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会盟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不仅类型多样，而且次数空前频繁。前人在概括春秋形势特点时常说：“世道交丧，盟诅滋彰”“侵伐盟会，无时无之”，诚为不刊之论。可以说，春秋是会盟的兴盛时期。

    春秋会盟是中国奴隶社会衰落时期各种矛盾相互作用的产物，它反映了当时奴隶制遭破坏、大国争霸、礼乐废坏的社会现实。所以，要全面、深入地研究春秋史，就必须对春秋会盟进行探讨。春秋会盟作为统治阶级解决当时社会生活中各种矛盾和纠纷的重要手段，对当时社会历史的发展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在政治、经济、军事、列国交往、列国文化交流等方面都有着重大影响。

会盟是实行霸主政治的手段。西周时，天子有无限权威，“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子册封一些方伯，代表自己坐镇一方，进行统治。春秋时期，王权衰落，“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出现了霸主政治。霸主政治象方伯政治一样，也是奴隶主阶级进行统治的一种形式。

    春秋时，“周德虽衰，天命未改”的社会心理驱使着人们仍然尊崇周室。霸主迎合人们这种心理，往往打着“尊王”的旗帜，提出“奖王室”的口号。当王室发生内乱或遭侵凌时，就举行会盟，帮助王室平定混乱。如王室的王子克、王子颓、王子带、王子朝等发动的叛乱，便都是霸主或大国诸侯帮助平定的。鲁昭公三十二年的狄泉之盟，任务是“城成周”，从而屏卫周王室。霸主还帮助王室摆脱经济上的困境，如鲁昭公二十五年的黄父之会，晋赵简子就“令诸侯之大夫输王粟”。

    救助王室的会盟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王室衰微的过程，但并不能改变历史发展的趋势。这类会盟的主持者多为霸主，而霸主尊王常常是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从而争取更多的与国、壮大自己的实力，这就使霸主代替周王号令诸侯成为历史的必然。

    霸主不仅用会盟救助王室，还用会盟在列国中推行霸政。《国语·晋语七》：“（悼公）四年，诸侯会于鸡丘，于是乎布命……”韦昭认为：“命谓朝聘之数，同好恶、救灾患之属。”可见，会盟是霸主推行霸政的方式之一。

    春秋时，不论是上层统治者还是下层平民百姓，普遍存有反战愿望和重视会盟的心理。而且，在会盟中，霸主取得的利益往往比用武力取得的还要多，所以，会盟便成为霸主常用的推行霸政的手段之一。齐桓公自北杏之会始，共举行十多次会盟，史载“衣裳之会十有一，兵车之会四”即是其例。

    春秋时，立贤、立爱之事时有发生。郑武姜欲立叔段，宋宣公舍子与夷而立弟穆公，穆公舍其子公子冯而立兄子殇公，鲁庄公问后于叔牙等，都反映出嫡长子继承制面临着挑战。而君统继承上的争斗又往往是与国君妻妾关系上的混乱分不开的。晋献公宠骊姬，周王以狄女为后都引起了君统继承上的纠纷。当时人认为“并后、匹嫡”是“乱之本”。因此，在会盟的约文中反复强调“无易树子（树子即嫡子），无以妾为妻”，力图对嫡长子继承制的破坏加以制止，从而避免发生诸子与嫡长子争夺君位的情况，使君位得以顺利地传递。

    春秋初期，各国大族兴起。列国大世族，如鲁国的展氏、臧孙氏、郈氏等出自孝公，三桓出自桓公，东门氏出自庄公。齐国的管氏、鲍氏、崔氏、庆氏等，也强大于春秋前、中期。郑国的七穆出自穆公。宋国的戴、庄、桓等大族，晋国的六卿，卫国的孙、宁等强族都形成于春秋前期。大族的兴起对公室构成威胁，所以，公室对大族展开了激烈的、血腥的斗争，晋献公对诸公子的屠杀就是典型的例子。但是，人们也看到了公室与大族关系的另一面。由于这些大族多为公族，公室的存在又需要公族的拱卫。公室好比树的主干，公族是枝叶，尽去枝叶，主干也必然要死亡。因此，葵丘之盟约文中特地规定“无专杀大夫”，旨在纠正过激行为，让大族屏藩公室。但是，它并没有彻底平息公室与卿大夫的斗争，却导致了后来事情向另一极端发展，纵容、姑息大族，养痈遗患，使“礼乐征伐自大夫出”成为不可避免的历史发展趋势。

（节选自张全民《试论春秋会盟的历史作用》）

《国语》为何不是“经”书

    ①在众多与经书相关的典籍中，《国语》一直与《左传》内容相表里，且成书年代相近，据传作者也为同一人，但始终没有成为“经”。周予同先生认为“经”有三个特点。首先，“经”是中国封建专制政府“法定”的古代儒家书籍。其次，“经”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古代儒家书籍，它不仅为“法定”，而且是从所有合法书籍中挑选出来的。后来儒家编著的书籍，固然不称为“经”，就是秦汉以前的儒家书籍，不是得到孔子“真传”的，也不能称之为“经”。再次，“经”本身就是封建专制政府和封建统治阶级用来进行文化教育思想统一的主要工具，基本上称为中国封建社会中合法的教科书。“经”与封建社会相始终。这三个特点，也是成为经典的标准。在“经”的领域扩大到“十三经”的过程中，封建专制政府的法定始终是第一位的，其次是儒家思想，第三是孔子。《论语》和《孝经》都有过被排除在经典之外的经历，就是取决于它们是否迎合帝王的行为和心理，是否迎合以孝治天下的思想。合则为“经”，不合则去之。

    ②至于《国语》，不能成为“经”书，最重要的是它不解《春秋》。思想上，柳宗元《非国语》云：“其说多诬淫，不概于圣。”但《国语》中包含了儒家思想的很多内容，如礼治、民本、正名、忠恕等。其他学说《国语》中也约略可见。傅庚生先生指出其尚有墨、农、法、阴阳、黄老等思想的萌芽分布于鲁、齐、晋、郑、越等诸语当中。这样驳杂的思想体系，也使得它不可能成为统治者所认可的典型合法的儒家经书。另外，《国语》不但不得孔子的真传，内容上对孔子的事迹的记载也颇与“子不语怪力乱神”相悖。因此“经”的范围虽在不断扩大，《国语》也不可能为儒者拥护及被统治者选中。

    ③《国语》的辞采，也影响着人们对它的重视程度。柳宗元称其令世之学者耽嗜，“富艳浮夸。”崔述曰：“《左传》纪事简洁，措词亦多体要，《国语》累章而未足也。”《左传》自成一体，语言风格一致，但《国语》诸语亦各有千秋：或长篇大论，侧重理性说教；或小巧精致，语言隽永；或以修辞见长，文字流畅而有气势。可惜语言上的优点，实不能令《国语》一体，而诸语风格的差异，也使全书有割裂之感，多给史家留下批判和质疑的藉口，哪里还有成为经典的可能呢？

    ④基于此，《国语》无缘经书之列。尽管如此，其与《左传》关系密切，也颇受那些达官儒士们日常研读的重视，勉强维持其“春秋外传”的声誉。清代编修《四库全书》，将《国语》改隶“杂史类”，其地位下降。但仍有人把《国语》当经典来看，希望将之提升到“经”的地位。段玉裁主张于“十三经”外，加《国语》《史记》《说文解字》等，成“二十一经”。可惜没有响应者。廖平于光绪十二年，拟定《十八经注疏范例》，欲建立一个别于《十三经注疏》的体系。他将《大戴礼记》和《国语》升为“经”，将《礼记》中的《王制》《大学》《中庸》独立出来，合成“十八经”，终未成。

失去风景的时代

曹文轩

    我们不无悲哀地看到：现代小说却已经不再注目风景。当年，川端康成称他与自然的关系是“幸运的邂逅”。他在谈到《伊豆的舞女》时，惟一的遗憾是觉得风景描写还是少了些。从前的小说家，虽然没有太多的人去自觉地谈论风景的意义，但在实际写作中，风景始终是他们的小说的重要元素。他们的写作，几乎形成一个定论：风景描写是小说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元素。

    然而现代小说就是抛却了这一元素。

    人类进入现代之后，对自然实际上已经失去崇拜之心。与并不总是喋喋不休地谈论自然的古人相比，现代人对自然的亲近未免有点矫揉造作。现代人更多是出于功利之心来关心自然的，因为自然直接关系到他们的生存。古人对自然有崇拜之心——甚至有敬畏心。“自然”是与“天”相等的概念，它具有至高无上的神性。古人面对自然，是一种宗教的姿态，他们虔诚静听与默察，是要在万籁俱寂中读出其奥义。因此，自然对他们来说不能有须臾的分开。而现代人尽管作出各种各样亲近自然的样子，并有许多赞美之词，但骨子里，现代人还是只相信自己。自然已不再具有神性，它只不过是物质，是被看的。

    小说也就可以不必在意自然了。

    工业文明、人口难以抑制的增长而不断加大的消耗，使自然在退却与贫化。工业文明在给人类带来巨大物质享受的同时，废气、废水，也是日甚一日地污染风景。然而我们还在日甚一日地挤压风景似乎要将它直挤到天边。

    现代，有越来越多的人生活在失去风景的空间里。有些人，从一出生，就是在一片缺乏绿色、缺乏蝉声与鸟鸣的水泥钢筋的世界里。他们的肉体与灵魂从一开始就缺乏自然所给予的灵气与湿润。他们的记忆里没有什么像样的风景，更没有对风景的深刻感受。

    因此，小说也就没有了风景。

    然而，最根本的原因，却在于现代人的审美趣味、审美意识的历史性变异。

    现代之文学艺术，新生了许多特质，但同时也丢失了许多特质，比如意境、诗性等。在现实生活与现代哲学思潮的双重作用下，现代文学艺术将更多的心思用在了对深刻思想的追求上。文学艺术从来没有像今天的文学艺术这样酷爱思想。现代哲学的发达并由此带来的思想观念的众声喧哗，使文学艺术陷入一个庞杂无绪的思想大网之中而不可自拔。追求思想的新颖，直至追求思想的乖戾，已成时尚与习惯。在经过相当长的时间后，一些现代的文学艺术家们在冥冥之中达成一个共识，这就是：思想的深刻只能寄希望于对丑的审视中，而不能寄希望于对美的审视上，现代文学艺术正是将粗俗、丑陋、阴沉、冷漠的事物作为自己观照的对象;美是虚弱的，苍白而脆弱的，甚至是矫情的，美的浅薄决定了它不可能蕴藏什么深刻的思想，就更说不上蕴藏什么惊世骇俗的思想了;而丑却是沉重的、无底的、可被无穷解读的，那些非同寻常的思想恰恰藏匿于其背后。因此，在现代艺术家那里，思想的挖掘，也就是在丑之上的挖掘，丑成了思想的矿脉。丑的物象(比如溃烂的脓疮，比如苍蝇)，丑的人性(比如窥阴癖，比如自虐狂)，纷纷涌入文学艺术家的视野。现代文学艺术家就这样与荒诞、怪僻、邪恶、阴鸷、猥琐等联系在一起了。这虽然并非是现代文学艺术的全部，但却是现代文学艺术的主流——至少是它留给人们的主要印象。

    这里，我们没有义务去论证文学是否真的有必要将全部心思用在思想的深刻上，美本身的价值是否比思想弱小，美是否也蕴藏着深刻的思想。我们只想通过这一切描述，给小说为什么失去风景这一状况找到最根本的解释：风景的被注意，是与雅致、雅趣、雅兴联系在一起的，既然雅致、雅趣、雅兴已被冷淡与放弃，风景也就自然消失了。恶心的感觉、阴冷的感觉，不可能来自冬日的太阳、月下的清泉、雨中的草莓。

    现代小说因为缺乏古典小说中的树木、草原、河流、小溪、露珠与青草，使人感到焦灼、枯涩，怎么说也是缺憾。

（选自曹文轩《小说门》，作家出版社2003年1月版，有删节）

    回顾近几年，《三生三世十里桃花》《择天记》《青云志》等仙侠玄幻古装剧先后播出，此类以传统神话、寓言传记为缘起，杂糅了言情、武侠、魔幻、历史等元素的古装剧成为了影视产品市场热衷的电视剧类型。在现实题材剧作精品化发展的当下，仙侠玄幻剧如何摆脱同质化、消费化的创作倾向，借古鉴今、古今联通，凝聚更具现实意义的文化价值，值得分析和思辨。

    不同于乌托邦的完美秩序和终极理想的形态，玄幻镜像是区别于现实，又不完全符合理想，介于二者之间“似与不似”的位置。这里的现实通常是经由主观加工处理的“真实”，而重建的理想秩序也往往带有现实世界的“镜像投影”，寄寓理想与投射现实可以在这里达到奇妙的平衡，而仙侠、玄幻剧中的“玄幻镜像”正是这种所在。

    当代社会压力重重，一道佐以甜蜜爱情的梦幻“视听速食”可以充当青年们一时的“精神抚慰剂”。因此，仙幻剧多半敬奉“大旨谈情”的“核心理念”：《扶摇》《三生三世十里桃花》《花千骨》奉“痴恋”为圭臬：主人公虽以爱为目标，却不肯做出其他方面的牺牲和让步。爱情的真谛是彼此的守护与相互成全，但是这种对自我中心意识的执念难免让人难以真正信服。《九州•天空城》中的爱情观表现得更为极端：九州部族战事无端纷起，仿佛只是为了历练和成就女主茯苓的爱情而设。对比之下，这种“为爱而爱”的设计难免会有“为赋新词强说愁”之嫌。在这些爱情玄幻镜像下的自恋式虚假价值，恰好暗合了部分现代人的自我美化倾向。

    青春成长不易。青春叙事与英雄主题往往相互联结、彼此暗喻。仙幻剧中的英雄主人公经历往往自带“光环”：比如《武动乾坤》中的少年林动，出身平凡，一路突变的经历充满变数与偶然性，虽然自身有所改变，但仍然缺乏主动性和自觉意识。这种“玛丽苏”、“杰克苏”式的人生顺畅无疑与“被动式”的成功都为观众营造出完美的满足感。因此，一些仙幻剧中这种牺牲掉现实逻辑与核心思考的“反现实”显然能为受众提供一场情绪的宣泄和想象式体验的替代满足。但长期如此，未免会在潜移默化中消磨掉面对真正生活中的考验与历练的勇气，失去挑战生活困难的动力。

    仙幻剧追求大制作、重细节、道具布置和人物造型，注重视觉上的精致感，制作团队通过物质化的手段营造感官幻境。视听元素的铺排辅之以逼真的特效技术，织就成一张视觉幻梦的网呈现在观众面前：魔界阴沉神秘则配以坚硬黯默的冷色系妆服，仙界清明焕丽则配以轻盈高贵的金、白浅色系。观看和被审视的对象被置换为一帧帧流动的、华丽的、不食人间烟火的物象图景。这种霸道的置换一方面使“人像”彻底变为构建“物象”的工具和要素，刺激着受众潜在的物质幻想，又以悖反现实的方式暗示深植于现实的“恋物”倾向。

    近年来国产古装剧在价值取向层面存在着诸多隐患，追求商业利益最大化推动了内容制作层面的娱乐化、同质化，美轮美奂的“玄幻镜像”成为投资方、制作方消费受众的合谋。褪去华丽的外衣，古装剧架空的文本内涵提供的只是轻描淡写的空洞娱乐而已。古装剧文化价值的困境为仙幻剧创作敲响了警钟。

（摘编自霍美辰、王方兵《近年来仙侠玄幻剧的文化价值思辨》，有删改）

    “浙学”的成型是在永嘉、永康、金华、四明之学异军突起的南宋。永嘉、永康之学给“浙学”打上了追求功利、讲求事功的思想烙印，金华、四明之学则分别传承了中原文献之学和江西陆学的精神传统。明代中后期，以王阳明为宗主的阳明学派遍及两浙，风靡全国，确立了良知心学理论体系。明清之际，刘宗周（蕺山）的诚意慎独之学独树一帜，形成涵盖两浙的蕺山学派；其高足弟子黄宗羲接踵而起，力倡重视经世实践的“力行”哲学，开创具有民主启蒙性质和实学特征的浙东经史学派，使“浙学”升华到足以主导中国思想潮流的地位，成为推动近代思想解放和民主革命运动的思想大旗。自南宋至明清，浙学内部学派林立，宗旨各异，而其主流则是以“求实、批判、兼容、创新、民本”为根本精神的两浙经史之学。

    “浙东学派”的概念始见于清初大儒黄宗羲的著作。黄宗羲在《移史馆论不宜立理学传书》一文中首次使用“浙东学派”一词，指的是浙东地区学术发展的主要脉络，即浙东学统，或曰浙东学脉，而非现代意义的学派。黄宗羲之后，自视“梨洲私淑”的清代大儒全祖望撰《宋元学案叙录》，多次使用“浙学”概念，并作肯定性评价。他认为“浙学”主要是指“浙东之学”，但也包括“浙西之学”，清乾嘉时的浙东学者章学诚在《文史通义·浙东学术》中认为，“浙东之学”与“浙西之学”的学术渊源与学风虽有不同，但都是儒家之学，其根本之道可以并行不悖、互相兼容。

    溯源追踪，综合比堪，“浙学”的内涵可作狭义、中义与广义之区。狭义的“浙学”概念是指发端于北宋、形成于南宋永嘉、永康地区的浙东事功之学。中义的“浙学”概念是指渊源于东汉、酝酿形成于两宋、转型于明代、发扬光大于清代的浙东经史之学。广义的“浙学”概念指的是渊源于古越、兴盛于宋元明清而绵延于当代的浙江学术思想传统与人文精神传统，它是狭义“浙学”与中义“浙学”概念的外延，既包括浙东之学，也包括浙西之学；既包括浙江的儒学与经学传统，也包括浙江的佛学、道学、文学、史学等人文社会科学传统，甚至在一定意义上涵盖了具有浙江特色的自然科学传统。我们在总结浙江学术思想发展史时，必须对狭义、中义与广义的“浙学”分别加以系统的研究与整理。然而站在当今文化建设和弘扬文化精神的立场上，则应取广义的“浙学”概念，尤其重视对其人文精神的研究和应用。

    历经岁月磨合凝练，“浙学”内部的多个学派“和齐斟酌，多元共存，互相融通”，形成为地域学术文化传统，逐渐凝练出以“实事疾妄、崇义谋利、知行合一，经世应务、兼容并包”为主要特色的思想内涵。

（节选自2019年3月29日《文汇报》，有删改）

宇宙在细胞里交响

张长

    ①有那么一本书，谈细胞、谈生命、谈语言、谈信息、谈计算机、谈音乐、谈科学规划、谈生和死，从蝼蚁到鲸鱼星座、从小细胞到大宇宙，有形象的描述，有哲学的探讨，庞杂新奇，博大精深……不要以为这是什么数百万字的鸿篇巨著，是什么深奥的科学论文。不，了不起处在于：全书只有十一万字。它就是美国著名医学家、生物学家刘易斯·托马斯的《细胞生命的礼赞》。

    ②宇宙中的白矮星有一种惊人的密度，以致火柴盒那么大一块落到地球上，也会像铁块掉进水池里，可以迅速把地球洞穿——《细胞生命的礼赞》就具有这种信息上的高密度。一本薄薄的小册子，议论、推理、抒情甚至插科打诨，都没有一句口水话，压缩的信息量之大，有点类似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这部长篇小说中的一个章节便足可改写成一个中短篇。但那毕竟是小说，就涉及的知识领域而言，无法与《细胞生命的礼赞》相比，字数也远比它多的多。

    ③这本由二十九篇既像科学论文又像散文随笔组成的小册子，似乎有点杂乱无章。细加品味，才发现它颇像一部气势恢弘的交响乐。这些表面独立的文字音符互为交响，不时出现华彩的乐段。正如作者在书中大力推崇的巴赫的音乐般迷人。

    ④先说一个细胞。在地球冷却之后的亿万年前，它被一响雷电赋予了生命（化学结构上的无机变有机）。“于是从这一母细胞的后代，我们才成了今天的样子”——原来我们至今还跟周围的生命有着共同的基因。刘易斯·托马斯还告诉我们，草的酶和鲸鱼的酶之间的相似，证明了来自远古的同种相传。而一个小小的细胞就是一个小小的生命，它的叶绿体通过氧化方式给细胞提供能量。每一种细胞（包括草的细胞）的叶绿体也是独立的生命，都有自己的基因组、编码和遗传信息。于是亿万个细胞构成的生命各自活着，工作着。“它们实际是和我一道每天早晨散布于本地的公园，感觉着我的感觉，倾听着我的音乐，思想着我的思想呢！”这些对细胞生命的描述就像小提琴在G弦上的咏叹调。

    ⑤当看到“动物似乎都有这样一种本能，独个儿去死，在背人处死”，“我从来没有在任何地方见到过一只死松鼠”，“疾病是生命存在的正常形式……人要消灭疾病、消除死亡，是徒劳的、也是反自然的”这样的句子和段落，仿佛是一曲苍凉的双簧管，就像一个饱经沧桑看透了生命的老人，教你平静、愉快地接受这种自然规律。因为“任何事物的生都是某一事物的死换来的，一个细胞换一个细胞，意识到这一同步过程，也许是一种安慰……我们都在一起走着下坡路，我们的伙伴遍天下”！以这样一种幽默而轻松的口气谈论死亡，是多么乐观豁达。

    ⑥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了相信人是万物的主宰，相信自己是全知全能的、有高于一切存在物的品质和权利。而在《伊克人》一章中，作者介绍了一种令人憎恶的民族。“他们从来不歌唱，孩子一旦能走路了，就把他赶出家门去抢劫……随时都会把老年人抛弃，让他们饿死……在彼此的大门口排便……只有见到别人不幸时他们才笑……”这样的人会是全知全能的万物之灵吗？这些人性的恶，仿佛是一部乐曲里反复出现的反面主题，批判着、讽刺着人类的愚昧、贪婪与傲慢。接着响起的是振聋发聩的大鼓声：“宏观地看，人又是社会、城市这些具有大生物的细胞，是无名的组成部分。因而人的自尊自大是没有根据的，也是不必要的。人与其他生物的同一性比其特殊性更为重要。”对于地球的其他生命，他主张让它们自然地发展：“站远一点，别碰它们。”

    ⑦但这丝毫不意味着刘易斯·托马斯主张人类无需“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进步”。恰恰相反，本书讲述“细胞——生物——人——社会——地球——宇宙”的链条，并阐述了一个了不起的理论：这是一个互为依存的、有生命的活的系统，各个生物圈有其内在的生态关系，这种关系是不能打乱更不能破坏的。

    ⑧刘易斯•托马斯还认为社会城市也是个有机物，地球是生物、是发育中的胚胎甚至是一个单细胞。这真是奇思妙想，又似乎是文字游戏。也可以认为这是一种深邃的哲学思想，和我国古老的“天人合一”的观点如出一辙。

    ⑨总之，本书的每一个章节里，从字里行间，读者随时都能感觉到对生命的颂赞和热爱。常常不珍惜自己的时间和生命的人，读了这本书会明白地球上第一个单细胞的诞生是极其偶然的。“从统计学上讲，我们中的任何人来到我们现在呆着的地方的几率都是极小的……”但从遗传学上看，各种可能性却又多得惊人，而能取代我们现在位置的人更是多的数不胜数。“我们活着，是因为他们没运气。”读着这些文字你怎能不珍惜生命、热爱生活呢？

    ⑩评价《细胞生命的礼赞》，似乎只有用音乐——而且是巴赫的音乐——才能找到感觉。巴赫的作品是最单调又是最复杂的。这颇像作者那似乎单调的专业中透出的广泛兴趣、渊博学识和博大胸怀。音乐为所有生命形式所共有，包括地外生命。由是，我才想到这是宇宙生命在细胞里的一种交响，是微观中的宏观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