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灯光

林少华

    一晃从东京回来几年了。无论上野公园云蒸霞蔚的樱花，还是银座女孩五彩缤纷的秀发，抑或东大校园浓荫蔽日的银杏树，都已渐渐淡出记忆的围墙，唯有那一窗灯光留了下来。

    那时我住在东京郊外一个叫川越的地方。住所附近有一条河，河边有一道堤，堤上有一条路。晚饭后我常沿这条荒草路散步。那灯光就是从路旁不远处一户人家的窗口透出来的。它之所以引起我的注意，是因为它周围稀疏的灯光都是清白色的，只有它呈橘黄色。那是一座独门独院的木结构普通日式民居，同其他民居之间有些间隔。木格窗约略凸出，拉着米色窗帘。窗帘大概较厚，使橘黄色灯光显得格外沉稳、静谧和温馨。早春，灯光柔柔地吻着堤坡一片鼓眉弄眼的蒲公英；盛夏，灯光轻轻地抚摸小院里几架绿叶婆娑的黄瓜；仲秋，灯光幽幽地照在门前矮柿树那金灿灿的果果上，相映生辉；冷冬时节则给晶莹莹的白雪镀上一层淡黄色的光晕，平添一丝热意。

    漫步河堤，或四野烟笼，或日落乌啼，夕晖敛去，或晚风送爽，皓月当空。而我的目光往往从很远的地方就擒住了那一点并不显眼的橘黄，临近了更是久久注视不放。其实我根本不认识房子和灯光的主人，更谈不上登门造访。可是那一窗橘黄色的灯光就是那么奇异地令我神往，撩拨我的遐思、幽情和怀想。

    我猜想在那橘黄色的灯光下，早已展旧了的榻榻米上一定盘腿坐着一位慈祥的老奶奶，正笑眯眯地看着小孙儿在她膝头爬来爬去，手里拿着针线，慢慢晃着身子哼唱童谣。于是我又联想到一位四处游历寻找幸福的西方人笔下的一段叙说：一日黄昏时分，他走进一个村庄，看见一位老人正戴着花镜坐在葡萄架下的藤椅上借着夕晖看报，任凭一个小男孩趴在他背上淘气。看着看着，他忽然明白了什么是幸福——爷孙俩多么幸福啊！多么幸福的一幕啊！

    也有时那橘黄色的灯光让我记起外祖母家那盏油灯。外祖母住在乡下，那里不通汽车，小时候我和弟弟从县城步行三四十里，替母亲看望她。住了几天要走的时候，外祖母便让我们搭坐生产队进城的马车回去。动身的时候天还没亮，整个村子只外祖母家亮着灯。我和弟弟坐在马车上脸朝后看着，看着那亮灯的窗口，看着窗前外祖母矮小的身影。直到车出村爬上南岭坡路的时候，外祖母仍没回屋，就那样立在窗口灯光下一动不动朝马车这边望着。灯光越来越暗，外祖母的身影越来越小，最后身影模糊了，只剩下豆粒大的灯光固执地守在迷蒙的远处……几十年过去了，外祖母早已往世。我远在外地读书，不知道她哪一天去世的，不知道她的坟在哪一块地，甚至她慈祥的面容都已依稀记不清了，唯独曾照过她矮小身影的昏黄的灯光永远凝在了我心房深处的影壁。

    后来我明白了，那橘黄色的灯光所引起的关于老奶奶的猜想、关于看报老人的联想，以及对于外祖母的回想，其实是同一回事。它可以是对往日亲情的怀念，可以是对真正幸福的向往，也可以是对当下生活的质疑。我也明白了那橘黄色的灯光未必要在日本，也可以在美国、在希腊，还可以在青岛、在香港……可以在任何地方。

一只羊的冬季

纪东方

    大风刮了七天，大雪下了七夜。

    战备公路边三四米深的大沟平了，不但平了，连公路上也积了半米厚的雪。暴风雪把路封了，阿拉嘠哨所成了名副其实的“孤军”前沿。

    大清早一起床，王平均连长召集司务长、给养员、炊事班长开会，讨论一连人的吃饭问题。司务长愁眉苦脸抖搂所有的家底：米够吃一天，菜窖里还有三个大萝卜，一棵瘦白菜。全连已经吃了五天的盐水煮饭，今天山下再送不上来给养，战士们就要饿肚子了。

    山对面，不足200米直线距离就是另一个国家的哨所。边境，前沿，战备紧张，难道真的要让我们的战士饿着肚子去站岗吗？

    王连长急得满脑门子汗，在屋里转了三个圈，忽地甩脱披着的皮大衣，下决心地扔掉手里的烟，说：“不行，我带一班下山。背也得背给养上来。”

    司务长红了眼圈：“这事责任在我，没有在暴风雪来之前安排好，我去。”

    一班长腾地站起来：“这条路我最熟，还是我带人去。连长你要指挥战备，不能离开。”

    门忽地开了，寒风追逐着雪花，低吼着扑向地面，打了个旋。一个小战士阅进来，报告都没有打，结结巴巴地说：“连长，连……长，后院，后院。”

    “有情况！”

    连长顺手掏出了手枪，一班长仲手去撲墙架上的冲锋枪。小战士更急了。“不是，不是，敌人，是……”

    转眼工夫，刚才愁眉苦脸的一屋子人迅速集合，成战斗队形把后院包囤得水泄不通。

    一只羊躺在后院的栅栏门前，可能是冻的，也可能有伤，已经奄奄一息，无助的大眼睛睁开又闭上，连呻吟的力气都没有了。

    营房后面就是山，山上经常有老百姓放羊，国境那边的这边的都有。羊是吃草的，羊吃草不分国境，哪边的草都可以吃饱肚子。昨天晚上的风太大了，估计是风雪中羊跑迷糊了，从山上摔下来。

    连长松了口气，摇摇头，把手枪插回枪套：“嗨，一只羊。”

    一班长如释重负地关上枪机：“嗨，一只羊。”

    司务长意味深长地点点头；“嗨，一只羊。”

    对呀，一只羊！大家的眼刷地都亮了，亮得红彤彤的，好像把山上的雪都照亮了。

    一只羊啊。一只无主的羊。

    看看门脚奄奄一息的羊，大伙看司务长，司务长看一班长，一班长又看看连长。连长说：“先把它弄到炊事班，其余人回连部。”

    连部继续开会。

    战士们也在开会。话题自然离不开羊。有的说，当然是杀了炖一锅，全连美美地吃一顿，留着羊头和骨头，熬成老汤，吃上三天五天没有问题。有的说，不能随便吃老百姓的东西。不能违反群众纪律，尤其是边境，闹不好会引起国际纠纷。对方马上反驳，现在牧民有的是羊，不在乎少一只两只。再说，咱们自己不说，吃到肚子里谁知道？不要假积极。双方争得气呼呼，但又谁也不能说服谁。

    想吃肉的似乎已经闻到了伙房里羊肉的香味。怕犯纪律的把脸贴在窗户上，悄悄把玻璃上的冻雪画出一只羊的样子。

晚上开饭的时候，还是米饭盐水萝卜。那只羊没有成为晚饭，而是在灶房里溜达嘴里叼着连里仅存的细莱半棵瘦白菜，没有菜心只有菜帮的当地产的小白菜。

    据说，连长派通讯员卫生员给羊当“保镖”，挡住了炊事班长举起的菜刀。半棵白菜也是连长特批的。司务长心疼得差点和连长吵起来，那是他给连长留的最后的一点特殊“伙食”。王连长的胃病犯了，吃萝卜吃得直吐酸水儿。

    据通讯员说，连长一夜没睡，打了十几个电话。最后一个电话没有说完就断了，大雪结成的冰凌把电话线压断了。

    第二天，雪停了，一班长集合队伍准备下山背粮。临出发的时候，一幅场景让他目瞪口呆：最少有两三百只的羊群争先恐后的涌来，密密麻麻的羊蹄印在雪地里踩出了一条瓷瓷实实的“天路”，后面是旗里拥军模范乌日格愣大叔赶着爬犁，爬犁上是粮食、冻羊肉。麻袋最下面，还有一口袋包裹得严严实实的过年都难得的细菜真真正正的内地大白菜。

    那只羊一直养在连队，乌日格愣大叔说不是他家的羊，一冬天也没有人来认领。一只羊温暖了我们整整一个冬天。直到我复员下山，那只羊还在山上。

（有删改）

绣朵花儿当补丁

张金凤

    “补丁”是个旧词，已逐渐遥远，也许有一天会从词典中走失。打补丁在女红冷落的年代几乎成了行为艺术。但拿不起针线的女子，老一辈人是鄙视的。我有幸学会针线活，这得益于母亲的教导。

    我有一个精巧的针线笸箩，是陪嫁的物品。针线笸箩是母亲亲手糊制的。纸糊的针线笸箩像个圆形的小箱笼，顶上还带着盖子，内里朴实的笸箩外层用彩色蜡花纸装饰。针线笸箩里有母亲精心准备的嫁妆：一把锋利的剪刀，一捆花花绿绿的彩线，大小不同的银针、顶针、针锥，小巧的粉布袋，还有一些花花绿绿的崭新布片儿。母亲说，现在很少动手做衣裳，但居家过日子，你用得着这个。

    陪嫁针线笸箩是我家乡的风俗，针线笸箩代表了女红，裁裁剪剪，缝缝补补。可是商品时代，改个裤脚儿都有专门作坊，针线笸箩似乎只是母亲传承风俗的心意而已。

    结婚初期，我把针线笸箩作为古董收藏，不久，诚心实意地把它从衣柜深处请出来。先生的衣服纽扣松了，急忙找出针线笸箩，将那松动的和未松动的扣子，逐一牢牢固定；过了不久，我有件衬衣的纽扣“不辞而别”，幸亏及时发现遗落在地上的它，于是赶紧拿针线“规劝”一番。

    此后的日子里，我就端着针线笸箩开始一个家庭妇女缝缝补补的生活。结婚时的床单是喜庆的凤凰牡丹图，洗出破洞后我也不愿意丢弃，于是寻找花色和质地相近的布片，用细密的针脚给它疲惫的腰身加上武装带。带补丁的床单，就像我们的婚姻一样，不可能持续新婚的新鲜甜蜜，难免在柴米油盐和烟熏火燎中生出磕磕绊绊，出现一个个隐约的窟窿。但怎么能轻言放弃呢？我们需要以无比虔诚的心穿针引线，用细密的情感和针脚，缝补它的裂痕和伤口。

    结婚已经二十多年，母亲已离世十余年，但是针线笸箩一直陪伴着我，我越来越珍惜它。

    小小的针线笸箩里面蕴含着生活真谛和母亲的祝福。那一小布袋大小不同的扣子是生活的备胎，有些东西，丢了是找不回来的，你必须另外挑选哪怕逊色一点的及时补上去，就算花色不相同，也可弥补残缺。人生哪有那么完美，残缺了，生活就风侵雨蚀。那些小小的布片儿，就是生活的补丁，用剪刀来挑选、裁剪，用它们来填补生活的漏洞。缝补，自然不是原装，不会完全符合原初的梦想，但缝补就是不放弃，就是让抛锚的车继续旅程。生活是粗粝的，随着岁月的打磨，伤痕会很多，我们需要这种缝缝补补的精神。

    那顶针是一个小的圆环铁箍，银白色的戴在手上，像戒指一样好看，乡下的妇人和老婆婆，经常手戴着顶针，那是实用，也是美，更是生活的智慧。顶针的表面有许多小小的凹孔，来迎接针的尾部，一根细小水滑的银针，需要扎透厚厚的衣裳和布壳子。那些坚硬的生活块垒，一根滑溜溜的细针难以顺利穿透，顶针恰恰给它一种依靠和力量。生活中有些坚硬尖锐的关口，是很难顺利通过的，所以需要内心打磨一个顶针，对着那些磐石一样的坚硬处，迅速地推进你的针，到达你的目的地。针锥有粗大的针尖，还有倒钩，手握的部分是一块沉甸甸的铁柄，这是更坚硬的精神支撑，在遇到巨大障碍的时候，用它先去打头阵，将一切阻碍洞穿后让我们的针——生活的理想——从容通过。

    一个小小的针线笸箩里，承裁着宏大的人生和无边的智慧。使用针线笸箩的过程中，我慢慢明白，母亲的一生为什么过得从容而不乏辉煌，她就是用一种缝补的精神去裁剪人生，那些苦难、裂痕，一地鸡毛的琐碎和冗杂，都被母亲果断地剪下丢弃，用一块新的心气儿去打补丁，将生活的粗粝和残损给遮盖过去。所以，母亲的人生虽然坎坷多难，但也有锦上添花、风生水起之时。可见，学会给生活打补丁是多么重要，有一个用来缝缝补补裁裁剪剪的针线笸箩是多么重要！

    粉布袋、剪刀、顶针、五彩的线，绣朵花儿当补丁，这就是母亲的人生。缝缝补补，破洞也可以开出花朵。

（选自《人民日报》，有删改）

突然响起敲门声

庞瀧

    “笃笃笃！”床上的姑娘祈祷，最好不是敲门声，哪怕是楼上大妈在剁饺子馅，也是美好的。

    “彭彭彭！”声音大了起来，间歇两三分钟再敲的节奏。姑娘突然像条蹦到冰面上的鱼，惊慌得不知所措。她准确判断出：这是四根手指的敲门声。她努力控制惊慌的心，逐一推测敲门者会是谁。

    谁呢？搬到大城市的行程一直保密，无人知晓她的住处。姑娘困兽一般原地乱转。

    她光着脚来到房门后。破旧的木门被铁皮包裹得严严实实，门镜也被封上了。她仔细听了听，没有嘈杂声，长舒了一口气，也许是谁敲错门了。她怕极了那些砸门、泼油漆的讨债日子。

    “啪啪啪！”敲门声变成了拍门，间隔几分钟继续拍，好像认定屋内有人。姑娘捂住要失声的嘴巴，贴着墙虚弱地挪回卧室。

    拍门声断断续续闹腾了一个多小时才停下来。姑娘浑身汗湿，瘫倒在床上。她不敢报警，怕饶舌的警察揭开不堪直视的伤疤。在这座城市里，她要保住干净的名声，要光鲜亮丽地活着。

    门外传来咚咚的走路声，一个男人瓮声瓮气地说，屋里没人。

    一个声音刁蛮的女人尖声说，屋里肯定有人，我来使劲敲。

    还有一个听不清话语的“啊啊”声，也在附和似的叫着。

    “咣咣咣！”砸门声响起，由手掌拍门升级到三个拳头擂门，如同闷雷在走廊里回荡。那扇要散架的破门和孱弱的姑娘一样，止不住颤抖。

    天啊，是那可怕的女人来了！她浑身战栗，捂住快要爆掉的头。不堪回首的往事如无数利箭，射向无处躲避的姑娘。她高中退学，偷偷借高利贷给肝癌晚期的养母治病，她想留住这世间唯一的亲人。然而养母含泪去了天堂。为了还债，她做过各种苦工，也被传销骗过。那个男人帮她还了债，错爱上她。后来，他彪悍的老婆让他们彻底分了手……

    砸门声越来越热烈。姑娘哆嗦着拨通那男人电话：你，你老婆……她，她在砸我家门，怎么办啊？你快来救我！

    男人压低声音说：别再打电话，我老婆她在家！

    姑娘无助的泪水喇地流了下来。如此穷凶极恶地擂门，不是仇家会是谁？自从和那男人的事被宣扬出去后，满城女人防火防盗一样都防着她。难道，是哪个神经质女人跟踪她，跑来质问不成？姑娘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天快黑了。擂门声安静了半个小时，又有力地响起。为什么一直没听到邻居出来说话呢？姑娘发疯似的跑进厨房，举起菜刀，一步步逼近那扇备受摧残的门。

    咔嚓咔嚓，门被钥匙从外面打开，姑娘高举的菜刀掉到地上。一个胖大妈带着小个子男孩闯进来。男孩脏兮兮的手高高举起一串钥匙，在姑娘眼前晃来晃去，比比划划“啊啊啊”兴奋地叫着。

    我说姑娘啊，你钥匙插门上不拔下来，害得小哑巴敲了一下午门，你在家咋就不开门呢？他收废品的三轮车放楼下都丢了，你应该赔他车钱！胖大妈态度凛然，高声数落。

    姑娘惊呆了，那钥匙串确实是她的。她一把夺过来，跺着脚，生气地对小哑巴叫嚷:谁要你多管闲事啦？

    恐惧、悲伤、绝望和屈辱，一股脑儿地奔泻出来，把柔弱的姑娘变成一个凶悍的泼妇。

    门口的人越来越多。楼上、楼下和两旁的邻居都出来了——原来他们一直都在屋里。众人纷纷指责姑娘， 问她耳朵是好使的，为啥听到敲门声不出来？搞得他们一下午不得安宁。

    胖大妈继续主持公道：小哑巴那车可是他吃饭的家伙，至少得赔五百块钱。有人给小哑巴写了一张纸条，问他要赔多少钱。小哑巴对着大妈和围观的人又是摇头又是摆手，哇啦哇啦叫得满脸通红。大家以为他嫌钱少，继续七嘴八舌让姑娘多赔。

    崩溃的姑娘如坠冰窟，看到无数狰狞的面孔对着她张开血盆大口。她抱住头，蹲在地上大叫：都别嚷了，我给你们钱，都给你们！

    姑娘翻遍所有地方才凑够四百块零钱，含着眼泪递给小哑巴，无力地说：就这些了，你看屋里什么值钱，就去拿吧。

    蹲在地上的小哑巴站起身，没接钱，伸出脏兮兮的手掌展开一张纸条递给姑娘:姐姐收好钥匙，丢了危险，车不用赔，我知道是谁偷的，我去找。

    姑娘关好门跑下楼去，拉住小哑巴的手，在他手心里写道:姐陪你去找车。

    路灯下，小哑巴摸着被姑娘牵过的手，幸福地笑着。姑娘心里暖暖地想：如果小哑巴的车找不到，就给他买一辆新车。

（有删改）

重返乡下

陈忠实

新世纪到来的第一个农历春节过后，我买了二十多袋无烟煤和一些吃食，回到祖居的乡村老屋。站在这个给我留下拥挤也留下热闹印象的祖居小院里，心里竟然有点酸酸的感觉。已经摸上六十岁的人了，何苦又回到这个空寂了近十年的老窝里来？

我的脚下是祖宗们反复踩踏过的土地。我现在又站在这方留着许多代人脚印的小小的院里，我不会问自己也不会向谁解释为什么重新回来，因为这已经是行为之前的决计了。丰富的汉语言文字里有一个词儿叫龌龊。我在一段时间里充分地体味到这个词儿不尽的内蕴。

南窗前丁香的枝头尚不见任何动静，倒是三五丛月季的枝梢上暴出小小的紫红的芽苞，显然是春天的讯息，然而整个小院里太过沉寂太过阴冷的气氛，还是让我很难转换出回归乡土的欢愉来。

回到屋里，架在大炉上的水壶发出噗噗噗的响声。沏上一杯上好的陕南绿茶，我坐在曾经坐过近20年的那把藤条已经变灰的藤椅上，抿一口清香的茶水，瞅着火炉炉膛里炽红的炭块，耳际似乎萦绕着见过面乃至根本未见过面的老祖宗们的声音。嗨！你早该回来了。

第二天微明，我搞不清是被鸟叫声惊醒的，还是醒来后听到了一种鸟的叫声。隔着窗玻璃望去，后屋屋脊上有两只灰褐色的斑鸠，在清晨凛利的寒风里，一点头，一翘尾，发出连续的咕咕咕的叫声。哦！催发生命运动的春的旋律。在严寒依然裹盖着的斑鸠的躁动中传达出来了，我竟然泪眼模糊起来。

傍晚时分，我走上灞河长提。河水清澈到令人忍不住又不忍心用手撩拨。一只雪白的鹭鸶，从下游悠悠然飘落在我眼前的浅水边。我无意间发现，斜对岸的那片沙地上，有个男子挑着两只装满石头的铁丝笼走出一个偌大的沙坑，把笼里的石头倒在石头垛子上，又挑起空笼走回那个低陷的沙坑。那儿用三角架撑着一张钢丝箩筛。他把刨下的沙石一锨一锨抛向箩筛，发出连续不断千篇一律的声响，石头和沙子就在箩萝筛两边分流了。

我突发联想，印成一格一框的稿纸如同那张箩筛。他在他的箩筛上筛出的是一粒一粒石子，我在我的“箩筛”上筛出的是一个一个方块汉字。现行的稿酬无论高了低了贵了贱了，肯定是那位农民男子的石子无法比兑的。我们就像是社会大坐标的两极，我知道我不会再回到挖沙筛石这一极中去，却无法从这一极上移开眼睛。

转眼间五月来了，整个河川和原坡都被麦子的深绿装扮起来，几乎连一块巴掌大的裸露土地都看不到。一夜之间，那令人沉迷的绿野变成满眼金黄，如同一只魔掌在翻手瞬间创造出神奇来。一年里最红火最繁忙的麦收开始了，把从去年秋末以来的缓慢悠闲的乡村节奏骤然改变了。红苕是秋收的最后一料庄稼，通常是待头一场浓霜降至，苕叶变黑之后才开挖。湿漉漉的新鲜泥土的垅畦里，排列着一行行刚刚出土的红艳艳的红苕，常常使我的心发生悸动。

被文人们称为弱柳的柳树，居然在这河川里最后卸下盛装，居然是最耐得霜冷的树。柳叶由绿变青，由青渐变浅黄，直到几番浓霜击打，通身变得灿灿金黄，张扬在河堤上河湾里，或一片或一株，令人钦佩生命的顽强和生命的尊严。小雪从灰蒙蒙的天空飘下来时，我在乡间感觉不到严冬的来临，却体味到一屡圣洁的温柔，我本能地仰起脸来，让雪片在脸颊上在鼻梁上在眼窝里飘落、融化。直到某一天大雪降至，原坡和河川都变成一抹银白的时候，我抑制不住某种神秘的诱惑，在黎明的浅淡光色里走出门去。在连一丝兽蹄鸟爪的痕迹也难见的雪野里，踏出一行脚印，听脚下的厚雪发出铮铮铮的脆响。

某个晚上，瞅着月色下迷迷蒙蒙的原坡，我却替两千年前的刘邦操起闲心来。他从鸿门宴上脱身以后，是抄哪条捷径便道逃回我眼前这个原上的营垒的？刘邦驻军在这个原上，遥遥相对灞水北岸骊山脚下的鸿门，我的祖居的小村庄恰在当间。也许从那个千钧一发命悬一线的宴会逃跑出来，刘邦慌不择路翻过骊山涉过灞河，从我的村头某家的猪圈旁爬上原坡直到原顶，才嘘出一口气来。无论这逃跑如何狼狈，并不影响他后来打造汉家天下。

我在读到历代诗人咏灞桥的诗集时，大为惊讶，白鹿（或灞陵）这道原，竟有数以百计的诗圣诗王诗魁都留了绝唱和独唱。

“宠辱忧欢不到情，任他朝市自营营。独寻秋景城东去，白鹿原头信马行。”

这是白居易的一首七绝，是最坦率的一首，也是最通俗易记的一首。一目了然可知白诗人在长安官场被蝇营狗苛的龌龊惹烦了，干脆骑马到白鹿原头逛去。

我在这原下的祖屋生活了两年。夏日一把躺椅，冬天一抱火炉，傍晚到灞河沙滩或原坡草地去散步。当然，每有一篇小说散文写成，那种愉悦，相信比白居易纵马原上的心境差不了多少。正是原下这两年，是我近八年以来写作字数最多的年份，且不说优劣。我愈加固执一点，在原下进入写作，便进入我生命运动的最佳气场。

（摘自陈忠实《白鹿原上》，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