佛本生等印度题材占据了这些洞窟的壁画画面。洞洞窟的主人并非壁画，而是雕塑。前者不过是后者的陪衬和烘托。四周壁画的图景故事，是为了托出中间的佛身。信仰需要对象，膜拜需要形体。人的现实地位愈渺小，膜拜的佛的身躯便愈高大。然而，这又是何等强烈的艺术对比：热烈激昂的壁画故事陪衬烘托出的、恰恰是异常宁静的主人。北魏的雕塑，从云冈早期的威严庄重到龙门、敦煌，特别是麦积山成熟期的秀骨清相、长脸细颈、衣褶繁复而飘动，那种神情奕奕、飘逸自得，似乎去尽人间烟火气的风度，形成了中国雕塑艺术的理想美的高峰。人们把希望、美好、理想都集中地寄托在它身上。它是包含各种潜在的精神可能性的神，内容宽泛而不定。它并不显示出仁爱、慈祥、关怀等神情，它所表现的恰好是对世间一切的完全超脱。尽管身体前倾，目光下视、但对人世似乎并不关怀或动心。相反，它以对人世现实的轻视和淡漠，以洞察一切的睿智的微笑为特征，并且就在那惊恐、阴冷、血肉淋漓的四周壁画的悲惨世界中，显示出他的宁静、高超和飘逸。似乎肉体愈摧残，心灵愈丰满；身体愈瘦削，精神愈高妙；现实愈悲惨，神像愈美丽；人世愈愚蠢，低劣，神的微笑便愈丰睿智、高超……。在巨大的、智慧的、超然的神像面前匍伏着蝼蚁般的生命，而蝼蚁们的渺小生命居然建立起如此巨大而不朽的“公平”主宰，也正好折射着对深重现实苦难的无可奈何的强烈情绪。但它又仍然是当时人间的形体、神情、面相和风度的理想凝聚。尽管同样向神像祈祷，不同阶级的苦难毕竟不同，对佛的恳求和憧憬也并不一样。

（选自《美的历程，佛陀世容之悲惨世界》）

斫琴心语

田金发

    十五岁那年暑假，父亲让我学习斫琴。

    一开始，父亲不让我动手，也不教也不讲，只是不住地使唤我搬木坯，打扫刨花和锯末，简直把我这个刚考上高中的学生当成了长工，气得我一直嘟囔：不干了！可是想想父亲许诺的回报——一台我梦寐以求的学习机，又把所有的气恼压回去。

    一周后，父亲带我回老家。我第一次见到这两棵梧桐树。

    父亲取出古琴，对着大树弹起来。曲罢父亲问我听出了什么？我摇摇头，父亲点点头。

    “学贵乎真。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父亲看着梧桐树继续说：“那年我刚学艺，师傅外出。附近邻居过来借刨花引火，我随手拿了块旧木头塞给他。没想到竟然犯了大错。”

    “为啥？”我问。

    “斫琴用的木头并不是越名贵越好。”父亲没有直接回答我，而是讲起了斫琴。“比如红木就不宜制琴，因为密度高，共鸣少，音色容易发死。最好是老杉木或是梧桐木，年轮通顺，密度均匀。这样做出来的琴，声音松透，音色也好。”

    讲到这里，父亲停顿了下，颤抖着说：“那块木料，那块木料，是师傅的师傅留给他最珍贵的念想啊！”

    父亲闭着眼睛，满脸泪水。停了好久，才继续说道：“那块木料，师傅保存了很多年，每天看一眼，琢磨如何下手，做一张最好的古琴。没想到我却有眼不识金镶玉，把它当柴火烧了。”

    “那后来呢？”我担心地问。

    “我师傅气得整整病了一个月。我生怕师傅把我赶走。谁知他再也没提此事。”

    我替父亲长长地叹了口气。

    父亲看我一眼继续说：“直到好多年后我准备出师才对我说：丢了木头事儿小，丢了心人就毁了。记住：万物不可轻侮。做琴如此，做人亦如此。”

    父亲的话我似懂非懂。话也就随风而逝。

    随后的日子里，我上学、工作、结婚、生子。本想着幸福的人生就这样走下去，谁知工作单位经营不善解散了。

    经历了一系列生存挫折后，我又找到父亲开始学斫琴，不为别的，仅是为了养家糊口。

    父亲对我更严格了。

    “有的材料要先在水里泡半年，定型需要一到两年。”

    “灰胎要刮五六层，每一层胎刮完以后都要等干透之后才能打磨找平上漆。”

    “斫琴要刀到手到，心到眼到。”

    ……

    父亲一遍遍地说，我一遍遍地改。我慢慢发现自己并不只是为了生计而斫琴，我已经深深地爱上了斫琴，它成了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许是因为年龄的增长，也许是因为对古琴有了更深的理解，听着父亲的话也感觉格外有道理。父亲见我听话，反而唠叨少了。

    那次我见完客户回来，根据客户需求规划出图纸拿给父亲过目。当时他正在吃饭，见我拿来图纸立刻停下给我指点。这个怎么铲，那个怎么刨，连比划带说，唯恐不详细。母亲端过来午饭，他赶紧递给我一碗。我让他先吃再讲，他说我讲完再吃。

    同样的场景，同样的人，想起第一次学琴时父亲对我的吆喝，再到如今父亲的平易近人，我突然笑了。

    有一年，我独自回了趟老家。

    两棵梧桐树越发粗壮，像两个巨人，笑看云淡风轻。

    三天后，我伐下了其中一棵，带回作坊。第一斧子下去梧桐发出的声音，仿佛惊动了什么似的。我有强烈的预感，父亲的意愿成了！

    板材晾了一年后，我开始斫琴。此后又两年，我独自待在一个山脚下的作坊里，用这棵梧桐剖成的十张板子做面板做了十种琴。挖槽腹、用梓木斫底板、披漆胎、罩面漆……两年时间，除了春天的风、冬天的雪，除了夏天的泉流和秋天的大雁，没人知道我在这里。我自己坐在石头上，于夕阳余晖中看挂在墙上的尚未完工的琴坯。没人跟我说话，但我能真切地听到万物说话的声音，每一声都真实而纯正。

    父亲五十六岁生日那天，我把他带到琴房。十张琴一字排列，整整齐齐。父亲看了看琴，又看了看我，随手拿起一张弹起来。

    琴声淡淡，朴实清新。恍惚中我似乎听到斧凿丁丁，桨声欸乃。似乎看到，青山绿水中，渔樵问答。渔曰：“客亦知夫水与月乎？”樵曰：“余之志在山林也。”

    而此时，青树绿荫里，一位老者正曲罢收琴，问小子曰：“薄木丝弦，其音何谐？”小子曰：“琴为心声，人琴合一。”

那一片幸存的原始林

梁衡

    ①像一场战争突然结束，2014年林区宣布了禁伐令，喧闹的伐木场顿时门前冷落车马稀。在打扫“战场”时，人们意外地发现了一个角落，因为山陡沟深，人迹罕至，竟为我们留下了一片原始林，一个原生态。其令人惊喜不亚于忽然登上一个外星球。

    ②2016年盛夏时分，我专程造访了这最后的一片原始林，虽然天正降大雨，我们还是义无反顾地向林地进发。

    ③人类虽然早已进入现代文明，但是总忘不了找寻原始。这是因为它，一是大自然的原点，可由此研究自然界的进化，包括人类自己；二是人类走出蛮荒的出发的起点，是生命的源头，我们有必要回望一下走过的来路。

    ④这里没有人来过，无路；奇景第一次示人，无名；前人没有留下诗文，无文。今天我们进入的正是这种“三无”之境时，只有你与自然在悄悄地私语；雨打树叶，空谷鸟鸣，小径明灭，时见草虫。我的心一下落入了一片空灵。正走着，忽然听见右边不远处有哗哗的流水声，我们任雨水洗面，踩着朽木、草墩，钻过横七竖八的灌木。忽然眼前一亮，一条溪流从山上奔腾而下，我见过的任何一条流水相比较，因为它没有留下一丝人类活动的痕迹。仰望山顶只见远远近近的山、层层叠叠的树、朦朦胧胧的雨，半山一道歪歪斜斜的激流，跌跌撞撞地碰着那些大大小小、圆圆滚滚的石头，或炸起雪白的浪花，或绕行成一条飘飘的哈达。遇有平缓之处时，就蓄成一汪小潭，碧玉如镜，清澈照人。因为是在峡谷之中，经过千年万年的冲刷，这些石头无论大小，一律呈圆形：滚圆、椭圆、扁圆、平圆。远远望去一沟漂亮的弧线，纵横交错，相叠相绕，任是毕加索转世也结构不出这样的图画。

    ⑤虽是来看原始森林，但先要说一说这里的石头。石头的年龄自然比树更古老，而且是因为有了这些遍野的石头，才拦住了伐木者的手脚，为我们留下了这片林子。这里的石头一律是巨大坚硬的花岗岩，浑圆沉稳，高大挺拔，无不迸放着野性。大约亿万年前，这里是一片海底，所以石的分布无一定规则，或独立威坐，或双门对峙，或三五相聚，或隔岸呼唤，各具其态。外形也或如狮、虎、鹰、犬，各得其妙。好像是在有生物世界之前，上帝先用石头在这里试做了一个草图。

    ⑥老林子中最美的还是大树，特别是那些与石共生的大树。有一棵树，我叫它“一木穿石”，我们平常说“水滴石穿”，可是有谁真的见过一滴水穿透了一块石头？现在，我却见到了一棵树，一棵活着的树，硬是生插在一块整石之上，像一颗刚射入石中的炮弹，光光溜溜的还没有爆炸；又像一枚仰面向天正待发射的火箭，膀粗腰圆，霸气十足。我只看了一眼就被惊呆了，拔不开脚步，时空骤然凝固。这是一棵红松，当初也许是一粒种子，落在石板上，靠着老林中的湿气慢慢地发芽，但它命运不济，一出生就躺在这个光溜溜的石床上。它的须根向四周摸索，拳握住一点点沙尘，然后蛰伏在石面的稍凹之处，聚积水分，酝酿能量。松树有这个本事，它的根能分泌一种酸液，一点一点地润湿和软化石块。成语“相濡以沫”是说两条鱼，以沫相濡，求生命的延续。而这棵红松种子却是以它生命的汁液，去濡润一块没有生命的石头，终于感动了顽石，让出了一个小小的空间。它赶紧扎下了一条须根，然后继续濡石、挖洞、找缝，周而复始，终于在顽石上树起了一面生命的大纛。现在这棵红松的胸径有四十厘米，一个小脸盆那么大，不算很粗。但是专家说，他已经有九十年以上的树龄。要是用一个高速摄影机把这首生命进行曲拍下来，再用慢速回放，那是怎样地震撼人心。

    ⑦我们就这样在绿色的时间隧道里穿行，见证了大自然怎样在一片顽石上诞生了生命。它先以苔草、蕨类铺床，以灌木蓄水遮风，孵化出高大的乔木林，就成了动物直至我们人类的摇篮。它们沉静地停在这里，是特别要告诉我们，假如没有人的干扰地球是什么样子，大自然是什么样子，我们曾经的家是什么样子。以这片原始林为镜，可知生命、人类和地球的兴替。

    ⑧我下山时，看见沿途正在修复早年林区运木材的小火车路，不为伐木，是准备开展原始森林游。

（有删改）

    文艺是一种表现而不是一种卖弄。表现的理想是文情并茂，“充实而有光辉”，虽经苦心雕琢，却是天衣无缝，自然熨贴，不现勉强作为痕迹。一件完美的艺术品像一个大家闺秀，引人注目而却不招邀人注目，举止大方之中仍有她的贞静幽闲，有她的高贵的身份。

    艺术和人一样，有它的品格，我们常说某种艺术品高，某种艺术品低，品的高低固然可以在多方面见出，最重要的仍在作者的态度。品高的是诚于中，形于外，表里如一的高华完美。品低的是内不充实而外求光辉，存心卖弄，像小家娼妇涂脂抹粉，招摇过市，眉挑目送的样子。

    文艺的卖弄有种种方式。最普遍的是卖弄词藻，只顾堆砌漂亮的字眼，显得花枝招展，绚烂夺目，不管它对于思想情感是否有绝对的必要。从前骈俪文犯这毛病的最多，现在新进作家也有时不免。

    其次是卖弄学识。文艺作者不能没有学识，但是他的学识须如盐溶解在水里，尝得出味，指不出形状。有时饱学的作者无心中在作品中流露学识，我们尚不免有“学问汩没性灵”之感，至于有意要卖弄学识，如暴发户对人夸数家珍，在寻常人如此已足见趣味低劣，在文艺作品中如此更不免令人作呕了。

    过去中国文人犯这病的最多，在诗中用僻典，谈哲理，写古字，都是最显著的例。新文学作家常爱把自己知道比较清楚的材料不分皂白地和盘托出，不管它是否对于表现情调、描写人物或是点明故事为绝对必需，写农村就把农村所有的东西都摆进去，写官场也就把官场所有的奇形怪状都摆进去，有如杂货店，七零八落的货物乱堆在一起，没有一点整一性，连比较著名的作品如赛珍珠的《大地》，吴趼人的《二十年来目睹之怪现状》之类均不免此病，这也还是卖弄学识。

    第三是卖弄才气。文艺作者固不能没有才气，但是逞才使气，存心炫耀，仍是趣味低劣。像英国哲学家休谟和法国诗人魏尔兰所一再指示的，文学不应只有“雄辩”（eloquence），而且带不得雄辩的色彩。

    “雄辩”是以口舌争胜，说话的人要显出他聪明，要博得群众的羡慕，要讲究话的“效果”，要拿出一副可以镇压人说服人的本领给人看，免不掉许多装模作样，愈显得出才气愈易成功。但是这种浮浅的炫耀对于文学作品却是大污点。一般文学作者越有才气，也就越难避免炫耀雄辩的毛病。

    从前文人夸口下笔万言，倚马可待，文成一字不易，做诗押险韵，和韵的诗一做就是几十首，用堂皇铿锵的字面，戏剧式表情的语调，浩浩荡荡，一泻直下，乍听似可喜，细玩无余味，这些都是卖弄才气，用雄辩术于文学。爱好这一类的作品在趣味上仍不很高。

选自朱光潜《文学上的低级趣味》

材料一：

    据新京报报道，2019年11月3日，北京市朝阳医院急诊科接诊了两例患者，其体检样本经中国疾控中心检测，于11月12目中午确诊为肺鼠疫病例。根据有关部门的要求，所有开设发热门诊的医疗机构，即日起重点筛查发热门诊就诊患者。

    自2019年11月12日至2019年11月15日，在传播媒体中共有与鼠疫事件相关信息49，491条，其中来自微博的相关信息最多，总计26，295条，占比53.13%。据舆情发展趋势显示，事件于11月12日晚发酵，13目热度达到顶峰，在北京市卫健委回应后，关注度逐渐下降。

    此次事件中，“是否出现传染患者”“如何预防鼠疫”“鼠疫如何传播”成为网友舆论的焦点，“病例”“北京市”“患者”等词出现频率较高；因媒体的科普， “旱獭”、“跳蚤”也成为了大家热议的主题词。此次事件中，中性情绪占比82.21%，负面情绪占比17.18%。

(摘编自新浪网)

材料二：

    鼠疫又称黑死病，属于甲型传染病。鼠疫起病急、病程短、传染性强、传播速度快，未及时治疗的情况下病死率可达50%-80%。个人防范应注意防止跳蚤叮咬，避免接触动物尸体，避免密切接触肺鼠疫患者；如突现发热、寒战、淋巴结发炎肿痛或呼吸急促且伴有咳嗽或血痰等症状，应及早就医。如今已有有效药物对症治疗鼠疫，尽管鼠疫会造成极高的死亡率，但是鼠疫杆菌对外界抵抗力较弱，对干燥、高温和一般消毒剂都很敏感，阳光直射或摄氏100度煮沸1分钟均可杀死细菌。最有效的对症治疗药物是抗生素，主要是链霉素。无论是中国还是世界其他国家的鼠疫治疗都表明，链霉素是对付鼠疫的首选药物，无论对哪一型鼠疫都有效，只是用量对应不同鼠疫类型有差异。肺鼠疫和败血型鼠疫用药量大，腺鼠疫及其他各型鼠疫用药量较小。不论哪一型鼠疫，早期、足量给药，再加上一般性治疗，如急性发热期病人应给予易消化、高蛋白、高维生素的流质或丰流质饮食，肿大淋巴结的局部治疗初期多采用冷敷法，就可以有效治疗鼠疫。

    历史上导致人们大量死亡的鼠疫，主要是因为没有特效药物和有效隔离，即便在1910年发生的东北大鼠疫还没有键霉素等特效药，但通过隔离和一般性治疗也能战胜鼠疫。在今天，鼠疫当然没有什么可怕的。而且，与链霉素可以一起使用的还有四环素、庆大霉素、丁胺卡那霉素、氨霉素、唑诺酮类反磺胺等多种有效药物。总而言之，在预防措施到位以及有效的药物治疗前提下，对于鼠疫我们已经无须“谈鼠色变”。

(摘编自人民网)

材料三：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五条第一项之规定，散布谣言，谎报险情、疫情、警情或者以其他方法故意扰乱公共秩序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5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500元以下罚款。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一条之规定，编造虚假的险情、疫情、警情、灾情、警情，在信息网络或者其他媒体上传播，或者明知是虚假信息，故意在信息网络或者其他媒体上传播，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处三年以下有徒刑，拘役或者管制；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锡林浩特市公安局网安大队民管在日常工作巡查中发现，一网民“燚某”通过互联网平台发布一则关于：鼠疫的谣言信息称：“过两天可能内蒙古鼠疫爆发，现在我们身边已经不止那两个人被确认为鼠疫了。” 鉴于该微博内容敏感，舆论负面影响严重，有可能引起市民恐慌，锡林浩特市公安局党委高度重视，立即责成网安大队展开调查，经与相关职能部门多方核查后，确定该微博内容不属实，并第一时间将涉及散布谣言的李某依法传唤至锡市公安局接受调查。

    经查，李某道听途说他人传染鼠疫的信息并未核实发到自己的微博，该信息夸大事实、严重偏离事实真相，李某本人对其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的行为供认不讳。

(摘编自头条网)

长期以来，我们以新学反旧学，以西学抗中学，视自己的文学传统和经验若敝屣。就文学而言，因为蔑弃旧学，我们失去了对传统的敬意和信任。同样，因为排斥中学，我们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失去了对中国传统文论和批评的自信。很多学者写文章，也必以西方学者为圭臬，要么是福柯和德里达如何说，要么是罗兰·巴特和哈罗德·布鲁姆怎么讲，全然丧失了中国文学的主体意识和个性特点。

近读古风教授的《中国传统文论话语存活论》，欣喜地看到他对中国文论现状和问题的深刻思考，也看到他在接续文学传统文论上所表现出的卓有成效的努力。

全书试图打破封闭的单向度思维方式和研究模式，肯定中国现代文论的“双线”发展模式：一条是明线，一条是辅线；前者走着“洋化”的道路，后者坚守着“本土化”的道路。这种中西互补的模式，有助于对中国传统文论话语的“隐性传承”。作者认为，现代以来，中国文学理论已基本完成了现代化任务，形成了中国现代文论的基本格局。中国文论话语并未消亡，而是以隐性传承的方式生存下来。

但最近二三十年，本土化一维黯然失色，失去了其应有的地位和影响力。作者注意到了中国文论在当代的失语状况和尴尬处境。他发现，目前流行的文学批评话语，基本上来源于欧美国家的文学理论。在他看来，中国文学失语的原因在于失根，即失落了中国传统文论的根。因而，要彻底医治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上的失语症，“必须强调中国现代文论的转化，即从追踪西方转向回归传统，从搬用西方文论话语转向传统文论话语”。

他还呼吁人们重新认识中国传统文论的价值，重新确立它的地位。该书并不是要简单否定西方文论，也不是要建构一个单一的文化话语建构模式，而是强调东西方文论的平等对话。认为既应保持个性，又要博采众长：“任何时候，我们都要以更远大的目光，更开放的胸怀，更理直气壮地去接纳世界各国文论的优秀话语，并以此作为养料，去创造中国文论的辉煌。”

文学是一种积极的主体建构行为。所以，如何接受西方文论和中国传统文论，怎样建构一种多元融合，而又不失个性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取决于我们自己的文化意识和创造能力。在建构中国文学理论传承关系和话语体系方面，我们应该具有更加积极的态度，应该将书中所描述的隐性传承，转化为积极自觉的显性传承。该书作者显然致力于探索和建构一种积极的显性传承模式。他用“转换”来表达自己的这一主张，并赋予转换以继承和创新的内涵。他接受《文心雕龙》“望今制奇，参古定法”的“通变”观，提出四种转换的途径和范式：范畴的转换、观点的转换、方法的转换和体系的转换。

总之，该书充满了坚定的文化信念和主体性自觉。它表现了在中国传统文论话语的当代转型和未来建构中，学者个人的学术担当。

（摘编自李建军《中国文学不能失根》，2017年4月《中国社会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