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骨

迟子建

    他们说这条江在几十年前是用麻绳捕鱼的。他们说这话的时候，眼睛里闪烁着陶醉的光辉。

    漠那小镇的人们一到冬天就谈论起关于这条江的故事。风雪像铠甲一样包围了镇子的时候，无论从哪一个角度去望大地，都给人一种白茫茫的感觉。而逼人的寒冷也像瘟疫一样弥漫了整个小镇。

    也记不得是哪一天了，总之是有那么一天，漠那小镇最敏感的女人旗旗大婶忽然向全镇的人宣告了一条重要的消息：镇长成山家门前晃着一堆鱼骨。其中有一根鱼脊骨像大拇指那般粗。它们是鲜鱼的鱼骨，鱼骨上缠着带着红色腥味的血丝。

    于是，镇子上男女老少就像去赶着看一场露天电影似的，纷纷走出自家的门院，带着惊喜和疑惑去看那一堆鱼骨。

    那真的是一堆鱼骨，旗旗大婶没有说错。它们很生动地躺在一片白雪地上，极北的太阳很冷清地照出它们象牙般的肤色。

    “嗬呀，这么漂亮的鱼骨，一定是条二三十斤的大鱼！”旗旗大婶在人群中感慨着，然后把目光投在我的身上说，“外乡人，你没有见过这样的鱼骨吧？”

    “这么粗的我见过，但这么漂亮的没见过。”

    “是啊，这条江开了怀了！”有人跟着说。

    这条江在几十年前，可以很随意地用麻绳系起一张网，撒在江中，然后鱼就像爬满了篱笆的葫芦似的钻了一网。起网时鱼尾翻卷，鳞光闪烁，那真是让人百思不厌的美好时光。

    可是几十年后，江水不似往昔那般喧嚣，它平静而沉稳，就像个行将入土的人。而漠那小镇的人们，一到漫漫长冬的时刻，就热切地思恋起她的过去。

    人们议论了一番，兴致就蓬勃起来了。大家纷纷回家，准备着捕鱼的工具。旗旗大婶很慷慨地把那块最精彩的鱼骨送给我了。

    傍晚，天气骤然冷起来。白蒙蒙的江面上弥漫着无边的寒气。旗旗大婶凿好了第一口冰眼，将一张大网甩进江底。

    平素寂静的江面霎时活跃起来了。远远近近的都是人影。近处的人影像被风摇摆的黑橡树，而远处的人影则模模糊糊，像夜空中的云彩。

    一个小时过去后，旗旗大婶打算起第一片网了。

    “这网头很轻，好像是……”旗旗大婶顾自说着，蹲在冰眼前熟练地拽起网来。

    银白的渔网从黑沉沉的江水中被提出来了。一出水面，它们就变成了一块大花布。网上有的地方恰恰被火光照着，就成了一片霞光；有的地方隐在夜色中，就变成了灰蓝。旗旗大婶沉默着，我沉默着，寒风也冷峭地沉默着，只有火盆热烈地响着，那些贪婪的火舌活跃地舔着夜色。

    整片网起出来了，没有一条鱼。旗旗大婶一屁股坐在冰上，阴郁地抽起烟来。旗旗大婶抽烟抽得很凶。

    我走上江岸，把皮袄裹紧，站在黑沉沉的柳毛丛中。此时的漠那小镇，在风雪中静静地沉睡了。镇子中听不见狗吠，所有的房屋都融在蒙蒙的夜色中，成为自然的一部分。而这条冰封的大江，却渔火点点，人影绰绰，全然一幅原始村落的平和的生活图画。

    旗旗大婶起了三片网，基本都空，她忽然怀疑起那一堆鱼骨来。

    后半夜是最难捱的时光。寒冷、饥饿、疲乏同时袭来。我觉得双腿已经冻得麻木不堪。夜空中的繁星好像离我们这般的近，又那般的远。

    凌晨四点多钟，旗旗大婶已经起了十二片网了。冰面上扔着几条杂鱼。

    天有些灰蒙蒙了，灿烂的群星也显得不那么灿烂。江面上泼墨似的摊着一堆堆火盆燃尽的残渣，而寒气把每个人的脸都弄得又红又粗的，像是松树皮。

    旗旗大婶守了一夜，虽然哈欠连天，但精神却很饱满。她说这几条杂鱼可以美美地吃上一顿了。于是她又讲起这条江的过去。她说每次渔汛到时，捕上来的鱼摆满了江面，家家都要套上狗爬犁才能把鱼装回去。

    江面上残灭的渔火忽明忽灭。而远方大山的轮廓却渐渐澄澈起来。八点左右，在东边天出现一团毛茸茸的太阳，被寒气包裹着的像堆羽毛的太阳。漠那小镇的上空升起了一缕缕迷茫的炊烟。

    这时，镇长成山突然出现在江面上。他像巡逻兵似的从南走到北，又从北走到南，然后把江面上所有捕鱼的人召集在一起，庄重地宣布了一桩秘密。

    那堆鱼骨是他故意摆在那的。因为他们接到了一个任务：要把这山林中的一头大黑熊活活捉住。他们已经多年不做这样的事了，他担心他们胜任不了猎熊的工作。所以，就试探着摆出鱼骨，看他们是否还像几十年前一样的敏感而有耐力。

（有删改）

塾师老汪

    老汪在开封上过七年学，也算有学问了。老汪瘦，留个分头，穿上长衫，像个读书人；但老汪嘴笨，又有些结巴，并不适合教书。也许他肚子里有东西，但像茶壶里煮饺子，倒不出来。头几年教私塾，每到一家，教不到三个月，就被人辞退了。

    人问：“老汪，你有学问吗？”

    老汪红着脸：“拿纸笔来，我给你做一篇述论。”

    人：“有，咋说不出来呢？”

    老汪叹息：“我跟你说不清楚，躁人之辞多，吉人之辞寡。”

    但不管辞之多寡，学堂上，《论语》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一句，哪有翻来覆去讲十天还讲不清楚的道理？自己讲不清楚，动不动还跟学生急：“啥叫朽木不可雕呢？圣人指的就是你们。”

    四处流落七八年，老汪终于在镇上落下了脚。

    老汪的私塾，设在东家老范的牛屋。老汪亲题了一块匾，“种桃书屋”，挂在牛屋的门楣上。老范自家设私塾，允许别家孩子来随听，不用交束脩，自带干粮就行了。十里八乡，便有许多孩子来随听。由于老汪讲文讲不清楚，徒儿们十有八个与他作对，何况十有八个本也没想听学，只是借此躲开家中活计，图个安逸罢了。但老汪是个认真的人，便平添了许多烦恼，往往讲着讲着就不讲了，说：“我讲你们也不懂。”

    如讲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徒儿们以为远道来了朋友，孔子高兴，而老汪说高兴个啥呀，恰恰是圣人伤了心，如果身边有朋友，心里的话都说完了，远道来个人，不是添堵吗？恰恰是身边没朋友，才把这个远道来的人当朋友呢；这个远道来的人，是不是朋友，还两说着呢；只不过借着这话儿，拐着弯骂人罢了。徒儿们都说孔子不是东西，老汪一个人伤心地流下了眼泪。

    老汪教学之余，有个癖好，每月两次，阴历十五和三十，中午时分，爱一个人四处乱走。拽开大步，一路走去，见人也不打招呼。有时顺着大路，有时在野地里。夏天走出一头汗，冬天也走出一头汗。大家一开始觉得他是乱走，但月月如此，年年如此，也就不是乱走了。十五或三十，偶尔刮大风下大雨不能走了，老汪会被憋得满头青筋。一天中午，东家老范从各村起租子回来，老汪身披褂子正要出门，两人在门口碰上了。老范想起今天是阴历十五，便拦住老汪问：“老汪，这一年一年的，到底走个啥呢？”

    老汪：“东家，没法给你说，说也说不清。”

    这年端午节，老范招待老汪吃饭，吃着吃着，又说到走上。老汪喝多了，趴到桌角上哭着说：“总想一个人。半个月积得憋得慌，走走散散，也就好了。”

    这下老范明白了：“怕不是你爹吧，当年供你上学不容易。”

    老汪哭着摇头：“不会是他。”

    老范：“如果是活着的人，想谁，找谁一趟不就完了？”

    老汪摇头：“找不得，找不得，当年就是因为个找，我差点丢了命。”

    老范心里一惊，不再问了，只是说：“大中午的，野地里不干净，别碰着无常。”

    老汪摇头：“缘溪行，忘路之远近。”

    又说：“碰到无常也不怕，他要让我走，我就跟他走了。”

    老汪的老婆叫银瓶。银瓶不识字，但跟老汪一起张罗私塾。老汪嘴笨，银瓶嘴却能说。但她说的不是学堂的事，尽是些东邻西舍的闲话。嘴像刮风似的，想起什么说什么。人劝老汪：“老汪，你是有学问的人，你老婆那个嘴，你也劝劝。”

    老汪一声叹息：“一个人说正经话，说得不对可以劝他；一个人胡言乱语，何劝之有？”

    银瓶除了嘴能说，还爱占人便宜，不占便宜就觉得吃亏。逛一趟集市，买人几棵葱，非拿人两头蒜；买人二尺布，非搭两绺线。夏秋两季，爱到地里拾庄稼，碰到谁家还没收的庄稼，也顺手牵羊捋上两把。从学堂出南门离东家老范的地亩最近，所以捋拿老范的庄稼最多。一次老范到后院牲口棚看牲口，管家老季跟了过来：“东家，把老汪辞了吧。”

    老范：“为啥？”

    老季：“老汪教书，娃儿们都听不懂。”

    老范：“不懂才教，懂还教个啥？”

    老季：“不为老汪。”

    老范：“为啥？”

    老季：“为他老婆，爱偷庄稼，是个贼。”

    老范挥挥手：“娘们儿家。”

    又说：“贼就贼吧，我五十顷地，还养不起一个贼？”

    这话被喂牲口的老宋听到了。老宋也有一个娃跟着老汪学《论语》，老宋便把这话又学给了老汪。没想到老汪潸然泪下：“啥叫有朋自远方来？这就叫有朋自远方来。”

（选自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有删改）

两个人的历史

余华

    一九三〇年八月，一个名叫谭博的男孩和一个名叫兰花的女孩，共同坐在阳光无法照耀的台阶上。作为少爷的谭博和作为女佣女儿的兰花，时常这样坐在一起悄悄谈论着他们的梦。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十七岁的谭博已经不再和十六岁的兰花坐在门前的石阶上。那时候谭博身躯里青春荡漾，他有时会突然拦住兰花，眉飞色舞地向她宣讲一些进步的道理。那时候兰花总是低头不语。在这年十一月的最后一天里，兰花与往常一样用抹布擦洗着那些朱红色的家具。谭博坐在窗前阅读泰戈尔有关飞鸟的诗句。兰花擦着家具时尽力消灭声响，她偶尔朝谭博望去的眼神有些抖动。她希望现存的宁静不会遭受破坏。然而阅读总会带来疲倦。当谭博合上书，他必然要说话了。最近，他常常梦见自己坐上了一艘海轮，这种渴望出门的欲望在清醒时也异常强烈。“我想去延安。”他告诉她。她迷茫地望着他，显而易见，延安二字带给她的只能是一片空白。他并不打算让她更多地明白一些什么，他现在需要知道的是她近来梦中的情景。她重现了一九三〇的害臊。然后她告诉他近来她也有类似的梦。不同的是她没有置身海轮中，而是坐在了由四人抬起的轿子里，她脚上穿着颜色漂亮的布鞋。轿子在城内各条街道上走过。他听完微微一笑，说：“你的梦和我的梦不一样。”

    一九五〇年四月，作为解放军某文工团团长的谭博，回到了他的一别就是十年的家中。此刻全国已经解放，那时候兰花依然居住在他的家中，只是不再是他母亲的女佣，开始独立地享受起自己的生活。谭博英姿勃发走入家中的情景，给兰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时兰花已经儿女成堆了，她已经丧失了昔日的苗条，粗壮的腰扭动时抹杀了她曾经有过的美丽。

    在此之前，兰花曾梦见谭博回家的情景，居然和现实中的谭博回来一模一样。因此在某一日中午，当兰花的丈夫出门之后，兰花告诉了谭博她梦中的情景。“你就是这样回来的。”兰花说。谭博听后也回想起了他在回家路上的某一梦，梦中有兰花出现，但兰花依然是少女时期的形象。

    “我也梦见过你。”谭博说。他看到此刻变得十分粗壮的兰花，不愿费舌去叙说她昔日的美丽。有关兰花的梦，在谭博那里将永远地销声匿迹。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垂头丧气的谭博以反革命分子的身份回到家中。母亲已经去世，他是来料理后事的。此刻兰花的儿女基本上已经长大成人。谭博身穿破烂的黑棉袄在兰花身旁经过时，略略站住了一会儿，向兰花胆战心惊地笑了笑。兰花看到他后轻轻“哦”了一声。于是他才放心地朝自己屋内走去。过了一会儿，兰花敲响了他的屋门，然后问他：“有什么需要我？”谭博不知该说些什么。母亲去世的消息是兰花设法通知他的。这一次，两人无梦可谈。

    一九八五年十月。已经离休回家的谭博，终日坐在院内晒着太阳。还是秋天的时候，他就怕冷了。兰花已是白发苍苍的老人了，可她依然十分健壮。她将一盆衣服搬到水泥板上，开始洗刷衣服。谭博眯缝着眼睛，看着她的手臂如何有力地摆动。在一片“唰唰”声里，他忧心忡忡地告诉兰花：他近来时常梦见自己走在桥上时，桥突然塌了。走在房屋旁时，上面的瓦片奔他脑袋飞来。兰花听了没有作声，依然洗着衣服。谭博问：“你有这样的梦吗？”“我没有。”兰花摇摇头。

（有删改）

仇恨

安勇

    袁五谷和袁丰登做了一辈子的仇敌。在我看来，这两个人都有置对方于死地的决心和勇气。

    比如说吧，一条路，如果袁五谷刚走过了，袁丰登就说啥也不肯再走，宁可绕远走另一条路。实在没有另一条路呢，袁丰登在这条路上走一步，就冲着想象中的袁五谷的背影吐一口唾沫，再走一步，又吐一口唾沫。吐完了就骂一句：袁五谷你真不是个人。当然了，袁五谷也是如此。

    我十岁那年，袁五谷从乡政府调到了县政府。转年，袁丰登从乡中学调到了县教委。没多久，上级就开始调查袁丰登的问题，查来查去发现，袁丰登这个同志是清白的，没啥问题。袁丰登也弄明白了，是袁五谷给上级写了封信揭发他的问题，意思就是想把他再弄回农村去。不久后，上级又开始调查袁五谷，查来查去，这个同志也是清白的。不用问，是袁丰登回报了一封举报信。

    某一天早晨，在县医院旁边的一座石拱桥上，袁五谷和袁丰登狭路相逢了。两个仇人一东一西，像两轮不共戴天的太阳似的，升到拱桥中间的弧顶处时，就同时停住了。袁五谷不说话，拿眼睛使劲瞪着袁丰登。袁丰登也不说话，拿眼睛使劲瞪着袁五谷。他们俩的影子投到桥下的河水里，一个伸着脖子，另一个也伸着脖子，看起来像两只斗架的公鸡。袁五谷不肯让路，袁丰登也不肯让路，都是钉子似的，在桥上钉着。后来，两个人，四只眼，都瞪得要冒血了，四条腿也不停地打哆嗦。这才同时把头转过去，冲后面“呸”地吐一声，下桥，找另一条路去了。隔着河他们又同时回过头来，冲着对方“呸”了一声。

    袁五谷和袁丰登虽然仇深似海，但他们俩对我都非常好，他们一个是我的亲二叔，另一个是我的亲三叔。而且在我心里，他们也都是挺不错的人。我一直想搞清楚，在他们这对亲兄弟之间到底理藏着什么仇恨？当然了，我更希望他们能解开心里的疙瘩，丢开仇恨。一家人和和美美地相处，不是更好吗？

    我曾经不止一次地问过父亲、母亲、爷爷、奶奶，二叔和三叔是为什么成为仇人的？但每次问，他们都摇摇头说不知道，知道的就是他们俩有仇。没办法我只好去问两位当事人，在这个问题上，二叔袁五谷和三叔袁丰登的回答是相同的，他们都告诉我六个字：袁丰登（五谷）不是人。我如果接着问为什么就不是人了呢，他们就都瞪着眼睛大发雷霆，摆出一副恨不得吞了对方的架势，闭口不提。

在二叔和三叔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成了我心头最大的一个疑团。后来我又问过好多人，他们都知道二叔和三叔有仇，有大仇，但没有一个人能说清楚仇恨的根源。

    我二叔袁五谷在七十岁那年得了重病，临死指名要见我最后一面。我握着他的手泪流满面，想不起来该对他说点什么，最后竟然又问了他和三叔的仇很。已经奄奄一息的二叔听到三叔两个字，立刻瞪圆了眼睛，从喉咙里挤出几个字：他不是人。这也是二叔临死说的最后一句话，算是他的遗言吧！

    二叔死后，三叔大笑了三天，逢人就说那个不是人的家伙袁五谷死了，第四天早晨睁开眼睛，三叔还准备接着笑时，突然扑通一声倒在了地上。我们大家赶到时，三叔已经不行了，如果三叔也死了，那么我心头的疑团就永远也解不开了，所以一见面我就毫不犹豫地问三叔。当时，三叔的脸上还有一缕没来得及绽放的笑容，那笑容花骨朵一样在肉皮里含着。这次三叔没有告诉我袁五谷不是人。他好像仔细想了想，然后重重地摇了摇头，告诉我四个字。四个字刚说完，一歪头就走了。

    我三叔袁丰登的墓地在县城的一小山上，左边是棵老松树，右边是另一个墓地，是我二叔袁五谷的墓地。安葬了三叔后，我在两个叔叔的墓碑前哭了一整天，边哭边想着三叔说的最后四个字，我无论如何也没想到，三叔说的竟然是：记不清了。

    这四个字是三叔在世上说的最后一句话，也算是他的遗言吧！

（有删改）

扶贫电脑的命运

段淑芳

    苦瓜村是名副其实的苦瓜村。800多户人家稀稀拉拉地点缀在青山脚下，像捉迷藏似的，老远老远才能找到一两户灌木环绕下的土坯房。偌大的村子竟不通马路.村人去三四十里外的镇上用自己园子里的白菜和苞谷换点油盐，每每是早上踩着露水出去，晚上踏着月亮归来，人口相对集中的村口代销店有一架老式的程控电话，因为极少有人问津，竟蒙上了一层厚厚的灰。村人舍不得花钱去用那玩意儿，与外地打工的崽女通一次话的费用可是一天的口粮呀！

    村人世世代代在苦瓜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似乎从没想过还有别的活法。直到有一天，几辆“桑塔纳”车轮滚滚地停在村子路口，下来一些拍着衣服上灰粒的体面人，村人像看外星人一样围拢了来，还是留着长胡须的村长见过世面，赶忙上前与体面人一一握手，嘴里不住嚷嚷：辛苦了，辛苦了！镇长介绍说：这是省里来的扶贫工作队，来帮助苦瓜村脱贫致富的。

    省里来的扶贫工作队在村里住下后还真不走了。

    村长把自己家里最好的上房腾出，让工作队住下来，是卧室，也是办公的地方。村长把自己家里最好的八仙桌抬出来，是饭桌，也是办公桌。村长让自己的老婆一日三餐好生对待。为了方便扶贫队晚上办公，村长特意把原来十瓦的灯泡换成了六十瓦的，那明晃晃的灯光，在村民们看来，就好像是挂在房间里的太阳。

    体面人对村长说：村人太穷了，那么丁点大的娃子就辍学外出打工了，多可惜呀！村人不出门，看不到外面的世界，学不到新技术，想致富也找不到门路。我已跟省里主管部门反映了，让他们捐几台电脑过来，在村里开辟远程教育，让大家都来了解了解外面的世界，看看啥适合自己，学知识、增见识，争取更早的脱贫致富。

    体面人说了没几天，村里就敲锣打鼓放鞭炮，村人像过年一样迎来了省里专门用小车托运来的六台电脑。村长看到这些，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

    村长一高兴，咬牙去镇里最好的“十里香”酒家摆了两桌招待省里一行人。

    体面人告诉村长，现在电脑有了，但光有电脑不行，还得有专门的电脑桌，还得开辟一间铺好水泥、有空调的屋子作教室，没有空调也得有吊扇，因为电脑这东西很娇贵，要散热、防潮，否则沾了湿气就很容易损坏，这可是上面特意调配的。

    村里的土坯房都一个样，透风漏雨的，只有几间像样的泥巴屋，听体面人这么一说，村长不敢有丝毫的疏怠，赶紧从紧的不能再紧的村账上，抽出一笔钱加强维修。凹凸不平的泥巴地被填平了，还用石墩夯实了；六台整齐、实用的电脑桌加班加点赶出来了；远程教育教研室的招牌订好了；屋顶的楼檐下还吊了两把吊扇，就差选个好日子来举行挂牌仪式了。

    这一天终于来了。村里又是张灯结彩，敲锣打鼓。村民们都聚拢了过来。

村长主持，刘副市长作完了热情洋溢、洋洋洒洒的报告。大伙儿饶有兴致地观看了初具规模的远程教育教研室，尔后直奔“十里香”酒家。

    曲终人散。冷静下来的村长想到了一个严峻的问题：村里没人懂电脑。这电脑放在这岂不成了摆设，村里的远程教育不也成了一句空话？为了把这功在千秋、利在万代的事做得圆满，村长不得不再次忍痛以800元的水从镇里请了名电脑高手任教。800元可不是个小数目，相当于3个村干部的月工资呢，可为了山里的娃子们，村长觉得值。

    电脑高手看了看一屋子配套整齐，井然有序的电脑，摇了摇头，发出了一声沉重的叹息：唉，这远程教育的计划暂时得搁浅了！”村长急了，说：“有问题吗？”电脑高手说：“电脑是新的，错不了，但远程教育必须联网才能实现。联网必须得有电话，村里唯一一部电话机却在30多里路远的村口啊！”

送客

欧阳明

    夜里下过小雨，地里吸足了水分。太阳一早就出来了，暖乎乎的。地早翻出来了，种子也早备好了，总算等到这样一个播种的好天气啦！

    可老王下不了地，得陪亲家！

    亲家三天前就来了，一个人，说是想看看外孙。

    亲家母咋没来呢？见面的时候，老王问。

    上庙子去了。亲家说。

    亲家有一年多没过来了。几十里远呢，来一趟不容易。老王就打肿脸充胖子，大鱼大肉地款待，还放下农活，陪亲家东拉西扯摆闲龙门阵。

    原以为亲家看看外孙就会走，可三天过去了，看不出有要走的意思。

    老伴脸上早就挂不住了，昨晚对老王说，是不是吃好了，不想走？要不，明天就不办酒办肉了？

    不办显得我们小气。老王说。

    没钱了，咋办嘛？

    借！估计明天就会走了。老王说。

    可吃过早饭，亲家还是没走的意思。看着大好天气就这么白白溜走，老王急得发毛，但面子上却不敢表露出来，只能笑眯眯地，继续陪着亲家东拉西扯地闲聊。

    老王，过来提潲桶！

    老王刚把卷好的叶子烟递给亲家，就听见老伴在灶屋里喊。

    一进灶屋，老伴就咬着老王的耳朵，小声说，别陪他摆龙门阵了，想法让他走！一边说，一边拿眼去瞟灶屋的门口。

    他不说走，有啥办法？总不能直接叫他走吧？老王说。

    管你的，不叫他走，我就走！老伴说完，自己提着潲桶去了猪圈。即刻，猪圈里就传来了猪的叫声和老伴的骂声，死瘟丧，叫啥？只晓得吃，又不长肉，明天弄去杀了你，看你还叫不叫！

    老王怕亲家听到老伴的骂声怄气，赶忙给亲家把烟点上。然后，搬了条凳子，坐在亲家对面。看亲家的脸色，没有什么变化，心里才踏实了许多。

    几口烟过后，老王叭地一声，吐出一口酽痰，用鞋底来回磨了三次。然后，清了清牛毛肚一样粗糙的嗓子，对亲家说，亲家母到庙子住多久啊？

    一周，说是打佛七。

    老王知道，打佛七就是到庙子念经，要七天。就哦了一声，顿了顿，又问，你家地里下种没有？

    没有。

    再不种就错过季节，没啥收成了。

    错过就算了，反正也卖不了几个钱。亲家说。吐出一团白烟。

    老王突然找不到话说。一个劲儿把叶子烟抽得吱吱叫唤，像在喊痛。

    这时，院子里突然来了几只鸟，叽叽喳喳地叫着，不停地在树枝上跳上跳下的。鸟们叫喳了一会儿，就轰地一声飞走了。但没过多久，又飞了回来，叽叽喳喳地又叫。

    老王抬头眯起眼睛看了一会儿，突然弯腰捡起几块瓦片。

    做啥呢？亲家问。

    赶鸟！狗日的，要走不走的，叫得人心烦！老王说完，手中的瓦片就飞了出去。鸟受到惊吓，轰地一声，全飞走了。走了，就没再回来。

    亲家无语，一个劲儿把叶子烟抽得吱吱叫唤，也像在喊痛。

    连续抽了几口烟后，亲家突然起身，烟锅往凳子上狠狠地一敲，将里面的半截叶子烟磕在地上，狠狠踩了几下，就往外走。

    做啥呢？老王问。

    回家！

    反正你也不忙，再多住几天嘛。老王劝。

    不了，得回去看看田里的水。亲家说。

    当地农村，喜欢在谷子收割前，把田里的水放干，待打完谷子后，再种上一季油菜，好多点收入。

    以前没放嗦？老王问。

    放了，口子挖浅了，狗日的，要流不流的！亲家说。说完，拍了拍屁股上面的灰，抬脚就冲出了院坝，头也没回。

    望着亲家的背影，老王笑得像颗核桃。

（选自《四川文学》2011第1期《送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