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脸钱

张建生

    当年，开封府有条古玩街，店铺经营古玩字画、珠宝玉器。其中有家古币店，老板刘少白觉得来钱太慢，便打起了歪主意。

    民国年间，兵荒马乱，天灾人祸频发。穷人揭不开锅，就卖祖宗传下来的古董，古地中原，散落在民间的文物很多，其中不乏宝物。可惜穷人不知道啥是文物，更不懂得行情，遇见黑心买主就当废物卖，给多少钱是多少钱。

    刘少白经常守在古玩街口，见破衣烂衫者过来就问：“卖东西吗？”穷人不逛古玩街，来了就是卖东西。他坑蒙拐骗，用很少的价钱就把西周的贝币、西汉的五铢、唐代的开元通宝弄到手。

    刘少白的舅舅冯老先生是中原古玩界泰斗，听说外甥发昧心财，拄着拐杖找上门来，言辞恳切苦苦规劝。刘少白竟也当成耳旁风。老人见劝不醒他，非常失望。

    那天，刘少白在古玩街口拦住一个衣衫褴褛的农民，那人从怀里掏出一样东西，他看见后，兴奋得心里怦怦乱跳。这是一枚春秋战国时期的古币，椭圆形，币面文字形状怪异，像传说中狰狞的鬼脸，俗称“鬼脸钱”。这种古币在市场上稀缺，价值两三万块大洋，可遇而不可求！

    对不懂行的卖主，要欲擒故纵，不可操之过急。刘少白暗中深吸了口气。努力使情绪镇静下来，装作漫不经心的样子说，这玩意儿不值几个钱。两人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最后以一万块大洋成交。

    刘少白心中大喜，自己一转手，至少赚一万块大洋！回到家里，他兴奋地拿出来欣赏把玩。鬼脸钱边缘和币面手感有些毛糙，这枚鬼脸钱却光滑如玉。他觉得事情不妙，急忙去找舅舅鉴定。

    冯老先生古币鉴定道行深厚，单凭手摸就能断代。他接过那枚鬼脸钱，捻须注目端详，微眯的双眼陡然睁大，愕然道：“你聪明一世，糊涂一时，看不出这是个赝品？真品鬼脸钱，铸造呈自然状态，未经精细摩琢，币面文字一挥而就，书法流畅隽秀。赝品边缘和表面打磨得十分光滑，实属画蛇添足；而且字体呆滞，缺乏灵气，有明显模仿痕迹，铜质粗杂，分量也厚重……”

    一连几天，刘少白在街头寻找那卖主。可哪里还能找到？他越想越窝火，把假币狠狠摔到地上。好在杂铜耐摔，只磕出个小坑。

    这枚假币像一块石头，沉重地压在刘少白心头，让他寝食难安。他不敢在门店卖，买主发现有假，会兴师问罪，闹腾起来自砸招牌，谁还敢再光顾？思前想后，只有拿出去卖，反正谁也不认得谁。

    开封包公祠附近有个卖古玩的地摊市场。刘少白装扮出一副穷困潦倒的落魄相。虽有人对那枚假币感兴趣，可一问价钱扭头就走。直到日斜西天，他准备收摊子，才有人执意要买，不过对价钱一路猛砍，最后砍到100块大洋。

    拿回去一分钱不值，他只好忍痛成交，拿着银票走出老远，还心跳如鼓。

    第二天，那张百元银票有些变色，刘少白赶紧拿到票号兑现。人家说：“刘老板，你在哪儿捡的假票，颜色都褪了！”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呀！

    刘少白的大儿子一年四季在外收购古币，这天，他风尘仆仆回来，喜滋滋地说：“爹，出去没有收到好货，回来走到西城门口捡个大‘漏’儿，用一万块大洋收来个宝贝！”

    刘少白见是个鬼脸钱，不由喜上眉梢。拿过来一看很是眼熟，定睛再看，见上面有个小坑。天哪，冤家又回来了！他顿觉天旋地转，跌坐在太师椅上，半晌说不出话来。

    两万大洋打了水漂，弄得元气大伤，再无资金周转，古币店面临倒闭，全家人如同末日来临。

    这天，冯老先生让外甥带那枚假币来家里。刘少白见到舅舅，满脸愧色，嗫嚅道：“怪我眼力还不到家，闹出这么大乱子……”冯老先生摇头道：“不是眼力不济你是被金钱乱了心性！”

    一语惊醒梦中人，刘少白经营古币多年，如果仔细察看不会走眼，可惜心思都用在欺骗上，结果掉进陷阱。

    “这枚假币出自‘造假圣手’之手。”冯老先生神色黯然，说罢良久无语。

    中原古玩界对“造假圣手”几乎无人不晓。当年，他在古玩界竟屡作造假大案，特别是古币造假以假乱真，连不少行家都“打眼”，所以人称“造假圣手”。刘少白叹道：“造假圣手有如此高超的造假本事，一定腰缠万贯！”

    “错了，错了！当年，他明里经营古币店，暗中造假古币，本想大捞一把，最后倾家荡产。常言说，柜台不欺三尺子，买卖义取四方财。有谁靠坑蒙拐骗长久立足商界？”

    刘少白一脸困惑，舅舅对“造假圣手”知道得如此清楚？

    “我就是造假圣手！”冯老先生语调悲伤，缓缓举起那只残手。惨痛的教训让他悔恨不已，就砍下自己一个手指。刘少白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冯老先生收回那枚假币，又拿出两张万元银票，双方物归原主。为了让外甥知道害人如害己，他派人演出了卖假买假这场戏。

    刘少白如梦初醒，“扑通”一声跪下，泪流满面。幸亏舅舅假戏真做，使自己悬崖勒马，迷途知返，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冯老先生当场挥毫泼墨，写下“戒欺”二字，送给外甥。

    从此，刘少白诚信经营，把“戒欺”手书制成牌匾悬挂，作为经商的座右铭。

选自《小小说月刊》2015年第2期

日子

陈忠实

    两架罗筛，用木制三脚架撑住，斜立在掏挖出湿漉漉的沙石的大坑里。男人一把镢头一把铁锨，女人也使用一把镢头一把铁锨；男人有两只铁丝编织的铁笼和一根扁担，女人也配备着两只铁丝编成的铁笼和一根扁担。

    我回到乡下的第一天，走到滋水河边发现了河对面的这一对夫妇。就我目力所及，上游和下游的沙滩上，支着罗网埋头这种劳作的再没有第二个人了。

    早春中午的太阳已见热力，晒得人脸上烫烫的，却很舒服。

    “你该到城里找个营生干，”我说，“你是高中生，该当……”

    “找过。也干过。干不成。”男人说。

    “一家干不成，再换一家嘛！”我说。

    “换过不下五家主儿，还是干不成。”女人说。

    “工作不合适？没找到合适的？”我问。

    “有的干了不给钱，白干了。有的把人当狗使，喝来喝去没个正性。受不了啊！”他说。

    “那是个硬熊。想挣人家钱，还不受人家白眼。”她说。

    “不是硬熊软熊的事。出力挣钱又不是吃舍饭。”他说。

    “凭这话，老陈就能听出来你是个硬熊，”女人说，“他爷是个硬熊。他爸是个硬熊。他还是个不会拐弯的硬熊﹣﹣种系的事。”

    “中国现时啥都不缺，就缺硬熊。”他说。

    “弓硬断弦。人硬了……没好下场。”她说。

    “这话倒对。俺爷被土匪绑在明柱上，一刀一刀割。割一刀问一声，直到割死也不说银圆在哪面墙缝里藏着。俺爸被斗了三天两夜，不给吃不给喝不准眨眼睡觉直到昏死，还是不承认‘反党’……我不算硬。”

    “你已经硬到只能挖石头咧！你再硬就没活路了。硬熊﹣﹣”

    他很坦率又不无迷津地悄声对我说，他也搞不清自己为什么偏偏注意女人的腰，一定要娶一个腰好的媳妇，脸蛋嘛倒在其次，能看过去就行了。

    他大声慨叹着，不无讨好女人的意思：“农村太苦太累，再好的腰都给糟践了。”

    男人把堆积在罗网下的石子铲进笼里，用扁担挑起来，走上沙坑的斜坡，木质扁担吱呀吱呀响着，把笼里的石头倒在石堆上。折返身回来，再装再挑。女人对我说：“他见了你话就多了。他跟我在这儿，整晌整晌不说一句话。”太阳沉到西原头的这一瞬，即将沉落下去的短暂的这一瞬，真是奇妙无比景象绚烂的一瞬。泛着嫩黄的杨柳林带在这一瞬里染成橘红。河岸边刚刚现出绿色的草坨子也被染成橘黄色。小木桥上的男人和女人被这瞬间的霞光涂抹得模糊了，男女莫辨。

    应办了几件公务，再回到滋水河的时候，小麦已经吐穗了。

    我有点急迫地赶回乡下老家来，就是想感受小麦吐穗扬花这个季节的气象。

女人正挥动铁锨朝罗网上抛掷着沙石。男人呢？

    “那位硬熊呢？”“没来。”

    我问：“咋咧？出什么事了？”

    她停住手中的铁锨，重重地深深地吁出一口气：“女儿考试没考好。”

    “就为这事？”我也舒了一口气，“这回没考好，下回再争取考好嘛！”

    “这娃娃也是……平时学得挺好的，考试分数也总排前头。偏偏到分班的节骨眼上，一考就考……”

    “直到昨日晚上，他才说了一句话：我现在还捞石头做啥！我还捞这石头做啥……”

    “你不是说他是个硬熊吗？这么一点挫折就软塌下来了？”我说。

    “他高考考大学差一点点分数没上成，指望娃能……”

    “他来了！天哪！他自个儿来了﹣﹣”

    我听见女人的抖声，也看见她随着颤颤的抖声涌出的眼泪。

    我瞬即看见他正向这边的沙梁走来。

    他的肩头背着罗网，扛着镢头铁锨，另一只肩头挑着担子，两只铁丝编织的铁笼吊在扁担的铁钩上。

    他对我淡淡地笑笑。

    他开始支撑罗网。

    “天都快黑咧，你还来做啥？”她说。

    “挖一担算一担嘛。”他说。

    许久，他都不说话。镢头刨挖沙层在石头上撞击出刺耳的噪声，偶尔迸出一粒火星。

    许久，他直起腰来，平静地说：“大不了给女儿在这沙滩上再撑一架罗网喀！”

    我的心里猛然一颤。

    我看见女人缓缓地丢弃了铁锨。我看着她软软地瘫坐在湿漉漉的沙坑里。我看见她双手捂住眼睛垂下头。我听见一声压抑着的抽泣，

    我的眼睛模糊了。

桥边的老人

[美]海明威

    一个戴钢丝边眼镜的老人坐在路旁，衣服上尽是尘土。

    河上搭着一座浮桥，大车、卡车、男人、女人和孩子们在涌过桥去。骡车从桥边蹒跚地爬上陡坡，一些士兵扳着轮辐在帮着推车。卡车嘎嘎地驶上斜坡就开远了，把一切抛在后面，而农夫们还在齐到脚踝的尘土中踯躅着。但那个老人却坐在那里，一动也不动。他太累，走不动了。

    我的任务是过桥去侦察对岸的桥头堡，查明敌人究竟推进到了什么地点。完成任务后，我又从桥上回到原处。这时车辆已经不多了，行人也稀稀落落，可是那个老人还在原处。

    “你从哪儿来？”我问他。

    “从圣卡洛斯来，”他说着，露出笑容。

    那是他的故乡，提到它，老人便高兴起来，微笑了。

    “那时我在看管动物， ”他对我解释。

    “噢，”我说，并没有完全听懂。

    “唔，”他又说，“你知道，我待在那儿照料动物。我是最后一个离开圣卡洛斯的。”

    他看上去既不象牧羊的，也不象管牛的。我瞧着他满是灰尘的黑衣服、尽是尘土的灰色面孔，以及那副钢丝边眼镜，问道，“什么动物？”

    “各种各样，”他摇着头说，“唉，只得把它们抛下了。”

    我凝视着浮桥，眺望充满非洲色彩的埃布罗河①三角洲地区，寻思究竟要过多久才能看到敌人，同时一直倾听着，期待第一阵响声，它将是一个信号，表示那神秘莫测的遭遇战即将爆发，而老人始终坐在那里。

    “什么动物？”我又问道。

    “一共三种，”他说，“两只山羊，一只猫，还有四对鸽子。”

    “你只得抛下它们了？”我问。

    “是啊。怕那些大炮呀。那个上尉叫我走，他说炮火不饶人哪。”

    “你没家？”我问，边注视着浮桥的另一头，那儿最后几辆大车正匆忙地驶下河边的斜坡。

    “没家，”老人说，“只有刚才讲过的那些动物。猫，当然不要紧。猫会照顾自己的，可是，另外几只东西怎么办呢？我简直不敢想。”

    “你的政治态度怎样？”我问。

    “政治跟我不相干，”他说，“我七十六岁了。我已经走了十二公里，我想我现在再也走不动了。”

    “这儿可不是久留之地，”我说，“如果你勉强还走得动，那边通向托尔托萨②的岔路上有卡车。”

    “我要待一会，然后再走，”他说，“卡车往哪儿开？”

    “巴塞罗那③。”我告诉他。

    “那边我没有熟人，”他说，“不过我还是非常感谢你。”

    他疲惫不堪地茫然瞅着我，过了一会又开口，为了要别人分担他的忧虑，“猫是不要紧的，我拿得稳。不用为它担心。可是，另外几只呢，你说它们会怎么样？”

    “噢，它们大概挨得过的。”

    “你这样想吗？”

    “当然。”我边说边注视着远处的河岸，那里已经看不见大车了。

    “可是在炮火下它们怎么办呢？人家叫我走，就是因为要开炮了。”

    “鸽笼没锁上吧？”我问。

    “没有。”

    “那它们会飞出去的。”

    “嗯，当然会飞。可是山羊呢？唉，不想也罢。”他说。

    “要是你歇够了，我得走了，”我催他。“站起来，走走看。”

    “谢谢你，”他说着撑起来，摇晃了几步，向后一仰，终于又在路旁的尘土中坐了下去。

    “那时我在照看动物，”他木然地说，可不再是对着我讲了。

    “我只是在照看动物。”

    对他毫无办法。那天是复活节的礼拜天，法西斯正在向埃布罗挺进。可是天色阴沉，乌云密布，法西斯飞机没能起飞。这一点，再加上猫会照顾自己，或许就是这位老人仅有的幸运吧。

【注】①托尔托萨：西班牙塔拉戈纳省城市。②巴塞罗那：西班牙最大的港市。③埃布罗河：西班牙境内最长的一条河。

（选自《海明威短篇小说选》）

    这一天晚上，少安回家后不多功夫，就被父亲有点神秘地叫到院子里，把刘玉升要重建庙宇的事给儿子大约说了说。

    “我上了二十块布施。我品玉升的意思，想叫你多出点哩，因为你这二年赚了几个钱……”孙玉厚咄讷地对儿子说。

    孙少安有些生气地巴咂了一下嘴，对父亲说：“哎呀，我怎能出这号钱哩？就是你也不应该出！”

    玉厚老汉对儿子的态度大为惊讶，“你娃娃不敢这样！神神鬼鬼的事，谁也说不来！咱又不在乎那么两个钱。万一……”

    “万一怎？”少安看着父亲的可怜相，强硬地说：“我不会出这钱！哪里有什么神神鬼鬼！神鬼就是刘玉升和金光亮！他们愿干啥哩，和咱屁不相干！”

    第二天上午，少安产生了一个小小的愿望——想瞧瞧他的宝贝儿子。虎子这半年已经上了小学一年级。他很想在外面悄悄看看儿子坐在教室里的样子。

    孙少安怀着一种惆怅而激动的情绪，一个人慢慢遛达着。

    他习惯地走到原来的学校院子，却猛然意识到：学校已搬进了原二队的饲养院里！

    不过，他倒一下子无法把自己的双脚从这个破败的老学校的院子里挪出来。

    他看见，这个当年全村最有生气的地方，竟是这样的荒芜衰败了！【甲】院子里蒿草长了一人高，窑面墙到处都是裂缝，麻雀在 裂缝中垒窝筑巢，叽叽喳喳，飞进飞出，那副篮球架已经腐朽不堪，倒塌在荒草之中……这就是当年他上过学的地方！他的弟弟、妹妹，都在这里上过学。而现在，他的儿子却不得不离开这地方，搬到曾经喂驴拴马的棚圈里去念书了。这是历史的耻辱，也是双水村的耻辱。

    “不过，你孙少安大发感慨，可又给双水村做了些什么事？”有一个声音突然在内心中问他。孙少安怔了怔，忍不住仰起脸向天空长长地嘘了一口气。仅仅在这一刹那间，某种想法便不由地主宰了他的意识，他猛然想：是呀，我为什么不可以把这座学校重新建造起来呢？连神汉刘玉升都有魄力重建庙坪的破庙，我为什么没勇气重建这个破学校？

    一种使命感强烈地震撼了这个年轻庄稼人的心，使他浑身不由滚过了一道激奋的颤栗！

    好，你刘玉升修庙，我孙少安建校！咱们就唱它个对台戏！

    孙少安旋即走出这座颓败的学校院子，转而来到不远处的原二队饲养院。他蹑手蹑脚来到“教室”窗户前。窗户是临时垒的，栽几根粗糙的木棍，破麻纸被风吹得哗哗价响。他透过窗户上的破纸洞，看见姚淑芳老师正领着孩子们读拼音。里面黑乎乎的，一股牲畜的粪便味直冲鼻子。他半天才看见虎子背抄着双手，小胸脯挺着在念拼音。他鼻根一酸……

    孙少安拧转身急速地步出了这个破院子。他更加迫切地感到，他有责任让孩子们尽快和这个饲养院永远地告别，重新回到更好的环境中去念书。

    他直接去找他的朋友金俊武。俊武听他说了自己的打算，也很兴奋，立刻表示他将全力支持他办这件大事。两个人同时还商定，他 们也成立一个会，叫“建校委员会”，由少安任会长，俊武任副会长。少安表示，他准备拿出一万五千元。如果剩余下钱，还可以建立“奖学金”什么的。

    当天晚饭后，少安也神秘地把父亲叫到院子里，给他说了他的打算。

    玉厚老汉嘴一张，结果连什么也没说出来。他万万没有想到，儿子连敬神的几十块钱都不愿出，却拿这么一大笔钱修田福堂震坏的 那个破学校！

    出乎少安意料的是，平时勤俭的秀莲却特别痛快地支持他搞这件事。事情由生病的妻子最后画了“圈”，就算敲定了。

    当天夜晚掌灯时分，少安一个人爬上了庙坪山。他蹲在山顶的梯田楞边，静静地环视着月光朦胧的双水村……

    此刻，他一下子想起了许许多多的事。从少年时期的生活，一直想到了现在。噢，他已经在这块土地上生活了半辈子。他的后半辈子也要在这块土地上度过。往日的生活有苦也有甜。重要的是，他现在才感到腰板硬了一些。过去，日日夜夜熬煎和谋算的是怎样才不至于饿死，如今却有可能拿出一大笔钱来为这个他度过辛酸岁月的村庄做点事了。当然，比起一些干大事的人来说这实在算不了什么，可这是他孙少安呀……

    【乙】月亮是这样的皎洁，夜是这样宁静，村庄沉浸在睡梦之中，东拉河却依然吟唱着那支永不疲倦的歌。

    几天以后，孙少安要出钱重建学校的事件就传得家喻户晓了。于是，双水村出现了“今古奇观”：两个民间组织——以孙少安、金俊武为首的“建校会”和以刘玉升、金光亮为首的“建庙会”，叫人哭笑不得的是 ，许多人竟对这两个“会”同时都抱支持的态度。

（节选自路遥《平凡的世界》第三部第五十章，有删改）

塾师老汪

    老汪在开封上过七年学，也算有学问了。老汪瘦，留个分头，穿上长衫，像个读书人；但老汪嘴笨，又有些结巴，并不适合教书。也许他肚子里有东西，但像茶壶里煮饺子，倒不出来。头几年教私塾，每到一家，教不到三个月，就被人辞退了。

    人问：“老汪，你有学问吗？”

    老汪红着脸：“拿纸笔来，我给你做一篇述论。”

    人：“有，咋说不出来呢？”

    老汪叹息：“我跟你说不清楚，躁人之辞多，吉人之辞寡。”

    但不管辞之多寡，学堂上，《论语》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一句，哪有翻来覆去讲十天还讲不清楚的道理？自己讲不清楚，动不动还跟学生急：“啥叫朽木不可雕呢？圣人指的就是你们。”

    四处流落七八年，老汪终于在镇上落下了脚。

    老汪的私塾，设在东家老范的牛屋。老汪亲题了一块匾，“种桃书屋”，挂在牛屋的门楣上。老范自家设私塾，允许别家孩子来随听，不用交束脩，自带干粮就行了。十里八乡，便有许多孩子来随听。由于老汪讲文讲不清楚，徒儿们十有八个与他作对，何况十有八个本也没想听学，只是借此躲开家中活计，图个安逸罢了。但老汪是个认真的人，便平添了许多烦恼，往往讲着讲着就不讲了，说：“我讲你们也不懂。”

    如讲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徒儿们以为远道来了朋友，孔子高兴，而老汪说高兴个啥呀，恰恰是圣人伤了心，如果身边有朋友，心里的话都说完了，远道来个人，不是添堵吗？恰恰是身边没朋友，才把这个远道来的人当朋友呢；这个远道来的人，是不是朋友，还两说着呢；只不过借着这话儿，拐着弯骂人罢了。徒儿们都说孔子不是东西，老汪一个人伤心地流下了眼泪。

    老汪教学之余，有个癖好，每月两次，阴历十五和三十，中午时分，爱一个人四处乱走。拽开大步，一路走去，见人也不打招呼。有时顺着大路，有时在野地里。夏天走出一头汗，冬天也走出一头汗。大家一开始觉得他是乱走，但月月如此，年年如此，也就不是乱走了。十五或三十，偶尔刮大风下大雨不能走了，老汪会被憋得满头青筋。一天中午，东家老范从各村起租子回来，老汪身披褂子正要出门，两人在门口碰上了。老范想起今天是阴历十五，便拦住老汪问：“老汪，这一年一年的，到底走个啥呢？”

    老汪：“东家，没法给你说，说也说不清。”

    这年端午节，老范招待老汪吃饭，吃着吃着，又说到走上。老汪喝多了，趴到桌角上哭着说：“总想一个人。半个月积得憋得慌，走走散散，也就好了。”

    这下老范明白了：“怕不是你爹吧，当年供你上学不容易。”

    老汪哭着摇头：“不会是他。”

    老范：“如果是活着的人，想谁，找谁一趟不就完了？”

    老汪摇头：“找不得，找不得，当年就是因为个找，我差点丢了命。”

    老范心里一惊，不再问了，只是说：“大中午的，野地里不干净，别碰着无常。”

    老汪摇头：“缘溪行，忘路之远近。”

    又说：“碰到无常也不怕，他要让我走，我就跟他走了。”

    老汪的老婆叫银瓶。银瓶不识字，但跟老汪一起张罗私塾。老汪嘴笨，银瓶嘴却能说。但她说的不是学堂的事，尽是些东邻西舍的闲话。嘴像刮风似的，想起什么说什么。人劝老汪：“老汪，你是有学问的人，你老婆那个嘴，你也劝劝。”

    老汪一声叹息：“一个人说正经话，说得不对可以劝他；一个人胡言乱语，何劝之有？”

    银瓶除了嘴能说，还爱占人便宜，不占便宜就觉得吃亏。逛一趟集市，买人几棵葱，非拿人两头蒜；买人二尺布，非搭两绺线。夏秋两季，爱到地里拾庄稼，碰到谁家还没收的庄稼，也顺手牵羊捋上两把。从学堂出南门离东家老范的地亩最近，所以捋拿老范的庄稼最多。一次老范到后院牲口棚看牲口，管家老季跟了过来：“东家，把老汪辞了吧。”

    老范：“为啥？”

    老季：“老汪教书，娃儿们都听不懂。”

    老范：“不懂才教，懂还教个啥？”

    老季：“不为老汪。”

    老范：“为啥？”

    老季：“为他老婆，爱偷庄稼，是个贼。”

    老范挥挥手：“娘们儿家。”

    又说：“贼就贼吧，我五十顷地，还养不起一个贼？”

    这话被喂牲口的老宋听到了。老宋也有一个娃跟着老汪学《论语》，老宋便把这话又学给了老汪。没想到老汪潸然泪下：“啥叫有朋自远方来？这就叫有朋自远方来。”

（选自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有删改）

推磨

高军

    朱大爷老两口看到胡同志住进来后很担是非儿，见了面总是笑着打招呼。这些日子，和同志们接触多了，朱家人也早已没有了任何拘束。现在整个沂蒙山区正在春耕备播，老百姓都在忙农活儿。胡同志也是忙得脚不沾地，要么出去一天不着家儿，要么招来一些人商量事情。大家都各忙各的，相互见面的时候并不多。

    这里的风俗堂屋是主屋，胡同志被安排到家里来住，朱大爷老两口一直想把他让到堂屋里住。胡同志看到西屋虽然低矮.但里面东西并不多.就坚持住了西屋。从西屋门里就能看到左前方的堂屋西窗下那盘磨，磨眼圆筒状向天空敞开着，磨台周边凸起一层边沿儿，只有正南方留出了一个稍微向前伸出的石嘴儿，方便从这里向下刮煎饼糊子。沂蒙山区家家户户在院子里都有一盘磨，用来磨糊子然后在鏊子上烙煎饼的。

    其实，胡同志是带着重大使命来解决山东分局和115师一些关系问题的，所以非常忙。他经常到深夜还不休息，在灯下一会儿皱眉思索，一会儿奋笔疾书，实在太累了就站起来活动一下腰身，然后又坐下了。

    第三天鸡还没叫，窗外漆黑一团，沉睡中的胡同志就听到院子里有了动静，他抬头从窗棂里向外看去，影影绰绰看到是朱大爷和朱大娘每人抱着一根磨棍已经开始推磨了。他两眼辣辣的，连着打了几个哈欠，应该是自己刚睡着才不长的时间。但是磨盘有规律转动的咕噜咕噜声和两个人杂沓的脚步声交织在一起，在黎明前的寂静里显得格外清晰，他知道自己想再休息一下已经不可能。于是他也就起来了，他小声制止随行同住的警卫人员起床，打开门走出去。

    朱家老两口停下了脚步：“哦，把胡同志聒噪醒了吧？”

    他赶紧说道；“不是，我每天都是这个时候醒。——怎么这么早就起来推磨啊？哦，是了，农活忙了，早干完家务好去忙地里的活儿哟。”

    “是啊，三春大忙时候，都这个样子。”老两口不好意思地笑笑。

    “来，我推一会儿，”胡同志说着就接过了朱大娘的磨棍，推起来，“你来添磨吧。”

    朱大娘一会儿往磨眼里添上一勺地瓜干糁子，磨台上的糊子就逐渐多起来。

    胡同志和他两人继续说着话：“我们老家那里也有磨，只是形状不太一样。还有一个花鼓戏专门唱磨豆腐，怎么唱来？哦，这样——我叫张古冬，做事好懵懂，老婆说我呷饭，要呷一水桶。时来铁树开花，运去生姜不辣，抓到朴鸽子飞上天，做一套豆腐五天还发芽……”

    “哈哈哈。”老两口被逗得大笑起来。

    一边推着磨，胡同志一边了解村里的各种情况，并征求对根据地开展减租减息运动的意见，老两口异口同声地说：“这个事主要在东家，老百姓哪能有不欢迎的？”

    太阳从东边露出红红的脸，一大瓦盆地瓜干糁子磨完了。

    白天，分局的同志知道这个情况后立即表态说：“我们马上安排有关干部和朱大爷老两口谈谈，让他们不要这么早就推磨，以免影响胡服同志休息……”

    他使劲摆摆手，笑道：“千万不要小题大做，群众都忙于春播春种，起早贪黑干完家里的事，好去忙地里的活儿呢，何况也没有影响我休息，反而让我听到很多真心话，你们绝对不要去说这个事儿。”

    翌日一大早，胡服又在那个时辰醒来，可是院子里推磨的声音并没有响起来。他感到很奇怪，就悄悄地起来走进院子，来到作为厨房的东屋，只见泡好的地瓜干糁子还静静地在那里，于是他回到西屋，轻轻叫起警卫员：“来，咱们推磨去。”

    他们一人抱起一根磨棍，咕噜咕噜推起来，走几圈胡服就往磨眼里添上一勺瓜干糁子，不一会儿就推下糊子来了。这时候，朱大爷老两口急火火走出堂屋门：“这可使不得，胡同志！俺这不是想让你和同志们多眯一会儿，怎么……唉……”

    “你们都能起来，我们怎么还要多睡，真的不用见外哟。”他一边说着，一面继续推着磨，脚步显得更有劲，“那个歌子怎么唱来？我叫张古冬，做事好懵懂，老婆说我呷饭，要呷一水桶。时来铁树开花，运去生姜不辣，抓到朴鸽子飞上天，做一套豆腐五天还发芽……”

    大家都爽声大笑起来，气氛是那么融洽。

    多年后省里有个下乡演出活动来到村里，有个来看演出的青年人竟然很有韵味地念白道：

    “我叫张古冬，做事好懵懂，老婆说我呷饭，要呷一水桶。时来铁树开花，运去生姜不辣，抓到朴鸽子飞上天，做一套豆腐五天还发芽……”

    演员们很奇怪：“啊，这是湖南花鼓戏《磨豆腐》啊，在咱们山东你是从哪里学来的？”

    “俺爷爷过去经常这样念叨，我小时候就学会了，他说当年有个叫胡服的革命同志住在俺家里，从他哪里听来的。”

    演员们明白了：“哦，原来你们家里住过大人物啊。”大家笑着告诉他胡服的真名是谁，他一下子睁大了眼睛：“啊哟，原来是他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