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人格的层次攀升

    我们所处的文化时代是一个呈现为层次多样、层次认同和层次攀升的时代。认识文化构成的“多层次”有助于增强文化建设的自觉性，不仅有助于维护“多样性”的自觉，而且有助于引领“攀升性”的自觉。

    文化素质是对于一个人有无“文化”进行评价的基础层次，是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基础。我国先哲关于“仁者人也”的精要表述，就包含着人的文化素质与社会文明程度相互建构的社会理想。

    我们常能听到说某人“有水平，有文化”。“文化水平”作为对人的一种评价，是关乎“文化高低”的问题。文化水平关乎的是人的文化能力，包括人的认知能力和创造能力。如果说，文化素质关乎的是个体自身的文化形象，那么文化水平则更多地体现在个体面向社会的文化建设中。但实质上，整个民族的文化素质是以每一个体文化素质的不断攀升为前提的，而一个人文化水平的标高，又必须体现为他对社会文化建设的认知乃至创造能力上。努力成为高水平的“文化人”应成为一个社会的价值取向。无论从事什么工作，其间人的认知和创造能力都会归结为“文化水平”。如同文化素质的不断完善会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不断攀升的文化水平作为过程也是永无止境的。并且，主体完善文化素质的自我建构与其在改造客体之时的文化水平提升是一个互动的过程，并且也是一个共进的过程。

    把“有涵养”视为一种文化人格评价，是较之“有水平”更高一层次的文化评价。与文化素质的评价相比，文化涵养似乎提升到对人的品位与格调的关注。在这个层次上来透视文化人格，你会发现“附庸风雅”者颇为多见。风雅者，风度雅量之谓也。文化涵养是一种内涵的养成而不是外表的矫饰，它不仅需要知识的学习、能力的培养，往往更需要情操的陶冶，它是一种文化人格，更是一种道德人格。也有人视“无故加之而不怒，骤然临之而不惊”是具有高度“文化涵养”的特征。文化涵养其实也是文化人的一种陶塑和一种充实，善陶塑、能充实才能攀升到“文化境界”的层次。

    古人论诗曰“有境界自成高格”，文化境界当然也是对高层次文化人格的评价。对于大多数文化人而言，其实也是缘自人的文化良知的一种追求。如果说文化素质关乎“有无”的问题，文化水平关乎“高低”的问题，文化涵养关乎“厚薄”的问题，那么文化境界关乎的是“阔狭”的问题。说某人“有境界”是对其文化人格做最高级的评价。要达到理想的文化境界，有两个重要的取向：其一，面对民族智慧数千年的文化积累，要力求站在文化巨人的肩上去攀升。在文化“泛漫化”的热浪中，我们能否搭在巨人肩上甚至搂在巨人腰上都不是没有疑问的，我们对于文化境界的攀升确实有“路漫漫”的感觉。其二，面对人民大众与时俱进的社会实践，要力求投身这一大潮中去“弄潮”。不去顺应潮流、驾驭潮头，如何能预见到“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的文化境界呢？

粗鄙的暴发户审美充斥着我们的社会

冯骥才

    在北欧，尤其是奥斯陆的大街上，你会感到城市有一种非常舒服的整体性。它没有历史与现代的断裂与分离，而是和谐地浑然一体。这不仅是建筑外部，连建筑内部乃至家具风格也是一样。今天的他们依旧喜欢用新鲜的原木把屋顶饰得像昔时的农舍，喜欢木头立柱，喜欢没有花纹雕饰的桌椅，喜欢用光洁的木板组合起来的衣柜与书架；但这不是不动脑子地去模仿传统，而是加进去一种后工业时代崇尚的简约美与现代科技能力包括精细的切割与抛光的技术，而使其为现代审美中一种自己的文化主体元素。他们已经成功地将自己即北欧传统审美的简朴转化为现代审美的简约。

    中国就麻烦多了。自汉唐以来，中原汉文化的审美似乎一贯而下。特别是明代的审美雍容大气、敦厚沉静，从中可以清晰看到汉之博大与唐之沉雄。然而到了清代，入主中原的满族皇帝们对生活文化表面化奢华的欲求，驱使整个社会的审美发生变异。特别是乾隆盛世，审美的繁缛与炫富感走到极致，完全脱离传统审美的厚重与含蓄。可是到清代中期之后，国力的衰败便使这种奢华的追求无法企及而日渐粗鄙，审美能力和审美标准遭到破坏。此后则是外来文化的冲击，以及在“不爱红装爱武装”时代，国民的美育和审美品格已不被提倡。当整个社会由传统的农耕社会转向现代的工业社会时，我们已经无所依据和无所凭借。社会审美像没头苍蝇乱撞。或是呆头呆脑的仿古，或是跟着洋人亦步亦趋地做“现代秀”。如何在审美上从传统向现代过渡，成了当代文化的大难题之一。没有现代审美，也就提不到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文化。

    而北欧人从传统到现代的审美过渡，不是听凭自然，稀里糊涂地完成的。我想它来自两方面。一方面是经过知识界，即建筑界、艺术界、设计师等长期的创造性的努力与探索。另一方面则是公众的认可。因为，只有成为集体审美，才是一种时代的文化特质。

    然而，我们至今还没有把美育列入素质教育；还有，知识界的努力是重要的关键。如果我们只去克隆舶来的“现代”，或者在传统中找卖点，我们自己的现代审美则无法建立起来。我很欣赏奥运会中的中国印、祥云和开幕式中“画卷”的设计，这是一种积极和精心的努力。当然，还嫌太少，还只是在设计范畴的个别成功的范例，更大的文化问题是我们的现代审美。而这种时代审美是不会自动转换与完成的。如果现代文化建立不起来，留下的空白一定会被商业文化所占据。就像当前充斥我们社会的粗鄙又浮躁的“暴发户审美”。

（有删节）

    “大团圆”是我国特有的一种审美心理现象，它大量出现在宋以后的戏曲小说中。如《窦娥冤》的申冤昭雪，《赵氏孤儿》的孤儿报仇，《汉宫秋》的“团圆梦境”，《琵琶记》的“玉烛调和”，《精忠旗》的满门旌表，《长生殿》的“蟾宫相见”等等。讲究“团圆之趣”已经成为我国极为普遍的传统审美心理现象。

    华夏初民对客观世界的考察，大概从“天”开始的。春夏秋冬的往复，白天黑夜的交替，日出日落的循环，使他们直观地形成了“乾为天，为圆”，以及“浑天如鸡子，天体如弹丸”的观念。由于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农耕国家，“天”的好坏又直接关系到农业收成的多寡，因此，对于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先民来说，头顶上的那圆的天，就成了他们顶礼膜拜的对象，这种对“天”的崇拜就导致了对于“天”的运行规律——“圆”的亲和与崇尚。

    作为中国哲学源头的《易经》体现了中国古人的圆道观，循环即圆道是《易经》作者心目中的最重要的规律之一，对易学而言，“圆”不仅是神秘的示语，而且也是圆融无碍、无往不复的至高至美的境界。

    而老子哲学思想中的自然观，也是以周行不殆的圆来加以描述的。《老子》“九九”八十一章，象征着道的生生不息、变动不已、周行不止。韩非在《解老篇》中评析老子思想时说：“用其周行，强字之曰道”，揭示了道的周行循环的特征。这种“九九”循环往复式的“道”的结构，是离不开圆的。

    由于“圆”以其圆满而使人感到审美的满足，所以，“圆”经常在“圆满”“至美”的意义上为佛家所推崇。佛教称般若真智为“圆智”，称般若真智对世相的观照为“圆照”，称善根为“圆根”，称修行到最高阶段为“圆成”，称涅槃境界为“圆寂”，将美好至极的事物称做“圆圆海”。这里，“圆”均可作为“圆满”、“大美”和“至美”来解。

    圆在中国哲学中意味着道境和禅境，易、庄、禅不约而同地将圆作为最高的精神境界，其中具有深刻的美学内涵。儒家的不偏不倚的中庸、道家的有无相生的哲学思想、佛家的因果报应的轮回观、《周易》用以解读宇宙人生奥秘的太极思维模式，以及本文论述的“大团圆”的审美心理，似乎都存在于同一个圆的图式之中。“圆”既是完满的象征，是循环往复的表现，也是华夏民族对社会、人生，以及自身理想的一种构想、理解和追求。体现在中国古代的戏曲小说中，则一切都应该圆满无缺，缺则有憾。中国古代悲剧最悲的要算是关汉卿的《窦娥冤》了，剧中不但有血溅白练，而且还有六月飞雪，可谓惊天地泣鬼神，充分显示了窦娥冤屈之大、痛苦之深。但作者笔锋一转，却来个“窦天章为女申冤昭雪”，由悲转喜、由缺为圆。对圆的崇尚似乎已成了一种弥散性的文化——审美理想的规范，“大团圆”即是审美主体对规范的崇尚与屈从，也是审美主体对传统规范的迎合与妥协。它虽然推进了中国文学艺术对中和之美的追求，以及向圆熟精致的技能方面的发展，却也遏制了中国艺术，特别是悲剧中美的、崇高的、善良的事物或人物被毁灭的怵目惊心的震撼，以及撕肝裂胆的残酷。尚圆的传统观念不光是“大团圆”审美心理形成的重要原因，而且，它也使中国审美文化的心理欲求往往更多地趋向于圆态，趋向一种柔性与韧性，以及圆融浑化的中和之美。

    当金钱控制文化的生产后，就会出现对文化的侵蚀，文化就可能置情感道义、公序良俗、伦理道德于不顾，甚至为了攫取利益，它不惜挑战情感道义、公序良俗、伦理道德，以引起“关注”，从而获得“利益”。这便导致了当代文化的“低俗化”问题的产生。

    桑德尔说到无处不在的广告时称：“侵略性的、干扰性的广告，长久以来一直是文化抱怨的主题。”低俗文化与那种富有侵略性、干扰性的广告相似，它犹如“苍蝇”，看似于人的肌体无大害，但我们却不得不面对这些成群结队的苍蝇的袭扰。人们的注意力、精力和时间都被其分割和吸收。鲁迅对这种文化更持一种批判态度，指出它犹如“精神雾霾”，毒害心灵。他说：“看完一部书，都是那时的名人轶事，这时可得自己有主意了，知道这是帮闲文士所做的书。凡帮闲，他能令人消闲消得最坏，他用的是最坏的方法。倘不小心，被他诱过去，那就坠入陷阱，后来满脑子是某将军的饭量，某先生的体重，蜈蚣精和人面蛇了。”

    低俗文化所体现的那些伤风败俗、有违道德伦理的观念和行为，有害人心，有害社会。但也有人持相反的态度。史蒂文·约翰逊就认为低俗无害，他说：“我想我们是过于严肃地夸大了媒介能传递核心价值的程度。大部分人都知道屏幕上的人物是虚构的，他们是让我们来取乐、欢悦的，而非给我们什么伦理教导。”他认为暴力文化并不必然导致暴力的泛滥。而在有些人眼里，低俗文化并不必然导致犯罪行为，甚至还有助于减少犯罪。他们说，暴力影片可以将有暴力倾向的人吸引到电影院中，使他们不会到酒吧酗酒，然后四处滋事，从而减少暴力犯罪；沉浸于媒介暴力，尤其是具有参与性的游戏媒介，对孩子来说也许是一种好的化解暴力倾向的方法。

    表面上看这些说法不无道理，但还有一些问题值得讨论。首先它们是从“犯罪”层面而不是从“精神”层面来检讨低俗文化。在他们看来，只要与犯罪关系不大，甚至有助于犯罪的减少，就无害，就有益。可是，文化的“功过”利弊并不是以能否导致“犯罪”来衡量的，“文以化人”是文化的最大的功用，低俗文化的危害在于精神层面的污染，而不在于法律层面的犯罪。其次，他们立论的对象是价值观、是非观已经定型的“成熟人”，但是对价值观尚未形成、自制力尚薄弱的未成年人来说，他们具有一定的好奇心和模仿性，对低俗文化缺乏一定的免疫力，低俗文化的侵袭易使他们“中毒”。

    当代文化的低俗化的成因很多，但刨根究底，无不指向文化生产的“唯商业逻辑”这个“总根源”。不破除“迎合需求”的文化生产的原则，文化低俗化问题就很难得到真正解决。这就要求文化创造者应当以社会利益为重，而非唯经济利益是图。除了“按摩式”的文化产品外，文化还应当为人们提供一种向善向美的精神动力和道德资源，有益于人心和社会。

（选自《文汇报》陈占彪《摆脱文化生产的唯商业逻辑》有删改）

    ①宋代历史是人类历史长河中一段特别的记忆。随着不同时期研究方法和观察视角的不同，人们对宋代的认识也在不断变化。

    ②元朝对宋的盖棺之论主要有两点，一是对程朱理学高度肯定，这与元统治者将朱熹学说定为“国是”一脉相承。其二，元朝史臣在论宋代“其有弊”时指出，“大概声容盛而武备衰，论建多而成效少”。这两个方面大致也影响了明清的认识。

    ③明朝统治者特别强调对宋朝历史文化的认同和继承。重修《宋史》和重视研究宋史成为明代史学的一大特色。有明一代先后产生了123种宋史著述，现存62种。明人对宋文、宋诗、宋词、宋画的褒扬和批评，更是奠定了宋代文学艺术与汉唐并峙的地位。

    ④19和20世纪之交，中西学者均将宋代历史指向中国近世的开端。1922年，日本学者内藤湖南发表《概括的唐宋时代观》，系统阐述了宋朝是中国近世开端的假说。内藤的假说是建立在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历史分期方法基础之上的。而中国学者提出中国近世的文化主流源头起自宋，与日本学界有本质的不同，主要是从中国文化的发展脉络来看。王国维说：“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汉唐，后之元明，皆所不逮也。近世学术，多发端于宋人。”最有代表性的是陈寅恪对赵宋文化的高度褒扬：“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⑤那么宋朝“积贫积弱”的帽子从何而来？其实，早在南宋后期，有识之士就说“民穷”“财匮”“兵弱”是当时的三大弊政，元明清人一致认为宋朝“武备不振”和“积弱”。20世纪50年代末漆侠先生在《王安石变法》一书中将“积贫积弱”连用来概括宋神宗实施变法的主要社会原因，1962年邓广铭先生将这一概括引入《中国史纲要》宋代历史部分的书写，遂使“积贫积弱”成为20世纪后半叶评价宋代历史的代名词。

    ⑥到底应该如何看待“积贫积弱”说呢？根据目前的研究，“积贫”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更正。从国家财政和地方财政的角度而言，宋仁宗朝形成的“财匮”延续到南宋，地方财政长期处于入不敷出的窘境，“财匮”之说是有充分根据的。而从“民穷”的角度来说，宋代社会最底层的人民，与魏晋隋唐相比，不论是法律身份地位、迁徙自由以及谋生手段，都有较大的改善和提高，加之宋朝的社会救济制度不仅汉唐难以企及，元明清也没有超过，而宋代大中城市里五万贯家财的富户人数众多，所以要辩证地看待宋朝的“积贫”。

    ⑦过去对宋朝积弱的认识有两层含义：一是国势弱，二是军事能力弱。对于后者虽有争论，但对于前者，大多数研究者都不能认同，因为宋朝的经济、科技整体发展水平远不是辽、西夏、金、元所能比拟。

    ⑧进入21世纪，国际上开始重新认识明清以来中国在世界历史的地位，这也使得国内学者把宋代置于当时的世界历史背景下给予新的评价。目前，宋代经济革命说、宋代是中国近世的开端、宋代是中国古代的文艺复兴时期等观点散见于各类宋史论著。可预见的是，宋代历史的形象仍将处于不断变化中，这也是宋代历史的魅力。

（李华瑞《对宋朝历史为何有多样解读》，有删改）

宇宙在细胞里交响

张长

    ①有那么一本书，谈细胞、谈生命、谈语言、谈信息、谈计算机、谈音乐、谈科学规划、谈生和死，从蝼蚁到鲸鱼星座、从小细胞到大宇宙，有形象的描述，有哲学的探讨，庞杂新奇，博大精深……不要以为这是什么数百万字的鸿篇巨著，是什么深奥的科学论文。不，了不起处在于：全书只有十一万字。它就是美国著名医学家、生物学家刘易斯·托马斯的《细胞生命的礼赞》。

    ②宇宙中的白矮星有一种惊人的密度，以致火柴盒那么大一块落到地球上，也会像铁块掉进水池里，可以迅速把地球洞穿——《细胞生命的礼赞》就具有这种信息上的高密度。一本薄薄的小册子，议论、推理、抒情甚至插科打诨，都没有一句口水话，压缩的信息量之大，有点类似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这部长篇小说中的一个章节便足可改写成一个中短篇。但那毕竟是小说，就涉及的知识领域而言，无法与《细胞生命的礼赞》相比，字数也远比它多的多。

    ③这本由二十九篇既像科学论文又像散文随笔组成的小册子，似乎有点杂乱无章。细加品味，才发现它颇像一部气势恢弘的交响乐。这些表面独立的文字音符互为交响，不时出现华彩的乐段。正如作者在书中大力推崇的巴赫的音乐般迷人。

    ④先说一个细胞。在地球冷却之后的亿万年前，它被一响雷电赋予了生命（化学结构上的无机变有机）。“于是从这一母细胞的后代，我们才成了今天的样子”——原来我们至今还跟周围的生命有着共同的基因。刘易斯·托马斯还告诉我们，草的酶和鲸鱼的酶之间的相似，证明了来自远古的同种相传。而一个小小的细胞就是一个小小的生命，它的叶绿体通过氧化方式给细胞提供能量。每一种细胞（包括草的细胞）的叶绿体也是独立的生命，都有自己的基因组、编码和遗传信息。于是亿万个细胞构成的生命各自活着，工作着。“它们实际是和我一道每天早晨散布于本地的公园，感觉着我的感觉，倾听着我的音乐，思想着我的思想呢！”这些对细胞生命的描述就像小提琴在G弦上的咏叹调。

    ⑤当看到“动物似乎都有这样一种本能，独个儿去死，在背人处死”，“我从来没有在任何地方见到过一只死松鼠”，“疾病是生命存在的正常形式……人要消灭疾病、消除死亡，是徒劳的、也是反自然的”这样的句子和段落，仿佛是一曲苍凉的双簧管，就像一个饱经沧桑看透了生命的老人，教你平静、愉快地接受这种自然规律。因为“任何事物的生都是某一事物的死换来的，一个细胞换一个细胞，意识到这一同步过程，也许是一种安慰……我们都在一起走着下坡路，我们的伙伴遍天下”！以这样一种幽默而轻松的口气谈论死亡，是多么乐观豁达。

    ⑥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了相信人是万物的主宰，相信自己是全知全能的、有高于一切存在物的品质和权利。而在《伊克人》一章中，作者介绍了一种令人憎恶的民族。“他们从来不歌唱，孩子一旦能走路了，就把他赶出家门去抢劫……随时都会把老年人抛弃，让他们饿死……在彼此的大门口排便……只有见到别人不幸时他们才笑……”这样的人会是全知全能的万物之灵吗？这些人性的恶，仿佛是一部乐曲里反复出现的反面主题，批判着、讽刺着人类的愚昧、贪婪与傲慢。接着响起的是振聋发聩的大鼓声：“宏观地看，人又是社会、城市这些具有大生物的细胞，是无名的组成部分。因而人的自尊自大是没有根据的，也是不必要的。人与其他生物的同一性比其特殊性更为重要。”对于地球的其他生命，他主张让它们自然地发展：“站远一点，别碰它们。”

    ⑦但这丝毫不意味着刘易斯·托马斯主张人类无需“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进步”。恰恰相反，本书讲述“细胞——生物——人——社会——地球——宇宙”的链条，并阐述了一个了不起的理论：这是一个互为依存的、有生命的活的系统，各个生物圈有其内在的生态关系，这种关系是不能打乱更不能破坏的。

    ⑧刘易斯•托马斯还认为社会城市也是个有机物，地球是生物、是发育中的胚胎甚至是一个单细胞。这真是奇思妙想，又似乎是文字游戏。也可以认为这是一种深邃的哲学思想，和我国古老的“天人合一”的观点如出一辙。

    ⑨总之，本书的每一个章节里，从字里行间，读者随时都能感觉到对生命的颂赞和热爱。常常不珍惜自己的时间和生命的人，读了这本书会明白地球上第一个单细胞的诞生是极其偶然的。“从统计学上讲，我们中的任何人来到我们现在呆着的地方的几率都是极小的……”但从遗传学上看，各种可能性却又多得惊人，而能取代我们现在位置的人更是多的数不胜数。“我们活着，是因为他们没运气。”读着这些文字你怎能不珍惜生命、热爱生活呢？

    ⑩评价《细胞生命的礼赞》，似乎只有用音乐——而且是巴赫的音乐——才能找到感觉。巴赫的作品是最单调又是最复杂的。这颇像作者那似乎单调的专业中透出的广泛兴趣、渊博学识和博大胸怀。音乐为所有生命形式所共有，包括地外生命。由是，我才想到这是宇宙生命在细胞里的一种交响，是微观中的宏观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