筷子漫谈

    ①概览大千世界，综观天下苍生，其进餐工具大体可分为三类。欧美人惯用刀、叉、匙，一餐而三器并用，考究而繁琐；非洲、中东、印尼及印度次大陆居民，至今仍以手抓食，古朴而粗犷；而中国、日本等亚洲国家则使用筷子，简易而便捷。对自己祖先所发明并沿用至今的筷子，国人情有独钟。

    ②中华大地是筷子的故乡，先人用筷子进餐，已有数千年的历史。从外观上看，筷子由两根同等粗细长短的小棒组成，十分简陋，但经国人巧手掌控，则夹、挑、拨、拌、扒、戳等无所不能。锋之所指，美味尽收；取舍自如，纵横桌上。堪称使用方便，价廉物美。

    ③可以想像，远古时期洪荒满目，文明未启。人们采摘渔猎，以生食过活。我们的祖先肯定也经历过用手抓、捧而食的阶段。但懂得用火后，开始享用熟食，吃热烫的食物时，再直接用手取之，则不美也。于是自然就会想到用木棍儿夹之，以为佐助。天长日久，人们便练就了用木棍儿取食的本领，这就是人们使用筷子的由来。

    ④制作筷子的材料，最主流者为木材和竹子。当年处于荒野的环境中，人类生活在森林、草丛、洞穴里，最方便的材料莫过于树木、竹枝。于是先民就随手采摘细竹和树枝来捞取熟食。正因如此，细棍儿、修竹等，经过先民烤物时的拨弄，急取烫食时的捞夹，蒸煮谷黍时的搅拌等，筷子的雏形已呼之欲出。从当今筷子的形体考察，仍带有原始竹木棍棒的特征。诚“大朴胜华”之典型也。

    ⑤筷子古名曰“箸”。《韩非子·喻老》中，有“昔者纣为象箸而箕子怖”之语。由此可见，筷子的历史可追溯到公元前11世纪的商纣时期。

    ⑥箸之易名为筷，亦有成说。明陆容于其所撰《菽园杂记》卷一中有云：民间讳俗，各处有之，而吴中为甚。如舟行讳“住”讳“翻”，以“箸”为“快儿”；以“幡布”为“抹布”。船家希望行船时安顺平稳，到码头捷足先登，亦在情理之中。“快”又大多以竹制成，就在“快”字头上添个“竹”字头，“筷”字乃成；而近代汉语中，单音节名词有向双音节名词发展的趋势，方法便是在字后加“子”，于是“筷子”乃应运而生。

    ⑦筷子的种类甚多，制材五花八门。春秋时期便已有牙箸、玉箸，秦汉时期有铜箸、铁箸，盛唐时有漆箸、金箸、银箸、象牙箸等，发展至今，筷子的种类造型更是层出不穷，色彩、图案亦是五彩纷呈。可以说，筷子不仅方便了人们的生活，还给我们带来了无尽的审美享受。

    ⑧我国是礼仪之邦，行为举止讲求合情入理，日常生活中对筷子的使用也很有讲究。用筷子的正确方法是一手执筷，大拇指和食指捏住筷子上端，另外三指自然弯曲扶住筷子，且筷子的两端要对齐。用餐前，筷子要整齐码放在饭碗右侧，用餐后要整齐地竖向码放在饭碗正中。要做到彬彬有礼，雍容大方，使用筷子就应有所讲究，不能随心所欲。

（选自《百科知识》，有删改）

    有人称我们已进入“微时代”，只要你有个联网的手机，你就能通过微博将身边发生的事情与“脖”友们分享。在这个快节奏生活的时代，现代人确需一种和这种节奏合拍的“灵光乍现式”的表达，现代化的大都市，人们之间的关系向着“陌生人”社会的方向发展，人在社会场景和生活平台上的呈现，表现出更多的偶然性，这与微博上每天发生的故事有相似之处。同时，微博一次140个字的限制逼出了一种新的写作方式，这种方式更平民化，“群众”基础更加广泛。为此，各地政府也建立了官方微博，以便有效听取民意，解决群众现实问题。与国外微博相比，中国微博上的牢骚与负面表达较盛，而这恰恰是网友现实生活所面临困难的显现。微博只是把社会存在的各种问题反映出来，所以能否及时回应负面舆论，事关政府的诚意。在微博上，政府与民众应是平等交流的关系，而不是政府向民众的单向传播。无论是淘宝体，还是偶尔的卖萌，都体现了政府在积极地转变语言风格，这些要比官话套话更能Hold住政府形象。然而，躯干在为公众带来多元信息的同时，也成为滋生谣言的“温床”；微博的“直播性”虽然方便快捷，却易威胁个人隐私……尤甚的是，部分“微博达人”，恶意左右网络舆论，将“网络暴力”有意引向党和政府，危及社会稳定，值得警惕。

    微博既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面对微博带来的变化和挑战，我们何去何从，仍值得探讨。

    新诗是中国诗歌的现代形态。几千年的中国古典诗歌到了现代发生了巨变，所以“变”是新诗的根本。对新诗的“新”的误读，造成了新诗百年发展道路的曲折，造成了在新文学中充当先锋和旗帜的新诗至今还处在现代文学的边缘，还在大多数国人的艺术鉴赏视野之外。在一些论者那里，新诗似乎是一种没有根基、不拘形式、随意涂鸦、自由放任的艺术。其实，“变”中还有一个“常”的问题。“变”就是“常”，而且是一种永恒的“常”。中国新诗的繁荣程度取决于它对新的时代精神和审美精神的适应程度，新诗的“变”又和中国诗歌的“常”联系在一起。诗既然是诗，就有它的一些“常态”的美学元素。无论怎么变，这些“常”总是存在的，它是新诗之为诗的资格证书。重新认领这些“常”，是当下新诗振衰起弊的前提。

    中国诗歌的“常”来源于又外在于古典诗歌，活跃于又隐形于现代诗歌当中。也就是说，“常”不是诗体，不是古典诗歌本身，“常”是诗歌精神，是审美精神。

    在诗歌精神上，中国诗歌从来崇尚家国为上。气不可御的李白，沉郁顿挫的杜甫，虽然他们的艺术个性相距甚远，但是他们的诗词总是以家国为本位的。他们对个人命运的咏叹和同情，常常是和对家国的兴衰的关注联系在一起的。“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是古诗发展的一个规律。在创作过程中，诗人必然寻求审美静观，他走出世界以观照世界，走出人生以观照人生。没有“走出”，没有审美距离，就没有诗美体验，也就没有诗。但这是创作状态。玩世玩诗、个人哀愁之作在中国不被看重，中国诗歌的评价标准从来讲究“有第一等襟抱，才有第一等真诗”，以匡时济世、同情草根的诗人为大手笔。这是中国诗歌的一种“常”。

    新诗可以不都写现代格律诗。但是，中国古典诗歌是格律诗传统，而格律诗的要义就是诗对形式和音乐性的寻求。注重听觉，注重吟诵，因而注重格律，这是中国古诗的“常”。用心从诗质上去捕捉诗情的音乐性，用耳从形式上去捕捉诗的音乐性，这是中国诗歌为读者造就的审美习惯和审美标准。许多新诗人对此有所感悟。徐志摩在《翡冷翠的一夜》的创作中加强了音乐性，闻一多说，这是徐诗“一个绝大的进步”。从“感情泛滥”到“情感羁勒”，说明徐志摩的形式感和音乐感的加强。没有形式感和音乐感的人绝对称不上是诗人。

    中国诗歌在传播上也有“常”。在诗歌创作寻言的时候，总是尽量用最浅显的语言来构成诗的言说方式。“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李白），诸如此类的诗章在我们民族中流传千年，和言说方式非常有关。重建写诗的难度，重建读诗的易度，这是新诗必须注意的我们民族诗歌之“常”。

    新诗，新其形式需是诗。新诗在“变”中就有时时回望“故乡”的必要。在 “变”中继承“常”是非常重要的。

（选自吕进《新诗的“变”与“常”》）

    马克思说：“人双重地存在着：从主体上说作为他自身而存在着，从客体上说又存在于自己生存的这些自然无机条件之中。”这就是说，人是双重生命的存在。一方面，“人直接地是自然物”，存在于自然之中。作为一种自然存在，隶属自然的本性规定了人如其他自然存在物一样，受自然必然性的支配。这是人存在的客观方面、物质方面。另一方面，“人不仅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自为地存在着的存在物”。作为一种自为存在，人的活动总是灌注着一种内在的渴望、憧憬，即要求在创造性活动中，通过自我意识，把自身从自在的自然世界中提升出来。这是人的存在的主观方面、精神方面。客观方面与主观方面、物质方面与精神方面的共在、共存，人才能成为有生命创造的人。梁漱溟的“人禽之辨，前者形为心役，后者心为形役而已”的议题，同样也暗含着对人的两重性存在的肯定。“形为心役”，一方面肯定了“心”这种精神内驱力在人的存在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另一方面也表明，“形”与“心”、物质存在与精神存在，不是分裂的，而是相互依存、同生共存的。正是因为两重生命的共在，人才能在生产自身、满足肉体物质需要的同时，追求和创造自身价值与意义，从而形成人独有的身心不二、体魂合一的存在方式。

    但进一步看，人的两重化生命存在对人的意义并非等量齐观。帕斯卡说，人只不过是一根苇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是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我们的全部尊严就在于思想，思想不是外在的而是内在的。在内在的精神世界中，寻找自己、认识自己，进而过有意义的生活，这才是人之为人的独特性。赫舍尔直言：“人的存在从来就不是纯粹的存在；他总是牵涉到意义。意义的向度是人所固有的。”面对现代人的沉溺于物欲，皮兰德洛的“我为什么不是我自己？”以反问句式和更强烈的指向，说明了精神生命、意义生命是人的生命的重要内容。诸多论述共同表明，能将人和一般动物区分开来的，不是人的存在的容观方面、物质方面，而是人的主观方面、精神方面，其中，对意义的追问和对真善美的向往，是人独有的内容。这种源自灵魂深处的对意义的渴望与追求，是人的精神支柱，是人的最高意义上的精神权威，是人独有的最高之境，也是人的本性的重要方面。它使人立于自然而又能超越自然，受制于肉体生命而又能超越肉体生命的局限，成为一种超越之物，一种“超自然的自然体”、“超生命的生命体”。

    总之，人既不是纯粹的物质存在，也不是纯粹的精神存在，而是具有精神意味、意义向往的物质存在和在自然界中的精神存在。

（摘编自李丽《文化困境及其超越》，人民出版社）

街

沈从文

    ①有个小小的城镇，有一条寂寞的长街。

    ②那里住着许多人家，却没有一个成年的男子。因为那里出了一个土匪，所有男子便都被人带到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去，永远不再回来了。他们是五个十个用绳子编成一连，背后一个人用白木梃子敲打他们的腿，赶到别处去做军队上搬运军火的夫子的。他们为了“国家”应当忘了“妻子”。

    ③大清早，各个人家从梦里醒转来了，各个人家开了门，各个人家的门里，皆飞出一群鸡，跑出一些小猪。随后男女小孩子出来站在门限上撒尿，或蹲到门前撒尿，随后便是一个妇人，提了小小的木桶，到街市尽头去提水。有狗的人家，狗皆跟着主人身前身后摇着尾巴，也时时刻刻照规矩在人家墙基上抬起一只腿撒尿，又赶忙追到主人前面去。这长街早上并不寂寞。

    ④当白日照到这长街时，这一条街静的像在午睡，什么地方柳树桐树上有新蝉单纯而又倦人的声音。许多小小的屋里，湿而发霉的土地上，头发干枯脸儿瘦弱的孩子们，皆蹲在土地上或伏在母亲身边睡着了。做母亲的全按照一个地方的风气，当街坐下，织男子们束腰用的板带过日子。用小小的木制手织机，固定在房角一柱上，一面伸出憔悴的手来，敏捷地把手中兽骨线板压着手织机的一端，退着粗粗的棉线，一面用一个棕叶刷子为孩子们拂着蚊蚋。带子成了，便用剪子修理那些边沿，等候每五天来一次的行贩，照行贩所定的价钱，把已成的带子收去。

    ⑤有时这些妇人把工作停顿下来，遥遥地谈着一切，最小的孩子哭了，就拉开前幅的衣襟，抓出枯瘪的乳头，塞到那些小小的口里去。她们谈着手边的工作，谈着带子的价钱和棉纱的价钱，谈到麦子和盐，谈到鸡的发瘟，猪的发瘟。

    ⑥街上也常常有穿了朱红绸子大裤过身的女人，脸上抹脂擦粉，小小的髻子，光光的头发。都说明这是一个新娘子。到这时，小孩子便大声喊着看新娘子。大家完全把工作放下，站到门前望着，望到看不见新娘子的背影时才重重地换了一次呼吸，回到自己的工作凳子上去。长街在日里也仍然不寂寞。

    ⑦街上有时有一只狗追一只鸡，便可以看见到一个妇人持了长长的竹子打狗的事情，使所有的孩子们皆觉得好笑，长街在日里也仍然不寂寞。

    ⑧街上有时什么人来信了，许多妇人皆争着跑出去，看看是什么人从什么地方寄来的。她们将听那些识字的人，念信内说到的一切。小孩子们同狗，也常常凑热闹，追随到那个人的家里去，但信中有时却说到一个人死了的这类事，于是主人便哭了。于是一切不相干的人，围聚在门前，过一会，又即刻走散了。这妇人，伏在堂屋里哭泣，另外一些妇人便代为照料孩子，买豆腐，买酒，买纸钱，于是不久大家都知道那家男人已死掉了。

    ⑨街上到黄昏时节，常常有妇人手中拿了小小的筐箩，放了一些米，一个蛋，低低地喊出了一个人的名字，慢慢地从街这端走到另一端去，这是为不让小孩子夜哭发热、使他在家中安静的一种方法，这方法，同时也就娱乐到一切坐到门边的小孩子。长街上这时节也不寂寞的。

    ⑩黄昏里，街上各处飞着小小的蝙蝠。望着天上的云，同归巢还家的老鸹，背了小孩子们到门前站定了的女人们，一面摆动背上的孩子，一面总轻轻地唱着忧郁凄凉的歌，愉悦到心上的寂寞。

    ⑪“爸爸晚上回来了，回来了，因为老鸹一到晚上也回来了！”

    ⑫远处山上全紫了。土城擂鼓起更了，低低的屋里，有小小油灯的光，可以画出屋中的一切轮廓，听到筷子的声音，听到碗盏磕碰的声音……但忽然间小孩子又哇地哭了。

    ⑬爸爸没有回来，有些爸爸早已不在这世界上了，但并没有信来，有些临死时还忘不了家中的一切，便托人带了信回来，得到信息哭了一整夜的妇人，到晚上便把纸钱放在门前焚烧，红红的火光照到街上人家的屋檐，照到各个人家的大门。见到这火光的孩子们，也照例十分欢喜。长街这时节也并不寂寞的。

    ⑭阴雨天的夜里，天上漆黑，街头无一个灯。狼在土城外山嘴上嗥着，用鼻子贴近地面，如一个人的哭泣，地面仿佛浮动在这奇怪的声音里。什么人家的孩子在梦里醒来，吓哭了，母亲便说：“莫哭，狼来了，谁哭谁就被狼吃掉。”

    ⑮卧在土城上高处木棚里一个老而残废的人，打着梆子。这里的人不需明白一个夜里有多少更次，且不必明白半夜里醒来是什么时候。那梆子声音，只是告给长街上的人家，狼已爬进土城到长街，要他们小心一点儿门户。

    ⑯一到阴雨的夜里，这长街更不寂寞，因为狼的争斗，使全街热闹了许多。冬天若半夜里落了雪，则早早起身的人，开了门，便可看到狼的脚迹，同糍粑一样印在雪里。

    一九三一年五月十日

    最近一项调查显示，当代中国青少年最喜爱的20个动漫形象中，19个来自海外。本土动漫形象只有一个“孙悟空”，受调查的青少年对“孟姜女”“田螺姑娘”等民间文学中的人物知之甚少。这是民间文学在当代社会生活中地位失落的又一个缩影。

    民间文学以口头讲述为媒介，近二三十年，书面阅读与数字化体验的迅速普及，湮没了民间文学口头讲述的生活现场。同时，信息社会文学艺术的发展趋势是融合创新，受众的审美意识也变得新奇自由，可传统民间文学的审美表达，往往以传承性和群体性为主，其走向衰落似乎是一种必然。

    中华上下五千年，每个时代的民间文学都既反映着历史环境，又彰显出时代背景，同时还承担着文化传承功能，是中华儿女文化认同的重要基础。每一个从自己家乡成长起来的人，都深受家乡风俗影响，从方言和方言所承载的故事、歌谣和谚语中获得了生命之初的情感与意义。

    所以说，民间文学的传承实现了民间社会对文化同源观念的认同，培育了中国人极其重要的乡土意识，而文化同源观念与乡土意识正是中国文化中家国情怀的逻辑前提。从更大的层面讲，中国各民族各地区的民间文学，无不殊途同归地反映着民族友好、政治大同、社会和谐的中华文明主题。从某种意义上讲，在千百年的历史演进中，分散在中华大地上的各族群众，正是通过民间文学的形式传承着中华民族共同的价值观。

    而如今，中国民间文学中的人物形象、故事类型、叙事结构等，均被外来的新的文学系统挤压，尤其儿童成长初期所接受的童话教育几乎全是西方文本——白雪公主替代了田螺姑娘，奥特曼替代了葫芦娃，小红帽替代了阿凡提。面对严峻的传承危机，我们认为亟须采取有效措施以增强民间文学的创新能力和传承能力，使其重新回归日常生活，有效融入当代社会。首先要深度发掘中国民间文学的智慧资源，汲取中国民间文学宝库中的教育资源、伦理资源、政治资源和文化资源，理解中国民间文学关于善良、勤劳、奉献、和睦、友爱、正义、协作等价值观的叙事模式，重新建构这些智慧资源的日常生活路径，逐渐增强人们接受本土智慧资源的信心，从而实现让民间文学重回日常生活的目标。其次，在失去原有传承场景的情况下，需要采取新的传承方式。英国的《魔戒》《哈利·波特》、日本的《幽灵公主》《千与千寻》等将传统民间文学资源与现代人的审美需求进行了有效嫁接，找到了传统民间文学资源与现代文艺作品的转化路径。今后我们可以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对传统民间文学资源进行创造性转化，尤其要将传统民间文学资源与现代文化产业有效嫁接起来，那样传统民间文学才能凭借新的载体重新走进当代人的生活。

（摘编自孙正国《留住民间文学中的民族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