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床为什么那么难

    ①对很多人说，早晨，尤其是双休日之后的周一早晨，有一件必须去做的让人痛苦万分的事——把自己从床上拽起。这种早上起床难的事，相信大部分人都深有体会。

    ②为什么起床这么艰难呢?恐怕不只是因为我们太懒吧。的确，起床的痛苦和我们生理节律的固定周期，也就是生物钟有着密切的关系。

    ③地球上的绝大多数生物，从藻类、真菌直到我们人类这样的哺乳动物，体内的细胞活动都会在生物钟的指挥下跟地球的昼夜变化周期同步。生物钟，实际上是生物体内的一系列蛋白质形成的分子钟。简单原核生物蓝细菌的生物钟只靠3种蛋白质就能形成，而人类需要20种蛋白质相互配合才能形成。在人体内不同的生物钟时间里，这20种蛋白质的浓度呈现不同的变化，有些蛋白质早晨起的时候浓度高，而有些则是晚上睡觉的时候浓度高。有科学家提出，测一测身体内这几种蛋白质的浓度，就能知道生物钟走到了几点。

    ④虽然我们身体里每个细胞中都有生物钟在滴答走动，但是就像全国的钟表都要和国家授时中心保持一致一样，整个身体的钟也要和大脑中的一块区域——视交叉上核的钟对准。这个小小的区域由两个数千个神经元组成的团块构成，它内部的分子钟稳定运行，指挥着全身的生理节律。视交叉上核有时也会根据光照和黑暗，或是进食的时间调整生物钟的时刻。

    ⑤当人早上起床的时候，身体要按照生物钟的指示完成一系列艰巨的任务。当视交叉上核发现到了起床的时间，就会向一种专门负责叫醒身体的神经元发送信号，身体开始为新的一天做准备。先从肝脏释放出葡萄糖，提高血糖水平；然后身体中的激素，例如皮质醇和醛固酮也开始增加；神经元同时激活了自主神经系统；自主神经系统负责的是人体那些不靠意识支配的活动，例如你不用自己想着让心跳动，心也会自动输送血液，这就是自主神经在发挥作用，这时人肌肉紧张，血压升高、新陈代谢也加快，终于可以爬起床。

    ⑥如果生物钟和我们的闹钟精确同步，那起床倒也没那么难。问题就是，生物钟的周期和地球自转的周期并不是精确相等的，研究表明，人体内生物钟的时间一天要比地球的一天长10到20分钟，所以每天早上生物钟都要比正确时间慢上一会。科学家做过这样一个实验，让志愿者在离开地面很深的地洞里生活一个月，没有太阳光线，没有时间信息，完全与外界社会隔离，结果发现，这些人将会每天都比前一天晚起床十几分钟，到一个月实验期结束时，那些志愿者都成睡仙了。这说明人体生物钟的“睡眠—觉醒”节律的周期比地球自转的24小时长一些。人体为了使自己的生物钟周期保持与地球自转周期相一致，就会通过外部的太阳光调整自己每天早上的起床时间，这种努力校正自身节律以适应自然节律的方式，当然使自己起床很艰难。

    ⑦周一至周五的话，我们的生物钟虽然每天都慢一点，但每天也都会按照实际时间进行校准，这样只是早起了十几分钟倒也还能忍。而到了双休日就不一样了，要是你周六周日都睡到自然醒的话，到了周一，生物钟连续慢了3天没有校准，就已经比实际时间晚了最多有1个小时了。提早1小时起床，不用说也知道如同遭遇酷刑。所以，要是不想让周一早晨太难受，就不要在周六周日放纵自己，也按照平时的时间起床就好了。

（摘自《百科新说》2011年第5期）

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国家战略分析

    丝绸之路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汉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之前数千年。张骞到达中亚后，发现那里已经大量使用中国的竹制品和纺织品。西汉使团凿开亚、欧、非三大洲的通道，被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命名为“丝绸之路”。实际上，就功能而言，还可以叫“茶叶之路”、“瓷器之路”、“欧亚使道”，而且地理上的具体路线也不止一条。历史上，开辟丝绸之路绝非仅仅出于贸易目的，当时的中原王朝为了巩固北方边界的安全，在信息极端闭塞的情况下，凭借传闻与使团的勇气和信念，搭建起连接东西文明的桥梁。这个过程既有偶然，更是必然。丝绸之路尽管曲折，但仍然是连接亚欧大陆最便捷的通道，极大地滋养了东西文明的交流，但囿于技术条件、自然条件与政治因素，它难以承载大规模的物资转运的任务。随着航海技术的进步，丝绸之路被效率更高的海运所取代。

    201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完整阐述了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构想，这一构想既与古老的丝绸之路一脉相承，又充分体现了时代特点。在历史坐标系上，我们可以更清楚地认识新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想的内涵。

    在新技术条件下，丝绸之路具备复兴的客观条件。古老的陆路运输技术不足以承载产生规模效益的运输量。但是铁路和公路运输技术的发展，极大地降低了陆地运输的成本。据测算，从我国连云港到荷兰鹿特丹，如果通过丝绸之路，运输距离可比海运缩短9000多公里，时间缩短近一个月，运费节约近四分之一。此外，古丝绸之路必须避开山地与沙漠，路线选择范围有限，经济、社会效益不高。而今天，我们的技术水平已经能把铁路修到世界屋脊。因此，与古丝绸之路相比，新丝绸之路覆盖的面积将更广，路线更密集，也更发达，从而可以在更广泛的区域内把物资与市场串联起来。新丝绸之路是在新技术条件下，对古老的交通通道的复兴与拓展。

    新丝绸之路构想充分兼顾了国际、国内两方面的战略需求。从国际角度看，丝绸之路两端是当今国际经济最活跃的两个主引擎：欧洲联盟与环太平洋经济带。丝绸之路沿线大部分国家处在两个引擎之间的“塌陷地带”，发展经济与追求美好生活是该地区国家与民众的普遍诉求。这方面的需求与两大经济引擎通联的需求叠加在一起，共同构筑了丝绸之路复兴的国际战略基础。从国内角度看，我国当前的发展需要兼顾地区平衡，并着力开拓新的经济增长点。复兴丝绸之路能带动经济实力较为薄弱的西部地区，有望形成新的开放前沿。

    新丝绸之路设想兼顾政治、经济、安全乃至文化利益的均衡发展。中亚地区处于地缘战略要冲，又是东西文明的交汇点，更是近年恶名昭彰的宗教极端势力的发源地。新丝绸之路构想以经济合作为先导与基石，以政治合作为前提与推进手段，以促进文化交流、化解安全风险为重要目标，是具有前瞻性的综合战略规划。

（摘编自2013-12《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在文明起源的研究中，社会复杂化常常被提及。早期复杂社会主要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是人类社会群体内部出现了制度化的不平等．二是社会群体之间有了等级分化、主从关系。仰韶文化历时约两千年，其社会形态也经历了从简单的平等社会到复杂社会的转变。

    作为仰韶文化早期的遗址．半坡村的发掘第一次向人们展示了6000多年前黄河流域的原始村庄。考古发掘表明．仰韶早期半坡文化的聚落形态表现出氏族社会的特征，迄今已知所有的居址和墓地都显示出以血缘关系为纽带、较为平等的简单社会形态。社会并没有出现明显分化。到了仰韶中期的庙底沟类型．社会分化逐渐凸显，聚落社会内部越来越分化，与其他地区史前文化的交流、融合也越来越密切。大聚落、大型公共建筑、缺少奢侈品的大墓，构成了庙底沟社会复杂化过程的显著特点，也体现了与中国其他主要史前文化区的不同。仰韶文化后期，在经历了庙底沟时期强劲的发展之后，仰韶文化出现了衰落迹象，南方的屈家岭文化和东方的大汶口文化从两个方向分别进入中原腹地，其生存空间受到挤压．呈现出一种衰落趋势。由于受环境限制和文化中保守因素的束缚。当太湖地区已经进入古国文明阶段时。仰韶文化分布区仍处于文明前夜·成为被周边文化影响的区域。

    从社会复杂化的角度看。从距今6000年开始，仰韶文化图内的社会分化日渐明显，即从半坡类型向庙底沟类型的过渡时期。数次重大遗址的发掘证实．这一时期大小聚落内基本的社会组织单元都逐步向小型化分解。由从前规模较大的氏族等大集体转变为家族或大家庭等较小群体。半坡类型时期．无论是西安半坡遗址，还是宝鸡北首岭聚落遗址．都表现出向心的凝聚式的聚落形态．反映的是平等的社会形态：而到了庙底沟类型时期，聚落中出现了建筑工艺很高的特大型房址，反映出当时的社会出现了分化。西坡遗址考古发现。大墓和中小墓交织在一起，同时，在西坡墓地中发现了玉钺，这在以前的仰韶中期文化中没有发现过。一般而言，玉钺象征着武力和权力。这些都表明当时的社会分化达到了相当程度。一些考古学家认为·这一时期是该区从氏族到国家发展的转折点，从那时起，生产技术有很多新突破，社会出现了真正的分工，氏族社会发展至鼎盛，由此进入解体时期，同时随着文明因素的出现，开始了文明、国家起源的新历程。

    近年来，伴随考古领域的一批重大发现，人们对仰韶文化又产生了许多新认识。西坡遗址大型房址和墓地的发现、杨官寨遗址大型环壕的发现，为在仰韶文化中探索中华文明起源提供了极为重要的资料。未来随着考古工作的深入开展，仰韶文化的聚落形态、社会制度等有望得到全面揭示。

(选自《中国社会科学报》，有删改)

    中国传统文化非常强调“礼”，“礼”曾是中华文化的精髓。礼节中的许多内容是靠形式来表达的，比如贺卡。在个人重大事情或公共节日前呈送贺卡，一来形式庄重，二来提早通报对方，于人于己均为方便。故汉朝以来，贺卡作为传统形式一直延续保留，只是名称有所变化。

    贺卡初期叫“名帖”，以介绍自己为主；西汉称为“谒”，今天贵宾相见还在说“拜谒”；东汉后叫“名刺”，名刺一词日本至今仍在使用，就是我们常用的名片。凡事先通报自己是尊重对方的必需，今天的社会有时并不注意这些传统了。

    唐宋以后，贺卡的名称及功能有所进步，称为“门状”或“飞帖”，到了明清，又叫“红单”“贺年帖”等等。听这名字就知功能越来越世俗化，文人之间的文雅逐渐远去。原因其实简单，古代教育不够普及，识文断字的人少。贺卡最初都是在达官贵人之间传递，起点颇高，进入商业社会，贺卡就多了一份热情，少了一份酸腐。

    据说唐太宗李世民过年时，用赤金箔做成贺卡，御书“普天同庆”，赐予大臣。由于这一形式由帝王发明，迅速在民间普及。不过民间没有皇家那么奢侈，不敢使用金箔，改用梅花笺纸，竖写，右上端为受贺者官讳，左下端为贺者姓名。传说南宋人张世南在著作中记载他家曾藏有北宋名家黄庭坚、秦观等人的贺卡，这绝对是一份经典收藏，如保留到今天也应该是价值连城的国宝了。

    说来非常有意思，名帖贺卡一类原是本人亲自呈送，以示郑重，但到了宋朝，商业气息浓厚，人们也日渐繁忙，故不能亲送者遂仆人呈送，逐渐形成风俗。这样的好处是一人可以多送，如亲自前往，所送数量极为有限，朋友多的人恐有失礼；派人呈送好处多多，省去主人之间见面的繁文缛节，效率大大提高。

    明清时期，呈送贺卡名帖等更有一套礼仪，按规定仆人不能亲自用手呈送贺卡，故发明了拜匣。拜见时仆人所持长方形匣盒，大小正好容纳贺卡名帖，见主人后，仆人不能直接用手持卡或帖，必须打开拜匣，让主人取出。大户人家会制作自用拜匣，收藏专家马未都藏有明清紫檀黄花梨拜匣多个，其中清代红木制作的“福臻堂赵”的拜匣，制作精良，显示了赵家主人不凡的身份。贺卡的商业性邮递也从宋代开始。张世南的《游宦纪闻》中载，每逢冬至、元旦年节，“凡在外官，皆以状至（致）其长吏”，这应该是邮政作为贺卡的信使最早的记载了。

    传统纸质卡片，其材料多为高档木浆纸，而生产这种纸消耗的是木材资源。在提倡低碳环保的今天，传统的贺年卡在与现代的网络技术融合后，又在虚拟的社会里，创造了自己新的辉煌——电子贺卡（E-card）。电子贺卡以其快速便捷、节约环保的特点，迅速成为一种时尚。

    贺卡沟通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而此种交往又往往以短句表达，比如宋代常写“敬贺正旦”，今天一看亦言简意赅。久而久之，贺语就出现了程式化，讲究喜庆，互送吉语，传达人们对生活的期冀与憧憬。

材料一：

    亲子阅读又称“亲子共读”，是以书为媒介，以阅读为纽带，使孩子和家长共同分享多种形式的阅读过程，在孩子课外阅读中起着重要作用，是让孩子爱上阅读的最佳方式之一。以往的亲子阅读，主要是针对上学的孩子，而如今，亲子阅读的范围已扩展至学龄前儿童，甚至几岁的小娃娃。因为“阅读”对孩子们来说不仅意味着文字阅读，还包括图画等非文字阅读；亲子阅读有朝着更低龄化方向发展的趋势。

    有些家庭并没有阅读习惯，可看到别的家庭都进行亲子阅读后，便盲目跟从，投入时间、精力和金钱后，由于选材、方法、指导等欠妥，不仅阅读氛围没有营造起来，孩子没有获益，反倒浪费了时间、精力和金钱。

（摘编自刘天放《莫让“亲子阅读”流于形式》）

材料二：

（摘编自“家长帮·阅读”）

材料三：

    一些家长对亲子共读存在认识误区，认为共读就是给孩子传授知识，将共读等同于学算术、学认字、背唐诗、背英语单词，过早将孩子带入应试教育模式，这样反而增加了孩子的烦恼。实际上，阅读是一扇窗口，亲子共读的目的是让孩子感受到阅读的美好与乐趣，并在这一过程中感受到父母的关爱。因此，家长要避免将急功近利的情绪带到共读中。亲子共读不要在意眼前的收获，而要放眼长远，使孩子在阅读中学习到优秀品质。

    亲子共读也无须拘泥于场所和环境，不是待在家里才能进行亲子共读，要带着孩子大胆走出家门，多参加阅读活动，多走进大自然，让孩子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对阅读产生更美好的感悟。为孩子提供多元化的阅读环境，让他们明确自己的阅读兴趣，会使亲子共读更有效率。亲子共读贵在坚持，需要家长多用心。如果“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不但会冷了孩子的心，还会给他们的性格培养带来不好影响。

（摘编自胡蔚《亲子共读贵在用心》）

材料四：

    美国哈佛大学教育心理学家、教授凯瑟琳·斯诺说，大量研究发现，亲子阅读和儿童的语言发展在短期内有着直接的联系。丰富的家庭阅读环境对孩子的语音意识、词汇发展、文字意识以及认知等方面的发展都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同时从长期来看，当孩子进入小学之后，亲子阅读对孩子的快速认读、阅读理解、独立思考和表达及未来的终身发展都有帮助。

    研究发现，亲子阅读对儿童深层次的阅读理解能力、词汇发展等方面都提供了独立贡献超过20%的影响因素。在美国的研究中，中产阶级家庭和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在发展中产生的差异大概为33%。亲子阅读能够独立贡献20%的差异，也就是说33%由社会经济地位带来的差异中，有20%是可以通过亲子阅读来弥补。

    在美国，通过20年的实践，让很多人认识了早期阅读的重要性，实践过程中，除了家长态度积极，很重要的一点是社会力量支持，美国很多的社会组织和公立图书馆都会提供机会，给孩子派书送贴纸，鼓励他们阅读。波士顿的公共图书馆一直有一项名为“1000本书”的阅读计划，鼓励孩子在6岁上小学之前读满1000本图画书。凯瑟琳·斯诺说：“我觉得这是中国社会可以借鉴的，早期阅读不仅是家长和老师的责任，还需要社会力量的支持。”

（摘编自《哈佛教授：亲子阅读才是孩子的“起跑线”》）

儒家思想的本质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一向不缺答案。但无论是“仁”“和”还是“中庸”，都仅仅部分地反映了儒家的思想观念；综合起来，只有“责任”，才是儒家思想的内核，尽管孔孟等人并未作此 概括。以“责任”意识为根本指针的儒家思想，拒绝道家那种“高大上”式的玄远，拒绝墨家“草根”式 的琐屑，拒绝法家“狱吏”式的苛细，人性化地满足了社会的需要，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人性化是 其最显著的特征。

儒家对”人”(而不是“神”)有着极高的定位：“人者，其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 气也。”这种把人看作“天地之心、五行之端(首)”的观点，决定了儒家的“人生”设计十分严肃——至 少要对得起“人”在天地间的这种地位。然而人性是复杂的，就其本能而言，人总是倾向于膨胀私欲、挤 占他人权利空间。若不加以约束，必然导致冲突，引发社会危机。为避免这种情况，儒家认为，在刑法等 硬性制度之外，还需要一套软制度，来教化人们在享受权利的同时不忘对他人对社会尽责。他们把这套“文 化”(文明的教化)的软制度归纳为“礼”。刑法与“礼”，是社会治理的左右手。

    关于“礼”，大部分典籍散佚了，现存的《礼记》，是对古典“礼仪”的解释，可谓“礼”的冰山一 角。《礼记》说圣人“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首要的是为了将人与“能言”的猩猩鹦鹉区别开来—— 发扬人的社会性、抑制人的动物性，确保人的言行像个人而非禽兽，是“礼”的底线。由《礼记》等书可 知，“礼”的规矩是非常详备的。规范人的言行，教导人们该干什么、该怎么干，“礼”本质上是一份责 任清单。在儒家看来，习“礼”，最重要的是通过“修身”，完善自我，弄清自己的角色，并从自己的角 色出发，承担起相应的责任，恰当地为人处事。

    对己对人对社会“尽责任”这种活法，不是儒家凭空设计出来的，是孔子“述而不作”，从“先 王”“先贤”那里梳理出来的。那些“先王”“先贤”都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楷模”，是“责任” 意识的绝佳体现。尧、舜协和万邦天下为公，被孔子视为不可超越的标杆。大禹治水，非常辛苦，其实他 完全可以弄条“方舟”，只给自己喜欢的人发船票，一走了之。孔子对大禹也“无间然”，没什么可批评 的了，因为他尽了作为君主的那份责任。

用两个字来概括儒家思想，是“责任”；用一个字来概括，那就是“家”。不爱家的人，很难说他能爱 国。长期以来，自西方流入的形形色色的“解放”，严重破坏了人们的家庭观念。魏晋时期，儒家思想被 抛弃，信仰大厦崩塌，导致了三百年战乱。今天，我们已经拥有了更强大的思想武器——唯物辩证法，但 儒家思想的合理内核、围绕它形成的责任文化与家国情怀，依然是现实社会重要的支点和动能。

(摘编自荆培运《儒家思想的本质是“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