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妙的是下点小雪呀。看吧，山上的矮松越发的青黑，树尖上顶着一臂地白花，好像日本看护妇。山尖全白了，给蓝天壤上一道银边。山坡上，有的地方雪厚点，有的地方草色还露着；这样，一道儿白，一道儿暗黄，给山们穿上一件带水纹的花衣；看着看着，这件花衣好像被风儿吹动，叫你希望看见一点更美的山的肌肤。等到快日落的时候，微黄的阳光斜射在山腰上，那点薄雪好像忽然害了羞，微微露出点粉色。就是下小雪吧，济南是受不住大雪的，那些小山太秀气！

中国珠算

    ①2013年12月4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决议，正式将“中国珠算”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珠算是中国古代的重大发明，伴随中国人度过了1800多年的漫长岁月。它将廉价的制作材料、精巧的设计思想和深刻的数理内涵整合在一起，组合为一种气质非常独特的计算体系，被誉为“世界上最古老的计算机”。

    ②珠算由筹算演变而来，人们在算筹的基础上，改进发明出了更为先进的珠算盘。珠算盘的来历，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600年，据说当时就有了“算板”。到了东汉末年，徐岳在《数术记遗》中记载了一种珠算盘，每位有5颗可动的算珠，上面l颗相当于5，下面4颗每颗当作l，这是对珠算盘最早的确切的文字记载，到了明代，对珠算盘的记录更加详细，如数学家徐心鲁的《盘珠算法))插图记载是上l珠；午荣的《鲁班经》是上2珠，下5珠，除此之外，他还记述了算盘的尺寸。

    ③最常见的传统算盘，为上2珠，下5珠，上面一粒表示“5”，下面一粒表示“1”，在用算盘进行计算时，采用“五升十进制”，即每一档满5时便用一粒上珠表示，每一档满l0时便向前一档进位1。古代的珠算法，以手拨算珠进行运算。为了快速掌握各种算法，人们将手指动作编成了口诀，并不断探索着如何优化算法和动作，让计算变得更加快捷．

    ④珠算乘法所用的“九九”口诀起源甚早，失约春秋战国时就已在筹算中应用了。到了宋代，沈括在《梦溪笔谈》中提到了“九除者增一”“八除者增二”，后来渐渐演变为“九一下加一”“八一下加二”等口诀。杨辉在《乘除通变算宝》中，叙述了“九归”。他。在当时流传的4句“古括”上，添注了32句新口诀。元代朱世杰的《算学启蒙》载有九归口诀36句，之后丁巨的《算法八卷》，其中也有“撞归口决”。就这样，珠算的口诀慢慢丰富起来。到了明代，各位有识之士纷纷努力，先后对古珠算法进行了总结、规范，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拓展了算盘的应用领域。

    ⑤这些努力收到了极好的效果。借助珠算盘这个简单的工具，算术这门本来需要一定理解能力的学问在大众中迅速而空前地普及开来。计算，已经不再是有知识的人才能掌握的高难动作了。现在，只要能背下珠算法口诀并辅以一定时日的拔球练习．即便是不懂算术原理的粗汉，照样也能完成加减甚至乘除等复杂的日常计算。

    ⑥自古以来，算盘都是用来算账的，因此也被赋予了很多象征意义。在某种程度上．它已经成为了一种文化符号。比如，它被当作象征富贵的吉祥物。盔民问，常会听到“金算盘”  “铁算盘”之类的比喻，形容的也多是“算进不算出”的精明。除了与钱财相关的象征意义以外，算盘也常被用来象征出入平衡，分毫不差：在北京东岳庙的瞻岱门内两侧各挂着一副大算盘，左右批有“毫厘不爽，乘除分明”，以示赏善罚恶，公正严明。这些关于算盘计算功能之外的引申，把算盘深深地植入了中国历史文化之中。

    ⑦简简单单一副算盘，背后竟有这么多学问，能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也就不奇怪了。

(作者：王渝生，选文有删改)

镜子

    车，被拦在了南门外，原因是没有出入学校的通行证。拦他的是一名保安，个头很高，脸膛黑黑，站在门外，像尊铁塔。这让应邀来大学作报告的张处长有点尴尬。

    车窗里，露出一张笑脸：“对不起，下次来一定提前办好通行证。”

    保安只是淡淡地扫视他一眼，并没有放行的意思。张处长一愣，冲他点头说：“小同志，我作报告的时间就快到了！”

    保安表情严肃：“这跟我没关系。您必须出示通行证，所有进入校园的机动车辆，必须出示保卫科核发的通行证。”

    张处长的脸色变了，此时已有学生在围观。他顾不得仪表了，钻出车，动作迅速地从皮包里掏出一款高端手机，狠狠地摁出一串号码。可是拨出几次都是忙音。张处长急得团团转，冲着保安嚷道：“我是来做报告的，知道吗？是应邀来作报告的！”

    张处长的责备一声高过一声，保安依旧岿然不动：“对不起，我只是在执行学校的规定。”张处长的脸开始涨红：“规定？规定是人制定的，知道吗？”午后的骄阳里，张处长汗涔涔的脸更红了。他上下打量那名保安，又转到他的身后瞅了瞅：“小同志，做事要灵活，别一根筋！”张处长明显拿出教训下属的语气。

    那名保安依然不理张处长，这让张处长更气愤了：“大学是开放的，知道吗？没有围墙的大学才是真正的大学，知道吗？”

    这时的保安居然微微笑了一下：“道理，我说不过您，也希望您别为难我，学校的规定我不能破坏，这是我的职责……实在对不起！”保安的话让张处长愣住了，认真地看看他，还想说点什么，最终还是放弃了。

    张处长只好接着拨电话。这次终于通了。学校领导听说情况万分惊讶，告知他马上派学生到南门接他，并且不住地赔不是。

    张处长的心情好了一点，一种优越感慢慢袭上心头。他瞥了一眼保安：“你很尽责。如果你为人处世的经验再丰富一些就好了。”见保安站在那儿没什么反应，又踱起了方步：“你不知道，你们王校长是我老同学，这次讲座就是他邀请我来的……”

    保安还是一副无动于衷的神态。就在这时，两名学生气喘吁吁地跑来了，一个急忙向张处长道歉，另一个则拉过保安耳语起来。张处长的脸上见了笑，可几秒钟又僵住了，他看见保安对那名学生依然摇头。保安再次理直气壮地说：“没有通行证，谁打招呼也不行！”那名学生的脸气白了，狠狠地瞪着保安。

    看热闹的学生窃窃私语。张处长无奈地叹了口气，拎着包走进校园。走进教室很长时间，面对台下黑压压的学生，张处长总是进入不了状态。于是，他决定来个题外话，就讲他刚才遇到的事。他讲了他的尴尬，讲了他的困惑……台下的议论声很嘈杂，这让张处长更窘迫。

    走出南门时，张处长不由得朝门岗望了一眼。夕阳下，那名保安依然站得笔挺，只是那张黑紫的脸上仿佛有流过泪痕……

（选自《中国小小说年度佳作2012》，有删改。作者田洪波）

萧红：一个漂泊的灵魂

    1936年11月19日，萧红在给萧军的信里写：“窗上洒满着白月的当儿，我愿意关了灯，坐下来沉默一些时候，就在这沉默中，忽然像有警钟似的来到我的心上：‘这不就是我的黄金时代吗？它是那么自由。’”

    那个时候，萧红身在日本，正试图用出走来逃离与萧军的情感困局，同时也想给自己找一个安静的写作空间。漂泊了那么久，她将写作奉为宗教，在导师鲁迅的提携下自由地创作，终于可以停下来感叹一句：“自由和舒适，平静和安闲，经济一点也不压迫，这真是黄金时代，是在笼子里过的。”

    仅仅是在笼子里的平安，她也是又爱又怕的。写信的一个月前，鲁迅逝世了，震惊和悲恸过后，萧红好像隐隐找到了一种悲痛化出来的力量，这是她微小的坚强。事实上，这平安确实是短暂的，不久后，萧红就不得不提前回国，踏上了更加颠沛流离的悲剧之路。如今去回望萧红对“黄金时代”的感叹，实在是饱含凄凉的。

    文学与人生，是萧红的两条交叉线。这两重世界曾经合二为一，但最终渐行渐远、无法弥合：她在文学中找到了个人价值和心灵自由，像“大鹏金翅鸟一样飞翔”，而在人生际遇上则颠沛流离，终于“跌入奴隶的死所”。在她身后，作为一个作家，一个有着女性和穷人双重视角的女作家，萧红是游离于主流文学而被长期忽略的。而作为一个女人，她与不同男人之间漂泊的感情经历为人长久窥视。

    漂泊将近百年过后，萧红才在中国文学史上找到自己应有的地位。除了她小说般戏剧性的爱情，还不可忽视她深处的大时代背景。动荡的时代，匮乏的物质反而造就了那个时代精神的亢奋和对信仰的执着，也造就了一个群体性文学上的 “黄金时代”，而萧红作为其中一个女性个体，她追求的是不同寻常的道路。

    萧红的一生都在漂泊，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从一个男人到另一个男人。如果从她1933年逃婚出走故乡呼兰算起，到她1942年客死香港为止，短短几年间，她的轨迹遍布各地，从北国到粤港，从西北到日本。她原本可以停下来，但她依然选择了漂泊。我们辗转走访这些站点，不禁感佩萧红在短短几年的颠沛流离中的高产，她留下100多万字的作品，其中包括两部诗性悲剧《生死场》和《呼兰河传》、一部讽刺喜剧《马伯乐》，这在和平年代尚且不易，何况是战乱年代了。

    萧红出生于辛亥革命爆发的1911年，死于抗战烽火中的1942年，正值一个风起云涌的大时代。放在大时代背景下去观察萧红，她在当时的女性群体，甚至是女作家群体中也是触目的。作为女性，萧红自己也说：“这是一个盛产娜拉的时代。”在“五四”后的一代作家中，萧红因袭的负担最小，也因此形成极具个人特色的自由风格。如果说一开始的娜拉式的逃婚离家还是被动的，后来离开萧军、选择端木蕻良并与之南下香港，更是在爱情和民族双重危机下的主动选择。她的漂泊似乎也从被动的行为转为一种主动的习惯。尤其在当时主流文化阵营纷纷奔赴延安的时代洪流中，萧红公开提出“作家不属于某个阶级，作家是属于人类的”，她选择了自由写作，家国想象中的“左翼女作家”标签因此对她并不适宜。萧红研究开创者、汉学家葛浩文评价：“萧红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并不是一种理想化的、充满爱国热情的浪漫的战争图景，而是它对日常生活中真实的人们身上产生的孤独的、极端的个人化的影响。从此萧红长期游离于主流文学视野之外。”

    萧红曾对好友聂绀弩说：“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不错，我要飞。但同时觉得……我要掉下来。”现实中，她的确为这份情感和生活方式的再选择，在兵荒马乱中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至今仍备受争议，这怎么是黄金时代呢？许鞍华在电影《黄金时代》里借萧红之口回答：“我不能选择怎么生怎么死，但我能选择怎么爱怎么活，这就是我的黄金时代。”这样来看，每个人都可能有自己的黄金时代。

（选自《三联生活周刊》，有删改）

【相关链接】

    萧红和萧军虽然都被列为左翼作家，但实际上至少萧红没有那种明显的红色热情，且对政治十分冷漠。后来舒群曾劝她去延安，被她拒绝了，唯一的理由是她害怕再过斗争的生活，她需要安慰，需要家庭，需要温暖，她不知道往哪一个方向找，最后她找到了端木蕻良。她一旦告别了斗争，就告别了那个时代，因此她的黄金时代呈现出与众不同的味道。

（摘自李菁《萧红：逃不出的命运》）

    “百度百科”相关注释：

    萧红(1911-1942)，原名张乃莹，中国近现代女作家，“民国四大才女” 之一，被誉为“30年代文学洛神”。1911年出生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呼兰区一个封建地主家庭，幼年丧母。

    萧红是民国四大才女中命运最为悲苦的女性，也是一位传奇性人物。她的一生是不向命运低头，在苦难中挣扎、抗争的一生，萧军的出现直接影响了其命运并引发她开始文学创作。1935年，在鲁迅的支持下，发表了成名作《生死场》。1936年，东渡日本，并写下了散文《孤独的生活》，长篇组诗《砂粒》等。1940年与端木蕻良同抵香港，之后发表了中篇小说《马伯乐》和著名长篇小说《呼兰河传》。 1942年1月22日，萧红因肺结核和恶性气管扩张去世于香港。

稚子不识白蜡烛，是孤陋寡闻吗？

【新闻事件】

    孙老师在杭州一所热门公办小学教科学，有20年的教龄，这周竟然被一个三年级小朋友问傻了！当天，她上的是实验课，因为要研究材料的沉浮，所以给班里每个小组发了一根白蜡烛，让学生们把蜡烛放在水里，观察蜡烛的浮沉。实验做到一半，有个学生跑到她身边，拿着蜡烛偷偷问：“老师，这个是什么？”

    后来给另一个班上课，孙老师留了个心眼，实验前就指着蜡烛问全班：“有没有人知道这是什么？”第一个举手的同学说是塑料条，第二个同学倒是答对了，但根据举手情况，她发现班里95%的同学不认识白蜡烛。

    让孙老师哭笑不得的是，即使告诉学生“这是蜡烛”，仍有孩子在实验报告里写“蜡烛是塑料做的”。也就是说，这些孩子根本没明白蜡烛是用什么做的，用途是什么。

（摘自《钱江晚报》）

【媒体观点】

    这则新闻背后，可以看出很多孩子的生活由父母一手包办，缺乏常识。杭州留下小学科学仰毅明老师告诉记者，之前班里有许多学生，被父母保护得太好，任何锋利的东西都不让碰，更不要提动手操作。六年级学习“工具与机械”单元，要求孩子们将教室橱柜上的螺丝狩下来，结果很多孩子还是人生第一次碰螺丝刀。没有生活阅历，课本上的知识点就无法活学，只能靠死记硬背。

（摘自《钱江晚报》）

    看似很传统、很落后的白蜡烛，确实有几分“自古以来”的意思。所以，我们没有因为BP机、5寸软盘的过时而奇怪，却对看起来“土气”的白蜡烛，倒会有“怀古”之心。唐诗有云“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其实在古代，点蜡烛是达官贵人才有的待遇。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白蜡烛也是70年代刚刚普及的现代产品。我们不必感慨白蜡烛从孩子们的认识中消失，那是自然而然的事，也是合乎知识更迭规律的。

（摘自新浪网）

    教材固然需要与时俱进，尽可能贴近现在学生的生活与认知，但更值得担忧的是学生缺乏生活常识，而其背后往往折射家庭教育中的娇生惯养问题。比如划火柴点燃酒精灯，一看突然冒出火焰，全班都吓坏了，很多学生都不敢点，怕被烫伤。如果不是从小呵护过度，何以至此？不识蜡烛和火柴，或许不值得大惊小怪，但只会纸上谈兵，却不利于孩子的全面发展，如果缺失了基本的动手能力，孩子难免沦为“套中人”。

（摘自人民网）

【网友评论】

    网友一：蜡烛就是蜡烛，应先不管颜色，先教孩子们怎么区分蜡烛与塑料以及各自在常生活中的一般用途，加深孩子们的认识与实践，这才是家长和老师的责任！

    网友二：蜡烛已经离我们的生活很遥远了，确实有很多孩子不知道。但一想，当我们的孩子读到“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却茫然不知何物，着实有点遗憾。

我：作为学生，我认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