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时间永是流驶，街市依旧太平，有限的几个生命，在中国是不算什么的，至多，不过供无恶意的闲人以饭后的谈资，或者给有恶意的闲人作“流言”的种子。至于此外的深的意义，我总觉得很寥寥，因为这实在不过是徒手的请愿。人类的血战前行的历史，正如煤的形成，当时用大量的木材，结果却只是一小块，但请愿是不在其中的，更何况是徒手。

然而既然有了血痕了，当然不觉要扩大。至少，也当浸渍了亲族，师友，爱人的心，纵使时光流驶，洗成绯红，也会在微漠的悲哀中永存微笑的和蔼的旧影。陶潜说过，“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倘能如此，这也就够了。

新任务

罗广斌   杨广益

    第二天，一个女同志，按照约好的时间和接头暗号，来到成岗家里。这个女同志不到三十岁，中等身材，衣着朴素，蓝旗袍剪裁得很合身。她坐下来不慌不忙地告诉成岗：“我姓江，江雪琴……我的岁数比你大一点，你就叫我江姐吧。”成岗愉快地叫了一声，“江姐。”江姐温和地笑了。“你经常读市委的党刊——《进攻》吗？你对它有什么意见和建议？”“《进攻》？我读到第二十一期了，很好，没有意见。”成岗说着，心里浮现出一个长久以来就有的想法，就全部说了出来：“《新华日报》被迫停刊以后，厂里的工人都感到苦闷，他们渴望得到党的消息，得到解放战争的胜利消息。可是《进攻》是党内刊物，群众看不到，可不可以想办法，满足群众的需要？”

    “你的意见很对，”江姐点头说道：“市委早已考虑到了。为了把胜利的消息，及时告诉人民，决定出一种群众性的宣传刊物。刊物定名为《挺进报》，每周出版一期，着重报道解放战争的胜利消息，评介时局和宣传党的政策法令……可以发到可靠的积极分子手里。市委希望它成为团结、教育广大群众的一种有力的武器。”

    成岗眼睛里闪耀着兴奋的光采，忙问：“让我参加《挺进报》的工作吗？”“听许云峰同志说过，你对这样的工作，会感兴趣的，对吗？”江姐微笑着说，“你从前在学校的剧团里，爱搞布景、灯光之类的后台工作，现在要你搞的，又是后台工作，市委打算把秘密印刷所设在你这里。”

    “对，我这里挺合适。敌人轻易不会怀疑我这个当厂长的人。”成岗恳切地望着江姐：“工厂里的情况，你大概已经知道了，我这里比较安全。”

    “从今天起，你是《挺进报》的工作人员了。你负责印刷，每一期印好的《挺进报》，由我负责处理……”

    江姐不慌不忙地说着。从声音里，成岗觉得她和老许一样老练、成熟，他高兴地联想着：①“我们党内，不知有多少优秀的同志！”见面不过半个小时，成岗已经对这位平易近人的领导人产生了尊敬和无限信任。江姐的目光，仍然是那样的温和，她仿佛已经察觉这位年轻同志的心情，却没有去妨碍他，只稍微提高了声音，来引起他的注意。

    “成岗同志，你要知道：《挺进报》是市委的宣传刊物，发行以后，它对群众的影响很大，必然会引起敌人的注意。你一定要严格地遵守秘密工作原则，尽量减少和朋友们的来往，停止一切群众工作。否则，不仅你会遭到危险，而且还会给党带来重大的损失！”停了一下，江姐又进一步说：“今后，有些朋友，也许会因为你不参加社会活动而发生误解，但我相信，为了党的利益，你是不会计较这些的。”

    成岗默默地听着，感到这个新的工作，比担任老许的交通员更复杂，要求更严格，自己的责任也更大。②他咬着嘴唇，站起来，紧紧握住江姐的手 ， 严肃地说：“我向党保证。”

    庄严的瞬间，正是无数共产党员都曾经有过的，决心向党献身的时刻。成岗的心情分外激动。江姐安详地注视着他，声音里带着深深的温暖：“党给了你最大的信任。”

    从这时起，寝室后面那间小小的储藏室，收拾干净了，变成了《挺进报》的秘密印刷所。白天，成岗是工厂的厂长，更谨慎、更小心地执行着自己的职务；一到晚上，他便成了党报的印刷者，通夜不眠地做着秘密印刷工作。

（节选自《红岩》）

林掌柜

贾大山

    林掌柜的“义和鞋庄”不大，只有两间作坊，两间门市。门市柜台上，除了放着算盘、笔砚、账簿，还放着一把特制的小巧玲珑的铡刀。据说，只要顾客问一声：“掌柜的，鞋底里面，垫的是纸是布呀？”林掌柜便微微一笑，一手接过鞋，一手抬起小铡刀，咔嚓一声，把鞋铡作两截，送到顾客眼皮底下看——林掌柜又叫“铡刀林”。可是，在我的记忆里，那把小铡刀从来没有用过，只是那么放着，并且总是擦得明晃晃的。

    一天，我正骑着石头狮子玩耍，杨跛子过来了，一跛一跛地走到林掌柜的柜台前面，说：“买鞋！”

    那天顾客不少，林掌柜见他来了，赶忙拿出几双鞋，让他挑选。他拿起一双鞋，朝柜台上一扔：“铡一双看看！”

    林掌柜望着他，笑而不语。

    “不敢铡？”

    “敢铡。”

    “不敢铡就不是好货！”

    “这么着吧，爷们儿！”林掌柜拿起那双鞋，一面用纸包着，一面笑着说：“这双鞋，拿去穿，钱，不忙给；鞋底磨通了，鞋帮穿烂了，好货赖货一看便知。”话儿也柔和，手儿也利落，话说完了，鞋也包好了，朝他怀里轻轻一扔，“别客气爷们儿，拿着，穿坏了再来拿！”

    杨跛子真的不客气，白白拿走一双鞋！顾客们都很气愤，林掌柜却依然笑着，说：“只当铡了一双。”

    父亲和林掌柜是至交。遇到下雪下雨的天气，或是生意不忙的时候，林掌柜便来我家杂货铺子里闲坐。两人到了一起，就要喝一点酒，“老哥，喝点儿？”“喝点儿，老哥。”他们到里间屋里，在炕上放个小桌，对面坐了，慢慢地喝。——我家卖酒，也卖松花、咸蒜、豆瓣酱。每次分别的时候，两人总要互相奉承一句：“我最馋你的豆瓣酱。”

    “我最服你的小铡刀。”

    我也深深喜爱林掌柜的小铡刀。有一次，他们喝着酒，我问：“林大叔，你那小铡刀快不快呀？”

    “快呀，飞快飞快。”

    “一年铡多少鞋？”

    “早先铡一些，后来就不铡了。”

    “既然不铡了，要它干什么？”

    “放着。”父亲说，“世界上有些东西，一定得有，用到不用的时候，便是用好了。”

    林掌柜乐了，举起酒杯说：“知我者，老哥也！”

    他们每次喝酒，总是这么快活。

    那年腊月的一天，天很晚了，父亲站在货架子前面，正自盘算什么，林掌柜把门一推，头上顶着几片雪花进来了。父亲说：“你也没睡？”

    “睡了，又起来了。”林掌柜结着扣子说，“我想喝两盅。”

    林掌柜自己下手，弄了一碟韭菜花儿，弄了一碟豆瓣酱，然后从酒坛里舀了一小壶酒，说是一醉方休——林掌柜心地坦和，总是那么快乐。

    可是，他刚抿了一口酒，突然皱起眉头：“酒里掺水了？”

    “没有。”父亲一愣。

    他又抿了一口，红着脸嚷起来：“掺水了，肯定是掺水了！”

    父亲尝了一口，脸也红了，急得拍着桌子说：“咦，这就奇了！老地方进的酒呀！”

    “最近，谁来打过酒？”

    “昨天，前天……杨跛子！”

    “披一件破大袄？”

    “披一件破大袄！”

    “要赊账？”

    “要赊账！——三斤的瓶子灌满了，提下柜台，才说要赊账。我说不赊账，他就不打了……”

    “酒呢？”

    “我又倒回去了！”

    “坏了！”林掌柜仰起脖子，咯咯咯地笑起来，笑得没了声音没了眼睛。他说，杨跛子打酒，惯用此法：他的破大袄里另外藏着一只瓶子，里面装满凉水……

    父亲听了，也被气笑了：“你说，这半坛酒……”

    “洒了！”

    “洒了？”

    “再卖倒字号。”

    “半坛酒，总有七八斤呀……”

    “不喝了，睡觉！”林掌柜好像生气了，起身要走，父亲赶忙拦住他：“怎么了，老哥？”

    “人也有字号！”

    我赶紧开开门，抱起酒坛子，把“酒”洒到街里去了。林掌柜拍着我的头顶笑了笑，说：“这小子长大了做买卖能发财。”我要去给他们打好酒，他说不用了，父亲也说不用了，催我去睡觉。

    我不想睡觉，看他们喝酒，听他们说话。鸡叫头遍了，他们的话还没有说完。最后三举杯：头杯酒，三十年打早抹黑，苦巴苦干，两家都有吃有穿，没饿着没冻着，喝了；二杯酒，两家相识相知，老不哄少不欺，谁也没有做过亏心的买卖，喝了；最后一杯没有喝，他们把酒洒在地上，敬了天地财神，算盘和秤，还有那把小铡刀。

（有删改）

    他占有，挑选。看见鱼翅，并不就抛在路上以显其“平民化”，只要有养料，也和朋友们像萝卜白菜一样的吃掉，只不用它来宴大宾；看见鸦片，也不当众摔在茅厕里，以见其彻底革命，只送到药房里去，以供治病之用，却不弄“出售存膏，售完即止”的玄虚。只有烟枪和烟灯，虽然形式和印度，波斯，阿剌伯的烟具都不同，确可以算是一种国粹，倘使背着周游世界，一定会有人看，但我想，除了送一点进博物馆之外，其余的是大可以毁掉的了。还有一群姨太太，也大以请她们各自走散为是，要不然，“拿来主义”怕未免有些危机。

蔷薇谷（节选）

曹文轩

（一）

    她平静地走向悬崖……末春，蔷薇花开了，红的、白的、黄的、深紫的、粉红的，花光灿烂，映照着峡谷。刚经一场春雨，花瓣上还沾着亮晶晶的水珠，湿润的香气，从峡谷里袅袅升起，在空气里流动着。太阳渐渐西沉，在幽暗的远山背后，它向天空喷射出无数光束，犹如黄金号角在天边齐鸣。后来，它终于沉没了，橘红的流霞染红了整个蔷薇谷。几只投林的倦鸟在霞光里扇动着翅膀，样子剪纸似的。近处的山顶上，几只觅食的狐狸，也正返回沟壑间的巢穴。

    霞光渐淡，天地间渐转成灰白色。寂寞的山风，已轻轻地吹来。她垂下眼帘，只听见风声在耳边流过……一个老人沉重的咳嗽声阻止了她的行动。她回过头来，见老人在暮色里站着。她看不清他的脸，但能感觉到他的目光——一对真正的老人的目光。“要跳，到别处跳去，别弄脏了我的这片蔷薇！”老人只说了一句。

    她哭了，哭得很文静，含着温柔的忧郁。她用令人爱怜的目光一直望着老人。她感觉到老人在用目光呼唤她：“跟着我。”

    老人转身走了，她跟着。他们之间被一根无形的线一拉一扯地牵着，走向峡谷。幽静的小径穿过蔷薇丛，一间茅屋出现在月下。老人不回头，推门进去，不一会儿，油灯亮了，老人的身影变得像一张十分巨大的船帆，投在墙壁上。她走进阴暗而温暖的小屋，坐在凳子上。她双手合抱，安静地放在胸前。她的眼睛一直跟随着老人。她的神态很像是一只翅膀还很娇嫩的雏鸽，迷途了，被收留它的主人用柔和的灯光照着。老人在她面前的小桌上摆上吃的，就去里屋支铺。支好了，老人抱来被子，又把身上披着的棉衣脱下加在被子上，对她说：“夜里，有风从山谷那头来，凉。”他走出茅屋，坐到一块岩石上，烟锅一红一红地亮，仿佛夜在喘息。

    深夜，她听见了山风从静静的蔷薇谷流过的声音。风声里，舒缓地响起老人的歌声。那歌没有唱词，只是一种调子，在寂寥的山谷里，像湖上的水波，往漫无尽头的远方慢慢地荡开去……

（四）

    太阳仿佛突然坠落下来。而在离地面很近的空中便又刹住了，无声无息地燃烧，露出一副要把地面上的最后一滴水珠也烤干似的狠劲。天铁青着脸，30天里没飘过一丝云。干旱疯狂地笼罩着大山。方圆几十里，很难找到一瓢水。远处，那口活泉也已干涸，不再有流水的音响。空气干燥得似乎能磨擦出蓝色的火花。

    她有点恐惧了，常用焦渴的眼睛瞧着头发蓬乱的老人。

    “别怕，这些蔷薇还没有死呢！”蔷薇依然顽强地在峡谷里生长着，叶子竟然绿油油的，一些很细的枝条，向空中坚挺，一簇簇五颜六色的花，硬是从容不迫地开放着。于是，她真的不怕了。隔几天，老人就从十几里外的河里挑回一担水。对于这些水，老人自己用得十分吝啬。渴得实在熬不住了，他就从灌木丛里采几个酸果放在嘴里咀嚼着。但，每天早晨，他起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极其慷慨地盛半盆清水放在门口的石桌上——给她准备的洗脸水。

    望着清凉的水，再望望老人爆皮的嘴唇，她固执着不肯洗。老人却毫不动摇地坚持：“洗完脸才能去学校！”

    那张细腻的、白皙得没有一丝杂色的脸，每天早晨如果不能保证清洗，对老人来说，心里是通不过的。只有当她额头上的头发挂着水珠，面孔因清水的滋润而变得活泛、纯净、散发出潮湿的气息时，他才会感到可心。

    为这事，有一天老人发火了，差点没把盆子里的水泼进蔷薇丛中。他在嘴里不断地嘟囔着：“姑娘家不洗脸，姑娘家竟不洗脸……”

    她一边洗，一边把眼泪滴在水盆里。又过了些天，她放学回到蔷薇谷，老人显得很富有，并且夸大其词地说：“这些天，攒了很多水，今天，我又挑回满满一大担，你洗个澡吧。”老人蹒跚着，向峡谷口走去。她没有违背老人的意愿，脱去衣服，赤着身体，用瓢把凉丝丝的水从头顶上倾倒下来。水像柔润的白绸拭擦着她的身体，十分惬意。夜晚的大山，显出一派静穆。浴在月光里，她显得几乎通体透明。她低头看看自己，觉得自己长大了，长得很好看，心里感到莫名的害臊和幸福。一瓢，一瓢，她尽情地挥霍着老人给她准备好的清水。她觉得自己的心都是湿润的。她忽然觉得想唱一支歌，就唱了。声音仿佛也被清水洗濯过了，纯净如银，在峡谷里响起来。这个已在世界上不知存在了多少年的峡谷，第一次接受着一种发自少女心灵深处的声音的抚摸，四周变得格外安宁。老人倚在岩石上睡着了……

小狗包弟（节选）

巴金

    一个多月前，听人讲起一位艺术家的和狗的事情。据说艺术家隔壁人家养了小狗，它和艺术家相处很好，艺术家常常用吃的东西款待它。“文革”期间，他给人揪回来，说他“里通外国”，是个反革命，批他，斗他，他不承认，就痛打，拳打脚踢，棍棒齐下，不但头破血流，一条腿也给打断了。批斗结束，他走不动，让专政队拖着他游街示众，衣服撕破了，满身是血和泥土，口里发出呻唤。认识的人看见半死不活的他都掉开头去。忽然一只小狗从人丛中跑出来，非常高兴地朝着他奔去。它亲热地叫着，扑到他跟前，到处闻闻，用舌头舔舔，用脚爪在他的身上抚摸。别人赶它走，用脚踢，拿棒打，都没有用，它一定要留在它的朋友的身边。最后专政队用大棒打断了小狗的后腿，它发出几声哀叫，痛苦地拖着伤残的身子走开了。

    我想起我曾经养过的那条小狗。那是1959年的事情，当时一位熟人给调到北京工作，把他养的小狗送给我。狗来了，是一条日本种的黄毛小狗，干干净净，而且有一种本领：它有什么要求时就立起身子，把两只前脚并在一起不停地作揖。它还有一位瑞典旧主人，关于他我毫无所知。小狗来的时候有一个外国名字，它的译音是“斯包弟”。我们简化了这个名字，就叫它做“包弟”。

    包弟在我们家待了七年，同我们一家人处得很好。它不咬人，见到陌生人，在大门口吠一阵，我们一声叫唤，它就跑开了。夜晚篱笆外面人行道上常常有人走过，它听见某种声音就会朝着篱笆又跑又叫，叫声的确有点刺耳，但它也只是叫几声就安静了。它在院子里和草地上的时候多些，有时我们在客厅里接待客人或者同老朋友聊天，它会进来作几个揖，讨糖果吃，引起客人发笑。

    有一次大概在1963年或以后的夏天，一家日本通讯社到我家来拍电视片，就拍摄了包弟的镜头。又有一次日本作家由起女士访问上海，来我家做客，对日本产的包弟非常喜欢。两年以后，她再到北京参加亚非作家紧急会议，看见我她就问：“您的小狗怎样?”听我说包弟很好，她笑了。

    我的爱人萧珊也喜欢包弟。在三年困难时期，我们每次到文化俱乐部吃饭，她总要向服务员讨一点骨头回去喂包弟。

    1962年我们夫妇带着孩子在广州过了春节，回到上海，听妹妹们说，我们在广州的时候，睡房门紧闭，包弟每天清早守在房门口等候我们出来。它天天这样，从不厌倦。它看见我们回来，特别是看到萧珊，不住地摇头摆尾，那种高兴、亲热的样子，现在想起来我还很感动，我仿佛又听见由起女士的问话：“您的小狗怎样?”

    “您的小狗怎样?”倘使我能够再见到那位日本女作家，她一定会拿同样的一句话问我。她的关心是不会减少的。然而我已经没有小狗了。

    1966年8月下旬红卫兵开始上街抄四旧的时候，包弟变成了我们家的一个大包袱，晚上附近的小孩时常打门大喊大嚷，说是要杀小狗。听见包弟尖声吠叫，我就胆战心惊，害怕这种叫声会把抄四旧的红卫兵引到我家里来。当时我已经处于半靠边的状态，傍晚我们在院子里乘凉，孩子们都劝我把包弟送走，我请我的大妹妹设法。可是在这时节谁愿意接受这样的礼物呢?据说只好送给医院由科研人员拿来做实验用，我们不愿意。以前看见包弟作揖，我就想笑，这些天我在机关学习后回家，包弟向我作揖讨东西吃，我却暗暗地流泪。

    十多天来我就睡不好觉，这一夜我想得更多，同萧珊谈起包弟的事情，我们最后决定把包弟送到医院去，交给我的大妹妹去办。

    包弟送走后，我下班回家，上床许久还不能入睡的时候，我不由自主地想到了包弟，想来想去，我又觉得我不但不曾摔掉什么，反而背上了更加沉重的包袱。在我眼前出现的不是摇头摆尾、连连作揖的小狗，而是躺在解剖桌上给割开肚皮的包弟。我再往下想，不仅是小狗包弟，连我自己也在受解剖。不能保护一条小狗，我感到羞耻；为了想保全自己，我把包弟送到解剖桌上，我瞧不起自己，我不能原谅自己!我就这样可耻地开始了十年浩劫中逆来顺受的苦难生活。一方面责备自己，另一方面又想保全自己，不要让一家人跟自己一起堕入地狱。我自己终于也变成了包弟，没有死在解剖桌上，倒是我的幸运……

    整整十三年零五个月过去了……我好像做了一场大梦。满身的创伤使我的心仿佛又给放在油锅里熬煎。这样的熬煎是不会有终结的，除非我给自己过去十年的苦难生活作了总结，还清了心灵上的欠债。这绝不是容易的事。

    即使在“说谎成风”的时期，人对自己也不会讲假话，何况在今天，我不怕大家嘲笑，我要说：我怀念包弟，我想向它表示歉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