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中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英文缩写BDS）是中国自行研制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由5颗静止轨道卫星和30颗非静止轨道卫星组成。2000年，首先建成北斗导航试验系统。2017年11月5日，中国第三代导航卫星顺利升空，它标志着中国正式开始建造“北斗”全球卫星导航系统。2018年12月27日，北斗系统服务范围由区域扩展为全球，北斗系统正式迈入全球时代。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由空间段、地面段和用户段三部分组成，可在全球范围内全天候、全天时为各类用户提供高精度、高可靠定位、导航、授时服务，并独具短报文通信能力。北斗系统有一些GPS系统不具备的性能和特点：一是北斗系统空间段采用三种轨道卫星组成的混合星座，与其他卫星导航系统相比高轨卫星更多，抗遮挡能力强，尤其低纬度地区性能特点更为明显；二是北斗系统提供多个频点的导航信号，能够通过多频信号组合使用等方式提高服务精度；三是北斗系统创新融合了导航与通信能力，具有实时导航、快速定位、精确授时、位置报告和短报文通信服务五大功能，短报通信功能使得用户在高空、海洋等正常通讯无法覆盖的区域可以实现位置信息的回传，从而达到报警和救援的目的。

（摘编自百度百科）

    材料二：短短十余年，中国的北斗导航系统从无到有，进而投入产业化运营。“北斗之父”孙家栋强调，时间、空间信息是国民经济不可或缺的基础资源，中国需要在北斗导航系统自主可控的基础上，探索和其他卫星系统的兼容和互相操作，以提高定位精度与提升服务质量，推动地面应用的发展。

    从2017年8月初开始，中国和俄罗斯专家进行了两国导航卫星的联合在轨试验，以测试北斗和格洛纳斯两个系统的兼容和互相操控问题。卫星的兼容，涉及频谱、轨道的协调，目前协调难度还不是很大；但互相操作显得有些复杂，与独立自主有一定冲突，不太容易协调。

（摘编自《“北斗之父”孙家栋：中国发展北斗导航不排斥GPS》）

    材料三：GPS系统占据卫星导航市场90%以上的份额（甚至有数据显示：2015年前，中国卫星导航芯片市场的95%被美国占领，GPS占据了中国卫星导航应用市场近99%的份额；在全球卫星导航产业中，运营服务占其导航产业的比例最大，平均达到60%左右，并且是增长最快的部分；而我国北斗产业中运营服务占比仅为17%，远远达不到平均水平）。相较于美国GPS，中国北斗的商业化应用启动时间晚了约20年。想要超越GPS，获得更多应用终端的青睐，北斗需要找到“弯道超车”的机会，而技术和产品上的特点是“弯道超车”的物质基础。

    四川九洲北斗导航与位置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张继宏指出，我们要走差异化竞争的道路，以泛在高精度的融合应用为抓手，在“源、端、云、服务”等方面打造位置生态链。只有把BDS的服务做到无缝泛在，做到精准和融合，才可能走出一条特色道路。

    美国GPS目前也正在升级换代，预计到2020年实现GPS3，也就是第三代的布局。GPS3卫星彻底实现了军码和民码的分离，为屏蔽民码打开方便之门，这意味着战时那些利用GPS民码制导的武器将可能被直接掐断定位信号，或受到错误导引而产生灾难性后果。和欧洲伽利略系统的竞争，主要是系统建成并提供全球导航定位服务的先后之争，谁先布置完毕，谁先获取应用市场和经济利益。

    随着北斗特色服务水平和“北斗+”融合应用水平的提高，北斗导航系统可以给大众生活带来更多、更显著的便利，改变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

（摘编自《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发展前景广阔》）

大家孙瀛洲

    当代中国文博界，被人称之为专家甚至“著名”专家好像不太难，但称得上“大”的不多，孙瀛洲先生即是这少数中的一个。

    孙瀛洲1893年出生于河北冀县一个贫苦的家庭。1900年到北京“同春永”古玩铺做学徒，后又到“聚宝斋”、“铭记古玩铺”任职。他聪明好学，积累了丰富的文物基础知识。

    早在20世纪30年代，孙瀛洲先生就对历代瓷器了如指掌，先于他人准确鉴别宋代五大名窑瓷器以及元代至明代的永乐、宣德、咸化、弘治瓷器。1956年，孙瀛洲受聘到故宫博物院专门从事古陶瓷研究、鉴定工作。面对故宫数以万计的陶瓷藏品，孙先生如鱼得水，他曾说：“活到60多岁，没想到还能为人民做一点事，内心很乐意接受这一工作，并愿意把我几十年在文物认识上的一点经验贡献给祖国的文化事业。”孙先生对自己在古陶瓷鉴定方面的经验进行总结，先后发表了《明嘉靖青花加彩鱼藻罐》、《试谈永乐、宣德景德镇官窑瓷年款》、《元明清瓷器的鉴定》等有关瓷器研究鉴定的论文9篇，文章中归纳的鉴定经验，对古陶瓷鉴定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在故宫博物院工作期间，有一次孙先生让人们把宋代官窑、哥窑、汝窑瓷器及一些明清的仿品放在一起，他背过身，人们打乱摆放次序，他闭上眼，转过身，用手摸，一一准确地说出了各自的名称。

    明清时期的墓葬出土瓷器很少，带纪年的更少；造型不像唐宋及更早期的瓷器那样有相对固定的标准。明清各个朝代的年限不长，瓷器的品种又繁杂，连续性又较强，因此明清瓷器的鉴定有自己的特殊性，对其进行精确的断代是非常困难的。孙瀛洲先生以明清带年款的官窑瓷器作为标准器，把不同朝代的瓷器所具有的不同时代特征排比出，进行研究归纳，并将这些“鉴证”提到理论化的高度再用以指导鉴定实践，为明清瓷器的科学鉴定奠定了基础。孙瀛洲先生是我国采用类型学方法对明清瓷器进行排比研究的第一人，他使明清瓷器的鉴定从朦胧走向清晰。

    孙瀛洲先生还是一位真诚待人、诲人不倦的教育家。身为古陶瓷界德高望重的大专家却从不摆架子，热心培养青年一代，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知识、经验传授给同行。有时生病在家休息，还让学生到家中听讲，对年轻一代寄予莫大的期望。孙老桃李满天下，培养出一大批文物鉴定人才，其中既有耿宝昌先生这样堪称古陶瓷鉴定“泰斗”级的专家，也不乏为数众多、各领风骚的中青年栋梁之材。

    孙瀛洲的生活是朴素的，平日一身素衣，一日三餐也是极其简单，每星期只吃一次肉——二两猪头肉。过春节，自己动手给孩子们做糖葫芦吃。可是，为了收购绝世珍品成化斗彩三秋杯，孙瀛洲当年一掷就是40根金条。旧北平古玩商会会长要高价收买，孙瀛洲不为所动，坚决拒绝。

    孙瀛洲的子女曾说过，觉得父亲好像就因为文物才到这个世界 ， 全身心投入到文物当中，生活在文物当中，就像他只有文物。据女儿回想，视古玩如命的父亲是不会让家里人看他的珍宝的，常常自己关门把玩甚至忘了吃饭。私藏丰盛到不可想象，但家里的日子却非常简朴，她冬天戴的手套都是母亲用袜筒改的。正是这种对陶瓷的热爱，使得孙瀛洲收藏了一大批高质量的陶瓷精品，从晋唐名瓷，宋代五大名窑瓷器到明清瓷器，无所不包，自成系列。

    1950年，为抗美援朝，孙瀛洲拿出一批珍贵文物义卖，所得款项全部捐献国家；1956年以后，出于爱国热忱，孙瀛洲毅然将毕生收藏的文物精品2900余件全部捐献故宫博物院，陶瓷占2000多件，其中25件珍贵瓷器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国家文化部副部长、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森先生说，孙瀛洲先生“从学徒到经营者，从经营者到收藏家，从收藏家到文物鉴定专家，从文物鉴定专家再成为文物捐赠大家，这是一条自学成才的道路，也是由小我到大公的升华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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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明清瓷器鉴定有四个要点，即：造型是鉴定瓷器的重要依据；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纹饰与色彩；掌握住明、清两代款识的规律；细致观察胎釉的特征。如果满足于局部的特征相符而失于整体的条件不合，或只看外表而忽略器里，或但观釉色而不问胎质，都是片面的。所以说造型、纹饰、款识、釉质与胎质等鉴定方法必须同时并用，方能收到全面一致的效果。  （摘自《孙瀛洲先生谈元明清瓷器鉴定》）

    ②孙瀛洲先生捐献给故宫博物院的文物，明成化斗彩三秋杯、宋代哥窑弦纹瓶、元代红釉印花云龙纹高足碗等25件瓷器被定为一级文物，即国之重宝。如今，故宫馆藏数十万件古陶瓷中只有几百件是国家一级文物，这意味着孙瀛洲捐献的藏品奠定了故宫陶瓷收藏的基础。

    在中国历史语境中，什么是“天下”？人们多倾向于从政治层面为其定性，如邢义田所言：“天下观是指人们对这个世界政治秩序的概念。” 但是，当中国人以美学视野规划他的生存境域时，天下不仅是空间性的，也是时间性的。时间为人的世界经验植入了运动和过程，它的价值则在于为主观经验建构的天下秩序增添了变量，使其由井然有序的状态，变化为活泼生动的状态。

    中国传统天下观念从河洛中原出发，相关时间观念的形成也必然受这一区域的土壤以及气候和物候条件影响。在传统农业社会，中国人对时间的认识起于对土地生命特质的体认。这是一种农业时间，即“农时”或“农历”，与农业生产有关的自然物候乃至天象变化成为时间的标识。同时，这种时间观念起于河洛中原，然后不断向外扩大它的描述疆域，直至成为一种与中国人的天下观齐平的概念。这种时间观念之所以是审美的，一个根本原因是它并非来自自然界先天的给予，而是来自人后天的感性经验。更具体地讲，在传统中国，时间不过是处于世界一隅的黄河中游的乡土经验，居住在这里的人们虽然因自认为居于天下中心而赋予它普遍价值，但它毕竟受到了特定生产方式和地理区域的限定，是人基于区域性经验的主观建构。它得以成立的美学理由要远远大于科学的理由。

    在传统中国，时间的审美化是天下观念审美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使被“天下”一词规划的世界呈现出活态化的审美特征。

    首先，在这一地带，中国早期农事活动对土地生命特质的发现，为中国人的自然审美提供了一个奠基形式。以此为基点，从大地上的植被到天空的飞鸟，再到遥远天际的斗转星移，形成了一个连续性的时空放大模式。在这一界域之内，既潜隐于泥土又四散洋溢的自然生命感，使人栖息的世界成为一个气韵生动、大化流行的审美世界。

    其次，自然生命总是在运动中表现为过程，并通过大地上的花开花落、草木枯荣使时间获得感性表征，这种自然性的时间运动被中国人规划为四季、十二月、二十四节气等，从而为人的农事活动建立规律。中国农事的规律也是审美的规律，中国最早的历法就是农事诗，两者均体现出时间进程、自然审美体验与农事乃至政治实践相协调的特点。后世的“四季歌” 、文学的伤春悲秋主题、绘画的“四条屏”等，均是这种时间模式的艺术延伸形式。

    最后，在这种审美化的自然经验中，时间被空间化，空间也被时间化，从而使天下体系成为时空协调的审美体系。根据现有文献，中国人的四季感知至少自《吕氏春秋•十二纪》始，已被纳入到了“中央—四方”的空间架构之内。其中，东方因与春天关联而气候宜人、关乎理想；南方因与夏天相联而炽热、富于浓情；西方因与秋天关联而消极、充满肃杀；北方则因为与寒冬关联而代表一种否定的精神。据此，由时空交会生成的世界就成为人的情感和价值取向的符码，所谓四季、节令之变则通过与空间方位的配置，将世界带入到一种节奏化、韵律化的动态和谐之中。

（摘编自刘成纪《论中国美学的天下体系》）

    材料一：

    《2018中国科幻产业报告》认为，今年中国科幻产业的发展势头将超越2017年，细分市场的数据反映出这一趋势。比如，2018年上半年科幻产业产值已经接近100亿元。

    报告分析了我国科幻活动的发展情况。科幻活动已经逐渐成为一种涵盖学习、工作和休闲内容的社会活动，吸引了越来越多人参与，科幻教育有望成为科幻行业的增长点。“去年，涌现了大量以科幻为内容的校内校外、线上线下的教学课程。今年全国多地的高考试题出现跟科幻相关的作文或知识点，这些有望对科幻教育发展产生积极影响。”专家说。同时，专家表示，我国科幻资源总体上比较稀缺，管理部门、行业组织以及相关企业等，有必要聚集整合有限的资源，营造良好的产业氛围和生态。

    2019年将上映的《流浪地球》《疯狂的外星人》等国产科幻电影，受到业界期待。作为科幻文学、漫画等视觉化呈现的载体，科幻电影被认为是提升科幻影响力的重要产品。

    材料二：

    我国电影银幕数量增长情况

    [注] E指预测

    （摘编自《2018年中国电影市场发展回顾、市场格局分析及2019年发展前景分析[图]》，产业信息网2019年3月11日）

    材料三：

    新华网记者：目前来看，您觉得未来中国科幻发展有哪些有利条件？

    刘慈欣（科幻作家）：最有利的条件就是中国社会本身。就中国社会来说，它的未来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有吸引力。中国可以说是现在世界上最有未来感的一个国家，因为我们周围的世界、中国社会都在发生着快速的变化，这个就是对科幻产业，尤其是科幻文学最有利的一个肥沃的土壤。

    新华网记者：科幻小说搬上影视屏幕的很少，您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

    刘慈欣：科幻影视对中国的影视界来说，是一个全新的表达方式，不管是从故事还是从特效，各方面都是一个全新的表达方式。以前这种方式我们实践不多，特别是高成本的科幻片，那种工业化的科幻片，尤其没有任何经验。这可能就是你说的到目前为止科幻片比较少的原因。另外科幻电影的投资一般都很大，在这种没有经验的前提下，投资方、制片方肯定都是比较谨慎的，但是刚才说过这种情况估计很快就会改变。未来五到十年，中国科幻影视将迎来黄金时代。

    （摘编自《未来五到十年中国科幻影视将迎来黄金时代》，新华网2018年11月16日）

    材料四：

    近年来，随着电影院线不断扩大，受众观影习惯不断养成，影院建设不断从一二线城市向三四线城市拓展。从开始排片较低到之后一路逆袭，《流浪地球》一枝独秀，上映第二十三天，票房已超44亿元，《流浪地球》选择背负更深沉的题材与更宏大的叙事，选择用中国智慧改造世界、拯救世界，选择对人类命运和地球未来进行深刻思考，从而增强了影片的视觉震撼力和穿透力。父辈牺牲和家园情愫、人类普遍的人性与中国式情感、“硬奇观”和“软感动”融合在一起，矛盾更加突出、更加集中，这是中国式科幻与好莱坞同类影片的不同之处。

    2018年12月11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下发了《关于加快电影院建设促进电影市场繁荣发展的意见》，明确提出“到2020年，全国加入城市电影院线的电影院银幕总数达到8万块以上”的目标。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们要完成2万块银幕的飞跃。这是中国电影发展的国家战略和现实基础，也是中国电影产业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摘编自《中国科幻电影的类型突破》，《人民日报》2019年3月7日）

    材料一：

    “直播电商”是一个广义的概念，直播者通过网络直播平台或直播软件来推销相关产品，使受众了解产品各项性能，从而购买自己的商品的交易行为，可以统称为“直播电商”。它既包括直播者为原有的电商企业利用直播推销产品，也包括娱乐型社交直播平台上直播者通过直播方式向其他平台的电商企业引流，还包括直播者在平台上有自建或者合作商户，直播者通过直播将受众吸引到其他非平台商户交易。

    近年来，随着网购消费升级的日益加速，消费领域新场景、新业态、新应用不断涌现。2016年开始，“直播十电商”成为一种新兴的网购引流方式，消费者对于网红流量的关注度、对于商品的兴趣度、对体验互动的认知度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提升，越来越多的消费者通过观看网络直播下单购物。预计未来直播电商行业总规模将继续扩大主播们卖力的讲解、真切的体验分享，商品的直观呈现，刷屏的评论，让消费者乐于下单。因此，不少直播平台和电商平台都在大力发展直播电商购物模式。受疫情影响，消费者“云逛街、云购物”的热情高涨，更是助推了这种模式的演进。

    （摘编自《直播电商购物消费者满意度在线调查报告》）

    材料二：

    (摘编自《2020-2021年中国直播电商行业运行大数据分析及趋势研究报告》)

    材料三：

    直播带货为什么这么火？除了主播个人效应和品牌折扣诱惑的“催化”外，线上替代线下所带来的即时性、互动性以及社交化的消费场景，缩短了商品抵达用户的心理距离，带来了更便利、更新鲜、更快捷的消费体验，从而有效提高了商品转化率，本质上是一种“注意力经济”或“体验经济”的延伸。显然，直播的特有功能，正在颠覆人们对于零售的既有印象，尤其是直播模式带来的市场下沉，是一个几乎双赢的思路探索。

    随着5G时代的到来，叠加新一轮消费升级风口，“直播”无疑将会撬动更为巨大的市场，甚至会激发消费产业的重新洗牌和业态重构。可以预见，一个更加智慧、有趣、透明的商业世界正在拉开帷幕。这种趋势，在政府层面也得到佐证。近日，由国家多部委联合印发的《关于促进消费扩容提质加快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的实施意见》强调，鼓励线上线下融合等新消费模式发展、加快构建“智能+”消费生态体系。一言以蔽之，直播带货，或许仅仅是这场深刻变革的开始。依托世界规模最大的中等收入群体以及十四亿人口基数的市场空间，“直播+”能够引领中国经济到达的未来，或许比想象中还要广阔。

    毫无疑问，直播带货已经成为各大电商平台热衷的营销方式。但快速发展之下，直播带货中的“翻车”事件屡有发生，给消费者带来不少困扰。价格优惠绝对是直播带货的一大利器。价格是优惠了，但质量和服务还有隐忧。有的主播在推荐某产品时夸大其词，产品与宣传严重不符；有的所谓爆款单品存在质量问题，有些甚至是“三无产品”；有的平台直播数据造假，误导消费者；还有的商家直播一卖了之，售后没有保障。前有某主播把阳澄湖“洗澡蟹”说成阳澄湖大闸蟹，后有某网红直播推荐小龙虾因发布虚假广告被处罚。这些“翻车”事件，直接从“带货”变成“带祸”，透支了消费者的信任，影响了直播带货的整体口碑。

（摘编自《直播带货：一阵“风”还是新“风口》《新华日报》2020年4月8日）

材料一：

自古以来，人们以为海洋有着无穷大的容量，因此认为它是陆地废弃物的天然归宿。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随着化工业、核工业的发展和人口的增长，海洋成了各国有毒废料尤其是具有放射性的核废料的倾倒空间。核工业产生的废料，还有核武器和核事故产生的放射性物质，在过去的几十年间大量进入海洋。从1946年大约80千克低放射性的核废料在加利福尼亚投入太平洋开始，到1982年约550千克核废料投入大西洋的西欧陆架为止，这36年里投入海洋的核废料，总的放射性活度高达63Bq，相当于每秒钟发生6.3亿亿次核衰变的放射性。目前，大多数核废料都是装在金属桶里沉到海底，可是在上世纪的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有些核废料不加包装就直接投入海洋。

幸好这种危害全人类的做法，早已被制止。为了控制废物的海洋投放，1972年全球各国在伦敦召开政府间会议并通过了《伦敦倾废公约》，约定全面禁止放射性废物投放海洋。在公约通过之后，大多数负责任的国家坚决遵守公约。此后虽然“禁而不止”的事件偶有发生，会有极个别国家将核潜艇的核反应堆废物秘密投进海洋，但总的来说，明目张胆往海洋丢弃核废料的时代已经结束。

对于核废料，有的从开始就没有认真处理，有的装入核废料桶后投入海底，但由于遭受生物化学的腐蚀，很多也已经发生渗漏。往往前代人种下的苦果，要留给后代人去品尝。著名的比基尼环礁就是一例。1946年7月1日，美国在太平洋中部马绍尔群岛的比基尼环礁进行了战后首次核爆炸试验。到上世纪九十年代，美国总共在马绍尔群岛进行了67次试验，最大的一次爆炸量达1500万吨，相当于1000多颗广岛原子弹。1954年的一次试验炸掉了比基尼两座珊瑚礁，炸出一个100米深的大坑，这一带的岛礁受到严重的放射性污染。统计结果显示，比基尼环礁及其周边海域至少有42种当地原有生物物种消失，其中有28种生物出现了灭绝现象。1977年开始，美国军人在各岛上收集被污染的表层土壤，统统投进被核试验炸出的一个深坑里，上面盖起一个穹隆状的圆顶，修起了一座名副其实的核“坟墓”。美国在海洋环境上欠债累累，何止是核废料，更何止一处马绍尔群岛。就在其本土加利福尼亚的帕洛斯弗迪斯半岛外，仅1947—1971年间美国就倾倒了超过100吨的DDT农药，导致该海域成为世界上DDT污染最大的海区。想要解决这一问题，一种处理办法是在被污染的海底上铺砂，但是需要付出高昂的代价，可想要处理核废料，那其花费就是一个天文数字。

无论对高放还是中低放核废料，至今各国的对策都还只是暂时存放。那么最终的出路又在哪里？核废料的最终处理，无非是“上天，入地，下海”三条出路。“上天”是指去太空，将核废料用火箭送上太空，在宇宙里稀释。这似乎是个好主意，可惜数量太大、不胜负担，再说万一发射失败，就会给全世界散布放射性物质，过于冒险。“入地”是现在讨论的重点，是目前最安全和最成熟的方法，在地下挖掘500—1000米深的隧道来储存高放射性废弃物，估计能有几十万年以上的稳定性，但是不清楚的是深层地下水的可靠程度，弄不好会导致放射性物质的流动。剩下的“下海”很有吸引力，一种办法是送入大洋底里的红黏土层，因为在历史上这里有上百万年的稳定性。世界海洋各不相同，有发生“深海风暴”的洋底，也有地质稳定的红黏土区，如果能在深海找到长期安全和切实可行的核废料处理方案，将是海洋地质学对人类的重要贡献。但我们至今对深海地质的了解过于肤浅，难以应对全人类生命攸关的重大问题。现在我们迫切需要催马加鞭，尽早拿出合格的答案来。

（摘编自汪品先《深海浅说》）

材料二：

根据放射性的高低，核废料分为高放和中低放两类，处理方式各有不同。中低放核废料主要是指在核设施运行过程中产生的一些工具、手套、服装等，以及核电站运行产生的废水和气体。这些核废料的放射性相对较低，一般经过固化或稳定化后，储存在地表或浅层地下的设施中，等待其自然衰变至安全水平。

高放核废料主要是指从核反应堆中取出的已经燃尽的核燃料，以及核废料的再处理产物。这些核废料的放射性极高，需要长期隔离和储存，以防止其对人类和环境造成危害。作为负责任的大国，目前我国对高放核废料处理的方式主要是对其进行玻璃固化后密封在隔离辐射的容器中，然后埋进500到1000米深的地下处置库内，处于这一位置的地下处置库在10万年以内几乎不会因为各种地质条件而受到影响。

目前中国的核废料处理技术已经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但仍面临着挑战和困难。核废料的处理和处置需要高昂的成本。据估计中国每处理一吨高放核废料，需要花费约50万美元，而每建设一座深层地下处置库，需要花费约100亿美元。同时，核废料的处理和处置还需要公众的理解和支持。由于核废料的危险性和敏感性，很多人对核废料的处理和处置持有担忧和恐惧的态度，不愿意接受在自己的附近建设核废料储存库或处置场。

（摘编自《中国每年产生3500吨核废料，是如何处理的？》）

【注】Bq：放射性活度的国际单位，简称贝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