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安澜任第73旅旅长后，回顾多年对日作战的经验教训，认定要取得胜利必须依靠部属努力，而部属的旺盛士气来自他们的爱国热情。他特意抄录民族英雄岳飞的《满江红》和文天祥的《过零丁洋》，印发给各级官兵背诵吟唱，激发大家精忠报国的爱国热忱。

      为了抗战大业，戴安澜摒弃党派成见，团结爱国人士。《自由报》记者宗祺仁前来采访，与他彻夜讨论时局，探讨国共合作抗日的未来，两人很快成为莫逆之交。这时有人提醒戴安澜，说宗是共产党，须多加提防。他坦然答道：“现在是国共合作坑战，何防之有？宗是否共产党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他是新闻记者，写过许多真实感人的报道，有卓越的见解，我们正缺少这样的爱国志士。”几天后，他还把自己的军事著作交给宗祺仁修改并题词。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决定派远征军赴缅甸对日作战。当命令到达时，已升任第 200师师长的戴安澜高唱《满江红》，并向官兵宣讲诸葛亮远征的事迹，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激励官兵。赴缅途中，他激情满怀，赋《远征》二首以明志。其一云：“万里旌旗耀眼开，王师出境岛夷摧。扬鞭遥指花如许，诸葛前身今又来。”其二云：“策马奔车走八荒，远征功业迈秦皇。澄清宇宙安黎庶，先挽长弓射夕阳。”

       入缅不久，日军主力迫近东瓜，军长杜聿明决定集中主力击溃日军。戴安澜立下誓言：“此次远征，系唐明以来扬国威之盛举，虽战至一兵一卒，也必死守东瓜。”这时，英军突然撤走，我方援军未至，形势危急，戴安澜决心以身报国。他宣布：“本师长立遗嘱在先：如果师长战死，以副师长代之；副师长战死，参谋长代之……以此类推，各级皆然。”他给夫人王荷馨写了绝命家书：“余此次奉命固守东瓜，因上面大计未定，与后方联络过远，敌人行动又快，现在孤军奋斗，决以全部牺牲报国家养育。为国家战死， 事极光荣。所念者，你们母子今后生活，当更痛苦。望你珍重，并爱护诸儿，侍奉老母。老父在皖，可不必呈闻。”面对日军发动步兵、炮兵和空军联合进攻，狂轰滥炸，施放毒气，戴安澜率部同仇敌忾，顽强战斗，抗击四倍于己的曰军长达十余日。中印缅战区美军司令兼中国战区统帅部参谋长史迪威表示：“近代立功异域，扬中华声威者，以戴将军为第一人。”日本人战后回忆时也承认：“该部队自始至终战斗意志旺盛……虽是敌军，但令人佩服！自司令官饭田中将以下各将官无不赞叹其勇气。”

         东瓜保卫战虽然给予日军沉重打击，但因盟军失利，缅北战局急转直下，腹背受敌的远征军被迫突围。这时，英国要求远征军申请难民身份，以便英国军队收容。戴安澜发誓：“我戴某人宁愿与日寇战死，绝不苟且偷生。”于是率部进入缅北野人山，向祖国方向艰难跋涉。就在部队到达离祖国最近的一条公路时，突遭日军伏击，他立即命令分散突围，激战中，戴安澜胸腹中弹，时值缅甸雨季，大雨滂沱，部队既要突破日军堵击，还需忍饥挨饿，穿越荒山密林。1942年5月26曰，他们行至缅北茅邦村，戴安澜伤势恶化，以身殉国，年仅38岁，弥留之际，参谋长问他下一步的行动路线，这时他已不能说话，手指地图，示意部队从莫洛过瑞丽江向北回国，又让人扶着他面向祖国注视许久，安然而逝。

         戴安澜牺牲后，遗体由官兵抬回国内，渡过瑞丽江后，乃将遗体火化，骨灰装入小木箱，这一情景感动了沿途民众，一位老华侨痛心地说：“寿材这么小，怎能配得上将军的英名与地位？ ”随即捐出自备的楠木寿材。腾冲县长率全县父老乡亲万人，沿街跪迎将军灵车。随后，国民政府追赠戴安澜为陆军中将，美国总统罗斯福追授戴安澜懋绩勋章。国民政府在广西全州举行安葬仪式，中共领袖毛泽东派人送来挽诗：“外辱需人御，将军赋采微。师称机械化，勇夺虎罴威。浴血东瓜守，驱倭堂吉归。沙场竟殒命，壮志也无违。”周恩来、朱德等也敬献挽词、挽联。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追认戴安澜为革命烈士，并以毛泽东主席的名义向遗嘱颁发“革命牺牲军人家属光荣纪念证。”

                                                                                                          （摘编自茅海建主编《国民党抗战殉国将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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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人我之际要看得平，平则不忮；功名之际要看得淡，淡则不求；生死之际要看得 破，破则不惧。人能不忮不求不俱，则无往而非乐境，而生气盎然矣。（戴安澜赠部属 各官长题词）

②军人一般以彪悍为荣，但是戴安阑与众不同，他多才多艺，熟读文史，精通琴棋 书画，如果不是因为战乱和外敌入侵，他很有可能成为一位儒雅名士，但国家危难却把 他的命运引上另外一条路。（戴复东等《我们的父亲戴安澜》）

                                                                           屠呦呦：获诺贝尔奖的“青蒿素之母”

①2015年10月5日，瑞典卡罗琳医学院宣布，中国药学家屠呦呦与另外两名海外科学家分享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与医学奖，屠呦呦的突出贡献是创制新型抗疟药——青蒿素和双氢青蒿素。当获奖消息传来时，屠呦呦已是一个耄耋高龄的老人。她不是院士，没有海外留学经历，没有博士头衔，甚至被戏称为“三无科学家”。

②屠呦呦1930年12月生于浙江宁波，1951年考入当时的北京医学院药学系。在大学里，她对植物化学、本草学和植物分类学表现出浓厚兴趣。大学毕业后，她被分配到卫生部直属的中医研究院工作。

③1970年，屠呦呦参与一个大规模的研究项目。该项目立项主要是由于战争需要。越战期间，美军和越南部队在印度支那半岛的热带战场上均受到疟疾的困扰。疟疾造成的非战斗减员比战伤减员高出四五倍，这使得军队战斗力严重受挫。越南方面求助于我国。在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的关心之下，1967年5月23日，解放军总后勤部商请国家科委、卫生部等部门召开了疟疾防治药物研究工作协作会议。此后，“523”就用以指代此次疟疾防治研究项目。按照部署，“523”项目分临床研究、中医药、化学合成药三组。屠呦呦加入了中医药组。她与军事医学科学院的研究人员一同查阅历代医药记载，挑选其中出现频率较高的抗疟疾药方，并实验这些药方的效果。

④2009年，屠呦呦出版了《青蒿及青蒿素类药物》一书。据此书记载，1971年10月她和同行们从中药青蒿中获得具有100%疟原虫抑制率的提取物，取得中药青蒿抗疟的突破；经去粗取精，于1972年11月8日得到抗疟单体——青蒿素。1973年，青蒿素的抗疟功效在云南地区得到证实。后来，山东中医药研究所、云南省药物研究所等单位也从黄蒿中获得青蒿素结晶。同年，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和中科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等单位开始着手青蒿素化学结构的确定工作。1975年底，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确定了青蒿素的确切结构，后又在1978年确定了青蒿素的绝对构型。1977年，《科学通报》介绍了青蒿素的化学结构。1979年，《化学学报》发表《青蒿素的结构和反应》一文，更详细地介绍了青蒿素的相关化学反应。青蒿素由碳、氢、氧三种元素组成。这种新结构的抗疟药解决了喹啉类药物催生的耐药性疟疾的治疗问题，并在过去30年里挽救了无数疟疾患者的生命。

⑤当年，在大多数学术权威都被打倒的情况下，38岁的屠呦呦被委任为组长，重点负责中草药抗疟的研究。虽然身患结核等慢性疾病，但她仍坚持工作。无论是野外采集标本还是室内实验研究，她都积极主动地完成。为确定药物对人类的有效性，屠呦呦和研究组成员充当了第一批以身试药的志愿者。虽然都知道这样做极有可能对自己的肝肾功能造成伤害，但是大家依然义无反顾。“我们需要尽可能快地证明这种好不容易发现的治疟药物的临床效果。”屠呦呦回忆起当年行为时说。经过长期研究，按照523办公室的安排，屠呦呦终于以研究小组代表的身份报告了青蒿中性提取物的实验结果。但她的成就一直没有被公众认知。

⑥2011年8月22日，由于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饶毅等人在科学网上发表博文《中药的科学研究丰碑》，屠呦呦和另一位做出重大贡献的科学家张亭栋才开始引起媒体和公众的注意。2011年9月23日，在纽约举行的美国拉斯克医学奖的颁奖大会上，当满头卷发、戴着眼镜的屠呦呦将一座金色奖杯高高举起时，好奇的中国民众才第一次看到她陌生的面孔。拉斯克医学奖一直被业内誉为“美国诺贝尔奖”。从奖项设立至今，获得拉斯克奖的300多人中有80余位后来获得了诺贝尔奖，因此拉斯克奖也被誉为“诺贝尔奖的风向标”。评审委员会表彰屠呦呦突出贡献时说：“屠呦呦领导的团队将一种古老的中医治疗方法，转化为今天最强有力的抗疟疾药。数亿人因此受益。这一数字未来还会不断增长。”在颁奖典礼上，台下观众对这位81岁的老人报以热烈的掌声。

⑦“青蒿素是传统中医药送给世界人民的礼物，对防治疟疾等传染性疾病、维护世界人民健康具有重要意义。青蒿素的发现是集体发掘中药的成功范例，由此获奖是中国科学事业、中医中药走向世界的一个荣誉。”这是刚刚摘取2015年诺贝尔生物医学奖时，屠呦呦通过前来看望她的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向外界表达的获奖感言。

⑧“听到这个消息感到非常振奋，衷心地祝贺屠呦呦首席研究员获得2015年诺贝尔奖生理学与医学奖。”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张伯礼说，“屠呦呦多年艰苦奋斗、执著地进行科学研究，围绕国家需求，克服困难，一丝不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这是党和政府关心中医药、重视中医药、支持中医药发展取得的结果，是举国体制、针对中医药工作全国一盘棋取得的胜利，是全国科技工作者、科学家群体共同努力的成果，是中医药为人类做出的新的贡献。”

 （选自《人物周刊》，作者林晓娜，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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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呦呦读大学时选择了绝大多数人毫无兴趣的生药学专业。这让她的父亲颇感意外。但她此时对自己的人生已经有了清晰的目标。她对父亲说：“药物是治疗疾病的主要手段。我认为只有生药学专业才最可能系统地探索中医药领域。中医历史悠久，博大精深，有很多值得研究的地方。”这样的情怀支撑着她在提取青蒿素的路途中克服种种艰难险阻。老伴李廷钊至今都记得，在进行青蒿素动物实验时的那段时间里，屠呦呦每天回家一身的酒精味，那是她亲自服药试验留下的味道，而这样的以身试药，最后导致她肝中毒。

   （选自高毅哲《屠呦呦：呦呦鹿鸣，一鸣惊人》，有删改）

忆刘半农君

鲁迅

    这是小峰出给我的一个题目。

    这题目并不出得过分。半农去世，我是应该哀悼的，因为他也是我的老朋友。但是，这是十来年前的话了，现在呢，可难说得很。

    我已经忘记了怎么和他初次会面，以及他怎么能到了北京。他到北京，恐怕是在《新青年》投稿之后，由蔡孑民先生或陈独秀先生去请来的，到了之后，当然更是《新青年》里的一个战士。他活泼，勇敢，很打了几次大仗。譬如罢，答王敬轩的双鐄信，“她”字和“牠”字的创造，就都是的。这两件，现在看起来，自然是琐屑得很，但那是十多年前，单是提倡新式标点，就会有一大群人“若丧考妣”，恨不得“食肉寝皮”的时候，所以的确是“大仗”。现在的二十左右的青年，大约很少有人知道三十年前，单是剪下辫子就会坐牢或杀头的了。然而这曾经是事实。

    但半农的活泼，有时颇近于草率，勇敢也有失之无谋的地方。但是，要商量袭击敌人的时候，他还是好伙伴，进行之际，心口并不相应，或者暗暗的给你一刀，他是决不会的。倘若失了算，那是因为没有算好的缘故。

    《新青年》每出一期，就开一次编辑会，商定下一期的稿件。其时最惹我注意的是陈独秀和胡适之。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的，里面有几枝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适之先生的是紧紧的关着门，门上粘一条小纸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虑。”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是我这样的人——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半农却是令人不觉其有“武库”的一个人，所以我佩服陈胡，却亲近半农。

    所谓亲近，不过是多谈闲天，一多谈，就露出了缺点。几乎有一年多，他没有消失掉从上海带来的才子必有“红袖添香夜读书”的艳福的思想，好容易才给我们骂掉了。但他好像到处都这么的乱说，使有些“学者”皱眉。有时候，连到《新青年》投稿都被排斥。他很勇于写稿，但试去看旧报去，很有几期是没有他的。那些人们批评他的为人，是：浅。

    不错，半农确是浅。但他的浅，却如一条清溪，澄澈见底，纵有多少沉渣和腐草，也不掩其大体的清。倘使装的是烂泥，一时就看不出它的深浅来了；如果是烂泥的深渊呢，那就更不如浅一点的好。

    但这些背后的批评，大约是很伤了半农的心的，他的到法国留学，我疑心大半就为此。我最懒于通信，从此我们就疏远起来了。他回来时，我才知道他在外国钞古书，后来也要标点《何典》，我那时还以老朋友自居，在序文上说了几句老实话，事后，才知道半农颇不高兴了，“驷不及舌”，也没有法子。另外还有一回关于《语丝》的彼此心照的不快活①。五六年前，曾在上海的宴会上见过一回面，那时候，我们几乎已经无话可谈了。

    近几年，半农渐渐的据了要津，我也渐渐的更将他忘却；但从报章上看见他禁称“蜜斯”之类，却很起了反感：我以为这些事情是不必半农来做的。从去年来，又看见他不断的做打油诗，弄烂古文②，回想先前的交情，也往往不免长叹。我想，假如见面，而我还以老朋友自居，不给一个“今天天气……哈哈哈”完事，那就也许会弄到冲突的罢。

    不过，半农的忠厚，是还使我感动的。我前年曾到北平，后来有人通知我，半农是要来看我的，有谁恐吓了他一下，不敢来了。这使我很惭愧，因为我到北平后，实在未曾有过访问半农的心思。

    现在他死去了，我对于他的感情，和他生时也并无变化。我爱十年前的半农，而憎恶他的近几年。这憎恶是朋友的憎恶，因为我希望他常是十年前的半农，他的为战士，即使“浅”罢，却于中国更为有益。我愿以愤火照出他的战绩，免使一群陷沙鬼将他先前的光荣和死尸一同拖入烂泥的深渊。

八月一日。

【注】①1928年鲁迅任《语丝》主编期间，选登了一篇读者来信。这封信纠正了刘半农发表在该刊的一篇文章中的一个史实性错误。②指刘半农于1933年到1934年间发表于《论语》《人世间》等刊物的《桐花芝豆堂诗集》和《双凤凰砖斋小品文》等。

二胡演奏家闵惠芬   琴音一曲余韵长

曹玲娟

    5月12日上午10时05分，素有“二胡皇后”美誉的著名二胡演奏家闵惠芬因病在沪去世，享年69岁。这位“超天才的二胡演奏家”，最终挥手告别，留一曲琴音，缭绕人间。

    年少结缘，终成一代“二胡皇后”

    闵惠芬曾告诉二胡爱好者顾兆农，自己的第一把二胡是美术老师给做的，“用蛤蟆的皮做的，都不是蛇皮。”

从摸到二胡伊始，闵惠芬就显露出与众不同的天赋。8岁，闵惠芬跟从父亲闵季骞学习二胡，13岁考入上海音乐附中，师从王乙先生，19岁跳级入上海音乐学院本科民乐系，师从陆修堂先生。1963年，闵惠芬便在第四届“上海之春”全国二胡比赛中荣获一等奖，可谓年少成名。

    “她参加‘上海之春’那年还不满18岁。”上海民族乐团团长、艺术总监王甫建说，闵惠芬曾告诉他，那届比赛《二泉映月》是必选曲目，她正是凭借自己超出年龄的理解和演奏取得了第一名的成绩。

    闵惠芬出生在江苏，听惯江南丝竹吹打、民谣小调，跟阿炳也算同乡。对这首自己演奏的成名之作，闵惠芬生前似乎总还有点不够尽兴的感觉，“阿炳拉《二泉映月》其实是可以一直拉下去的，当时的录音技术只能录6分钟，所以人们现在听到这首曲子，在结尾时有点意犹未尽。”

    随后的艺术生涯，闵惠芬获奖无数。她先后访问过美国、法国、加拿大等十几个国家和港、澳、台地区，所到之处，均获高度评价。1973年，美国费城交响乐团指挥大师奥曼迪称赞闵惠芬是一个“超天才的二胡演奏家”。波士顿交响乐团听了她的演奏后，首席评论员撰文称赞她为“伟大的弦乐演奏家”。

    “我也算二胡发烧友。”顾兆农说，同样拉二胡曲《赛马》，“一听就知道是不是闵惠芬，她的演奏特别有激情。”二胡在闵惠芬手里，热情内涵、动人而不媚，夸张而不狂，哀怨而不伤，情感气势与神韵合而为一。有人甚至如此评价，“听闵惠芬拉二胡，要跪着听。”

    与病魔抗争三十三载，二胡拉出了她第二条生命

    在艺术的道路上，闵惠芬有足够的幸运与成功，但她长期与病魔抗争。36岁时，闵惠芬就罹患皮肤癌，6次手术、15个疗程的化疗没能击垮她，这位坚强的艺术家康复后依然活跃于舞台，用她的音乐激励着观众。

     “她很乐观，也很豁达。之前已经经历过一次生命的考验了，对人生有一种彻悟的感觉。对她来说，自己的事业永远是放在第一位的，活着一切为了二胡。”王甫建回忆。

    闵惠芬曾这样说过，“我的生命依恋着许许多多的生命，是二胡拉出了我第二条生命。民乐、二胡已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我生来就属于它们。”她悉心研究“器乐演奏声腔化”课题，推出了大量耳熟能详、韵味浓郁的二胡曲。她说，“二胡的声音，像中国人在说话。”也因此，由她演奏的《洪湖主题随想曲》《川江号子》等源于声乐素材的作品，无不体现出她声腔化演奏的特点。

    闵惠芬常说，“民乐既要让外国人喜爱，也要让中国人喜爱，才算成功。”她的毕生精力，都用在二胡和民族音乐传承与发展上。她曾提出“中西合璧”的观点。传承千年的民族音乐借鉴西方的音乐技术，用新的语言和方式来传达，或许更加能够使现代的观众接受。

    “她重要的一个代表作，就是二胡协奏曲《长城随想》。”王甫建认为。《长城随想》是作曲家刘文金与闵惠芬写就的经典之作，全曲纵横驰骋、延绵起伏，恰如长城龙行之势。王甫建说，每当乐队宏大的引子之后闵老师奏出第一个长音，那种气定神闲、大开大阖的演奏状态，很难让人相信这是个有着半个世纪演奏经历、曾身患重病的老演奏家。

    “无论是在海内外的任何一个演出场所，她每一次开始演奏时，几乎都是一样的神情和姿态——自信、专注、端庄，闭目凝神，音乐大气磅礴，挥洒自如。”这一影像，深深刻在王甫建与很多人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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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闵惠芬演奏的东北民间乐曲《江河水》，曾使日本指挥大师小泽征尔感动得伏案恸哭，“拉出的人间悲切，听起来使人痛彻肺腑。”法国报纸评论她的演奏，“连休止符也充满了音乐”，“有不可抗拒的魅力”。

她是中国二胡艺术的一面旗帜，对二胡艺术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她在与病魔的抗争中，完成了艺术的升华。——武汉音乐学院副院长、二胡演奏家胡志平。

（选自2014年5月13日《人民日报》，有删改）

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当我叫你英雄的时候，我已泪流满面。”这首赞颂罗阳的歌曲《我的英雄》，如今在互联网上广为流传。

    罗阳既是一名英雄，又是千千万万为建设强大国防默默奉献的航空人中的普通一员。

    一颗星星陨落了，但天穹依然群星灿烂——罗阳，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在大家为歼-15舰载机完美着舰欢欣鼓舞时，作为战机研制现场总指挥的罗阳，却倒在了凯旋路上。

    功成身死，为国捐躯之悲壮莫过于此。这种时间上的偶然重叠，构成一种近乎残忍的巧合。有人说：如果罗阳不是倒在成功那一刻，他的事迹也许不会这样感动亿万国人。然而，当记者走近航空人，回眸中国航空发展的历史，类似罗阳这般令人唏嘘的事情，已多次发生。

    正如歼-15舰载机总设计师孙聪所说：“飞机不是一个人的作品，是集体作品。”更多的航空人，是以默默无闻的平淡方式，为祖国航空事业奉献着自己的人生。然而，他们的精神同样动人心魄。

    如果有人问记者：罗阳什么地方最打动你？记者会回答：平凡。

    罗阳不讲究吃穿，浑身上下找不到一件名牌。他平时穿得最多的衣服，就是沈飞集团公司的蓝色工作服。罗阳住的房子，还是上世纪90年代在中航工业沈阳所工作时的老房子，室内家具很简单。更让记者没想到的是，作为一家年产值上百亿元的大型企业“掌门人”，罗阳出差还经常住旅店的标准间。在很多沈飞集团公司职工的眼中，罗总太普通了，“扎在人堆里，很难把他给找出来。”职工李长久说：“我怀念他，不是怀念他这个总经理，而是怀念他这个人啊！”

    采访中，记者还听到这样一件事——早些年，罗阳在中航工业沈阳所任党委书记，经常骑自行车上下班。一天傍晚，罗阳骑车回家，一边慢慢骑一边想事情。单位一名干部开车着急回家，看到前面有人骑车挡道，就不断按喇叭。结果，他仔细一看，骑车人居然是罗书记。他连忙下车道歉，罗阳毫不介意，笑了笑说：“没事，你先走。”罗阳的平凡，让前来采访的记者们都很“头痛”，经常是缠着他生前的同事们问了半天，也没有什么收获。沈飞集团公司党委书记谢根华这样评价：“罗阳和大多数人一样，没有传奇故事，只有踏实工作。”或许，罗阳的这种平凡，正是航空人可贵品质的共性。中航工业沈阳所党委书记褚晓文说：“在航空事业中，每个人都是一滴水，汇聚成海洋，人们看着就震撼了！”

    罗阳的办公室，一切都如他生前时一模一样——书柜里，各类书籍装得满满的；陈列架上，各种飞机模型摆得满满的；办公桌上，摆放着一叠厚厚的文件，旁边是一份“12月份工作计划”，水杯也放在原来的位置……

    “直到现在我还觉得，罗总没走，就像出差了，过几天还能回来。”他的秘书任仲恺对记者说。

    “不单是小任，在很多员工心里，罗阳都没走，也永远不会走。”沈飞集团公司党委书记谢根华说。

    长期以来，国防工业的特殊性，决定了航空人的生活状态：必须面对超常的工作强度，面对质量安全的沉重压力，因为他们“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秘书任仲恺说，罗阳每次从外地出差回来，无论多晚，都要先到飞机生产组装车间看看，然后才回家。

    在沈飞集团公司，不仅罗阳在忙，所有人都在忙。大多数时候，他们的家人并不知道他们究竟在忙什么。程梅，中航工业沈阳所综合航电部书记。她80岁的老父亲住在长春，可她一年也难得回去看一次。父亲不理解，打电话问她：一年到头老加班，到底在忙啥？那一天，歼-15舰载机成功着舰。老父亲打来电话说：“梅啊，这回爸可知道我女儿在忙啥了！”说起这事时，程梅在记者面前泪流满面……

    一次，为了加快某新型飞机研制进程，一位年轻的妈妈昼夜坚守科研攻关一线，4岁的孩子生病住院，她唯一能做的，就是在电话里对孩子说：“坚强点，不哭啊……”

    如今，罗阳走了，更多的“罗阳”依旧在岗位上战斗。看，车间里焊花飞溅；听，试飞场上战机轰鸣……

马尔克斯，世界上最不孤独的人

    马尔克斯走了。然而，只要我们还记得他的名字，就会不断地询问：他留下了什么？他留下的当然是作品，但又不仅仅是作品。

    《百年孤独》上市不足一周后，马尔克斯走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街头，忽然听到有人像发现了奇迹似的大声嚷嚷起来：“瞧，他就是《百年孤独》的作者！”书刚上市就被人认出自己，那天，马尔克斯生平第一次真正感受到了成功的喜悦。

    于是，马尔克斯成了这个世界上最不孤独的人之一，各种文化出版机构争相邀请。同时，他又矛盾地成了这个世界上最孤独的人之一，只有到了这时他才真正懂得：做个凡人是多么幸福！从此往后，他的一举一动都在人们的关注之下，他将不得安宁。他们怀着各自的目的，毫不客气地侵占他的时间，把他变成了歌星一样的公众人物。

    这样的情况在他1982年获得诺贝尔奖之后又一次达到高潮。面对各色不速之客，马尔克斯不得不“退避三舍”。1983年初至1985年中，他离群索居，在卡塔赫纳一个面向大海的书房里，按照自己惯常的时间表工作：从周一到周六，从早晨8点到下午3点。如果因事致使工作被耽误，他总设法在第二天予以弥补。一分灵感，九分汗水；持之以恒，锲而不舍，这正是马尔克斯成功的秘诀。

    马尔克斯热情谦和、平易近人，是难得的古道热肠。他与巴尔加斯•略萨（2010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拉美文豪）的“恩怨情仇”曾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然而，他从未在略萨走向诺贝尔文学奖的道路上使绊。2007年，适逢《百年孤独》诞生40周年、自己80岁生辰，他主动向略萨示好，请后者为新版《百年孤独》作序。

    上世纪50年代，他曾流亡巴黎，寄居在一家小客栈的阁楼中。当时他穷困潦倒，不仅付不起房租，就连一日三餐也无法保证。后来，当他不得不离开巴黎、流亡墨西哥时，房东放了他一马。万万没想到，这个一文不名的穷书生30年后会带着一大沓钱连本带息加倍地专门回来补交房租。当时，房东已经过世，房东太太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接待了马尔克斯这个“唯一记得来补交房租的人”，并说她不想也不能收这个钱，因为她被来者的诚信感动，同时也要替天上有知的丈夫做一件大事：对世界文学尽一份力！

    1982年，他辗转联系上心仪已久的嘉宝。嘉宝是电影史上的“默片女皇”，他青年时期的偶像，但那时已然是个无人问津的孤独老妪。马尔克斯的造访使她喜出望外，他们促膝长谈。见马尔克斯不断用手揉他的眼睛，嘉宝便戴上老花镜、取来放大镜。原来是一根睫毛掉进眼睛里了。

    马尔克斯从文60余年，屈指算来，大约有十几部长篇小说、数十篇中短篇小说和各色脚本、随笔、评论及新闻稿若干。这么一个作家，从地球的另一端旋风般进入中国，不仅风靡一时，而且落地生根。这不可谓不魔幻。上世纪80年代，中国读者对马尔克斯没有理解得那么深，他们更关注他作品的形式，比如结构、技巧。直到90年代，人们才开始注意到拉美文学更为本质和深层次的精神诉求：《百年孤独》及其所代表的拉美文学在借鉴西方现代文学形式技巧的同时，并没有放弃民族大道；没有放弃替一个民族，甚至整个美洲大陆代言的责任感、使命感。这种使命感触动了中国作家。中国受马尔克斯和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影响的作家何止莫言、阎连科或阿来、陈忠实，其中尤以“寻根派”为甚。

    然而，当终于有中国出版方斥百万美元巨资买下了《百年孤独》的版权时，它同时也成了中国不少年轻人“死活读不下去的作品”。年轻读者正渐行渐远，他们不再关注马尔克斯及其所代表的伟大的文学传统。除了《百年孤独》，其实马尔克斯的其它作品，甚至中短篇小说也乏人问津。

    斯人已矣。文学的伟大传统呢，如今安在？作家的丰富遗产呢，也许只是聊作谈资、偶尔被人一提罢了。（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文中称马尔克斯），1927年出生于哥伦比亚，在波哥大大学攻读法律期间开始文学创作。1982年获诺贝尔文学奖。2014年4月18日，病逝于墨西哥城，享年87岁。②略萨与马尔克斯可以说是一生的朋友和敌人。早年略萨与马尔克斯是亲密无间的好友，但在上世纪70年代末期，两人开始决裂，决裂的原因也一直被认为很诡异。1976年马尔克斯到墨西哥参加电影首映时巧遇略萨，马尔克斯上前打招呼，略萨一记老拳将马尔克斯打倒在地。2007年，两人和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