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毓琇：文理融通学术泰斗誉满中西

110年前，无锡学前街一所书香老宅迎来了一个灵慧可爱的婴儿。随后的一个世纪里，这个婴儿漫步学海诗坛，研习文理珠玑，成就了与郭沫若、朱自清、钱钟书、徐悲鸿等大家齐名的声望，而他所诞生的那所老宅，也因他的俊敏与其家族的荣耀而独得“一门五博士，毓秀称翘楚”的美誉。

这美誉中的“毓秀”，正是他的名字——顾毓琇。

彼时，顾毓琇的家族在无锡可谓书香门第，名人辈出。无锡顾氏乃东林书社领袖顾宪成之后，家中祖母为秦观后裔，母亲则是王羲之的后裔，按照陈寅恪先生的说法，这一家人“具有极优美之家风”。

顾毓琇的大半生正值中国各种矛盾爆发的混乱时期，“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反帝运动”、“抗日战争”……古老的中国没有片刻安宁，也无时无刻不牵动着顾毓琇的心。

1929年他学成归国，在国内从事电机工程教学和教育行政工作。同时身为文人，他将满腔热情诉诸文学，创作了一部部鼓舞人心的话剧作品。

书生投笔从戎热，国土贡言献爆狂。

岂为揪杆争黑白，欲凫肝胆报炎黄。

这是顾毓琇在抗日战争年代写下的诗句，言辞间充满着对侵略者的仇恨以及热忱的报国之心。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他写下了很多抗日诗句：“好男谁说不当兵，好女今朝亦请缨。”“不辞石柱中流砥，宁别沙坪万里征。”这些喷勃着性情与才华的诗句，无不凝固着诗人顾毓琇赤诚的爱国之心。

翻开顾毓琇的作品集，一首首诗词清雅、俊逸，无不流淌着他丰富的思想情感，渲染着他多姿的精神追求。伴着诗词的唱和，音乐的世界里他亦留下了自己的足音。

精通音律的顾毓琇，在我国古典音乐方面做出了极大贡献。日本音乐界对他极为称赞，称他为“中国古典音乐的泰斗”。

顾毓琇对我国的音乐、尤其是古典音乐有着十分精湛的研究。上世纪四十年代，他对我国古代音乐史进行了研究和阐述，同时对国外一些著名的乐章也做了翻译和介绍。1940年，他走马上任国立音乐学院的首任院长，并很快提出了以“三四八”为黄钟标准音的建议，这是很专业的一个讲法。这个建议经过当时国民政府教育部音乐教育委员会通过后得以施行。

受到笃信佛教的祖母影响，他学会了在面对各种可能使人沦陷的虚荣时，心中自留一片净土，时刻保持对人生的清醒认识。而在此基础之上，他还曾撰写出版了《中国禅史》和《日本禅史》。

行走世间一个世纪，顾毓琇不断拓展着生命的领域，践行着人生的修行。心与行的修行铸就着他的生命，使得他的道路越走越宽。

1950年，已伴随战乱的中国度过半生的顾毓琇做出了一个选择，应母校麻省理工学院之邀担任客座教授，这一去竟开启了他长达半个世纪的海外漂泊生活。

顾毓琇虽然身处国外，却一心挂念着祖国，在旅居美国期间，写下了大量的怀乡思国的诗词。1957年，他在《蝶恋花》一词中写到“重阳更比重山远”，他只能在梦里湖山寻觅遍，足见他的爱国思乡情切。

后来有人曾记载，就在他加入美国国籍以后两个月，美国前总统尼克松首次访问中国后不久，应周恩来总理的邀请，他毅然决然地冒险飞回了中国。其间辗转经过伦敦、香港，回到了阔别24年的故土。中美建立外交关系以后，他回国的次数越来越多，也为国家的建设不断献计献策。

由于长时间生活在海外，顾毓琇的形象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渐渐淡出于国人的视线，所以提到这位旷世奇才，当下的大部分年轻人可能感到陌生。然而，作为一位曾经辛勤耕耘的老师，他的学生并没有忘记他。“重教尊师新地天，艰辛攻读忆华年。微分运算功无比，耄耋恢恢乡国篇。”这首满含崇敬之情的诗是顾毓琇的一位学生写给他的，这位学生就是前国家主席江泽民。

2002年9月9日，顾毓琇走完了他长达一个世纪的人生。作为世纪老人，他堪称是一位文理通融、博学多才的传奇式人物。海内外媒体称誉他是“电机权威、教育专家、文坛耆宿、桂冠诗人、话剧先驱、古乐泰斗、爱国老翁”，这28个字深刻地概括了他一生的风采和传奇。

（摘编自《中国青年报》2013年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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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毓琇（1902年12月24日-2002年9月9日），他是国际上公认的电机权威和自动控制理论的先驱。1927年，曾获得国际上素有电机与电子领域“诺贝尔”奖之誉的“蓝姆”金质奖章（Lammer Medal）。

余光中：中国文字的炼丹人

    1928年重阳节那天，余光中出生于南京。余光中从十二岁开始跟从父亲和舅舅学习古文。《谏太宗十思疏》《留侯论》《赤壁赋》《阿房宫赋》这些经典文章，他都特别喜欢。他觉得文字有一种力量，“我愿意跟着它走”，“我将来一定要当作家”。整个青年时代，余光中都在寻找着“精神上的家人”，屈原、李白、杜甫、苏东坡、济慈、雪莱、王尔德等都是他的“家人”。1954年，他的“精神家人”又增添了一大批。余光中与钟鼎文和邓禹平等人共创了“蓝星”诗社。他们经常聚会，讨论诗歌，勤奋创作，不是一首一首地写，而是一辑一辑地写。

    毕业没几年，余光中被派去美国爱荷华大学留学。那时，台湾和美国的现代化程度差别很大。余光中虽然热爱西方诗歌，但一想到美国人瞧不上台湾，心里就觉得委屈。加上那年家里也发生一些大事：母亲去世，自己同妻子新婚才两年，大女儿刚出生，还没看清孩子的脸，他就匆匆地出发了。每一个孤寂的长夜里，他都想回到台湾，回到“蓝星”诗社，和朋友们一起为中国的现代诗奋斗。

    1964年，三十六岁的余光中回到台湾，他质问自己，怎么都已经三十六岁了？拜伦、徐志摩，都在这一年结束生命；王勃、济慈，不到这年纪，便合上了诗集，竖起了石碑。那一年余光中唯一的儿子出生仅三天就夭折了。丧子之痛加上诗人对于“我是谁”的质问，使他心力交瘁。好在美国的音乐，在一定程度上使他获得救赎。

    余光中非常喜欢美国西部的民歌，南部的蓝调以及新生事物摇滚乐。特别是摇滚乐，甚至影响了他一个时期的创作风格。他在散文集中大量介绍了摇滚乐，并将西方音乐的节奏融入诗中，借此抒发心中的很多不平。连余光中自己也没想到，他的这些诗歌被杨弦拿去谱了曲，继而引发了台湾的第一波校园民谣风潮。“给我一把吉他和一肩风里飘飘的长发……”当时杨弦被余光中这些极富旋律感和节奏感的文字所打动，将《江湖上》等诗改编成歌曲，如今最为海内外读者所熟知的《乡愁》也是其中之一。

    1971年至1972年间，余光中在台湾写下了《乡愁》。他回忆说，当时二十分钟一气呵成的原因，“不是因为我才思敏捷，而是因为离开大陆二十多年，这种感觉在心里也就酝酿了二十多年”，后来《乡愁》在大陆被选入教科书，电视台也用，很多人都会背。

    1988年，古稀之年的余光中出版了第二卷诗集。回顾自己的创作历程，余光中说，“以前所想到的能入诗文的题材比较少，以前我主要写自己——你不知道你是谁，你忧郁；你知道你不是谁，你幻灭；你知道你是谁，你放心。”现在，余光中已经脱离这三个情况了，写作的题材全凭缘分。

    2009年，导演陈怀恩接拍余光中传记纪录片《逍遥游》。片中除了日常工作生活状态外，导演还安排余光中带着夫人到垦丁——余光中在台湾唯一写过游记的地方——故地重游。余光中一路为夫人解释景物，还在海边童心大发，打起了水漂，并传授诀窍——石头要扁，形状要圆，出手要快，脱手要平稳而飞旋——出水为鸟，入水为鱼。

    台南小学教科书收录了《雨，落在高雄港上》一诗，导演安排余光中去高雄三民小学听小学生读书。不料那天余光中的女儿遭了车祸。行程既定，余光中无法随夫人赶往医院，心情郁闷。怎料一听小学生读诗，余光中竟然又开心起来，还教他们该怎么念这首诗，拍摄完后还乐呵呵地给他们签名。最后陈怀恩就片子定名为《逍遥游》一事征询余光中的意见，他幽默地说：“我哪敢说同不同意？庄子同意就行了。”

    说到幽默，余光中自有一番论调。他认为，所谓幽默，就是不正面迎敌，绕一个弯子去排解误会与痛苦。比如看牙医这样痛苦的事情，也能被他写成诗。再比如，从“马屁诗人”到“文白之争”，李敖似乎一直在逗余光中和他对骂，但余光中就是不理他，还幽默地说：“李敖天天骂我，说明他的生活不能没有我。”在余光中的经验中，幽默其实要比愤怒有用。

    除了写诗，翻译也是余光中近年热衷的一项工作。如今，已经八十五岁的余光中依旧笔耕不辍。他目前正在翻译济慈的诗，此时的感觉定与年轻时的不同吧。

（摘自《名人传记》2014年第3期，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以前写诗，他喜欢把中国文字压缩、锤扁、拉长、磨利，把它们拆开又并拢，拆来又叠去。如今他却争取写、改、誊一次完成。散文的话，每页纸最多改一两处地方。尽管外文系毕业的他用英语写论文都不成问题，但他说自己在写诗和骂人这两件需要抒发情绪的事情上，是非得用母语不可的。②深入生活越多，就越需要清净和一张干净的桌子。当生命走到暮年，对于“我是谁”的问题，诗人余光中早已不再质问，而是报以淡淡的微笑。

影子领袖

    “我们从来没有认为自己是领袖！”这是马化腾在接受《中国企业家》独家专访时说的第一句话。身着黑色夹克的马化腾看起来稍有倦色，但他依然自始至终保持着微笑，态度谦逊而冷静。

    这或许与腾讯创始人马化腾的个性有关。与其他叱咤风云的互联网大佬们相比，36岁的马化腾并非偏执狂热的技术天才，也不是激情燃烧的商业梦想家，更算不上作秀拉风的公众明星，他从来就是他自己，一个商业嗅觉灵敏的程序员，一个实用至上的跟随者，一个时刻警醒的战略保守派，一个专注细节的完美主义信徒。

    务实、低调、克制、耐心这些词语是多年来媒体和业界同行一致贴在他身上的标签。但即便这些也很难说就是他内心的全部。当马化腾，这位身家超过8亿美元的中国最热门互联网公司的掌门人用 QQ给他熟稔的朋友和同事们发消息时，对方的电脑屏幕上便弹出一个对话框，上面显示的却是一位长发的年轻人，身着喇叭牛仔裤，戴一副墨镜。

    当国内外的互联网大佬、新军都在提防腾讯、研究腾讯、想尽办法来打败腾讯之时，当他的公司不再仅仅是一家提供“KillTime”的聊天产品或服务的公司，而是举手投足都对虚拟经济甚至社会稳定产生影响的公众性企业的时候，马化腾再也不可能藏在别人的影子之下。

2006年，腾讯把自己的企业文化升级到第二个版本，把公司的愿景重新定义成“做一个最受尊敬的互联网企业。”

    “用更职业化的方式去引导，这种成就感自然会带来员工的快乐，所以我们的价值观是正直、尽责、合作、创新。”公司CEO助理，人力资源总监奚丹解释说。

    马化腾并不否认这套管理架构体系有很多借鉴自同在一个高新开发区的邻居华为、中兴。在腾讯的外部猎头计划中，这两家公司的人员正是其重点目标。而低调、务实的作风几乎是他们的共同特点。

     2006年7月一个名为创新中心的机构诞生，这是腾讯公司有史以来第一次由一个专门的部门去负责创新业务。创新中心由腾讯深圳研发中心分离出来，是专门负责公司创新业务的公司级机构，其最高管理团队被称为管理委员会，由包括CTO、创新中心主任在内的5人组成。项目在进入创新中心后会由一个创意演变成一个可行的产品，直到成熟可供商用后，这个项目就会整体转移到其他一线的业务平台，因此，创新中心在腾讯内部也被称为“创新孵化器”。

    目前，创新中心已有80多名技术人员，不过随着一些业务的孵化成熟，这些人员也会随着项目流动到其他部门，新的人员也会不断补充进来。“我们今年还会有新人进来，创新中心的规模会是150人。”公司联席CTO熊明华透露。

    “仅仅谈业绩做了多少，规模做得多大，都不是我们最终的目标，我们的使命是要通过互联网服务来提高人们的生活品质。”

     2006年，马化腾和公司的最高管理层闭门开会。花了半天到一天的时间专门讨论：腾讯要成为一家什么样的公司，我们要让所有腾讯的员工以什么作为我们的愿景去奋斗？当时提了很多东西，最后有一个词被大家共同认可，就是“受尊敬”。

    在马化腾的不自知中，一个敏感的问题已经横亘在他的面前：当他的公司不再仅仅是一家提供某些产品或服务的公司，而是举手投足对社会产生巨大影响的社会性企业，他和他的公司该采取怎样的姿态？

    著名IT评论人方兴东曾认为马化腾因为缺乏狠劲而难以成为领袖，马化腾的回应是，“我赞同，我觉得做事情就行了嘛，不要去搞太多。”不过他补充一句，“狠和果断不能等同，我觉得我们还是很果断的。”

     “所以，我觉得还是保守一点好。”他神秘地说道。

铁血柔情林觉民

    林觉民字意洞，号天外生。从小便被父亲过继给了他的叔父林孝颖。叔父对林觉民寄予厚望，希望他可以在仕途上达到自己无法企及的人生高度，为林家光宗耀祖。林觉民13岁那年，望子成龙的林孝颖把他送去参加科举童子试，厌恶科举的叛逆少年林觉民进了考场，竟在试卷上写下“少年不望万户侯”七个字后便转身大步离开了。

    男儿有志不在年高。青涩年纪的林觉民早早就立下了“中国非革命无以自强”的志向，大量阅读进步书刊，还给自己取了“抖飞”、“天外生”的号，从字义上可以看出，林觉民渴望做展翅高飞、打拼出一方天地的热血男儿。林孝颖看着爱子从懵懂少年成长为进步青年，不免喜忧参半，甚至可以说忧大于喜。他担心儿子在这条路上走得太决绝，更担心有朝一日白发人送黑发人……当这样的担心越来越多的时候，他做出了一个决定——让林觉民娶妻成家。

    1905年，18岁的林觉民迎娶了比他小一岁的陈意映。陈意映出身名门，不仅知书达理，还通晓文墨。林觉民与陈意映可谓“一见钟情，爱由心生”，当时，他们的家非常清贫，只有一张床、一张桌和两把椅子。但是陈意映并不在意，有林觉民这样英俊潇洒、才志冲天的男子做夫君，她心满意足。

    1907年，林觉民与陈意映婚后仅两年，甜蜜的日子刚开个头，但为了实现革命理想，他毅然前往日本自费留学去了。林觉民到日本后不久，就加入了同盟会。林觉民对远离陈意映一直心怀歉意。留学日本后，他曾写有一篇记录两人缱绻情感生活的文章《原爱》，文中写道：“吾妻性癖好尚，与君绝同，天真浪漫真女子也。”从中可以看到林觉民对妻子的怜爱之情。

    1911年春天，当林觉民以学校正在放樱花假为名，风尘仆仆从日本归来时，陈意映又惊又喜。关于丈夫此行的目的，陈意映是后来才知道的——当时黄兴在香港筹划广州起义，对林觉民委以重任。那些日子，林觉民异常忙碌，根本不能如陈意映所期望的那样朝夕相对。陈意映虽有不悦，可是并无怨言。对她来说，有理想有追求的林觉民才是她最爱的丈夫。

    革命起义需要武器弹药，没有财政补贴，如何是好？林觉民就在西禅寺召集人马自己动手制造炸药。炸药准备妥当的时候，运输又成了一个严重的问题。林觉民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把炸药装进棺材，然后找一个女人装成寡妇护送棺材去香港。林觉民本想要自己的妻子来完成这一任务，可是当时陈意映已怀着他们的第二个孩子，无法成行。1911年4月的一天，林觉民对妻子说：“我去趟香港就回来。”陈意映料想不到，这一次的分离竟成永别。

    广州起义的前三天，即1911年4月24日深夜，万籁俱寂。在临近江边的一栋小楼里，林觉民想到尚未成功的革命，想到家中牵挂自己的妻儿和父亲，眼泪突然落了下来——他不是贪生怕死之人，但是他有太多的不舍和难过，于是提笔在两块方巾上写下了著名的《禀父书》和《与妻书》。林觉民写写停停，伤情处，曾几次“不能竟书而欲搁笔”，方巾上的字眼见越来越小，都小到蝇头了，林觉民还是不想停下来，他满腔的爱此时已浓稠到了极点。那一刻，林觉民非常希望手里的方巾大得没边儿，让他能够淋漓尽致地向陈意映表达他绵延不绝的爱。24岁的林觉民在月光下辗转难眠，不知不觉写到天已破晓，他把方巾折叠包好交给朋友，郑重嘱托道：“我死幸为转达。”

    广州起义失败后，两广总督张鸣岐与水师提督李准会审林觉民，惊见一个剪了短发的美少年“侃侃而谈，畅论世界大势”并表示“只要革除暴政，建立共和，能使国家安强，则吾死瞑目矣”，这个美少年就是林觉民。林觉民说到痛处，难以遏制激动的情绪，把身上的镣铐挥得哐哐作响。李准被打动了，命人把镣铐解开，允以纸笔。在林觉民口含血痰却含而不吐之时，李准更是亲手拿了痰钵，走到他身边。两广总督张鸣岐亦很动容，他曾发出这样的感叹：“惜哉！林觉民面貌如玉，肝肠如铁，心地光明如雪，真算得上奇男子。”当时有人劝总督大人为国留才，而张鸣岐认为这种英雄人物万不可留给革命党，遂下令处死。死亡来临时，林觉民面容平静，甚至没有多眨一下眼睛，“吾辈此举，事必败，身必死，然吾辈身死之日距光复期必不远矣”。他用坚定的信念为革命殉情，豪气干云。

（选自《名人传记》，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吾自遇汝以来，常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然遍地腥云，满街狼犬，称心快意，几家能够？司马青衫，吾不能学太上之忘情也。语云：仁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吾充吾爱汝之心，助天下人爱其所爱，所以敢先汝而死，不顾汝也。（摘自林觉民《与妻书》）②然是役也，碧血横飞，浩气四塞，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而变色，全国久蛰之人心，乃大兴奋。怨愤所积，如怒涛排壑，不可遏抑，不半载而武昌之大革命以成。则斯役之价值，直可惊天地，泣鬼神，与武昌革命之役并寿。（摘自孙中山《<黄花冈七十二烈士事略>序》）

    提到冯其庸，人们就会想到《红楼梦》和红学。的确，冯其庸先生是以红学名世的。是当代最具代表性、最具影响力的红学大家。

    冯其庸先生从一开始就十分注意对《红楼梦》版本的研究，尤其是在《红楼梦》早期抄本的研究上所取得的成果十分引人注目。早在1975年3月，他与著名红学家吴恩裕先生合作研究新发现的三回又两个半回的《红楼梦》抄本，发现这就是己卯本的散佚部分，并从此抄本中避“祥”字、“晓”字的讳，因而考证出此抄本原是清怡亲王允祥、弘晓家的原抄本，而怡亲王又与曹雪芹家有着重要的联系，所以它的底本有可能直接来自曹家，这一惊人的发现对《红楼梦》早期抄本的研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1977年7月，冯其庸先生完成了《论庚辰本》一书，这是最早的一本系统研究已卯本与庚辰本关系的学术专著。在书中他论证了现存庚辰本不是由四个本子拼凑而成的，而是据己卯本过录的，是仅次于作者手稿的一个抄本，具有无可估量的价值，从而确立了庚辰本特殊珍贵的地位。

    冯其庸先生更是一位知识渊博、兴趣广泛的学者，是一位才思敏捷的诗人，是一位堪称一流的书画家。他除多部红学著作外，还出版有戏曲论文集《春草集》、古典文学论文集《逝川集》、散文序跋集《秋风集》，以及《蒋鹿谭年谱、水云楼诗词辑校》《吴梅村年谱》《朱屺瞻年谱》，大型摄影集《瀚海劫尘》等等。今天像冯老这样知识渊博、虚怀若谷、视野远大、多才多艺的学者真是太少了。国学大师钱仲联先生在《题冯其庸教授书画摄影展》一诗云：“红学专门众所宗，画书摄影更能工。何人一手超三绝，四海堂堂独此公。”

    冯其庸先生是一位真正的诗人，读他的诗会使人深深感受到他具有深厚的国学功底和非凡的才华。他写过许多旧体诗，尤其是纪行诗，写得气势磅礡。例如1990年11月到武威北面的腾格里大沙漠中调查新发现的汉代古城时，他赋诗云：“大漠孤城雁字横，红河东去杳无声。汉家烽火两千载。我到沙场有余温。”

    冯其庸先生不仅诗写得好，而且能书善画。他的草书行云流水，飞逸倜傥。有人说他的草书深受王羲之、王献之的影响，但又不受拘束，别具一格。而他的青藤、泼墨花卉，更是兼有吴昌硕齐白石的风格。而他更爱画葫芦、葡萄，那真是一绝。刘海粟老人就曾称赞冯其庸先生的画“全是青藤笔意，此诗人之画，学问人之画，气质不同，出手就不凡，故不与人同也。”冯其庸先生的书法、绘画被称为文人书画的代表，尤其他的画运古入新，自出新意，而且往往是诗、书、画融汇一体，堪称文人画的上品。

    冯其庸先生治学的最大特点是刻苦和严谨。他强调做学问要肯下苦功夫，肯吃苦，要实事求是，他十分强调多读书，同时又十分重视实际考察。他常常说中国的学问是无穷无尽的，有如大海，有如高山，个人的学识再渊博，也是沧海一粟，因此任何时候都没有理由自满。他是这样的告诫年轻人，也是这样地要求自己，他八十多岁的时候还是晚睡早起，常常是凌晨三四点钟起床作文读书。说到冯老的严谨和刻苦，人们自然想到他对玄奘取经回归古道的确认，这无疑是对我国古代文化史研究的重大贡献。而说到玄奘，人们就会想到一个词——百折不挠，玄奘百折不挠的取经精神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精神标志性的符号。冯老正是以玄奘百折不挠的精神，十次去新疆考察，八十三岁高龄时还穿越罗布泊，深入楼兰遗址。冯老不懈的追求精神，严谨的治学态度，虚怀若谷的大师风范，同他的著述一样，是留给我们的巨大精神财富。

【相关链接】①冯其庸少时家境贫寒，读到小学五年级时还曾回乡务农。抗战爆发后，家中经济更是窘迫到了极点，经常靠好心邻居送南瓜维持生计。后来，冯其庸成为著名红学家，还屡屡提及友邻的善举，并将书斋命名为“瓜饭楼”。②我做学问的原则就是，能够调查的，必须亲自去调查。（冯其庸）

    杨绛：最贤的妻、最才的女、最隐的士

    有人赞她为著名作家，她说“没这份野心”。

    有人谈及她的畅销作品，她谦称“那只是太阳晒在狗尾巴尖上的短暂”。

    有人登门拜访，她说她的渴望是被人遗忘。

    然而越是想被遗忘，她的风骨、风趣就越被珍视；越是谦逊、淡泊，她的风度、风格就越被尊敬与仰望。

    最贤的妻：“因为爱，不觉委屈，甘苦共尝是妻子本分”

    从宽裕的娘家嫁到寒素的钱家做“媳妇”，杨绛直言“因为爱，不觉委屈”。据《记钱钟书与围城》中记叙，有次钱杨夫妇同看杨绛编写的话剧上演，回家后钱钟书说：“我想写一部长篇小说！”杨绛大为高兴，催他快写，并劝说他减少授课时间。钱钟书问：那么如何支付女佣的费用？杨绛默默承担起女佣的活计：劈柴、生火、烧饭、洗衣等一一包揽，常常给煤烟熏得满眼是泪。她却说，“我急看钟书写《围城》，做灶下婢也甘愿”。钱钟书的堂弟钱钟鲁说，大嫂“像一个帐篷，把身边人都罩在里面，外面风雨皆由她抵挡”。

    最才的女：钱钟书称其“无所不能，是最才的女”

    杨绛致力于翻译事业，早年便获得业内赞誉。由她翻译的多部法国、西班牙等国文学著作，被作为国内翻译界早年的范本。朱光潜也曾激赏杨绛的翻译成就。20世纪50年代，有学生问朱光潜：全中国的翻译谁最好？朱光潜说“散文数杨绛最好”。而最早成就她声名的，则是早年的戏剧。其所著喜剧《称心如意》经陈麟瑞、李健吾等人的推介，很快便博得业内的推崇与重视。对于翻译，她更是从未停止脚步。四十七岁那年，杨绛着手翻译《堂吉诃德》。为了更加精准翻译这部著作，她重新学习西班牙文。历经二十年积淀，《堂吉诃德》终于在1978年问世。1978年10月，邓小平将杨绛翻译的《堂吉诃德》作为国礼送给西班牙国王和王后。1986年10月，西班牙国王专门奖给75岁的杨绛一枚“智慧国王阿方索十世十字勋章”，以表彰她的杰出贡献。

    最隐的士：默默隐身，静悄悄影响一个时代

    “唯有王城最堪隐，万人如海一身藏。”北京三里河的宿舍，是杨绛居住了三十余年的地方。先生生前悄悄隐身于这一片喧闹之中。“最后的日子，先生深居简出，”几名清华校友对记者说，“她是这个时代的隐士”。据音乐评论家刘雪枫说，生活中的她的确近乎“隐身”，低调至极，几乎婉拒一切媒体的来访。巧的是，杨绛在散文《隐身衣》中也曾有关乎“隐”的记述：她与钱钟书最心仪的“仙家法宝”莫过于“隐身衣”——隐于世事喧哗之外，陶陶然专心治学。根据杨绛留下的著述，这“隐”字好似有因可循。“简朴的生活、高贵的灵魂是人生的至高境界。”杨绛生活异常简单、为人低调，不会趋炎附势。入她眼的唯有浓浓的书卷气，居所即是简单的修身之地。她生前的寓所也维持着各种“老样式”：水泥地板，旧柜子，旧桌凳，甚至没有昂贵的摆设。这个“隐”字还被杨绛带到了人生边上。“我平和地迎接每一天，过好每一天，准备回家。”弥留之际，她仍对身边人叮咛：如果去世，不想成为新闻，不想被打扰，火化以后再发讣告。《走在人生边上》末尾，杨绛相信灵魂不死。如今105岁的她从人生边上去了，但在我们的心中，杨绛先生永远似常活之泓。

（摘编自张漫子《最贤的妻、最才的女、最隐的士》）

相关链接①钟书去世后，杨绛以全家三人的名义，将高达八百多万的稿费和版税全部捐赠给母校清华大学，设立了“好读书”奖学金，用来资助困难学生。（《杨绛百岁之道：心坚强，食清淡，动适宜，书怡情》）②“最贤的妻，最才的女。”“赠予杨季康（杨绛本名），绝无仅有的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钱钟书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