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

                                                                                               何家槐

       看见一阵人穿得清清楚楚的打她身边走过，母亲亮着眼睛问：

     “你们可是看火车去的？”

     “是的，阿南婶！”

     “我也想去。”

     “要去就去，又没有谁阻止你。”

       可是母亲摇摇头，她不能骑，虽则没有谁阻止。她成年忙碌，尤其是在收豆的时候。这几天一放光她就起身，把家事料理了妥当以后，她又忙着跑到天井里，扫干净了地，然后取下挂在泥墙上，屋檐下，或者枯树枝中间的豌豆，用一个笨重的木槌打豆。

       这几天天气很好，虽则已是十一月了，却还是暖和和的，象春天。

       母亲只穿着一身单衣，戴一顶凉帽，一天到晚的捶着豌豆，一束又一束的。豆非常干燥，所以打豆一点不费力，有许多直象灯花的爆裂，自然而然的会裂开，象珍珠似的散满一地。可是打完豆以后，她还得理清枯叶泥沙，装进大付篓，而且亲自挑上楼去。这些本来需要男子做的事，真苦够她了。

      催，催，催，催；催，催，……

       她一天打豆，很少休息，连头也难得一抬。可是当她听到火车吹响汽笛的时候，她就放下了工作，忘情地抬起头来，倾听，闭着眼思索，有时还自言自语：

     “唉，要是我能看一看火车！”

      车站离我们家里并不很远，火车经过的时候，不但可以听到汽笛的声音，如果站在山坡上，还能够看见打回旋的白烟。因为附近有铁路还是最近的事，所以四方八面赶去看火车的人很多。

      母亲打豆的田径，就在大路旁，村里人都得经过她的身旁，如果要去火车站，一有人过去，她总要探问几句，尤其当他们回来的时候：

    “看见了没有？”

    “自然看见了，阿南婶！”

    “象射一样的长吗？”

    “有点儿象。”

    “只有一个喷火的龙头，却能带着几十节几百节的车子跑，不很奇怪吗？

    “真的很奇怪。”

      因为她象小孩子似的，不断地问长问短，有许多人简直让她盘问得不能忍受。

    “我们回答不了许多的，阿南婶，最好你自己去看！”

    “我自己？”

      她仿佛吃了一惊，看火车，在她看来象是永远做不到的事。

    “是的，你要去就去，谁也不会阻止你！”

      可是母亲摇摇头，她不能去，虽然没有谁阻止。她一生很少出门，成年累月的给钉在家里，象钉子一样。

      在这呆滞古板，很少变化的生活中，她对火车发生了很大的兴趣。那悠长的，古怪的汽笛，尤其使她起了辽远的、不可思议的幻想，飘飘然，仿佛她已坐了那蛇一样长的怪物飞往另一个世界。无论什么时候一听到那种声音，她就闭上眼睛，似乎她在听着天外传来的呼唤，完全失神一样地，喂猪她会马上放下麦粥桶，洗衣服她会马上放下板，在煮饭的时候，她也会立刻抛开火钳，有时忘了添柴，有时却尽管把柴往灶门送，以致不是把饭煮得半生不熟，就是烧焦了半锅。

    “你也是坐着火车回来的吗？”

      她时常问从省城回来的人。

    “是的，阿南婶！”

    “火车跑得很快吗？”

    “一天可以跑一千多里路，我早上还在杭州，现在却在这儿跟你说话了。”

    “那是比航船还快？“”

    “自然自然。”

    “它是怎么跑的呢？”

    “那可说不上来。”

    “哦，真奇怪——”她感叹着说：“一天跑一千多里路，如果用脚走，脚胫也要走断了。这究竟是怎样东西，跑得这样快，又叫得这样响！”

    “……”

      跟她讲话的人唯恐她噜苏，急急想走开，可是母亲又拉住问：

    “你想我能坐着火车去拜省城隍吗？”

    “自然可以的，阿南婶，谁也不会阻止你！”

      可是母亲摇摇头，她不能去，虽则没有谁阻止。她举起木槌，紧紧地捏住一束豌豆，很想一槌打下去，可是一转念她却深深地叹息了。

                                                                                     （原载《文学》一九三四年一月一日第二卷第一号）

请说普通话

尚春江

    老同志，请你说普通话。 

    山水老汉从儿子居住的小区出来溜达了一会儿，就记不住回家的路了。去问交警，儿子的家在哪?路咋走?可是，他费了老鼻子劲说出来的话，人家一句也没听懂。交警说，老同志，请你说普通话。 

    可他哪里会说普通话啊。 

    他又去问路边下棋的几个老头，几个老头听了他说的话，一个劲地摇头，说，听不懂，请你说普通话。 

    可是，他真的不会说普通话。 

    前天，儿子把他从老家里接过来。一来让他享受一下城里的生活，二来他老了，就他一人在家，儿子不放心。三番几次去接，他都不应。这不，儿子费了好些口舌才把他接到市里。

    然而，山水老汉在儿子鸽笼般的楼房里待不住，只在屋里呆上一天就觉得闷得慌，浑身没劲，烦躁。 

    第二天一大早，儿子说，在屋里呆久了，出去走走，散散心。 

    说完，儿子就去上班了。儿子原先在这个城市打工，后来出息了，现在当了经理，忙得脚不着地，连陪他说话的工夫都没有。儿媳妇倒是下班就回家，但她是温州人，说话叽里呱啦的，他一句也听不懂。儿媳妇就给他说普通话。可是，他听得懂她说的话，她却听不懂他说的话。 走走就走走。山水下了楼，出了小区的门，到街上逛。逛着逛着，在大街上七拐八抹的，一会儿就迷了路。按说，他当过兵，出过远门，说啥也不会迷路。可是，现在的城市，街道好像都差不多：都是高高的楼房，都是宽宽的街道，到处车挨车人挤人。一会儿，车开得呼呼的，好像赛跑；一会儿，都停在那里等红灯，好一阵子不动步。 

    山水悠悠逛逛，像到集上赶集，走着走着就迷了。哪像在家里，哪里有棵草，哪里有道坎，他心里一清二楚，挤着眼也能摸回家。 

    迷了路?问啊。鼻子下边有张嘴，山水就去问路。可是，他讲的是家乡掉了渣的土话，人家一句也听不懂。这时他才明白，村中那些打工的年轻人为啥都讲普通话了。那时，他还跟人家讲，当初自己因为说普通话，害得被退了亲，被退了伍，现在还是光棍一条。可现在，人家硬要自己说普通话，自己却把普通话忘得一干二净。

    问了半天，他也没问出回小区的路。没办法，他就给儿子打电话。儿子开车很快找了来，把他送回家。坐在沙发上，山水说，不在这住了。在这里，人家讲的是本地话，他听不懂；他讲的是家乡话，人家也听不懂。在这里，说话都是普通话，他不会。

    儿子想说，大，你不会学吗?小时候，人家都说你会普通话。

    但是，儿子没有问。他知道，那是他大心上的一道伤疤。

    那年，他大当兵回家探亲。老队长榔头看到一个人，穿着一身绿军装，背着一个绿挎包，站在山水家门口东张西望，知道是山水回来探亲了。就问，是山水啊?啥时候坐车回来的?

    哎呀呀，你是榔头叔叔吗?我是昨晚上回来的。叔叔，你知道我妈妈在哪里吗?山水说着一口标准流利的普通话，还向生产队长榔头敬了个礼。

    啥?你是“坐碗上”回来的?不是坐车啊?你妈妈是谁?是你娘?那我去叫你娘去。你娘在红芋地里出红芋呢。

    切!榔头队长听着山水说的普通话，嘴都撇到裤腰上了。

    一会儿，山水娘回来了。他娘干活时，脸上受了点伤，涂着红药水，横一道竖一道的

    娘望着穿绿军装的山水，高兴得眼泪都出来了。要知道，那时候当兵，是很光荣的。有人找不到媳妇，只要军装一上身，说媒的立马就踢破门槛。

    娘说，山水，啥时候回来的?

    山水望着脸上横一道竖一道的娘说，你是谁呀?

    娘说，傻孩子，我是娘啊，你连娘都不认识了?

    山水紧紧握住了娘的手说，哎呀呀，你看看，你看看，我以为是隔壁的大娘呢，原来是我的妈妈哟。

    此后，有人说山水是“一年亲，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

    小资产阶级思想典型，上报到了部队。本来，山水已被部队当作入党提干的对象，此时泡了汤，提前退了伍。山水的未婚妻也退了婚。他娘提着礼到处找媒人说媒，但人家一听说是他，扭头就走。

    从此，山水就拉了寡汉。如果不是捡了一个他做儿子，把他抚养成人，现在可能仍是孤家寡人。

    一连几天，儿子看他大山水整天躲在屋里，呆呆地，不言不语，像丢了魂。就说，大，是不是住不惯啊，那咱就回老家。

    啥?回家?那中啊!

    山水的眼中一下子闪出了亮光。在家里，他就不用说普通话了。种地，种菜，和一般大小的老年人拉拉呱，喂喂猪，养养鸡，遛遛狗，多好!

（选自《华文小小说》2015年第2期）

雅号

刘怀远

    小丁从小最忌讳的，是同学们喊他“丁麻子”。小丁眉清目秀面光皮滑，别说麻子，连个痣都没有。原因出在他爸爸那里，他爸爸叫“丁麻子”。而他爸爸也是面白皮光的。据说这个雅号源自他爸爸的爸爸，小丁的爷爷是个浅皮麻子。

    走在街上，俊朗的小丁很是出众，不认识的就问：“这俊小子是谁家的？”“丁麻子家的。”问的就咂咂舌：“麻子英俊，儿子更好！”别人来买烧饼喊他爸爸“麻子”时，他爸爸都清脆而响亮地答应着。小丁同学多是知根知底的邻居，在学校里都童言无忌地喊他“丁小麻子”，小丁可不心甘情愿。为摘掉这个世袭的绰号，他骂过娘，打过架，还是无济于事。后来老师出面制止，才没谁当面喊他丁麻子。不让喊麻子，调皮捣蛋的同学就换了称谓，叫他“石榴皮”。叫了几天，嫌不精准，又改成“外翻石榴皮”。

    多烦人啊，多伤害一个孩子的自尊啊。所以，从小到大，小丁对“麻子”二字避之不及。

    但他的叫“丁麻子”的父亲有一手好手艺，会做烧饼，做的烧饼外酥里嫩，饼上的芝麻看着生，吃起来却焦香，是得了小丁爷爷真传的。丁麻子烧饼香出街巷，誉遍全城，有时赶来买烧饼的人多，宁愿等上半小时。后来，丁麻子英年遇祸，年轻的小丁在悲痛之余，也长吁一口气：父亲走了，自己终于摆脱“麻子”二字了。

    小丁参加了工作，单位离家远，没人知道他的老底儿，再没谁故意人前背后“麻子麻子”地刺激他。远离“麻子”二字的小丁娶妻生子，生活美满幸福。以为生活就这样一帆风顺下去了，工作单位却仿佛一夜之间就垮了。小丁回到了家，雄心勃勃地捣腾了几年服装、家电，都是拿出去的钱多，收回来的钱少，单位买断给的几个钱就折腾光了。小丁又去找工作，当过两个月保安，做不到一年的仓库保管，终因各种原因作罢。饱受伤害的小丁灰头土脸地蜗居家中，头发花白的母亲看他愁眉不展，说：“现在这个社会连瞎眼的雀儿都饿不死，还能饿了你七尺男儿？”小丁说：“呀，做生意没本钱，去应聘没特长，你说我能不饿着吗？”妈妈也叹口气：“实在不行，重新拾起你爸爸的烧饼铺，既不用投什么资，还没有赊欠。”小丁说：“可我不会做烧饼啊。”妈说：“我没白跟你爸这么多年，我会。”

    经过母亲多天的培训，小丁的烧饼店开张了。小丁是精心准备的：特级精白面粉，桶装的一级食用油，上好的芝麻，加之严格按照母亲亲授的操作工艺。他做的烧饼也基本做到了外酥里嫩，芝麻焦香，生意却不好。小丁叹了气，给出的理由是，毕竟不是爷爷和父亲卖烧饼的那个年代了，现在小吃品种多，连洋早点都漂洋过海地来凑热闹。

    这天，小丁边做烧饼，边盘算下一步自己再改行千什么。走来位留着山羊胡子的老者，买了两个烧饼，咬完一口就一愣，等把一个烧饼三口两口吃完，才说：“烧饼做得不错啊！”小丁说：“那就多吃几个。”老者说：“是家传的手艺？”小丁摇摇头，又点点头 ， 因为他想起了母亲的手艺源自父亲，父亲的手艺源自爷爷，极不情愿地想起麻子的雅号带给他的童年伤害。老者说，味道很像多年前的麻子烧饼呢。小丁脸红了，说：“我是他儿子．”老者打量下小丁和他的铺子说：“多好的老味道啊，做梦我都在回味，还以为失传了呢，原来你叫个什么飘香烧饼，这让我们怎么能找到啊？”老人这么一嚷嚷，立马起了广告效应，上百个烧饼一下被抢光，小丁立刻如梦初醒。

    “丁麻子烧饼”几个大字从容醒目地上了招牌，小丁的生意一下火起来，店前有时也要排队了。这个年头，除了买经济适用房，哪还有排队的事情呀？买小丁的烧饼就要排队！没半年，小丁又分别在城东和城西开了两家分店，同时也发现有人悄悄地挂起了“麻子烧饼”的招牌。小丁气坏了，他才是丁麻子唯一血统纯正的传人，怎能容忍别人分享“麻子”红利？他没见过爷爷，就请画家按照他父亲的照片画了像，脸上任意而夸张地点上几颗大黑点儿，然后去注册了“丁麻子”商标，请了律师，经过维权，小丁赢了。小丁还上了电视，面对千家万户，小丁字字铿锵句句煽情地大声说：“老街旧邻们，您还记得有着近百年历史的麻子烧饼吗？还记得四十年前卖烧饼的丁大麻子吗？相信您一定还留着舌尖上的记忆，我是他老人家唯一的儿子，也就是丁麻子烧饼唯一的正宗第三代传人，记住丁麻子，记住麻子烧饼，记住我，我就是新时代的丁麻子！”

    现在，谁都知道，已经不亲手做烧饼的烧饼店老板，那个脸白面光的中年人，叫丁麻子。

（本文有删改）

一条鱼的狂奔

周海亮

    他的手里提一个沉甸甸的冲击钻，腰间别一个丑陋并陈旧的卷尺。不远处的长椅上，坐着几个等车的人。那里还有一个空位。他需要一个位子，可是他不敢走过去。

    他已经累了一天。他把自己悬挂在接近竣工的楼房外墙，用极度别扭的姿势把坚硬的混凝土外壳打钻出一个个大小不一的圆孔。这是他在城市里糊口的惟一本钱和留下来的全部希望。①有时他感觉自己就像一条鱼，一条离开了河川，在陆地上奔跑的鱼。他必须不停地狂奔，用汗水濡染身体。他不敢停下来。太阳会把他烤干。

    已经疲惫到极致，他的两腿仿佛就要支撑不住他瘦小的身体。他不断变换着站立的姿势，使自己舒服或者看起来舒服一些。没有用。腿上的每一丝肌肉都在急速地蹦跳和抽搐。这些微小的抽搐几乎要牵着他，奔向站牌下的那一个空位。

    姑娘坐在那里，空位在姑娘身边。姑娘的额头洒着几粒赭红色的迷人麻点。姑娘的眉眼描得细致迷人。姑娘穿着很长的黑色皮靴，很短的黑色皮裙。皮裙和皮靴之间，露出一截令他眩晕的圆润的大腿。他看了姑娘很久。他是用眼的余光看的。城市生活让他习惯了用余光观察所有美好的东西——越是美好的东西，越是不动声色。有风，姑娘身上的香味不断飘进他的鼻子，让他宁静、安逸、幸福和自卑。

    他上了公共汽车，投下一枚硬币。他希望得到一个位子。他果真得到了。是公共汽车的最后一排，他冲过去，把身体镶在上面。他几乎在那个巴掌大的硬椅上平躺下来。他是那么疲惫，坐着有多么幸福。

    香味再一次钻进他的鼻子，轻挠着他，让他打了一个羞愧的喷嚏。他把脑袋转向窗外，眼睛却盯着姑娘锦缎般光洁的皮肤。当然是用余光，他的余光足以抚摸和刺透一切。他再一次变得不安起来。他挺了挺身子，坐得笔直。

    车厢里越来越拥挤。所有站着的人，都在轻轻摇摆。姑娘倾斜着身子，一只手扶住身边的钢管。姑娘的旁边站着一位男人，身体随着汽车的摇摆，不断碰触着姑娘。他的脸红了。好像自己就是那位男人，好像他攥着的，不是冷冰冰的冲击钻，而是姑娘甜藕一样的胳膊。

    他看到姑娘扭过头去，厌恶地看看男人。男人尴尬地笑，做一个无奈的表情。姑娘没有说话，她小心并艰难地使自己和男人之间闪出一条狭窄的缝隙。汽车突然猛然摇晃，姑娘的努力顷刻间化为泡影。现在她和男人，再一次贴到一起。

    于是他站了起来。他对自己的举动迷惑不解。他对姑娘说，这儿有个座位，你坐。他想他应该说出了这句话，因为他的嘴唇在飞快地抖动。姑娘看看他，懵懂的表情，似乎没有明白他的意思。他只好指指自己让出来的位子，他对自己说，这儿有个座位，你坐。姑娘瞅瞅他，再瞅瞅那个空位，再瞅瞅他。姑娘把头重新扭向窗外。姑娘没有动，也没有理他。姑娘说，哈。

    他的表情便僵住了。他感觉自己被当众扒光了衣服，所有人都在细细研究他身上每一个肮脏的毛孔。他没有坐下。他把脸扭向男人。他对男人说，这儿有个座位，你坐。他听到自己的声音在轻轻颤抖。那是哀求的调子，透着无比的卑微和真诚。

    男人笑了。他不知道男人为什么笑，但男人的确笑了。男人的脸上瞬间堆满了快乐的细小皱纹。男人没有动，甚至没看那个空位。男人盯着他。男人说，哈。

    声音是从鼻子挤出来的——那声音有些失真。

    他有一种强烈的想哭的冲动。那座位就那样空着，没有人去坐。包括他。很多人都在看他，面无表情。他感觉自己被他们一下一下地撕裂开来，每个人都拿到其中一块，细细研究。

    他提前两站逃下了车。他提着那个沉甸甸的冲击钻，慢慢走向宿舍。他感到很累，似乎马上就要瘫倒。他经过一个报摊，停下来。他把眼睛贴上了当天的晚报。

    他对晚报并不感兴趣。他只想知道现在离过年，还有几天。

    他把冲击钻换到另一只手。②他感觉自己是一条即将脱水的鱼，正被太阳无情地炙烤。他想明年，自己应该不会再来这个城市了。因为在乡下，淌着一条温暖的河。

    一缕熟悉的清香悄悄钻进他的鼻孔。他没有转身，继续盯着那张晚报。突然他再一次紧张起来，他感觉姑娘就站在不远处，盯着他看。

    他转过身。他第一次面对姑娘。他看到姑娘迷人的脸。他的身体开始战栗不安。

    姑娘说刚才是你吗?他点点头。姑娘说哦，转身走开。姑娘走了几步，再一次停下。姑娘扭过脸，说，谢谢你啊。然后转身，走进一家服装店。

    他开始了无声的狂奔，泪洒成河。他感到安静和幸福。③他感觉自己就像一条鱼，在炙热的陆地上不停地奔跑。他不能停下，他需要汗水和眼泪的濡染。

    他想他明年，可能，还会留在这里。他知道这个城市需要他，用极度别扭和危险的姿势，将坚硬的混凝土外墙，钻磨出一个个大小不一的圆孔。

面具

魏炜

    海森是一个二流演员，他的经纪人给他介绍了一份工作，大富翁费德诺聘请他去给父亲老费德诺演场戏。老费德诺病重住院了，费德诺先生本该在医院里陪着他，但费德诺先生很忙，根本挤不出那么多的时间。但他又怕这事传出去会败坏自己的形象，这时他就想到了和自己长得很像的海森。

    海森是个演员，经过两天的练习，已学得惟妙惟肖，就连费德诺先生本人也分辨不出来。再戴上根据费德诺先生的面貌特制的橡皮面具，简直就是费德诺先生再生了。他就和费德诺先生签下了合同，正式演出了。

    第一次走进病房时，海森还有些忐忑，他老老实实地坐到床边。老费德诺先生看到他到来很高兴，絮絮叨叨地说起了他童年的趣事。海森不敢搭腔，只是在一边不时地应和一句，或是笑笑。但老费德诺先生似乎已经很满足了，脸上一直带着微笑。海森看规定陪护的时间到了，就站起身来。老费德诺一把拉住了他的胳膊，乞怜地望着他，“再陪我一会儿吧，我知道你很忙，但我真的想跟你再说说话呀。好吗？”海森看到老人眼睛里那份热切的期待和隐隐的凄楚，不忍拒绝，就又坐到床前。老费德诺先生又说了10分钟，这才和他依依不舍地告别，并热切地要求他明天准时赶过来。

    一出医院，经纪人就递给他一张支票，海森高兴地收起了支票，这时，过来一个年轻人，声称是《太阳快报》的记者，听闻费德诺先生放弃了很多生意，每天都赶到医院来陪伴父亲，很是感动，特地来采访的。

    海森不愧是一个演员，很快就酝酿出了情绪，来了一个现场表演。他诉说了自己对父亲的爱，诉说了父亲对自己的好，说到动情处，还流下了几滴眼泪，感动得记者眼圈儿都红了，不失时机地给他拍了一张大特写。

    第二天一早，费德诺先生就打来了电话，说《太阳快报》登出了那篇专访，非常精彩，有很多人打电话对他表示敬意，还有几个合作伙伴要尽快跟他签订供货合同。他要提高付给海森的酬金，还要把合同期延长。

    之后，海森继续如约赶到医院，慢慢地他不仅听老费德诺先生说话，还给他讲些笑话。老费德诺经常笑得前仰后合，像个孩子一样兴奋。

    这天下午，海森像往常一样赶到医院。老费德诺脸色很不好，主治医生告诉海森，老费德诺的血液化验中发现了一种病毒变异。这种病毒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药物可以抑制它，它会要了老费德诺的命。

    海森立刻给费德诺先生打了电话，通报了老费德诺的病情，恳求他抽出一些时间到医院去陪陪老费德诺，这可是他生命的最后几天了。

    费德诺连连推辞：“我没有时间，希望你能多陪陪他，我可以给你更多的钱。”

    海森生气了：“费德诺先生，在你的眼里只有钱吗？他是你的父亲，他现在需要你。”

    费德诺也生气了：“不用你来教训我，我知道该怎么做。请你按照合同做，不然……”他话里的意思很明白。海森将面临巨额合同赔款。

    海森给气病了。医生对他进行了全面的检查。脸色变得凝重起来。海森开上了玩笑：“你不会是说在我的血液里化验出了变异的病毒吧？”医生点了点头。海森猛地一惊，愤怒地吼道：“费德诺，这个混蛋，他骗了我！他是制药公司的老板，是赫赫有名的病理学专家，他一定猜到了老费德诺身体里的病毒有传染性。这个混蛋，他让我替他得了病！”

    第二天下午，又到了他该去陪伴老费德诺的时间。他本来已经恨透了费德诺，下定决心不再替他装下去了，但时间一到，他就再也坐不住了，还是悄悄溜出医院，换上了行头，戴上了面具，赶到了老费德诺的病房。

    老费德诺躺在病床上，有气无力地对他说：“我以为你不会来了。”

    海森笑了：“为什么不来？我听到了好几个笑话，一定要讲给你呢。”

    老费德诺欣慰地望着他，点了点头，眼睛里竟闪烁着泪光。他一挥手，从门外进来两个年轻人，他们是老费德诺的律师。老费德诺对海森说：“先生，请告诉我你的名字。我已经立下了遗嘱，要把财产全部转给你。”

    海森一愣：“你早就看出了我不是你的儿子？”

    老费德诺点了点头，目光中满是辛酸：“儿子的一言一行、一颦一笑，都装在了我的脑子里。自打你一进门，我就看出你是假冒的了。但我很喜欢你，孩子。你给我带来了快乐，我的生活变得有滋有味，我每天都在盼着你来呢，就连那个可怕的病毒，也被你的快乐赶跑了。我真要谢谢你啊，孩子。”

    海森更是惊愕了：“你都好了？那，那个病毒……”老费德诺得意地笑了：“那是我和医生合演的一出戏，就是要考验考验你，我的孩子。”

    海森心下一松，伸手准备去揭下脸上的面具。

    老费德诺拦住了他：“别揭掉它，孩子。”

    海森愣住了：“你都知道我是假冒的了，我还戴着它干什么呢？”

    老费德诺痛苦地摇了摇头：“你就给我留下这最后的一点儿希冀吧！”

    海森点了点头，重新又把那个费德诺的面具戴好。

苦恼

契诃夫

    我向谁去诉说我的悲伤?

大片的湿雪绕着刚点亮的街灯懒洋洋地飘飞，落在房顶，马背，肩膀，帽子上。车夫约纳周身雪白，像是一个幽灵。他在赶车座位上坐着，一动也不动，身子往前伛着， 伛到了活人的身子所能伛到的最大限度。即使有一个大雪堆倒在他的身上，仿佛他也会觉得不必把身上的雪抖掉似的……他那匹小马也是一身白，也是一动都不动。

“赶车的，到维堡区去！”约纳听见了喊声，“赶车的！”

约纳猛地哆嗦一下，从粘着雪花的睫毛里望出去，看见一个军人，穿一件带风帽的军大衣。

    “到维堡区去！”军人又喊了一遍。

    为了表示同意。约纳就抖动一下缰绳，于是从马背上和他肩膀上就有大片的雪撒下来……

    约纳回过头去瞧着乘客，努动他的嘴唇……他分明想要说话，然而从他的喉咙里却没有吐出一个字来，只发出咝咝的声音。

    “什么？”军人问。

    约纳撇着嘴苦笑一下，嗓子眼用一下劲，这才沙哑地说出口：“老爷，那个，我的儿子……这个星期死了。”

    “哦！……他是害什么病死的？”

    约纳掉转整个身子朝着乘客说：“谁知道呢！多半是得了热病吧……他在医院里躺了三天就死了……”

    “赶你的车吧……”乘客说。“照这样走下去，明天也到不了。快点走！”

    车夫就又伸长脖子，用一种稳重的优雅姿势挥动他的鞭子。后来他有好几次回过头去看他的乘客，可是乘客闭上眼睛，分明不愿意再听了。他把乘客拉到维堡区以后，就把雪橇赶到一家饭馆旁边停下来，坐在赶车座位上又不动了……湿雪又把他和他的瘦马涂得满身是白。一个钟头过去，又一个钟头过去了……

    人行道上有三个年轻人路过，其中两个人又高又瘦。第三个却矮而驼背。

    “赶车的，到警察桥去！”那个驼子用破锣般的声音说，“一共三个人……二十戈比！”

    二十戈比的价钱是不公道的，然而他顾不上讲价了……如今在他都是一样，只要有乘客就行……

    “好，走吧！”驼子用破锣般的嗓音说，“快点跑！”

    约纳感到他背后驼子的扭动的身子和颤动的声音。他听见那些骂他的话，看到这几个人，孤单的感觉就逐渐从他的胸中消散了。约纳不住地回过头去看他们。正好他们的谈话短暂地停顿一下，他就再次回过头去，嘟嘟哝哝说：

    “我的……那个……我的儿子这个星期死了！”

    “大家都要死的……”驼子叹口气说，“得了，你赶车吧！”

    约纳回转身，想讲一讲他儿子是怎样死的。可是这时候驼子轻松地呼出一口气，声明说，谢天谢地，他们终于到了。约纳收下二十戈比以后，久久地看着那几个人的背影。后来他们走进一个黑暗的大门口，不见了。他又孤身一人，寂寞又向他侵袭过来……他的苦恼刚淡忘了不久，如今重又出现，更有力地撕扯他的胸膛。约纳的眼睛不安而痛苦地打量街道两旁川流不息的人群：在这成千上万的人当中有没有一个人愿意听他倾诉衷曲呢？然而人群奔走不停。谁都没有注意到他，更没有注意到他的苦恼……那种苦恼是广大无垠的。如果约纳的胸腔裂开，那种苦恼滚滚地涌出来，那它仿佛就会淹没全世界，可是话虽如此，它却是人们看不见的。这种苦恼竟包藏在这么一个渺小的躯壳里，就连白天打着火把也看不见……

    大约过了一个半钟头。约纳已经回到大车店。在一个肮脏的大火炉旁边坐着了。炉台上，地板上，长凳上，人们鼾声四起。约纳瞧着那些睡熟的人，后悔不该这么早就回来……

    “连买燕麦的钱都还没挣到呢。”他想，“这就是我会这么苦恼的缘故了。一个人要是会料理自己的事……让自己吃得饱饱的，自己的马也吃得饱饱的。那他就会永远心平气和……”

    墙角上有一个年轻的车夫站起来，带着睡意，往水桶那边走去。

    “你是想喝水吧？”约纳问。

    “是啊。想喝水！”

    “那就痛痛快快地喝吧……我呢。老弟，我的儿子死了……”

    约纳看一下他的话产生了什么影响，可是一点影响也没看见。那个青年人盖好被子，连头蒙上，睡着了。如同那个青年人渴望喝水一样，他渴望说话，他的儿子去世快满一个星期了。他却至今还没有跟任何人好好地谈一下这件事……应当有条有理、详详细细地讲一讲才是……应当讲一讲他的儿子怎样生病，怎样痛苦，临终说过些什么话，怎样死掉……是啊，他现在可以讲的还会少吗？听的人应当惊叫，叹息，掉泪……

    “去看一看马吧，”约纳想。

    他穿上衣服，走到马房里。他想起燕麦、草料、天气……关于他的儿子，他独自一人的时候是不能想的……跟别人谈一谈倒还可以；至于想他，描摹他的模样，那太可怕，他受不了……

    “你在吃草吗？”约纳问他的马说，“好，吃吧……既然买燕麦的钱没有挣到，那咱们就吃草好了……是啊……我已经太老，不能赶车了……该由我的儿子来赶车才对，我不行了……他才是个地道的马车夫……只要他活着就好了……”

    约纳沉默了一会儿．继续说：“就是这样嘛，我的小母马……库兹马不在了……他下世了……他无缘无故死了……比方说，你现在有个小驹子，你就是这个小驹子的亲娘……忽然，比方说，这个小驹子下世了……你不是要伤心吗?”

    那匹瘦马嚼着草料，听着，向它主人的手上呵气。

    约纳讲得入了迷，就把他心里的话统统对它讲了……

（文本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