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早晨都是一个愉快的邀请。我向曙光顶礼，忠诚如同希腊人。我起身很早，在湖中洗澡；这是个宗教意味的运动。黎明带回来了英雄时代。在最早的黎明中，我坐着，门窗大开，一只看不到也想象不到的蚊虫在我的房中飞，它那微弱的吟声都能感动我，就像我听到了宣扬美名的金属喇叭声一样。此中大有宇宙本体之感，宣告着世界的无穷精力与生生不息。黎明啊，一天之中最值得纪念的时节，是觉醒的时辰。那时候，我们的昏沉欲睡的感觉是最少的了。但是，如果我们并不是给我们自己的禀赋所唤醒，而是给什么仆人机械地用肘子推醒的；如果并不是由我们内心的新生力量和内心的要求来唤醒我们，既没有那空中的芬香，也没有回荡的天籁的音乐，而是工厂的汽笛唤醒了我们的，﹣﹣如果我们醒时，并没有比睡前有了更崇高的生命，那末这样的白天，即便能称之为白天，也不会有什么希望可言。感官的生活在休息了一夜之后，人的灵魂，或者就说是人的官能吧，每天都重新精力弥漫一次，而他的禀赋又可以去试探他能完成何等崇高的生活了。可以纪念的一切事，我敢说，都在黎明时间的氛围中发生。诗歌与艺术，人类行为中最美丽最值得纪念的事都出发于这一个时刻。所有的诗人和英雄都像曼依，那曙光之神的儿子，在日出时他播送竖琴音乐。早晨是我醒来时内心有黎明感觉的一个时候。改良德性就是为了把昏沉的睡眠抛弃。几百万人清醒得足以从事体力劳动，但是一百万人中，只有一个人才清醒得足以有效地服役于智慧；一亿人中，才能有一个人，生活得诗意而神圣。清醒就是生活。我还没有遇到过一个非常清醒的人。要是见到了他，我怎敢凝视他呢？

    我们必须学会再苏醒，更须学会保持清醒而不再昏睡，但不能用机械的方法，而应寄托无穷的期望于黎明，就在最沉的沉睡中，黎明也不会抛弃我们的。我没有看到过更使人振奋的事实了，人类无疑是有能力来有意识地提高他自己的生命的。能画出某一张画，雕塑出某一个肖像，美化某几个对象，是很了不起的；但更加荣耀的事是能够塑造或画出那种氛围与媒介来，从中能使我们发现，而且能使我们正当地有所为。能影响当代的本质的，是最高的艺术。每人都应该把最崇高的和紧急时刻内他所考虑到的做到，使他的生命配得上他所想的，甚至小节上也配得上。如果我们拒绝了，或者说虚耗了我们得到的这一点微不足道的思想，神示自会清清楚楚地把如何做到这一点告诉我们的。

    我到林中去，因为我希望谨慎地生活，只面对生活的基本事实 ， 看看我是否学得到生活要教育我的东西，免得到了临死的时候，才发现我根本就没有生活过。我不希望度过非生活的生活，生活是这样的可爱；我却也不愿意去修行过隐逸的生活，除非是万不得已。我要生活得深深地把生命的精髓都吸到，要生活得稳稳当当，生活得斯巴达式的，以便根除一切非生活的东西，划出一块刈割的面积来，细细地刈割或修剪，把生活压缩到一个角隅里去，把它缩小到最低的条件中，如果它被证明是卑微的，那末就把那真正的卑微全部认识到，并把它的卑微之处公布于世界；或者，如果它是崇高的，就用切身的经历来体会它，在我下一次远游时，也可以作出一个真实的报道。因为，我看，大多数人还确定不了他们的生活是属于魔鬼的，还是属于上帝的呢，然而又多少有点轻率地下了判断，认为人生的主要目标是“归荣耀于神，并永远从神那里得到喜悦”。

﹣﹣选自梭罗《瓦尔登湖》

窗子以外

林徽因

    话从哪里说起？等到你要说话，什么话都是那样渺茫地找不到个源头。

    此刻，就在我眼帘底下坐着，是四个乡下人的背影：一个头上包着黯黑的白布，两个褪色的蓝布，又一个光头。他们支起膝盖，半蹲半坐的，在溪沿的短墙上休息。每人手里一件简单的东西：一个是白木棒，一个篮子，那两个在树荫底下我看不清楚。无疑地他们已经走了许多路，再过一刻，抽完一筒旱烟以后，是还要走许多路的。兰花烟的香味频频随着微风，袭到我官觉上来，模糊中还有几段山西梆子的声调，虽然他们坐的地方是在我廊子的铁纱窗以外。

    永远是窗子以外，不是铁纱窗就是玻璃窗，总而言之，窗子以外！

    所有的活动的颜色、声音、生的滋味，全在那里的，你并不是不能看到，只不过是永远地在你窗子以外罢了。多少百里的平原土地，多少区域的起伏的山峦，昨天由窗子外映进你的眼帘，那是多少生命日夜在活动着的所在；每一根青的什么麦黍，都有人流过汗；每一粒黄的什么米粟，都有人吃去；其间还有的是周折，是热闹，是紧张！可是你则并不一定能看见，因为那所有的周折，热闹，紧张，全都在你窗子以外展演着。

    在家里罢，你坐在书房里，窗子以外的景物本就有限。那里两树马缨，几棵丁香；榆叶梅横出风的一大枝；海棠因为缺乏阳光，每年只开个两三朵——叶子上满是虫蚁吃的创痕，还卷着一点焦黄的边；廊子幽秀地开着扇子式，六边形的格子窗，透过外院的日光，外院的杂音。什么送煤的来了，偶然你看到一个两个被煤炭染成黔黑的脸；什么米送到了，一个人掮着一大口袋在背上，慢慢踱过屏门；还有自来水，电灯、电话公司来收账的，胸口斜挂着皮口袋，手里推着一辆自行车；更有时厨子来个朋友了，满脸的笑容，“好呀，好呀，”地走进门房；什么赵妈的丈夫来拿钱了，那是每月一号一点都不差的，早来了你就听到两个人唧唧哝哝争吵的声浪。那里不是没有颜色、声音、生的一切活动，只是他们和你总隔个窗子，——扇子式的，六边形的，纱的，玻璃的！

    你气闷了，把笔一搁说，这叫做什么生活！检点行装说，走了，走了，这沉闷没有生气的生活，实在受不了，我要换个样子过活去。健康的旅行既可以看看山水古刹的名胜，又可以知道点内地纯朴的人情风俗。走了，走了，天气还不算太坏，就是走他一个月六礼拜也是值得的。

    没想到不管你走到那里，你永远免不了坐在窗子以内的。不错，许多时髦的学者常常骄傲地带上“考察”的神气，架上科学的眼镜，偶然走到哪里一个陌生的地方瞭望，但那无形中的窗子是仍然存在的。不信，你检查他们的行李，有谁不带着罐头食品，帆布床，以及别的证明你还在你窗子以内的种种零星用品，你再摸一摸他们的皮包，那里短不了有些钞票；一到一个地方，你有的是一个提梁的小小世界。不管你的窗子朝向哪里望，所看到的多半则仍是在你窗子以外，隔层玻璃，或是铁纱！隐隐约约你看到一些颜色，听到一些声音，如果你私下满足了，那也没有什么，只是千万别高兴起说什么接触了，认识了若干事物人情，天知道那是罪过！  （有删改）

槐花

阿来

    突然袭来一股浓烈的花香。谢拉班在梦醒时突然感到过分的宁静，还闻到了稠重浓烈的花香。是槐花的香气。他关了灯，仰躺在床上。岗亭的顶尖就成了一只幽深的倒悬的杯子，里面斟满往事的气味。

    花香又一次袭来。谢拉班掀开楼顶口的盖板，下了楼梯。转过身子时，他发现了墙外河边的槐树。树和他就只隔着一条马路一扇铁栅门。目力所及，凡是被灰蒙蒙的灯光映射的地方都有巨大的寂静存在。而那些灯光照射不到的树林里、田野里、村庄里的夜晚似乎充满了声音，野兽走动，禽鸟梦呓，草木生长，夜风吹动……妻子死了，当派出所长的儿子看他孤独，为他办了农转非手续。这个以前远近闻名的猎手成了车场的守夜人。

    警车尖利的叫声划破了寂静。儿子他们又抓住小偷或者什么别的坏人了吗？谢拉班为那个小家伙担心了，虽然他知道小家伙不在城里。他曾听儿子说过：“叫小家伙不要再遇见我，他干的事够他蹲两年监狱。”

    躺在床上，闭上眼睛，那小家伙向他走来。那眉眼，那暴突的门牙都给人一种稚气的感觉。小家伙稚气未脱却故作老成，用一种突然有了钱，见了一点世界的大大咧咧的口气跟他说话：“嗨，老头……”谢拉班却偏偏对这么一个不懂礼貌的小家伙怀着父亲般的慈爱。他用哄孩子一样的声音说：“把车停好，停好。”停好车了，他又叮嘱他收好东西，关上车窗，上锁。每次都是等小家伙走远了，谢拉班才突然意识到：天哪，家乡话！老头已经很久不说家乡话了。除了家乡话，他只能讲几句和守车有关的不连贯的汉语。所以几乎失去了说话的机会。

    他刚进城时不住在这里，跟儿子和儿媳妇住在一起。儿媳妇说汉语，戴着眼镜，说话轻声细语。谢拉班尤其喜欢她那口整齐洁白的牙齿。儿媳妇给了他一间专门的房子。床低矮柔软。墙上挂着他舍不得卖掉的火枪，一对鹿角、几颗野猪獠牙和几片野鸡翎子。窗下有一张躺椅，上面铺着熊皮。儿媳妇经常让同事和上司来参观，这个老猎手的房间引起了他们的赞叹。谢拉班终于渐渐明白，那赞叹不是冲他来的，而是冲着儿媳妇，赞叹她对一个形貌古怪的藏族公公的孝敬而发的。最终的结果是她成了妇联的领导。那天家里摆了酒，还有好多的菜。吃完，儿媳妇用牙签拨弄牙缝，拨断了几根签子也没弄出点什么。她大张开嘴唇，这时，全部上牙就掉了下来。儿媳妇可爱的牙齿是假的！谢拉班对儿子说：“我受不了了。”

     “为什么？”“你老婆是假的，牙齿。是你打掉的吗？”儿子摇头。儿媳妇问丈夫：“你们说什么，你们用汉话谈吧。”“父亲不会。”“慢慢学嘛。”说完，她就端起那个装假牙的杯子进了另一间房子。谢拉班突然高声说：“我要回家！”于是他就成为车场的守夜人了。

    刚守夜的时候还没有这个专门的停车场。原先的车都停在一个僻静的十字街口。守夜人住在一幢六层楼房下平时不用的安全门洞里，门洞很小，刚好能放下一架床、一只火炉和他宽大的身子。后来，他把儿子为他架的床拆了，在地上铺上那张熊皮，听着火炉里的噼啪声和那好闻的松脂香气，在熊皮上安然入眠。

    小家伙每次都给他捎来东西：一捆引火的干树枝，点燃后熏除蚊虫和秽气的新鲜柏枝，糖果，甘蔗，鼻烟，甚至还带来过一摞连环画和一把玩具手枪。然后就和他告别，上街吃饭，打下点小注的台球。有一次，小家伙从车上抱出来大把洁白芬芳的槐花，他把槐花扔在熊皮上，小屋里立即充满了槐花的香气。他又从车上取下一小袋麦面，说：“做个馍馍吧，家乡的槐花馍馍吧。”谢拉班生火，烧水，和面，在面粉中掺进细碎的槐花瓣子。馍馍熟了。馍馍上纹路开阔，眉开眼笑，香气四溢。小屋里缭绕着甘甜的槐花香气。

    现在。在这个槐花初放、香气浓郁的夜半，谢拉班躺在床上，他好像又看到说家乡话的小家伙从车上下来时摹仿那些最老成的司机的姿态，听见他喊：“老头，嗨！”

    组成这个城市的建筑正从模糊的、似梦非梦的灯光下解脱出来，谢拉班就从床上起来。那天他花了很长时间把一些废钢条绑成了一架梯子，把梯子扛到槐树下，采摘了许多芬芳洁白的槐花。

(选自《阿坝阿来》，有改动)

谁在深夜祈祷

江少宾

    佛香盘旋。从我家的防盗门到她家的防盗门，不过五米，这段花岗岩铺就的楼道，成了一道无法逾越的天堑。她刻意将自己封闭起来，不愿意和左邻右舍发生任何交集。说是左邻右舍，其实就是门对门。城市到底不比乡下，所谓的邻居，往往都是陌生人。

    这让我想到一位古稀老人，那时候我刚刚大学毕业，租住在庐州城南的一片平房里。老人的腰身已经完全佝偻了，又有些耳背，因此基本上不和邻居们走动。有一次，我撞见老人在走廊里拾起一张窝成一团的纸币，心里有些好奇，当我将手习惯性地探向自己的口袋时，老人立即举起那张窝成一团的纸币，“可是你的？”我笑着摇了摇头。“真不是你的？”老人继续举着那张纸币，他的穷追不舍既让我有些诧异，又有一些难为情。我正想着如何脱身，邻居们忽然都从门后闪了出来，他们的神情让我确信，他们已经知道了我和老人之间发生的事情。那时候防盗门还不太盛行，但每家每户都要在木门外面再安装一道铁栅门，铁栅门上蒙着一层深色的薄纱。深色的薄纱，自然的隐身术，遁藏着无数双偷窥的眼睛。他们果然七嘴八舌地议论了起来，眉飞色舞，仿佛老人捡到的不是一张脏兮兮的面值五元的纸币，而是一笔惊人的巨款。

    那张脏兮兮的面值五元的纸币，最终还是无人认领，但那一次非凡的经历，却让老人养成了捡钱的习惯。然而，老人捡钱的频率实在太高了，第一天，他在走廊里举着一枚硬币，“菊花”中间有一个小孔；第三天，他又在走廊里举着一枚硬币，“菊花”中间有一个小孔……这时候大家已经明白了其中的原委，老人于是挨家挨户地敲门。没有人开门，大家都在忙着，没有人愿意为这个自作聪明的老人浪费哪怕一分钟!我承认自己也没有开门，我不愿意陪老人玩这种拙劣的把戏，那只会沦为大家的笑柄。那时候，我还无法理解这个行为怪诞的老人。

    我在那片平房里寄居了三年。三年里，没有一个人来探望过这个弯腰驼背的古稀老人。他从何而来？膝下有无儿女？邻居们都不知道这些信息，唯一能够确认的是，老人姓秦，自称“退休职工”。在漫长的独居生活里，老人的耳朵已经完全聋了，腰几乎弯成了虾米。他不再频繁地捡钱，也不再理会邻居。长日里，离群索居的秦老活像一个藏在薄纱后面的幽灵，从他门前路过时，我总能看到幽暗的客厅里浮着一张呆滞的脸。所谓的“客厅”，其实只有五六个平方，陈设也非常简单——左边，靠墙，放着一把藤条已四处断裂的太师椅，太师椅的左前方，横着一张矮矮的窄窄的玻璃小茶几；右边，靠墙，挤着一张四四方方的餐桌，餐桌上的黑白电视机只有十四吋，看上去比秦老还老，布满各种伤痕。秦老喜欢躺在太师椅上，只看电影频道，而且始终静音。

    如今，转眼二十年过去，城南的那片平房已经消失了，连同平房一起消失的，还有那些我曾经无比熟悉却又完全陌生的邻居们。每次经过城南，我总会想起弯弓一样的秦老，他的孤独，一眼望不到尽头。他的无助，一眼望不到尽头。我不知道秦老是否健在？然而，秦老在抑或不在，对我来说，又有什么区别呢？正如对门那个隐身的邻居，在我的世界里，他们，都只是过客。

    我们每个人也都是世界的过客，不同的只是，我们和世界之间的联系或深或浅、或长或短而已。在坚硬的城市里浮游，我们每个人也都是孤独的，无处安放的灵魂，在深夜里祈祷着俗世的平安与肉身的健康。为此我时常悲不自禁——世界那么大，但始终只有一隅，和我们紧密相关。

善人

老舍

    汪太太最不喜欢人叫她汪太太；她自称穆凤贞女士，也愿意别人这样叫她。她丈夫很有钱，她老是不客气地花着；花完他的钱，而被人称穆女士，她就觉得自己是个独立的女子，并不专指着丈夫吃饭。

    穆女士一天到晚甭提多忙。不说别的，就先拿上下汽车说，穆女士——也就是穆女士！——一天得上下多少次。哪个集会没有她？哪件公益事情没有她？换个人，那么两条胖腿就够累个半死的。穆女士不怕，她的生命是献给社会的；那两条腿再胖上一圈，也得设法带到汽车里去。她永远心疼着自己，可是更爱别人，她是为救世而来的。

    穆女士还没起床，丫环自由进来回话。她嘱咐过自由们不止一次了：她没起来，不准进来回话。丫环就是丫环，叫她“自由”也没用，天生的不知好歹。她真想抄起床旁的小桌灯向自由扔去，可是觉得自由还不如桌灯值钱，所以没扔。

    “自由，我嘱咐你多少回了！”穆女士看看钟，快九点了，她消了点气，是喜欢自己能一气睡到九点，身体定然不错；她得为社会而心疼自己，她需要长时间的睡眠。

    “不是，太太，女士！”自由想解释一下。

    “说，有什么事！别磨磨蹭蹭的！”

    “方先生要见女士。”

    “哪个方先生？方先生可多了，你还会说话呀！”

    “老师方先生。”

    “他又怎样了？”

    “他太太死了！”自由似乎很替方先生难过。

    “不用说，又是要钱！”穆女士从枕头底下摸出小皮夹来：“去，给他二十，叫他快走！”

    穆女士的早饭很简单：一大盘火腿蛋，两块黄油面包，草果果酱，一杯加乳咖啡。吃着火腿蛋，她想起方先生来。方先生教二少爷读书，一月二十块钱，不算少。不过，方先生到底可怜，她得设法安慰方先生：“自由，叫厨子把鸡蛋给方先生送十个去，嘱咐方先生不要煮老了，嫩着吃！”

    穆女士咂摸着咖啡的回味，想象着方先生吃过嫩鸡蛋必能健康起来，足以抵抗得住丧妻的悲苦。继而一想，以后索性就由她供给他两顿饭，那可就得少给他几块钱。他少得几块钱，可是吃得舒服呢。她总是给别人想得这么周到；不由她，惯了。她永远体谅人怜爱人，可是谁体谅她怜爱她呢？想到这儿，她觉得生命是个空虚的东西。工作，只有工作使她充实，使她睡得香甜，使她觉到快活与自己的价值，她到书房去看这一天的工作。

    她的秘书冯女士已在书房等一点多钟了。冯女士才二十三岁，长得不算难看，一月挣十二块钱。穆女士的交际多么广，做她的秘书当然能有机会遇上阔人；假如嫁个阔人，一辈子有吃有喝，岂不比现在挣五六十块钱强？穆女士为别人打算老是这么周到，而且眼光很远。见了冯女士，穆女士吸了口气：“哎！今儿又有什么事？说吧！”她倒在个大椅子上。

    冯女士把记事簿早已预备好了：“穆女士，盲哑学校展览会，十时二十分开会；十一点十分，妇女协会，您主席；十二点，张家婚礼；下午……”

    “先等等，”穆女士又叹了口气，“张家的贺礼送过去没有？”

    “已经送过去了，一对鲜花篮，二十八块钱，很体面。”

    “啊，二十八块的礼物不太薄，下午一共有几件事？”

    “五个会呢！”

    “甭告诉我，我记不住。等我由张家回来再说吧。”

    穆女士不想去盲哑学校，可是又怕展览会相片上没有自己，怪不合适。她决定晚一会儿，正赶上照相才好。这么决定了，她很想和冯女士再说几句，倒不是因为冯女士有什么可爱的地方，而是她自己觉得空虚，愿意说点什么……解解闷儿。她想起方先生来：“冯，方先生的妻子过去了，我给他送了二十块钱去，和十个鸡蛋，怪可怜的方先生！”穆女士的眼圈真的有点发湿了。

    冯女士早知道方先生是自己来见汪太太，她不见，而给了二十块钱，可是她晓得主人的脾气，说：“方先生真可怜！可也是遇见女士这样的人，赶着给他送了钱去！”

    穆女士脸上有点笑意：“我永远这样待人；连这么着还讨不出好儿来，人世是无情的！”

    “谁不知道女士的慈善与热心呢！”

    “哎！也许！”穆女士脸上的笑意扩展得更宽了些。

    “二少爷的书又得荒废几天！”冯女士很关心似的。

    “可不是，老不叫我心静一会儿！”

    “要不我先好歹地教着他？我可是不很行呀！”

    “你怎么不行！我还真忘了这个办法呢！你先教着他得了，我亏不了你！”

    “您别又给我报酬，反正就是几天的事，方先生事完了还叫方先生教。”

    穆女士想了会儿，“冯，你就教下去，我每月一共给你二十五块钱，岂不是很好？”

    “就是有点对不起方先生！”

    “那没什么，遇机会我再给他弄个十块八块的事；那没什么！我可该走了，哎！一天一天的，真累死人！”

（节选自《老舍短篇小说选》，人民文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