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徐光启（1562——1633），出身于商人兼小土地所有者家庭。父徐思诚“尝业贾”，继弃而“课农学园自给”，……祖母、母亲都得“早暮纺绩，寒暑不辍”。万历二十八年，徐光启途经南京，结识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万历三十年，他再赴京应试，中进士。这时，利玛窦也在北京，从此向利玛窦学习西方的天文学、地理学和水利工程等方面的

知识。万历四十六年，回到家乡，进行原已计划编撰的“农业大百科”性质的“种艺书”，也就是后来成书的《农政全书》。

    徐光启曾在天津做了多次试险，开辟水田，想实行军屯，以应付长城东段后金的侵扰。并想将之推行。藉以“兴西北水利，为国家立根本之计，岁省东南挽漕百万之费”……徐光启片面地认为灾荒是引起农民起又义的重要原因。他在《农政全书》“荒政”这一目收集了不少历代常平仓、备荒和赈济的材料。……在他丁父优，回上海守制期间，也不忘对“地方利弊……如建闸、蓄水、浚吴淞江复禹旧迹及民输布运等役，不靳笔舌”为大家出谋划策。

——摘自白寿彝《中国通史》

材料一  清代国家对疾疫的制度性救疗基本阙如，只是有时会临时性采取一些救疫措施。以乡贤为主导的地方绅富集团和民间社会慈善机构为主的社会力量，在促动和支持官府实行救疗的同时，自身也开展一些救疗活动。他们请医生尽力诊治，施医送药，还会利用自身影响力建议官府救治，积极刊刻散送药方，甚至还会举行集体的祈神驱疫的活动。

——摘编自余新忠《清代江南疫病救疗事业探析》等

材料二  清末，北京沿袭旧制，尚无专门的疾病防治机构。后来，新成立的警察机构，开始采用宣传疫病知识和推广种痘的方式对抗疫病。民国时期，传染病医院开办后，京师警察厅建立起一套以该院为核心的疫病防治制度，应对突发性疫病。与此同时，新设的中央防疫处致力于从欧美国家引进各类疫苗并研制各类疫苗，为推行注射疫苗预防疫病提供技术性保障。自1934年起，北平市卫生行政机构开始以运动的形式，大规模推行预防疫苗注射，开启了以预防医学为指导的疫病防治新制度。

——摘编自杜丽红《近代北京疫病防治机制的演变》

材料三  新中国成立初期，各类疫病肆虐。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权面对来自环境的压力时，沉着应对，在整合和利用医疗卫生组织、资金、人才等方面的过程中，将疫病防控与国家改造和社会移风易俗结合起来，采用多样化的资源整合方式，发挥多方面的合力作用，建立及时快捷的反馈与纠错机制，将“防病”、"医愚”与“治心”相结合，化“危”为“机”，成功地遏制了疫病的流行。

——王冠中《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整合政治资源防控疫病的举措及经验》

材料：近期汉译出版的《文明的滴定》一书收录了李约瑟1944至1966年间发表的八篇论文。据李约瑟在第六篇文章中的陈述，在1938年前后，他酝酿写作一部专著，系统讨论中国文化区的科学、科学思想和技术的历史，那时他的问题意识就是“为什么现代科学没有在中国（或印度）文明中发展，而只在欧洲发展出来”，随着研究的深入，他又提出另一个相关的问题：“为什么从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15世纪，在把人类的自然知识应用于人的实际需要方面，中国文明要比西方文明有效得多？”两个问题结合起来，可以概括为：曾经高度发达的中国科学为什么没有发展出现代科学，反倒是科学发展并不领先的欧洲取得了突破，发展出了现代科学？这就是李约瑟难题，也称李约瑟之问、李约瑟之谜。

根据材料和所学知识，分析和评述“李约瑟之问”。（要求：观点明确，史论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