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成先生在世的时候，曾经感慨：城市里到处是房子，而没有建筑。的确，在城市现代化的进程中，我们首先发现，和世界那么多号称国际化大都市相比，我们似乎最缺少的就是高楼大厦，于是，人配衣服马配鞍一般，我们越来越重视城市的外观，于是便越来越倾心倾力地盖房子。城市建设仅仅沦为梁思成先生批评的住人的房子，恰恰淹没了人本身在现代化城市建设中的主体性位置。

    楼房可以是城市最为直接醒目的外观，重视它，也没什么错。但城市的本质从来都是人的精神的外化。有多少不同的精神风貌，就会有多少不同的城市景观，并不只是豪华的外观所能够呈现出来的。人们经常称赞城市的建筑是凝固的音乐，正是对这种美的理想追求，使得城市成为了人的精神的载体，并得以艺术性的外化和升华。在现代化的行进途中，城市精神，或曰城市文化的体现，首先需要对在城市建设中如此低劣而拥挤在一起的房子说不，而多建设一些富于艺术气质的建筑，如北京的“鸟巢”、上海的“东方明珠”、苏州贝聿铭新设计的博物馆等。

    城市精神，或曰城市文化的另一方面体现，还应该在于城市管理的大气，它的眼界，它的以人为本，尤其是对下一代的关怀方面。毋庸讳言，我们许多城市的公共设施、公共交通和公共天地，并没有真正充分地为公众服务，不少公园的门票一涨再涨，博物馆更是绝少对儿童免费开放。城市之所以不能够完全听凭经济的管理，还需要文化的领引，就在于文化更有益于世道人心以及对下一代心灵的滋润。城市管理中所体现的公共关怀丰富细致，是一座城市精神与文化品质的提升与彰显。

    城市精神与文化，最终要落实在人的身上，人的文化素养与精神境界，直接影响着城市的品质与风貌。人与城市互为表里，相辅相成，不断提升人的文化素养与精神境界，才能够不断提升城市的精神高度与文化的海拔线。说到底，重视城市精神的建设，其实关系着城市建设的最终归宿。

    意境是山水画的灵魂，意境就是景与情的结合。山水画不是地理、自然环境的说明和图解。它当然包括自然地理的准确性，但更重要的还是表现人对自然的思想感情，见景生情，景情结合。如果片面追求自然，花、鸟都会成为死的标本，画风景也缺乏情趣，没有画意。感动不了自己，更感动不了别人。古诗里往往有很好的意境，如李白的《送孟浩然之广陵》：“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这四句诗完全描写自然的景象，却使人深深体会诗人深厚的友情。古人说“缘物寄情”，写景就是写情。诗画有了意境，就有了灵魂。

    山水画意境的产生，有赖于思想感情。而思想感情的产生，又与对客观事物认识的深度有关。要深入全面地认识对象，必须身临其境，长期观察。齐白石画虾，就是在长期观察中，在不断表现的过程中，对虾的认识才逐渐深入了；也只有对事物的认识全面了，达到“全马在胸”“胸有成竹”“白纸对青天”“造化在手”的程度，才能把握对象的精神实质，赋予对象以生命。对客观对象不熟悉或不太熟悉，就一定画不出好画。写景就是为了写情，这一点，在中国优秀诗人和画家心里是很明确的。无论写诗还是作画，都要求站得高于现实，这样来观察、认识现实，才可能全面深入。毛泽东《沁园春》开头两句“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就充分体现了诗人胸怀和思想的高度境界。山水画不强调“光”，而是注重表现长期观察的结果。拿画松树来说，在山水画家看来，早晨八点钟或中午十二点，都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表现松树的精神实质。像五代画家荆浩在太行山上画松树，朝朝暮暮长期观察，画松“凡数万本，始得其真”。一位画家出外写生，两个礼拜就画了一百多张，这当然只能浮光掠影，不可能深刻认识对象，更不可能创造意境。一棵树、一座山，观其精神实质，经过画家思想感情的夸张渲染，意境会更加鲜明，木然地画画是画不出好画的。一个山水画家对所描绘的景物，一定要有强烈的、真挚的、朴素的感情，有的画家没有深刻感受，没有表达自己亲身感受的强烈愿望，总是重复别人的，就不会有意境的独创性。

    画画要有意境，否则力量无处使，但是有了意境还不够，还要有意匠；意匠即表现方法、表现手段，简单地说，就是加工手段。齐白石有一印章“老齐手段”，说明他的画是很讲究意匠的。意境和意匠是山水画的两个关键，有了意境，没有意匠，意境也就落了空。杜甫说“意匠惨淡经营中”，又说“语不惊人死不休”。诗人、画家为了把自己的感受传达给别人，一定要苦心经营意匠，才能找到打动人心的艺术语言。

（摘编自李可染《山水画的意境》，有删改）

    中国传统社会给人两个相互矛盾的印象：一方面，它十分注重平等；另一方面，它又十分注重纲常伦理，表现出严格的等级秩序。不过，无论如何解释这种印象，它至少说明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同时存在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和差异两个问题。在西方由正义原则加以处理的人与人之间平等与差异的关系问题在中国社会同样存在，而且同样也需要某种协调机制。概而言之，从功能的角度看，中国传统社会，特别是在儒家思想中，对这一关系的处理，是通过“仁”“礼”“义”三项基本原则彼此支撑、相互为用实现的。

    “仁”是对他人之爱，在儒家的价值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所以孔子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仁”的基础则是对亲人之爱，所谓“仁者人也，亲亲为大”。孟子进一步指出：“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亲亲，仁也。”并且孟子认为，这种爱的基础，是“不忍人之心”，即同情心。同情即同样的感情，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这一心理事实的体现。因此，“仁”的生发机制，是一个推己及人，由近及远的过程，即把对亲人之爱扩展为对邻人之爱，再扩展到对天下人之爱，也就是孟子所说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与“仁”所体现的“合和”精神不同，“礼”强调的是人与人之间尊卑贵贱（纵向）、亲疏厚薄（横向）的差秩格局和纲常秩序，反映“别”与“分”的一面。“礼”在儒家思想中的重要地位是一个众人皆知的事实，“礼，国之干也。”“礼”提供了一套基本的政治架构，对中国传统社会的稳定有序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后者因此也被称为“礼治社会”。儒家强调“礼”治，但目的不是造成一个等级森严、上下隔阂的社会，而是通过“礼”的规范与约束，实现社会的和谐和睦。

    用以平衡“仁”与“礼”的就是“义”的原则。在中国传统文献中，“义”是一个含义比较丰富的概念。很多时候，它指一种最高的伦理原则。但是，“义”还有另一方面的含义，那就是在不同的，甚至彼此冲突的行为准则之间进行的权量与选择，即“义者，宜也”。权即是宜，也就是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孟子表示：“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只要是出于某项更高的的道德原则的要求，言而无信，行而不果也未必不能接受。显而易见，“义”就是审时度势，对某个具体情境之下的行为原则进行选择和判断。

（摘编自唐士其《正义原则的功能及其在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实现》，有删改）

    岩画是一种石刻文化，在人类社会早期发展进程中，人类祖先以石器作为工具，用粗犷、古朴、自然的方法石刻，来描绘、记录他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内容，是人类社会的早期文化现象和人类先民们留给后人的珍贵文化遗产。

    玉树通天河流域岩画是近年来新发现的岩画，主要分布于玉树藏族自治州境内的曲麻莱县、治多县、称多县和玉树市，总共143个岩画群、609幅岩画，分为狩猎、畜牧、战争、凹穴、棋盘、农耕、信仰符号以及车辆8种专题。玉树岩画作为在一个民族区域的岩画发现，目前已引起多个相关研究单位的关注。

    玉树州博物馆馆长尼玛江才介绍，通天河沿岸分布着各个历史时期的摩崖石刻，通天河流域岩画的遗存形式基本为崖壁岩画和大石（或落块）岩画两种。崖壁岩画为通天河流域岩画的主要遗存形式，一般凿刻在露天山体的崖壁之上。其分布几乎贯穿了通天河流域的全境，且具有青藏高原岩画早、中、晚各时期的特点。甚至后来分布在此流域的唐、元、明、清时期的各类佛教摩崖石刻也均以岩壁为载体形式，体现了沿岸先民古远的刻石习俗。通天河流域的大石（或落块）岩画则自西向东主要散布于塔琼岩画点、客尤山岩画点、庚卓岩画点、东果岩画点等，地处河谷的缓坡、山脚或旷野地带，大小不一。与崖壁岩画不同，大石岩画的幅面均朝上。除此之外，通天河流域的崖荫岩画目前仅发现一处（位于曲麻莱县巴干乡一处名为“谐青”的山谷内），尚未发现洞穴岩画。

    “岩画的图像资料既是一个图像表述系统，更是一个符号语言系统，它们不仅仅是早期人类思想构造能力与艺术创造才能凸显的文化遗产，还主要是‘无文字时代’人类精神传达、情感表现、语言交流、视觉教育的图式代码，当然也是今人解读早期岩画制作族群思想、情感、心理等精神世界的通道或桥梁。”尼玛江才说，从这个意义上讲，玉树通天河流域发现的这些岩画意义非凡。

    “玉树岩画从古到今都与民众的日常生活和信仰体系直接关联，很多民众将岩画视为神迹的自然显像，也把岩画与山神信仰联系起来。”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岩画研究中心主任张亚莎介绍，通天河流域岩画延续时间较长，第一期岩画的年代在距今2600年左右，带有浓厚的黑海沿岸斯基泰文化特征。他认为，一个岩画区域若能提供相对丰富的图像类型、相对充足的图像数量，是支持该地区岩画研究得以深入的真正基础，从这个角度看，玉树通天河流域岩画群的发现至少已为我们提供了较为充分的图像语言资料，同时也证实青海西部玉树通天河流域应该是青藏高原上第三个岩画分布相对密集的区域。

    张亚莎说，玉树通天河流域岩画的风格反映出多样性特点，它不仅具有青藏岩画系统的特点，还具备北方岩画系统和西南岩画系统的特点，多样性风格是文化交流和融合的反映，是古代民族迁徙的重要见证，它至少可以说明，青藏高原地区与外界的交流融合很早就已经开始了。

（摘编自2018年6月13日《光明日报》）

中国画的透视

朱良志

    中国绘画没有谨守透视的原则，甚至有意回避透视问题，16世纪以来，很多人对此提出质疑，20世纪房龙的观点就很有代表性，房龙在《人类的艺术》中说：“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中国人和少数的孩子不理会透视法。”他对中国画的传统很为不屑。

    中国在一千五百多年之前就有系统的艺术史著作，南朝谢赫在《古画品录》中提出“六法”说，即绘画的六条基本原则，其中以“气韵生动”为第一。一千五百多年以来，气韵生动一直是中国画的最高原则，主张精神境界的呈现比形象的描摹要重要得多。北宋苏轼说：“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他的观点正好与房龙相反，房龙认为，中国画不讲透视，不讲形似，还停留在孩子涂鸦的程度。而苏轼认为，如果你画画只知道形似，那真是跟孩子差不多了。

    从如此对立的观点中可以看出，中国绘画选择的是与欧洲多么不同的道路。

    中国曾围绕透视问题展开过激烈的争论。王维就是一位突破固定视点的艺术家。他的画将四季出现的景物放到同一个画面中，他有一幅《袁安卧雪图》，画面上出现了“雪中芭蕉”的构图。芭蕉叶一到秋天就消失了，不可能出现在冰天雪地中。有人对此提出批评，但更多的人则认为，绘画是画意，而不是画形，雪中芭蕉是意念中的事实，完全可以出现在画面上。

    北宋初年的山水画大师李成画画时，注意到透视。他从一个固定的点看物象。他画一个建筑，站在一点，仰望屋檐。他画出的画逼肖外物。大科学家沈括对此提出尖锐的批评，他认为画家应该“以大观小”，不能像李成那样“以小观大”。真正的画家不应该停留在具体的视觉上，而应该用“心灵的眼”去观物，画家应画出意念中的世界，而不应局限于视觉中的具体存在。这就是“以大观小”，这里的“大”就是人心灵的统摄力。中国画画的是想象中的空间，是表现一种精神境界。如南宋马远有一幅《寒江独钓图》，画面的内容很简单，所表现的内涵却很丰富，静谧的夜晚，淡淡的月色，空空荡荡的江面上，有一叶小舟，小舟上一人把竿，身体略略前倾，凝神专注于水面。小舟的尾部微翘，旁边则是几丝柔痕，将小舟随波闲荡的意味传出。这幅画就是着力表现一种超凡脱俗的精神境界：夜深人静，气氛冷寂，只有一弯冷月，一叶扁舟，一个孤独的人，独享这个宁静悠闲的世界。显然，这幅画关心的不在钓，而在生活世界的精神氛围。这正是中国画重要的特色。

    近日，美国商务部对中兴通讯激活拒绝令一事，让自主创新的议题备受关注。不少人提到的“缺芯少魂”一词，也让自主研发计算机操作系统的问题，进入公众视野。

    如果说芯片是计算机和互联网信息世界的硬件“神经中枢”，操作系统则是让计算机硬件具备“灵魂”的基础。作为最基础、最底层的计算机软件，操作系统十分重要，有了操作系统，冰冷的机器才有“生命”，人们才有机会赋予其更多功能。长期倡导自主开发操作系统的倪光南院士做过比喻，操作系统就好像地基，应用程序就好像地基上的房子。谁掌控了操作系统，谁就掌握了小到一台电脑、大到一个网络的“开关键”，甚至可以在需要的情况下去掌控所有的用户信息和操作行为。因此，操作系统事关信息技术竞争力，更关乎国家信息安全。

    研发出一款国产操作系统，像微软 Windows系统一样供广大用户使用；是我国科技人员的夙愿。经过刻苦攻关，我们取得了包括银河麒麟、普华操作系统等在内的一部分成果。不过，研发一款通用的操作系统并广泛应用，难度超乎想象。以 Windows系统为例，有人甚至用美国阿波罗登月计划来形容其研发工程之庞大。而且， Windows还经历了多个版本的更新，每一次升级也耗费了不少成本。

    然而，一款操作系统的成功，蕴藏着巨大价值。它能构建起一个包括硬件开发者、应用软件开发者和用户在内的上下游生态链条和产业空间，围绕操作系统形成“生态圈”。同时，这也为后来者构筑了壁垒：即使研发出新的操作系统，也很难再去改变既有格局。正如有人说的，除非出现颠覆性的机会，否则很难改变这种现状。

    奋力自主创新、实现信息领域核心技术的突破，才能真正维护网络安全，加快推进网络强国建设。当年王选院士立足创新前沿，自主攻克汉字激光照排技术，不仅改造了传统铅字印刷行业，还创造了一个全新的电子出版产业。回溯改革开放40年，正因唱响了自主创新的主旋律，我们才创造出网络大国、科技大国的气象，也才拥有了向网络强国、科技强国进发的底气。今天，我们亟须开启新一轮全球视野下的自主创新浪潮，让芯片、操作系统以及高端制造装备等关键领域不再有“卡脖子”的隐忧。

    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在近日召开的全国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上，领导人强调，“要下定决心、保持恒心、找准重心，加速推动信息领域核心技术突破”。筑牢自主创新的理念和信念，攻坚克难，久久为功，我们的科技强国之路必将越走越宽广。

（摘编自余建斌《开启全球视野下的创新浪潮》，《人民日报》2018年4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