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维辛集中营逃狱记

    中国网1月9日讯 位于波兰境内的奥斯维辛集中营是二战时纳粹德国最臭名昭著的集中营，在这里曾经关押了数百万人，成功逃脱的只有144人，波兰人卡齐米尔兹·皮乔夫斯基就是其中之一。如今已91岁高龄的他讲述了70多年成功逃离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经历以及自己不同寻常的生活。

    1942年6月20日这一天，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出口处负责路障的一个党卫军士兵感到害怕，不知所措，因为集中营指挥官鲁道夫·胡斯的汽车就在他的面前。车里有4个全副武装的党卫军，其中一名少尉正朝他大喊大叫，骂骂咧咧。

    “清醒一下，你这个家伙！”那个军官喊道：“赶快放行，要不我打死你！”那个卫兵吓坏了，连忙升起路障，让这辆马力强大的汽车过去，开远了。

    然而，要是这个卫兵走近一点看，就会注意到一些奇怪的事情：汽车里那几个人浑身冒汗，脸色因害怕而变得灰白。原来，他们根本不是党卫军，而是穿着偷来的制服、开着偷来的汽车的波兰囚犯。而行动的策划者——那名“少尉”，就是皮乔夫斯基。

    皮乔夫斯基说：“我们是被送到那里的第二批人，被迫参与集中营的修建。”最初集中营里的那些老建筑不够大，容纳不下在大规模逮捕中抓来的人，于是囚犯们每天必须工作12至15个小时，在隔壁建造一座大型的新营区。

    皮乔夫斯基回忆说：“在开始的3个月里，我们全都处于极度的恐惧之中。”但更可怕的事情还在后头。从1940年6月到1941年6月，纳粹党卫军不断地杀害囚犯——用警棍将他们殴打致死，这是解决集中营拥挤问题最简单的方法。饥饿、超乎想象的暴虐和体力劳动将集中营变成了一座人间地狱，所有这些如今都记录在案。但是皮乔夫斯基记忆中的细节仍然令人震惊。囚犯们每人发一把勺子和一只锡碗——不仅用于吃喝，还要在晚上当尿盆使用。“如果谁的勺子丢了，就要像狗一样就着碗吃；如果碗丢了，那就一点汤都喝不到了。”他说。

    有时候，德国卫兵们只是为了得到一个假期而杀人。皮乔夫斯基说：“当卫兵们感到无聊时，他们会取下某个囚犯的帽子扔到远处，然后再命令他去捡回来。当囚犯跑过去时，他们就朝他开枪。然后声称该犯人试图逃跑，被他们阻止，于是为此得到三天的休假。”

    被关押在这里的囚犯如何应付这样的生活？皮乔夫斯基说：“有些人祈祷，但是那些在他们到来之前被关进集中营就曾祈祷的人会说：‘只要奥斯维辛存在，就不会有上帝。’”

    有6个星期的时间，皮乔夫斯基被分派运送处决后的尸体。“死亡墙位于10号和11号楼之间。卫兵们将囚犯们排成队，然后从背后朝他们头部开枪。”随后，就会有一堆脱光了衣服的尸体，由皮乔夫斯基抬着脚踝，另一个人抬着胳膊，扔到手推车上，再送到火葬场。“有时一天是20具，有时是100具甚至更多。这其中有男人、女人，还有孩子。”他重复说：“还有孩子。”

    不过，直到一位朋友的名字出现在死亡名单上，皮乔夫斯基才产生了逃跑的念头。奥斯维辛集中营不少波兰囚犯由于会说德语而有了用武之地，有些人甚至当上了监狱警察，能够接触到囚犯档案。一天，一个名叫尤金尼厄斯·本德拉的乌克兰朋友来找皮乔夫斯基，本德拉是一位颇有才华的机械师，在集中营的汽修厂劳动。他告诉皮乔夫斯基，那些能够接触到囚犯档案的人告诉他，德国人准备处死他（本德拉），已经列入死亡名单。皮乔夫斯基说：“这一下我彻底绝望了。”于是，逃跑的计划萌发了。

    1942年6月20日，早上在仓库干活时，皮乔夫斯基暗中拧掉了一个锁门的螺栓，因此他们可以爬进去。他们来到二楼的储藏室，破门而入，换上了军官的制服。同时，本德拉用配制的钥匙进了汽修厂，开了一辆汽车过来。

    他们开着汽车前往出口，一路上党卫军向他们敬礼，并高喊“希特勒万岁”。同时要演得逼真，好让卫兵相信我们。”

    到了路障处，由于极度紧张，汽车内的几个人浑身冒汗，脸色苍白。皮乔夫斯基说，“这是最富戏剧性的时刻，我开始叫骂。”党卫军士兵服从了命令，升起了路障，汽车向着自由驶去，他们成了逃出奥斯维辛集中营屈指可数的144人之中的4个人。

（节录自中国网军事，2014年1月9日）

材料一：大连光源：能给原子拍视频

    日前，由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和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联合研制的极紫外自由电子激光装置—“大连光源”，发出了世界上最强的极紫外自由电子激光脉冲，单个皮秒（1皮秒等于一万亿分之一秒）激光脉冲产生140万亿个光子，这套总长100米的装置成为世界上最亮且波长完全可调的极紫外自由电子激光光源。

    “大连光源”由加速器、波荡器和光束线站三部分构成。先由时间宽度为几个皮秒的脉冲激光（驱动激光）在光阴极上打出一簇高密度的脉冲电子，再利用直线加速器将这个脉冲电子束加速到3亿电子伏特的能量，电子的速度与光速非常接近。另一束皮秒或者相近时间宽度的强激光（种子激光）照射在这个高能电子束上，电子束中的电子在种子激光的作用下，就会按照激光的波长在空间重新分布（调制），然后让被调制的电子束继续穿越一系列周期性变化的磁场。电子在周期性磁场中就会一边以光速向前飞行，一边左右摆动，向前辐射出光线。途中各处发射的光会叠加增强，同时电子自身辐射的光也在调制电子自己的空间分布，从而使得电子更加强烈地辐射光线，适当地选择周期性磁场的强度，就会使得种子激光中的某个谐波成分按照前述方式急剧地自激放大并达到饱和，从而输出极紫外激光。

    “‘大连光源’有最亮的‘闪光灯’，峰值功率的亮度比太阳光高100亿倍，有最快的‘快门’，出光长度能达到飞秒（1飞秒等于一千亿分之一秒）、皮秒，不但能让分子、原子‘无处遁形’，还能给它们‘拍电影’，将物理化学反应的全过程动态记录下来。”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所长赵振堂说明了“大连光源”的大用场。

（选自《人民日报》）

材料二：

    自由电子激光是国际上最先进的新一代光源，也是当今世界科技强国竞相发展的重要方向，在科学研究、先进技术、国防科技发展中有着重要的应用前景。自由电子激光的发展在前沿科学研究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特别是近十年来，自由电子激光技术的发展和突破为探索未知物质世界、发现新科学规律、实现技术变革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研究工具。

    “‘大连光源’的建成出光成为我国大科学工程的又一成功范例，也必将大大促进我国在能源、化学、物理、生物、材料、大气、光刻等多个重要领域研究水平的提升，为我国的科学事业注入新的活力。”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王恩哥表示，这一光源的成功研制为我国未来发展更新一代的高重复频率极紫外自由电子激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经济网）

材料三：

    大连光源正式开工建设以来，在两年的时间里完成了基建工程以及里体光源装置的研制，并且在很短的时间内调试成功产生了世界上单脉冲最亮的极紫外激光，创造了我国同类大型科学装置建设的新记录。

    这一项目也开创了我国科学研究专家与大科学装置研制专家成功合作的先例，对于未来加快推动大科学装置在科学研究中的应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以科学目标为驱动，让大连光源成为我国大科学装置研制的典范。赵振堂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我国早期的大科学装置，往往都是先建好装置，再去找用户，看看哪些科学家能用。“但是大连光源把这个过程反了过来，是科学家先对科研有了需求，再找到工程团队来合作。这要求我们在建装置之前就充分调研，开工之前就要掌握装置的科学目标是什么。”

    大连化物所的长处是科学研究，而上海应物所团队在大科学装置建设方面积累了20年的经验，两个团队为了相同的梦想走到了长兴岛，合作顺利得出人意料。

（《中国科学报》）

材料一：

    近日，杭州、郑州、武汉、合肥、南京等20多个城市都出台了人才新政。这些人才政策，既立足国内，又放眼全球，掀起了一场“人才争夺战”。

    郑州市给具有博士学位的青年人才提供每人10万元的首次购房补贴；成都实行全日制大学本科及以上毕业生凭毕业证落户；在杭州，外国人才可享受7项出入境便利政策，创业资助最高可达1亿元，优秀外国留学生毕业后，可直接在杭就业并享受相应补贴等；在南京，为了支持外国留学生直接留在南京创新创业，规定争取国家授权后，外国留学生凭借江苏高校毕业证书、创业计划书，可申请有效期2至5年的私人事务类居留许可等。可以预见，中国各地面向全球招揽人才的态势将一直持续下去。

    “人才争夺可以优化国家人才配置，促进大、中、小城市更加平衡地发展。”中国社科院城市与房地产经济研究室副主任刘彦平表示，中国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和创新创业，人才就是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的核心资源。

（摘编自人民网《20余城掀起“人才争夺战”》，2018年3月28日）

材料二：

    凭身份证学生证半小时落户、以低于市场价20%买房、数十万元就业创业补贴……继南京、西安等20多个城市打响“抢人大战”，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近日也出台政策瞄准高端人才引进。

    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放大招”凸显了各地广聚天下英才，激发竞争活力的期冀。但纳贤不是一锤子买卖，打造“人才高地”也并非一日之功，引得进更留得住并用得好，才能破解创新密码。

    社会心理学家马斯洛说过，人的最高需求层次是自我实现需求。较之物质奖励，价值认同、自我实现感更能打动人心。为人才提供广阔的舞台和上升空间才能留得久。适配的岗位、周到的政策配套、充足的资金设备资源、对知识产权充分的法律保障都是关键要素。为人才营造良好的干事环境，地方需有知人善用、人尽其才的智慧，有舍其所短、取其所长的策略和维护公平法治的能力。

    留住心才能留住人，这需要城市既要大度，也要有温度。让高端人才留下来、智慧活起来，还需把更多精力放到建设宜居宜业、后顾无忧的软环境、暖环境上去。唯有实施更加积极、开放、有效的人才政策，厚植给养人才的土壤，才能让人产生“吾心安处即故乡”之感，才能激发人才红利、提供发展动力。

（摘编自新华网《“抢人大战”，引得来更要用得好》，2018年4月3日）

材料三：

    新加坡《联合早报》5月2日报道，送房屋产权，送面试补贴，甚至还有警官上门服务、提供户籍办理，愈演愈烈的“抢人”战火已在中国20多个大城市熊熊燃烧。

    报道称，参与“抢人”的不仅有户籍优势的新一线城市，无法与之抗衡的三四线城市，也试图用行政手段“抢人”。安徽省三线城市一名中等职业学校就业办负责人说，两年前，学校就收到当地政府的红头文件，要求争取40%至50%的毕业生留在本地就业。

    报道称，大城市年轻劳动人口普遍不足是此轮抢人的重要原因。人口学者易富贤说，2017年以来，中国20至64岁的总劳动年龄人口开始负增长，年轻劳动力资源开始走向枯竭，过去几十年的经济增长高度依赖年轻劳动力的状况难以为继。如果人口过度流入大城市，大城市养育成本高，年轻人生育意愿降低，生育率就会持续下降，也将拉低整个国家的生育率，进一步加剧人口老龄化。应鼓励就近城镇化：“一个50万人口的城市，生育文化保存好，生育率高，父母帮忙带孩子，既有利于养幼，又有利于养老。”

    报道称，不过，中国当下的年轻人恐怕不太容易接受这种传统的理想生活状态。南京审计大学毕业生张经纬说，他已拿到上海一家金融机构的“offer”，虽然薪金待遇不比其他城市更优厚，但他需要的是大城市能够提供的资源、机遇，并不在乎更高的生活成本。

（摘编自《参考消息》，2018年5月3日）

材料一：

    近日，一篇《过度教育，正在毁掉中国家庭的幸福》的文章引起很多人的思考，文章描述了当今很多家庭的现状。很多家庭不是有虎妈就是有狼爸。当孩子开始读书，他的学习状态、他的成绩就是全家人的晴雨表。香港记者屈颖妍是一家杂志的副总编，她感叹管好三个孩子，比做好一本杂志难100倍，更重要的是个人幸福感的缺失。她的一个朋友，在大多数人眼里已经非常优秀，但孩子读初中，成绩不好，她整天像祥林嫂一样，后悔当初没全职在家带孩子，她说如今得到的所有荣誉，都抵消不了孩子学习不好这一个“污点”。

材料二：

材料三：

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研究所数据显示，39.49%的家长认为孩子学业负担重。中小学生平均每周要花费5.4小时进行课外补习，时间最长的省份超过每周7小时。根据调查，在全国，仅有38%的学生没有报辅导班，有62%的学生报了辅导班，其中六成以上的小学生均报名参加了语文、数学、英语等各类辅导班。在所有调查省份中，北京、上海的学生参培率更高，有七成以上；而广东省、山东省相对较少，但同样有接近六成的学生接受课外辅导。根据调查，小学生中每天可睡到自然醒的比例仅为23.9%，每天由闹钟或是他人叫醒的比例高达76.01%。其中有29.26%的学生睡眠不足8小时就被闹钟或是他人叫醒。

材料四：

    一般的认识里，只有学习成绩差的，跟不上班级正常教学进度的学生才上补习班或者请家教，可现在不论成绩好赖，几乎所有的孩子都在上补习班，客观上带来了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有一个有趣的心理学现象叫“剧场效应”，观众席上前面的人站起来了，也会带动后面的人纷纷站起来。同样，在教育方面，前面的孩子抢跑了，也必然会带动后面的一部分人急着想要追上，从而形成了一个当下的教育生态系统，全民补课，全民焦虑。这种大环境下，作为家长，只有两个选择，或者与大环境共舞，或者甩开大环境，尊重自己的教育理念。在两者之间骑墙家长最痛苦，孩子最遭罪。现实中，太多家长在骑墙，既不想让孩子成为功课的奴隶，又见不得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以上材料均来自网络）

    材料一：

6月25日2时9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发射第46颗北斗导航卫星。

    截至目前，北斗三号已成功发射21颗卫星，包括18颗MEO卫星，这一轨道的卫星因小巧灵活加之英文简称谐音而被网友称为“萌星”；1颗GEO卫星，这一轨道的卫星被北斗人称为“吉星”；以及两颗IGSO卫星，被北斗人称为“爱星”。

    “萌星”是全球组网的主力，不辞辛劳地绕着地球满场跑，以求覆盖到全球更广阔的区域；“吉星”则始终随着地球自转而动，以便时刻聚焦祖国；“爱星”则像辛勤的蜜蜂一样，让自己的星下点轨迹始终聚焦亚太地区跳8字舞。此次发射的第46颗北斗导航卫星，是北斗三号系统的第二颗“爱星”。

    （摘编自2019年6月27日“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应用管理中心”网站）

    材料二：

    第十届中国卫星导航年会5月22日在北京召开，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北斗最新成果得到全方位展示。据了解，我国今年还将发射6至8颗北斗三号卫星，继续加快全球组网步伐。

    20余年来，我国北斗导航实现“三步走”。去年，北斗三号卫星更是以一年19星的佳绩在太空中刷新了“中国速度”。在北斗背后，是一支以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为主的研发团队，他们秉持“北斗精神”为国家托举国之重器。

    北斗一号总设计师、中国工程院院士范本尧回忆，国产化从北斗一号的太阳帆板做起，“当时很多卫星都不敢上，北斗是第一个'吃螃蟹'的，硬着头皮上。”之后的国产化攻关更为艰苦，凭借自力更生的创业精神，以总指挥李祖洪、总设计师范本尧等为代表的老一辈北斗人逐一攻克，于2003年建成了北斗一号系统，使我国成为继美、俄之后第三个拥有自主卫星导航系统的国家。

北斗二号研制在国产化的道路上迈出更大步伐。为实现快速形成区域导航服务能力的国家战略，以谢军、杨慧等为代表的北斗人设计了国际上首个以GEO/IGSO卫星为主、有源与无源导航多功能服务相融合的卫星方案，攻克了以导航卫星总体技术、高精度星载原子钟等为代表的多项关键技术，建成了国际上首个混合星座区域卫星导航系统。

北斗三号更是一马当先，开始了从并跑到领跑的征程。五院卫星团队在谢军、迟军、王平、陈忠贵等的带领下，率先提出国际上首个高中轨道星间链路混合型新体制，形成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星间链路网络协议、自主定轨、时间同步等系统方案，填补了国内空白。

    （摘编自2019年5月27日《经济参考报》）

    材料三：

作为一个重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北斗直接牵引带动着数百家单位、上万名研制人员。北斗三号工程副总设计师谢军告诉记者，这些人在过去20多年的研制过程中共同锻造了主动协作、顾全大局的精神。“这是一项团队工程，没有个人英雄，航天事业的成功是一个团队的成功。”

谢军说，即便是团队中的泰斗和“明星”人物，也不“藏着掖着”。他们相信“教会徒弟才能解放师傅，一代更比一代强”，从而醉心于推进知识转移和人才培养。

    （摘编自《中国北斗的自主创新之路——将“命脉”牢牢把握在自己手里》）

    材料四：

    北斗系统被称为“太空丝绸之路”。英国皇家联合军种防务与安全研究所的亚历山德拉・斯蒂金斯表示：“这期间肯定有涉及扩大影响力的因素，但更多则是关于经济安全的。他认为，能够与全球定位系统（GPS）匹敌的全球导航系统，是中国成为太空领域全球领导者雄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摘编自2018年9月25日网易科技报道《BBC：中国北斗导航系统走向全球》）

材料一：

随着算法推荐成为信息分发的重要途径与方式，有一种说法甚嚣尘上，即算法加剧了信息茧房的产生与泛化。由于缺少直接观测信息茧房的量表，所以需对信息茧房的公认特征进行剖析。

在信息供给端，当前，传统媒介、社交型媒介、算法型媒介等不同模式的传播渠道并存。不同媒介的信息分发各有侧重，满足着用户不同维度的信息需求。例如倚重人工的传统媒介，强调社会共性信息解决，通常扮演了“压舱石”的角色。而社交媒介则成为各类偶发性信息与意见交换的重要场所。因此，媒介使用的多样性意味着用户有机会接触到不同的信息与观点，为了解和评估事实提供了多维度的参照。

但是，对算法持负面态度者坚持认为，算法型媒介通过刺激多巴胺分泌致使用户成瘾，并“收割”用户有限的空闲时间。这种时空的侵占降低了用户与其他类型媒介接触的可能，信息渠道变窄，使媒介多样性受到影响。

在信息茧房中，“每个人的世界图景都只是他们所希望看到的，而不是世界本来应该拥有的样子”。基本上人们提到信息茧房时，都会涉及到信息偏食等致的视野局限，以及由此对观念、态度与决定等的影响。

认知均衡理论认为，网络带来了信息大爆炸，面对复杂纷乱的信息，人们容易感到无所适从，为缓解心理焦虑，往往根据个人喜好或既有经验进行筛选和过滤，以保持认知的平衡。技术忧虑者担心算法推荐加剧了上述心理认知，用户将信息选择的权力交给算法，算法根据用户惯习投其所好，形成所谓“过滤气泡”。

如果“过滤”仅涉及个人的娱乐爱好，倒也无可厚非。但算法忧虑者关注的重点在于，算法的“价值无涉”可能等致舆论治理的危机，尤其使得传统媒介“压舱石”功能失灵。但一些观点认为，用户对于不同信源的信任程度并不一致，用户未必就相信自己日常接触的媒体。

在人工智能主导信息分发的时代，所谓把关的权力并未轻易让渡给智能算法，而是通过开放算法原理、加强人工审核、优化推荐系统，引入专业内容生产团队，为算法持续注入了人本与理性的价值。

实际上，信息分发所依赖的算法，已具有越来越多元的发展趋势。不同的算法型信息分发平台很少会使用同一种算法，采用多种算法的信息分发平台所具有的社会构造，从信息流动来说，总体上能够有效地避免“茧房效应”的发生。

在传统的新闻生产中，传播的主导权掌握在新闻媒体手中，媒体控制着传播渠道与传播内容，受众在很大程度上只能作为新闻文本的“解码”者而存在。算法则将媒体的传播主动权部分分流到了受众手中，使用户自身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自己的议程设置者。同时，由于不同用户的需求与个性是各不相同的，经由算法推送的新闻经过用户的分享，使得多种声音同时存在。

（摘编自喻国明：《算法是信息茧房的缔造者，还是打破者？》）

材料二：

从数字化到智能化，生活世界正在悄无声息地发生着根本性的变化。一个层层过滤、慢慢引导、逐渐上瘾、摆脱不掉的“阿得拉社会”（阿得拉是一种会让人上瘾的“聪明药”）正在全方位渗透我们的日常生活。

在这样的智能过滤机制中，也潜藏着一系列的问题：封闭性——用户被孤立和隔绝，个性化的过滤泡里只有你一个人；隐蔽性——你置身于过滤泡内部，却几乎看不到它是如何运作的；强制性——算法的决策权在过滤程序手里，你无法选择，也无处可躲。

其实，在过去的20多年里，有关“信息茧房”、“回音室效应”、群体极化，确认偏误等的论述，或多或少都指向“信息过滤”的问题。然而，在智能时代，当这个问题以过滤泡的形式非常直观地呈现出来的时候，一个更为深层次的忧虑在于，当这样的信息过滤机制成为常态，我们该如何生活其中？

首先，要分清“技术趋势”与“技术事实”。技术发展是一个多种矛盾相互激发的过程，存在着一个大的趋势，同时还蕴藏着多样的可能。在未来，过滤器将渗透进我们生活的各个层面，这是一个技术趋势，但是我们依然可以要求掌握过滤技术的实践主体考虑公共利益、关注人类生存状态，给出更加优化的过滤方案，

其次，在自动化时代要保有“健康的怀疑精神”。在智能时代，基于算法和大数据的“自动化”可能会导致我们丧失“生命知识”。我们沉浸在被“编排”好的知识体系和感官体验中，也在失去批判思考的能力。而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一种“健康的怀疑的精神”是时代和社会进步的动力。

再次，要敢于反视结构，能够反思自身，信息理论家维纳有句名言：自然世界由“无数可能与信息有关的人”组成。这句话阐明了两层关系：在一个信息和控制主导的世界里，人是由与信息相关与否的关系来定义的；而这样的关系形态，最终被建构成了“自然世界”，取得了合法且坚固的优势地位。

最后，要及时更新知识结构，关注个人应有权利。算法作为一种文化形式，它存在着技术门槛和社会边界，但同时又是一种集体生产；它使用技术语言为现实世界打造了一个“数字孪生”，是一个多行动者共同组成的“网络”。

在过滤泡的运行过程中，不仅是科技公司、程序员，每一个参与其中的个体都对算法进行了集体建设。虽然目前阅读和开箱算法都存在一定的技术难度，但算法时代的每个个体，都可以从现在开始，及时更新我们的知识结构，关注法律对于个人信息的保护措施，保持对这种“在20世纪发挥了核心作用”的技术形式的了解、监督和评估，这也是成为数字公民的应有之义。

（编自方师师《如何在“算法过滤”的世界里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