毁誉

季羡林

    ①好誉而恶毁，人之常情，无可非议。

    ②古代豁达之人倡导把毁誉置之度外。我则另持异说，我主张把毁誉置之度内。置之度外，可能表示一个人心胸开阔，但是，我有点担心，这有可能表示一个人的糊涂。

    ③我主张对毁誉要加以细致的分析。首先要分清谁毁你、谁誉你、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由于什么原因。这些情况弄不清楚，只谈毁誉，至少是有点模糊。

    ④我记得在什么笔记上读到过一个故事。一个人最心爱的人，只有一只眼。于是他就觉得天下人（一只眼者除外）都多长了一只眼。这样的毁誉能靠得住吗？

    ⑤还有我们常常讲什么“党同伐异”，又讲什么“臭味相投”等等。这样的毁誉能相信吗？

    ⑥孔门贤人子路“闻过则喜”，古今传为美谈。我根本做不到，而且也不想做到，因为我要分析。是谁说的？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点，因为什么而说的？分析完了以后，再定“则喜”还是“则怒”。喜，我不会过头；怒，我也不会火冒十丈，怒发冲冠。孔子说：“野哉，由也！”大概子路是一个粗线条的人物，心里没有像我上面说的那些弯弯绕。

    ⑦我自己有一个颇为不寻常的经验。我根本不知道世界上有某一位学者，过去对于他的存在，我一点都不知道，然而，他却同我结了怨。因为，我现在所占有的位置，他认为本来是应该属于他的。因此，他勃然对我心怀不满。我被蒙在鼓里，很久很久，最后才有人透了点风给我。我不知道，天下竟有这种事，只能一笑置之。不这样又能怎样呢？我想向他道歉，挖空心思，也找不出丝毫理由。

    ⑧大千世界，芸芸众生，由于各人禀赋、生活环境等不同，各人的人生观、世界观等等，都不会一样。比如吃饭，有人爱吃辣，有人爱吃咸，如此等等。又比如穿衣，有人爱红，有人爱绿，如此等等。在这种情况下，最好是各人自是其是，而不必非人之非。俗语说：“各人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这话本来有点贬义，我们可以正用。每个人都会有友，也会有“非友”，我不用“敌”这个词儿，以免误会。友，难免有誉；非友，难免有毁。碰到这种情况，最好抱上面所说的分析的态度，切不要笼而统之，一锅糊涂粥。

（选自季羡林著《谈人生》，有删减）

    英国媒体称，根据一项针对地球深处地下物质的研究，地球上的生命或许源自深深的地下而非地表。

    英国《每日邮报》12月9日报道指出，研究人员已经发现了在地下深达五千米处生活和繁殖的微生物，这为35亿年前地球上生命源自何处的问题提供了线索。这项研究表明，这些微生物可能已经在与地表隔绝的情况下生活了几十亿年。但更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这些与世隔绝的生命形态分布在不同大陆，但都创造出了拥有相似基因的个体。

    研究人员发现，生活在北美和欧洲地下深处岩石缝隙中的微生物，与普林斯顿大学一个团队从约翰内斯堡地区一处矿井通道内地下深处岩石缝隙中获取的样本高度相似。其DNA序列也与在北美洲西北部海域和日本东北部海域岩石海床上发现的微生物相似。这表明，这些微生物是由一个共同的祖先进化而来，而这个祖先就生活在地球生命起源的时代。

    密歇根州立大学的马特·施伦特说，现在还不清楚相似的微生物是如何散布到相距遥远的南非、北美和日本的。施伦特博士说：“两年前，我们还不太了解现在的地下微生物是怎样的，以及它们吃什么。自那以来进行的多项研究已经大幅扩充了这方面的数据。我们正在掌握的信息不仅包括在这些生态系统下发现的是什么种类的微生物，而且还包括在全球不同地点发现的微生物之间的某种一致性——目光所及之处，我们都看到了同样种类的微生物。”

报道指出，这些生命形态不是依靠太阳光为生，而是通过氢与甲烷获取能量，这些化学燃料可以通过高温高压下的某些种类的岩石获得。施伦特博士说：“人们容易理解为何远隔重洋的鸟类或鱼类有可能会相似，但想想在地下深处极度高温高压的坚硬岩石缝隙中，在相隔1.6万公里的不同地点，生活着几乎完全一样的微生物，这很挑战人的想象力。”

    研究人员麦科洛姆说：“在某些很深的地方，例如深海热泉，那里环境变化剧烈，催生了多样化的生物群落。在其他一些地方，例如地下深处的缝隙，那里的生态系统是隔绝的，只有少数几种细菌能在那样严酷的条件下生存。”

    报道指出，这一最新发现不同于以往的理论，即生命并非诞生于地表湖泊和海洋的“原生汤”中，而是诞生于地下岩石含水的微小缝隙内。

该理论认为，35.5亿至38亿年前，生命诞生于池塘或海洋中，起因是空气中的化学物质在某种形式能量的作用下生成氨基酸，而氨基酸可以构成蛋白质，然后再进化成地球上第一批生物种类。然而，这种假设存在一个问题，例如，当初地球表面存在强烈的紫外线辐射，它可以迅速摧毁暴露在阳光下的复杂生物分子。

    科学家说，这些微生物有可能被用于医疗目的，因为他们发现这些微生物可以承受120摄氏度的高温和比地面高出50倍的大气压。人们能够理解和描述这些现象，是得益于通过深碳观测计划对微生物学和地球化学数据的汇总与整合。

    鲁迅先生指出，文艺是国民精神发出的火光，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但是承载着国民精神的文艺不是无本之木，而是耕耘于生活的田野。生活是文艺的土壤，文艺是人类生活长出的禾苗、结出的硕果。创作的源泉来自我们脚下这片生于斯长于斯的热土，来自人民砥砺前行的脚步，来自大千世界里活色生香的生活。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是文艺创作的基本态度。深入生活，文艺才能植入最深刻的现实；扎根人民，作品才能流动最真挚的情感。只有在火热的生活中寻找创作的灵感，与现实碰撞，与人心激荡，才能生发最动人的力量。也正是这种艺术的力量，才能让人得以面对外在强大力量挑战时作出自觉的回应，得以在美的享受中克服并消除现实生活中的无力感、疲软感、卑微感和恐惧感。

    文艺根植于生活，不是被动反映生活，不是机械复制生活。它源于生活而又必须高于生活，艺术家不但要练就感受体悟生活的本领，还要练就提炼升华生活的能力。面对生活原野，艺术家既要像小鸟一样在每个枝丫上跳跃鸣叫，又要像雄鹰一样从高空翱翔俯视。这就要求艺术家在深入生活的基础上，重建现实主义精神，通过文艺创作观照现实、挖掘价值、守望理想，创作出无愧于时代、国家和民族的作品。

    如果说生活是文艺的土壤，那么文化就是文艺的家园。中华民族能在历尽磨难后浴火重生，离不开中华文化的有力支撑。中华文化拥有5 000多年的悠久辉煌的历史积淀，代表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孕育滋养了充满生机活力的中华艺术和中华美学。古雅清新是其精神气质，自由自然是其精神价值，和而不同是其精神结构。中华文化主张道法自然，天人合一，万物一体。中国人的最高生命理想是通过融入自然万物而实现伟大、自由、永恒和超越。这种对自然的体认已经在艺术领域得到淋漓尽致的表现和发挥，已经生成独具特色、光辉灿烂的中华美学。正是这些独一无二的理念、智慧、气度、神韵，奠定了中国艺术坚定的自信、自立和自豪。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更是当代中国文艺发展必须坚守的精神家园。

    优秀的文艺作品是人类精神天空中自由飞翔的小乌，然而没有一双坚强的理论翅膀，小鸟就不能飞得高远。哲学家说，一个民族要想登上科学的高峰，究竟是不能离开理论思维的。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进而变成社会发展的强大推动力。文艺的发展同样离不开理论支撑和评论引导。当今中国，随着市场经济不断完善、社会体制深刻转型、互联网技术飞速发展、中外文化交流激荡，文艺正发生着重大变革。由于文艺理论体系、文艺价值观念和文艺实践的深刻变化，由于新的文艺类型、文艺群体和文艺组织的不断涌现，文艺评论面临许多崭新的课题。于是推动文艺评论的繁荣发展，加强文艺评论学的学科建设，就成了当务之急。

（节选自庞井君《燃起照亮固民精神前途的灯火》，有删改）

    北宋哲学家张载有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既是先贤圣道，亦隐喻家国大义。因此，家国情怀也是中国古典诗词从未缺席的主题，诗词中的家国，既有“边塞况味”，也有“忧国忧民”。

    “边塞况味”，莫如盛唐四大边塞诗人王昌龄、王之涣、岑参、高适，他们开启了中国边塞诗词的巅峰之门。王昌龄有感于汉将李广的英雄气概而作的《出塞》，句句宣誓，字字慷慨，尽显盛唐人保家卫国的决心。王之涣留存于文学史的诗作已不多，但《凉州词》的余响不绝于耳，尤其是那两句“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羌笛与杨柳，春风与玉门关，离家已经平添几分忧思，而更为堪忧的是，面对这茫茫荒漠，连表达思念的杨柳枝都找不到。玉门关，自古就隐喻着边塞情绪，诗人把它放在这里，更显回乡之路漫长悠远。忧愁虽然有，但比忧愁更强烈的是慷慨，乡愁之上，还有家国荣誉，这远远高于个人悲情。边塞将士们的坦荡着实令人叹服。于是，我们不难理解，王之涣的《凉州词》为何哀而不伤、怨而不怒、悲壮却不凄凉了。

    “忧国忧民”诗词所体现的则是国与民在争战中的苦难。忧国，既有曹植“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又有辛弃疾“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更有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在“捐躯赴国难”这面旌旗下，辛弃疾一腔热血奔赴《破阵子》，陆游逝前留下“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的殷切期待。忧民，最深情的则非杜甫莫属了。朱熹论杜甫人格，将他与颜真卿、诸葛亮、韩愈、范仲淹并举为“君子”，意为“品格高尚”的人。朱熹认为他们“其所遭不同，所立亦异，然求其心，则皆光明正大，疏畅洞达，磊磊落落而不可掩者也”。杜甫的“磊磊落落”是他对民众生命的人道关怀。他的“三吏”“三别”像一部史诗，记录着战争中百姓的艰辛。“嫁女与征夫，不如弃路旁”的年轻人，“子孙阵亡尽，焉用身独完”的老人，“存者无消息，死者为尘泥”的受难者，这些形象直指人心。杜甫爱民之情丹心耿耿，情义相照。

    家国情怀，成为中国古典诗词积淀于文化中的审美基因。它深隐于华夏灵魂深处，昂而不傲，光而不妖。它内敛、融达，成就了中华文化昂扬的自信：“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这种文化自信与古典诗词偕隐同行，玲珑剔透，流光溢彩，超越了空间，点亮了时代，烛照千秋，辉映未来。

（摘自2018年2月12日光明网《古典诗词与文化自信》）

    ①汉字演变过程是在六书造字法的基础上，从最初幼稚的象形字开始，继而出现了指事、会意的造字方法，进一步出现了以语音表意的假借字和音形并假的转注字，最后发展到以形声为主的音、形、义结合的表意文字系统。在这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文字字体也经历了由甲骨文、金文、篆、隶、楷、行、草的变化，最后才奠定了楷书的标准地位，这也充分体现了汉字与时偕行的应变功能。

    ②方块汉字在其发展演变过程中，中华传统文化思想起着重要的引导作用。由于儒家文化思想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占统治地位，汉字在发展过程中便受到了儒家文化的影响。儒家文化中许多思想不同程度地浸润到了汉字的形体构造之中，汉字实际上成了丰富的中华传统文化思想的载体。中国人传统的思维习惯是重整体、直觉。这种整体性思维方式正是来自于儒家文化中的大一统思想。儒家认为，社会是一个整体，它由不同等级和处在不同关系的人所组成，而人与人之间的等级和关系是社会所必不可少的，其界限也是不可逾越的。这种政治伦理思想维持人们之间和等级之间的平衡，使整个社会协调发展，长期统一。

    ③以象形因素为约的特点几千年不变，始终不脱离以形知意。汉字的以意统形的方块形式常使人能从其形体结构直窥其意，从而加深对文意的理解。从单个汉字来看，其结构也往往体现着统一的整体思想。如“国”字，甲骨文即“或”字，字中“戈”表示兵器，“口”家城邑形，放在一起表示守城。而“国”之繁体“國”在原有的“或”字外边再加一个大框，表示周围有界，被围之意，这一演变蕴含了人民持戈守城，继而划定疆界，圈固城郭，从而表达了国家统一、不可侵犯的丰富内容。

    ④儒家思想重视普遍联系的思想，认为天地人合一，自然界与人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和谐统一体。这一重协调、重和谐的思想反映在汉字的演变过程中，导致形声配合结构增多，部首偏旁日益丰富，而偏旁部首体现的正是一种普遍联系的思想。如以“走”作部首，造出与前行的动作有关的一系列字来，如“赴”、“越”、“超”等；与太阳有关的现象，汉字常少不了“日”；与动作有关的字，大都以“扌”作部首。

    ⑤儒家文化思想中含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如《易经》中把具有辩证内容的初期哲学中如“阴阳五行说”等进一步展开引申出否与泰、损与益等一系列范畴。这种辩证思想在文字的创造中也有所反映，被称之为“夫子之通”的“忠”、“恕”二字不仅相互构成对立的关系，而且两个字本身的上下结构也形成了一种对立与统一的关系。

有些人觉得电脑的记忆和人脑的记忆在工作方式上差不多，信息输进来，大脑进行记录，需要时再提取出来。对不对？

错！数据和信息被输进电脑的内存，等到需要提取时，若无技术故障，它会与当初存进去时一模一样地被提取出来。我们都有过这种体验吧？有时候，原本正在房间里做着什么事，突然想起来要到另外的房间拿个东西。结果，去拿的半路上，被什么打了岔，到了那儿，却一下子想不起到底是来干什么了。这种令人沮丧、心烦的情况，却偏偏是大脑处理记忆的方式出奇复杂而造成的诸多怪癖之一。

大多数人最熟悉的记忆分类方法是区分短期记忆和长期记忆。两者区别明显，但又相互关联。它们的名称很恰当：短期记忆最多持续一分钟左右；长期记忆可以与你相伴终生。

短期记忆维持时间不长，但负责对实时的信息做有意识的操作，也就是我们当前正在想的事。我们之所以能够思考，是因为信息就在短期记忆中；这就是短期记忆的功能。长期记忆提供了丰富的数据辅助我们思考，而真正进行思考的是短期记忆。

短期记忆为什么限量呢？部分原因是它在不停地工作。我们清醒时的每一刻都在经历和思考着什么，源源不断的信息以惊人的速度进进出出。因此完全不适合把短期记忆用作长期储存，后者需要稳定和有序，否则就会像把你所有的箱子和文件夹都扔到了繁忙的机场入口。另一个因素是，短期记忆并没有“实体”基础；短期记忆储存在神经元的特定活动模式中。以神经元活动的模式储存记忆会带来很多问题。有点儿像把购物清单列在卡布奇诺的奶泡上，单纯从技术层面来讲是有可能做到的，因为奶泡会让字形保留一会儿，但维持不了很长时间，因而以这种方式储存并不实用。短期记忆用来快速处理和操作信息，而在源源不断的信息流中，不重要的会被忽略，然后很快被覆盖或消失。

这套系统并非万无一失。实际上，常有重要内容还未得到恰当的处理就从短期记忆中被顶了出去，于是就出现了“我到这儿是干啥来着”的情节。短期记忆还会负荷过重，受到太多新信息和新要求的轰炸而无法集中到任何一点上。既然用来“想”的短期记忆只有很小的容量，我们还做得成什么事儿啊？幸运的是，短期记忆与长期记忆相连，因而长期记忆分担了很多压力。就拿专业译员来说吧，他们一边听演讲，一边把它译成另一种语言。对于一个还在学习外语的人来说，这必然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可对于译员来说，两种语言中的字词和结构都已储存在长期记忆中，短期记忆只需要处理词序和句意。

信息有多种途径可以变成长期记忆。在意识层面，我们可以靠背诵让短期记忆转变为长期记忆，比如反复默念某个重要的电话号码。反复的必要性在于，与短期记忆短暂的电活动模式不同，长期记忆基于神经元之间的新连接，而建立连接的基础是突触（神经元之间的连接节点），重复想要记住的事情能够刺激突触的形成。

突触被看成是脑中真正“记住”信息的地方。和硬盘里特定的一串0和1代表某个文件一样，特定区域的一群突触代表了某段记忆，当它们被激活时，我们就有了一段“回忆”。所以，突触就是记忆的实体形式。就像我们可以从纸上的墨迹中读出具有含义的字词一样，当某个或某一群突触变得活跃时，大脑就解读出了一段记忆。通过形成新突触新建长期记忆的方式叫作“编码”，即记忆在脑中储存的过程。短期记忆并不形成新的突触，只是触发一些多功能的突触。利用复述信息的方式可以使短期记忆保持足够长时间的“活跃”，让长期记忆有时间编码。不过，“死记硬背”法并不是让我们记住事情的唯一方法，显然我们也没有用此法来记忆所有一切能记住的东西。有足够的证据表明，我们的每一段经历几乎都会以某种方式储存在长期记忆中。

那么，如果说长期记忆把一切都记住了，那为什么我们还是免不了会忘事呢？被遗忘的长期记忆其实还在脑子里，除非外伤造成物理性损坏。不过，长期记忆要派上用场必须经过三个阶段：产生（也就是编码），有效储存，提取。一段记忆如果取不出来，就和根本不存在没差别。有些记忆容易提取，因为它们更突出，如附带强烈情绪的记忆往往很容易回忆。除了事件本身，同时回忆起来的还有当时的情绪、想法和感觉。所有一切在大脑中与特定记忆间产生了越来越多的关联，意味着前面说的巩固过程为这段记忆附加了更重大的意义，添加了更多连接，让它变得更加容易提取。相反，那些没有重要连接、孤零零的记忆就没能得到充分的巩固，因而也就难以提取。没有哪段记忆是孤立形成的。有研究揭示，哪怕是在平淡无奇的场景中，获得记忆时的情境都可以成为帮助记忆提取的“触发器”。

如此复杂难懂、前后不一、脆弱易伤的一套系统究竟能发挥什么作用？很简单，大多数时候，它的确管用。它依然值得惊叹，其容量和适应力甚至可以让最先进的超级计算机脸红。它固有的灵活性和奇特的组织结构毕竟演化了数百万年，所以我还能苛责什么呢？人类的记忆并不完美，但已经足够好。

（摘编自迪安·博内特《是我把你蠢哭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