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伦之痒

    “有没有人像我一样，明明很心疼妈妈却总是跟她吵架?”由全球热门排行榜微博发布的这句话，20多字，被转发1万2千多次，评论大多是“举手”“我也是”这般字眼，感同身受之情跃然纸上。

    在成年独生子女与空巢父母之间，有这样一种“天伦之痒”正在悄悄发生。当独生子女离家求学工作数年，再以独立的社会人姿态回归，常常惊觉，在他们与曾经最为亲密的父母之间，空白的岁月已悄然划下鸿沟。

    因价值观念、思维行为、道德标准等不同而带来的两代人差异，通常被称为代沟，并不稀奇，然而，没有哪一个国家像今日中国这样，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三个时代和社会阶段的社会结构并存于当下，生活在不同社会形式下的父母与子女之间，由于经济、历史、教育等原因，形成了奇特的代际差异——双方既渴望亲密，却只能疏离；疏离之中，亦有无法剪断的现实羁绊，以及从经济到心理的相互依赖。

    在我国，由计划生育政策所造就的第一代独生子女已经长大成人。统计表明，独生子女人口已超过1亿。“独生子女家庭所具有的‘三口之家’的特征使得走向社会的青年独生子女与他们父母之间的关系显得更加突出”，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风笑天如此表示。

    独生子女与父母之间，是时空压缩了的社会，穿越时代般的差异；也是彼此唯一的现实，羁绊日益加深，距离却被迫拉近，就像两块不同形状的木板，不得不捆绑到一起，挣扎与碰撞由此产生。

    在独生子女成长的这30年间，中国变化可谓风云激荡、波澜壮阔。改革开放让社会充满着计划与市场、公平与效率、精神与物质的攻守起伏，时至今日，身处国家的不同地方，几乎可能造就身处不同的时代，差异巨大的生活方式、道德观念、文化习俗等，在同一时空内相互作用——社会学者孙立平称之为“断裂社会”。

    当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时，横亘在50、60后父母与80、90后独生子女之间的时代鸿沟，可能达到300年。“独生子女和父母交流思想的难度，基本等于一个美国普通青年和独立战争时代的先人交流”，一位网友评论说。

    思想上的鸿沟，大多反映在类似的生活小事上：50后、60后父母们接受到的祖训是，不能分梨吃，筷子不能插在饭上，食物不能倒进厕所，右眼皮跳会有灾，更加会引起争端的，则是关于生活方式上，如：坐月子不能洗头、不能吃生冷、小孩子就是要多吃多穿……

    父母退休后，操心独生子女和孩子家里的事儿，就成了他们生活的重要内容。除了孩子，父母没有别的依靠，也不太可能依靠国家。然而，一旦两代人不可避免地要长期同住，各种矛盾亦随之而来。有调查显示，与父母分住的青年的亲子关系，明显比与父母同住青年的亲子关系更紧密一些；子女与父母住在一起，虽便于交谈和互动，但也可能形成更多亲子冲突。悲哀的是，许多80后仍然不得不继续“啃老”。他们势单力孤，没有父母支援，实在是难以应付这个汹涌变化的社会。

    独生子女与空巢父母，或许注定便是这样冲撞与伤害、和解与依赖的两代人。尽管艰难，但还是要相互陪伴着、搀扶着走完。

（节选自《中国新闻周刊》）

    关于重阳节的来源，向来最为人们津津乐道的，是南朝《续齐谐记》所载的东汉汝南人桓景，经方士费长房指点登山辟邪躲过一劫的故事。不过这个说法，并不可信。《齐谐》是一部志怪书，连作者自己也没有把它视作史实。晋葛洪《神仙传》说，费长房在东汉时曾做过汝南市掾，后来跟仙人壶公入山修道去了。而桓景，在有关东汉、三国史事的文献资料中都寻觅不到影子，仅仅在《宋书·符瑞志》中提到东晋成帝时有个太守叫桓景。

    春秋战国时期对山神的崇拜已很普遍，并形成了一套祭祀礼仪，而这种登高祭祀活动，在人类早期是作为最直接的生存需求出现的。原始先民依靠采集和狩猎谋生，群居穴处，辗转山林。山林间生长着各种植物，隐栖着许多飞禽走兽，物产丰饶，早就引起人们的关注。山上云雾弥漫，而人们又观察到云气能致雨，以为山岳为神龙居所，有降雨的能力。而且，山峰插入云霄，高不可攀，人们以为是登天的梯子或撑天的柱子，上面是神仙的居所，并且虔诚地相信，只要登上它，就能超越芸芸众生。原始先民领略了莽莽群山千变万化的自然现象，因而滋生了“万物皆有灵”的神秘自然观念，崇拜、敬畏山岳山神，并且激发了登临神山圣境的强烈愿望。“崇”字从“山”从“宗”，说明“崇拜”原来就是专对山岳而言的。

    秦统一中国后，一直到汉朝，皇帝对山川祭祀都非常重视，每年都要巡狩、祭祀或封禅名山大川，各地登高的活动也随之兴起。据史料记载，约于刘邦在中原创立汉朝之时，割据岭南的南越王赵佗就曾登临越秀山，君臣饮宴游乐。与刘邦同时代的汉闽越王无诸，也在九月九日率领臣属登上福州的于山，插茱萸，饮菊花酒，宴集游乐。这些登高活动，比桓景的所谓“登高避祸”要早二百多年。最早明确记述九月九日登高习俗的是三国初期魏文帝曹丕的《九日与锺繇书》：“岁往月来，忽复九月九日。九为阳数，而日月并应，俗嘉其名，以为宜于长久，故以享宴高会。”九是最大的阳数，“九九”相重，又与“久久”谐音，故认为是适宜于长久、十分吉利的节日。

    稍后，南朝梁宗懔的《荆楚岁时记》记述了当时的重阳节俗：“九月九日，四民并藉野饮宴。”北朝杜台卿的《玉烛宝典》进而解释说：“其时黍秫并收，因以黏米嘉味触类尝新，遂成积习。”这些记载都说明重阳节的最初涵义并非辟邪避灾，而是欢庆祈福。农历九月，夏季作物已经成熟，晚秋作物也丰收在望。黍秫收割后，各家各户满怀丰收的喜悦，品尝以黍米或秫米做成的新米饭，娱神又娱人。士农工商各行各业的人，成群结队到都外铺草为席，设宴饮酒，欢乐相庆，答谢山川大地赋予的恩惠，并祈求神灵继续保佑，使人们丰衣足食，得以长寿。

    古人说：“重九须登高，不高无节气。”自各地开山建刹以来，重阳登高便由人类原生态山岳山神崇拜，过渡为朝觐山神与菩萨的朝山活动，并最终演变为群众性的登山娱乐体育活动。        

（选自《光明日报》，有删改）

“幸福悖论”的道德反思

    “幸福悖论”，指幸福增长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不一致问题，也即通常所说的更多财富没有带来更大幸福。随着能源危机、资源短缺与环境污染等问题的日趋严峻，与生活质量相关的幸福问题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西方国家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即开展了幸福指数的相关调查研究。

    l974年，美国南加州大学经济学教授理查德•伊斯特林发表了著名论文——《经济增长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提高人们的快乐》，提出收入增加并不一定导致快乐增加，这一论点被称为“伊斯特林悖论”，也称“幸福悖论”“幸福——收入之谜”。国家之间的比较研究以及长期的动态研究表明，人均收入的高低同平均快乐水平之间没有明显的关系。在收入达到某一点以前，快乐随收入增加而增长，但超过那一点后，这种关系却并不明显。在任何一个国家内部，人们的平均收入和平均快乐之间也没有明显的关系，包括文化特征在内的许多其他因素会影响快乐。作为社会福利衡量指标的国民生产总值没有能将一些看不见的，但又非常重要的东西纳入衡量之列，如内心的平静和幸福，而这恰恰被许多人当作生活的最终目标。

    “幸福悖论”问题的出现有着深刻的理论根源和切实的经验依据。传统的经济学认为，增加财富是增加幸福的主要方式。首先，财富的增加使人们有可能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购买消费的物品；其次，更多的财富给了人们更多的选择的权力，人们可以自由地选择消费或不消费某些商品，因此，更多的财富会带来更大的幸福。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金钱和财富成为幸福的代名词。一般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的幸福感应该增强，特别是在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不是很高，人们收入较少，处于贫穷阶段时，收入的增加、财富的增长无疑是人们幸福生活的重要影响因子。但是，物质丰裕并不是幸福的充分条件，人不仅要活着，而且要活得有意义和价值。幸福是快乐和意义的结合，温饱问题得到解决后，精神上的追求就显得愈益迫切。如果人们依然把物质财富的增长与积累作为生活的唯一目标，人类的精神和道德发展自然就被放逐而沦亡。有学者认为“当今社会虽然变富了，可是没有更快乐，就是因为许多人不懂得人生真谛，正在做钱的奴隶而变得痛苦。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把所有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都锁定在物质财富的增加上，其实就是把钱当作唯一的目标，无疑起了不好的作用”。

    “幸福悖论”并不是真正的逻辑悖论，其之所以作为悖论而引起人们的关注，恰恰体现了人类生活的丰富性、复杂性和统一性，同时也提示我们，人类对幸福的认知仍处于启蒙阶段。

（选自《求实》，有删改）

毁誉

季羡林

    ①好誉而恶毁，人之常情，无可非议。

    ②古代豁达之人倡导把毁誉置之度外。我则另持异说，我主张把毁誉置之度内。置之度外，可能表示一个人心胸开阔，但是，我有点担心，这有可能表示一个人的糊涂。

    ③我主张对毁誉要加以细致的分析。首先要分清谁毁你、谁誉你、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由于什么原因。这些情况弄不清楚，只谈毁誉，至少是有点模糊。

    ④我记得在什么笔记上读到过一个故事。一个人最心爱的人，只有一只眼。于是他就觉得天下人（一只眼者除外）都多长了一只眼。这样的毁誉能靠得住吗？

    ⑤还有我们常常讲什么“党同伐异”，又讲什么“臭味相投”等等。这样的毁誉能相信吗？

    ⑥孔门贤人子路“闻过则喜”，古今传为美谈。我根本做不到，而且也不想做到，因为我要分析。是谁说的？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点，因为什么而说的？分析完了以后，再定“则喜”还是“则怒”。喜，我不会过头；怒，我也不会火冒十丈，怒发冲冠。孔子说：“野哉，由也！”大概子路是一个粗线条的人物，心里没有像我上面说的那些弯弯绕。

    ⑦我自己有一个颇为不寻常的经验。我根本不知道世界上有某一位学者，过去对于他的存在，我一点都不知道，然而，他却同我结了怨。因为，我现在所占有的位置，他认为本来是应该属于他的。因此，他勃然对我心怀不满。我被蒙在鼓里，很久很久，最后才有人透了点风给我。我不知道，天下竟有这种事，只能一笑置之。不这样又能怎样呢？我想向他道歉，挖空心思，也找不出丝毫理由。

    ⑧大千世界，芸芸众生，由于各人禀赋、生活环境等不同，各人的人生观、世界观等等，都不会一样。比如吃饭，有人爱吃辣，有人爱吃咸，如此等等。又比如穿衣，有人爱红，有人爱绿，如此等等。在这种情况下，最好是各人自是其是，而不必非人之非。俗语说：“各人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这话本来有点贬义，我们可以正用。每个人都会有友，也会有“非友”，我不用“敌”这个词儿，以免误会。友，难免有誉；非友，难免有毁。碰到这种情况，最好抱上面所说的分析的态度，切不要笼而统之，一锅糊涂粥。

（选自季羡林著《谈人生》，有删减）

    文艺是一种表现而不是一种卖弄。表现的理想是文情并茂，“充实而有光辉”，虽经苦心雕琢，却是天衣无缝，自然熨贴，不现勉强作为痕迹。一件完美的艺术品像一个大家闺秀，引人注目而却不招邀人注目，举止大方之中仍有她的贞静幽闲，有她的高贵的身份。

    艺术和人一样，有它的品格，我们常说某种艺术品高，某种艺术品低，品的高低固然可以在多方面见出，最重要的仍在作者的态度。品高的是诚于中，形于外，表里如一的高华完美。品低的是内不充实而外求光辉，存心卖弄，像小家娼妇涂脂抹粉，招摇过市，眉挑目送的样子。

    文艺的卖弄有种种方式。最普遍的是卖弄词藻，只顾堆砌漂亮的字眼，显得花枝招展，绚烂夺目，不管它对于思想情感是否有绝对的必要。从前骈俪文犯这毛病的最多，现在新进作家也有时不免。

    其次是卖弄学识。文艺作者不能没有学识，但是他的学识须如盐溶解在水里，尝得出味，指不出形状。有时饱学的作者无心中在作品中流露学识，我们尚不免有“学问汩没性灵”之感，至于有意要卖弄学识，如暴发户对人夸数家珍，在寻常人如此已足见趣味低劣，在文艺作品中如此更不免令人作呕了。

    过去中国文人犯这病的最多，在诗中用僻典，谈哲理，写古字，都是最显著的例。新文学作家常爱把自己知道比较清楚的材料不分皂白地和盘托出，不管它是否对于表现情调、描写人物或是点明故事为绝对必需，写农村就把农村所有的东西都摆进去，写官场也就把官场所有的奇形怪状都摆进去，有如杂货店，七零八落的货物乱堆在一起，没有一点整一性，连比较著名的作品如赛珍珠的《大地》，吴趼人的《二十年来目睹之怪现状》之类均不免此病，这也还是卖弄学识。

    第三是卖弄才气。文艺作者固不能没有才气，但是逞才使气，存心炫耀，仍是趣味低劣。像英国哲学家休谟和法国诗人魏尔兰所一再指示的，文学不应只有“雄辩”（eloquence），而且带不得雄辩的色彩。

    “雄辩”是以口舌争胜，说话的人要显出他聪明，要博得群众的羡慕，要讲究话的“效果”，要拿出一副可以镇压人说服人的本领给人看，免不掉许多装模作样，愈显得出才气愈易成功。但是这种浮浅的炫耀对于文学作品却是大污点。一般文学作者越有才气，也就越难避免炫耀雄辩的毛病。

    从前文人夸口下笔万言，倚马可待，文成一字不易，做诗押险韵，和韵的诗一做就是几十首，用堂皇铿锵的字面，戏剧式表情的语调，浩浩荡荡，一泻直下，乍听似可喜，细玩无余味，这些都是卖弄才气，用雄辩术于文学。爱好这一类的作品在趣味上仍不很高。

选自朱光潜《文学上的低级趣味》

    中国现代哲学是在西方哲学的冲击下建立起来的。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虽然有丰富的“哲学思想”和“哲学问题”，但是“哲学”并没有从经学、子学中分离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它是由于西方哲学的传入而在20世纪逐渐建立的。因此，它就有面对“中国传统哲学”和“西方哲学”的两重任务。这就是说：中国现代哲学既可以“接着”中国传统哲学讲，也可以在消化西方哲学的情况下，“接着”西方某个哲学派别讲，而使之成为中国哲学。

    “中国传统哲学”，是由西方哲学传入，并经过众多学者利用和借鉴西方哲学而发展成的一门独立的哲学学科。而一旦我们对“中国传统哲学”有了认识，我们就会发现它无疑是人类哲学理论中的宝贵精神财富。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必须把自己的“哲学”作为其民族、国家生存发展的根基。因此，接着中国传统哲学讲应是建立中国现代哲学，使中国哲学从传统走向现代的重要路径。如果我们要掌握西方哲学的真精神，不仅要像南北朝诸高僧那样，系统地翻译介绍和借用西方各时代的经典和各种流派的学说，而且还要像隋唐时期的高僧那样，通过对西方经典的诠释和研究，把中国思想加入和融化其中，这样才能更好地消化西方哲学，丰富中国哲学，使中国现代哲学走向世界。

    “接着讲”还有一层意思，就是要重视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来中国的哲学家在建设中国现代哲学上所取得的成果，要考虑他们提出的哲学问题，要评论他们的得失。现在有一些新一代的哲学家正是这样的。例如陈来的《现代中国哲学的追寻》，就是在深化着冯友兰“新理学”的某些思想，评论“新理学”的得失，并提出了一些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哲学就是要不断追问，不断创新。

    有的学者提出，对哲学思想不仅可以“接着讲”，而且可以“对着讲”或“另外讲”。我们说，哲学思想的研究不能只是“照着讲”，而要“接着讲”，只是说对于哲学，应该发展它，并没有只能“接着”某种哲学讲的意思。在历史上，对哲学思想有“接着讲”的，当然也有“对着讲”的，例如韩非的《五蠹》就是对着儒家和墨家讲的，道家的老庄也可说是在儒家之外的“另外讲”。但是从人类文化发展的历史来看，“对着讲”和“另外讲”也是一种意义上的“接着讲”。例如韩非的《五蠹》，从一方面说，是“接着”早于他的法家思想家来讲的：从另一方面说，又是因已有儒墨思想，他从相对立的方面“接着讲”的。又如庄子的书，当然是另外一种不同于儒家的思想路径，他一方面是接着老于讲；另一方面，又与郭店的三种《老子》本不同，直接批坪了孔子的儒家思想。正是已有儒家思想，他才有批评对象，这从一个角度看，也可以说是“接着讲”了。哲学研究的价值就在于提出新思想、新方法，开辟新的方向和新的研究领域。

（摘编自汤一介《中国现代哲学的三个“接着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