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自己的伯乐

吴淡如

    ①我们曾读过韩愈的《马说》一文，大意是这样的：有伯乐，才会有千里马。如果没有伯乐的话，本来资质很好的千里马，就会沦为常马，死了也没人知道它是能日行千里的马。

    ②也许大家都因之而相信，一定要有伯乐出现，看出自己的潜能，并且尽力栽培，自己的天赋才能够发扬光大。很多未获成功的人，也常常认为自己本是怀才不遇的千里马，只是时运不济，没遇上伯乐，害得自己的天才被埋没了。

    ③伯乐对于一个人的成功，无疑是有一些作用的。但每位伯乐所扮演的都不是“一路扶持、始终相依”的角色，他或许陪过成功者一段，但终须放手，最重要的障碍还是由成功者自己跨越的。

    ④人生遇到伯乐，固然有助于成功；而伯乐可遇不可求，不遇伯乐，我们就注定是失败者吗？

    ⑤不久前，有位记者问曾获得世界冠军的羽毛球选手熊国宝：“你能赢得世界冠军，最感谢哪个教练的栽培？”木讷的他想了想，坦诚地说：“如果真要感谢的话，我最该感谢的是自己。”

    ⑥原来他入选国家队时，只是“绿叶”的角色。教练选了他，并不是要栽培他，而是要他当陪练。他没有埋怨，也没有懈怠，他赏识自己的球技，相信自己有朝一日能成功。那些年，为了增强体能，零下十几度的冬天，他依然早上5点去晨跑。

    ⑦那一年他垫档参加世界大赛，大家都认为他是去当“牺牲打”的，没有人在意他会不会打赢。没想到他竟然势如破竹地一路赢了下去，甚至赢了教练心中最有希望夺冠的队友，得了世界冠军，一战成名。

    ⑧没有教练赏识自己，他自己赏识自己；没有教练栽培自己，他自己栽培自己。当机遇垂青时，他抓住了机遇，获得了成功。如果他当初纠结于“绿叶”的角色，埋怨教练“有眼无珠”，自我放逐，那么，当机遇降临时，他定会措手不及，最终当个“牺牲打”罢了。

    ⑨没有任何一个成功者是需要诸葛亮费尽心力来扶持的阿斗。成功的人其实都是自己的伯乐。如果成功者是千里马的话，那根要自己跑快一点的鞭子，99%是握在自己手中的，方向也是自己操纵的。在人生道路上，若不遇伯乐，我们要勇于当自己的“伯乐”。

（选自《青春励志》2011年第10期，有删改。）

陌生的红苹果

       一个微寒的夜晚，我搭上了从广州开往长沙的第58次列车。

       我躺在铺位看杂志，听到一声温柔的（a）：“小姑娘！”侧过脸，对面铺位上那位陌生妇女扬着手里的一只红苹果，对我说：“喜欢吃这个吗？”我笑笑，摇摇头。那妇女硬是把苹果塞到我枕边，我只好有礼貌地（b）。

       夜深人静，拿起那只红苹果仔细地看，那是一个很精致圆滑的华盛顿苹果，发出诱人的香甜。她不认识我，凭什么送呢？我开始警惕起来，脑中迅速闪过儿时看过的童话故事：白雪公主吃了一口“陌生人”送的苹果，结果中毒了……我把苹果放下，打算天亮后物归原主。

       第二天一醒，发觉对面的铺位已经空了，苹果仍在我枕边，下面还压着一张纸条：

“小姑娘，早上好！我知道你怀疑我的好意，不敢吃。女孩子出门在外多加一个心眼是好的，不怪你。苹果是我到广州开会时一位朋友送给我女儿的，可我女儿正在北京读大学。昨天一见你，便觉得你很像我女儿，一样留着长头发，一样长着大眼睛，一样穿着牛仔裤，一样喜欢躺着看书，于是我猜你也和我女儿一样，喜欢吃苹果……”

       我很内疚，她能把我想像得同女儿一样可爱，而我却没有把她想像得像母亲一样可信。

       苹果送到唇边时，我感到自己得到的不仅仅是一个苹果……

天使也会变魔鬼

    ①引种外来植物，丰富本地物种，本是件大好事，然而，如果盲目引进外来植物，造成“生物入侵”，就会破坏生态环境平衡，甚至带来生态灾难。

    ②美国引种葛藤便是其中一例。葛藤是一种伏地蔓生或攀援它物的豆科多年生植物，其祖籍在中国。它不但是贫瘠地区绿化先锋，是改良土壤、保水固土的优良植物，而且因其茎中富含蛋白质、脂肪、矿物质、维生素等，是畜、禽的良好饲料；也可作为轻纺工业以及造纸业的原料；葛根、葛种还有医疗价值。1930年美国引种葛藤后，使许多被破坏的农地和山坡，成为草木繁茂的肥沃土地，因而葛藤被誉为“大地的医生”。到了50年代中期，全美繁衍葛藤7000万株以上，真是谁人不夸葛藤好！

    ③然而，乐极生悲。在人们的赞扬声中，葛藤像疯狂的野兽一样狂长不息，将当地的许多植物“吃”光。70年代，葛藤占领了密西西比、佐治亚、亚拉巴马等州283万公项的土地，演变成了意想不到的公害。面对这个“绿怪”，亚拉巴马州宣布葛藤为“非法移民”，然而其结果却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造成了严重的生态灾难。

    ④在我国，最有名的生物入侵事件是从花园中“逃”出来的水生观赏植物水葫芦。水葫芦原产南美洲，有着紫色美丽的花朵，最上面的花瓣上有一块蓝色的扇形斑块，中央点缀着一个桃形鲜艳黄斑，实在惹人怜爱。不过最吸引人的是它杯状的绿叶，叶茎基部膨大，使植物能够漂浮在水面。可是，正是这种看似纤弱、婀娜的水草，曾一统美丽的云南滇池，使人们不得不花巨资予以铲除。水葫芦长长的根扎入水中泥土下，可通过根块迅速而大量地繁殖，一旦侵入到湖泊、河流、水道、水塘等淡水水城，只要条件适合，即以势不可当之势覆盖整个水面。它挡住了阳光，吸尽了营养，使水中其他植物死亡，破坏水下动物的食物链，导致水生动物无法生存，生态系统完全失去平衡。同时，任何大小船只也别想在水葫芦的领地里来去自由。在国外和国内，水葫芦都被认定为目前最令人头痛的水草，也是让人类为控制其数量花钱最多的植物之一。

    ⑤高山、大海和沙漠过去曾是阻止物种扩散的天然屏障，然而随着贸易、旅游和其他人类活动的加剧，越来越多的物种正在跨越屏障做环球“旅行”，只要条件适宜，这些物种就有可能大规模扩张，抢夺“殖民地”。有科学家认为，生物污染比化学污染的影响更甚，化学污染是惰性的，不会再生和繁殖，而且会随时间的流逝而逐渐消失；但是当外来物种入侵以后就会扎根繁殖和不断扩张，甚至对本地物种的生存构成长久的威胁。地球上大多数的湖泊和江河系统、大多数沿海地区、几乎所有的岛屿甚至南极都受到这个问题的困扰。

    ⑥生态系统是经过长期变化形成的，系统中的物种经过上百年、上千年的竞争、排斥、适应和互利互助，才形成了现在相互依赖又相互制约的密切关系。一个外来物种引入后，有可能因不能适应新环境而被排斥在系统之外；也有可能因新环境中没有与它相抗衡或制约它的生物，使它成为“入侵者”而打破平衡，改变或破坏当地大生态环境。

    ⑦生物入侵是自然向人类敲响的又一警钟；在种树、种花成为新时尚的今天，我们在引进外地或国外物种的时候，务须慎重，谨防“生物入侵”造成的严重后果，那将是又一个难以收拾的环境残局！

  济南的冬天（节选）

最妙的是下点儿小雪呀。看吧，山上的矮松越发的青黑，树尖儿上顶着一望儿白花，好像日本看护妇。山尖全白了，给蓝天镶上一道银边。山坡上有的地方雪厚点儿，有的地方草色还露着：这样，一道儿白，一道儿暗黄，给山们穿上一件带水纹的花衣；看着看着，这件花衣好像被风儿吹动，叫你希望看见一点儿更美的山的肌肤。等到快日落的时候，微黄的阳光斜射在山腰上，那点儿薄雪好像忽然害了羞，微微露出点儿粉色。就是下小雷吧，济南是受不住大雪的，那些小山太秀气！

原谅我也是第一次为人子女

林一芙

①上一次和我妈吵架是在快要毕业的时候。那时我在医院实习，每天来来往往的都是重症病人及他们的家属，稍有不慎就会成为病人的出气筒。我习惯了和颜悦色地面对每个病人，在他们歇斯底里时思考最妥当的解决方案，同时在医院老师们面前做最听话的乖学生。

②那段时间，我频繁地跟我妈吵架。有时我回到家里，身心俱疲，直挺挺躺在床上。我妈是个老洁癖，从客厅进来随口唠叨了一句：“怎么也不把床单拉平再躺。”我顷刻间就炸毛了，从床上坐起来吼她：“你没看见我刚回来，床单皱一点有什么关系，我才刚刚准备睡，又被你吵醒了！”

③或许，人在低谷时，不亲手把责任推给另一个人会活不下去，而归罪于身边最亲近的人就成了最便捷可行的方法。我在外越是乖巧，回家越是任性，并且自以为这一切是理所当然可以被原谅的。

④渐渐地，我妈对我说的每一个字都开始小心翼翼。她对待她的女儿，像对待一个在门口挂着“请勿打扰”的生客。她会偷偷在我包里塞小点心，晚上和我一起讨论电视剧。我想，她一定在暗地里准备了一百种试图让我变得愉悦的方法，却找不到一个奏效的。

⑤那一阶段，我在医院常常吃闭门羹。有时候会向我妈提起，自己好不容易做好了消毒，病人瞥到我实习生的胸牌就要换人。

⑥我妈是个特别怕疼的人，后来有一次，她体检回来很兴奋地给我看她手上的针孔；我今天去体检，人家给我扎了四针才扎进去。”我说，怎么就傻傻让别人扎了四针，可以让她换个人来。“我今天遇到一个和你差不多大的实习生，她问我能不能让她试一下。我看到她就想起你了。我想啊，我现在多给别人一点机会，以后别人可能也会给你机会。”我当下听得鼻头一酸。

⑦我们全家没有人在医疗行业，谁都不清楚这个领域是怎样的环境。我妈就用这样笨拙无效的方法，暗自期待着世界能对她的女儿好一点——就让妈妈痛一点吧，或许有千分之一的机会，上天可以看见，然后回报在你身上。那是我第一次觉得，在为人子女这件事上，我是这样的不合格，甚至是零分。

⑧我不知道是不是有很多人和我一样，习惯把父母当成最后的堡垒。以为自己在外怂成一个草包，扎一身长短不一的刺，就可以转过身来，扎在父母身上。总觉得在外面受的委屈需要找到一个途径发泄，这时我找到了父母，因为那是我发泄情绪最低成本的方法。

⑨心理学上说，人有一些内在不可见的想法，这被称作潜在信念。我们在潜在信念里认为，在社会上我们要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负全部责任。而父母就像海绵，只要不吸纳到极限，他们就会将一切无论好坏地照单全收。

⑩曾经看过台湾童星杨小黎的一个访谈，她说小时候拍哭戏，刚开始导演们都告诉她“你要是再不哭，妈妈就丢下你走了”。但这招越到后面越没有用处，因为她发现每次都说要走的妈妈，总是偷偷在旁边帮她拍照。聪明的孩子从小就知道，父母说两百遍的“你要再哭，我就让大灰狼把你抓走”是永远不会实现的谎言。倘若真的有大灰狼到来，他们只会挡在最前面。

⑪洞察了父母的软肋就是自己，忍不住恃宠而骄地撒泼任性；用妥协的眼光看世界，却用挑剔的眼光看父母，大概是天下为人子女者的通病吧。我妈总是说，很抱歉，没能够帮助你什么，因为我也是第一次为人父母。可是妈妈，请原谅我也是生来第一次为人子女。

[选自《意林原创版）2021年02期]

通过红色大门（节选）

（美）埃德加·斯诺

我们沿着一条弯弯曲曲的小溪走了四个小时，一路没有见着一个人影。那里根本没有路，只有小溪的溪床，两边岩壁高耸，溪水就在中间湍急地流过，在岩壁上面就是险峻的黄土山。要结果掉一个过分好奇的洋鬼子，这是个好去处。使我惴惴不安的一个因素，是那个骡夫对我的牛皮鞋子多次表示羡慕。

“到啦！”他突然转过头来大声说。这里，岩壁终于消失，一个狭小的山谷展现在我们面前，山谷里一片绿油油的麦苗。“我们到啦！”

我放下了心，朝着他的前面望去，看见一座小山的山边有一个黄土村落，缕缕青烟从村里那些高大的泥烟囱里袅袅上升，那些烟囱像长长的手指一样竖立在峭壁的面前。几分钟之后，我们就到了那里。

一个年轻的农民，头上包着一条白毛巾，腰间插着一支左轮手枪，从村里走出来，惊愕的望着我，问我是谁，到那里去干什么？“我是个美国记者，”我说。“我要见这里的贫民会主席。”他面无表情地看着我，回答说：“hai pa！”

我过去听到中国人说“hai pa”就只有一个意思：“我害怕！”我心里想，如果他感到害怕，那我该感到怎么样呢？但是，他神色泰然自若，看来他的话不是这个意思。他回过头问那骡夫我是什么人。

那骡夫把我跟他说过的话重说了一遍，还添枝加叶地说了些他自己的话。我放心地看到那位青年农民的脸色和缓下来了。这时我发现他确实是个长得很英俊的小伙子，皮肤黝黑发亮，牙齿整齐洁白。他好像同中国其他地方的胆怯的农民不属于一个族类。他那一双炯炯有神的快乐的眼睛含着一种挑战的神情，他还有一定的吓人气派。他的手慢慢地从枪柄上移开，脸上露出了笑容。

“我就是你要见的人，”他说，“我就是主席。请进来喝口热茶吧。”

这些陕西山区的居民有自己的方言，净是发音含混的口语。我同那位主席又作了几次谈话的努力之后，他渐渐地现出能够领会的神情，我们的谈话就有了顺利的进展。等到我最后问清这个问题时，我这才发现陕西山区方言中的hai pa等于官话中的buzhidao（不知道）。这个发现使我感到很满意。

我坐在铺着炕毡的炕上，向我的主人进一步谈到我自己和我的计划。过了不久，他就显得没有什么疑虑了。我想去县政府所在地安塞，当时我以为苏维埃主席毛泽东就在那里。问他能不能给我找一个向导和一个骡夫。

他答应说，没有问题，没有问题，不过我不能在大热天赶路。太阳已经升到当空，天确实是非常热，我看上去很疲倦。他问我吃了东西没有。说实在的，我饿极了，因此我不再跟他客气，接受了他的邀请，第一次同一个“赤匪”一道吃饭。我已破釜沉舟，决心跨进红区了。

我现在已经完全落入刘龙火先生（我后来知道这就是那位青年农民的姓名）的掌握之中。刘龙火拿烟、酒、茶来招待我，向我提出无数的问题。他和他的朋友们非常好奇地翻看我的照相机、鞋子、毛袜、我的布短裤的质料，不时发出赞美的声音；对于我的卡其布衬衫的拉链，更是赞不绝口。总的印象似乎是：我的行头不论看起来是多么可笑，显然非常实用。我不知道“共产主义”在实践上对这班人意味着什么，我准备眼看我的这些东西很快地被“共产”——但是当然没有发生这种事情。我几乎可以肯定，我受到严密检查的目的（比你在其他边境所受到的海关检查要愉快得多）是为了要证实他们以前的一种看法：洋鬼子不可思议。

不到一个小时，他们端来了一大盘炒鸡蛋，还有蒸卷、小米饭、一些白菜和少量烤猪肉。我的主人为饭菜简单而表示歉意；我则为我的食量不同寻常而表示歉意。

龙火告诉我，说安塞离那里不过“几步路”，尽管我不大放心，但是除了照他说等一等以外，没有其他办法。等到一个年轻的向导和一个骡夫终于到来的时候，已经过了下午四点钟了。临走时，我想把饭钱付给刘先生，可是他愤然拒绝了。

“你是一位外国客人，”他解释说，“而且你是来找我们的毛主席的。再说，你的钱也没有用处。”他对我手里拿着的纸币瞟了一眼，问道：“你没有苏区的钱吗？”听我回答说没有，他就数了共值一元钱的苏区纸币说，“这个你拿去，你路上会用得着的。”我拿一元国民党的钱和刘先生交换，他接受了；我再一次向他道谢，然后跟在我的向导和骡夫后边爬上山道。

“好啊，”我一边气喘喘地爬山，一边对自己说。“到现在为止，一切顺利。”我已闯进了红色大门。这件事多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