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留守儿童主要存在四个方面的问题。

    缺乏亲情抚慰。以贵州某地为例，该市留守儿童65%一年见一次家长，16%几年没有见过一次家长。在一所学校的问卷调查中，在父母多回家看望、给钱、购物、出去旅游等选项中，100%的孩子选择希望父母回家。

    心理问题不能及时疏导。绝大多数留守儿童与祖辈生活在一起，年迈老人只能尽力照顾孩于的衣食起居，对留守儿童情感关怀相对欠缺；而农村学校教师普遍缺乏专业的心理辅导知识，留守儿童普遍缺少倾诉对象，存在不同程度的内心封闭、情感冷漠、行为孤僻等问题。

意外伤害比例高，生命健康遭受威胁。去年一年，贵州某地有42.1%的留守儿童遭遇过烧烫伤、虫蛇咬伤、溺水等意外伤害。还有一部分留守儿童曾被不法分子敲诈钱物、教唆逼迫寻衅滋事等。

缺乏有效教育，留守儿童的社会认知与行为习惯存在偏差。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组织的调查显示，72.5%的留中儿童认为社会上存在不公平现象，53.0%认为诚实守信的人容易被骗，对社会的公平、正义、诚信的感知较为悲观。对某小学的调查显示，68.2%的留守儿童学习成绩在班级处于中等以下水平，5.4%的留守儿童存在吸烟、喝酒、打架、早恋等不良行为。

    建议从以下几方面着力。

    完善相关法律，依法推进留中儿童权益保护工作。应该尽快完善现有相关法建法规，明确监护人的条件、权利、责任和义务，对不履行监护责任的认定和处罚要更具有可操作性。同时，要加大宣传力度，让全社会认识到亲子团聚的重要性。

    从国家层面进行产业布局，引导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人口流出地转移。调整生产布局，加大对留守儿童大省的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加快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扶持小城镇建设，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就近转移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使乡村儿童的父母能够离土不离乡，从源头上减少留守儿童的数量。

    标本兼治，大力推进寄宿制学校建设。中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完善和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不可能一窜而就，从根源上消除留守儿童问题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因此必须大力推进寄宿制学校建设，让目前处于监护不良状态的部分留守儿童进入寄宿制学校，确保他们的安全和身心健康。

——朱永新《六千万留守儿童存在的四大问题》

材料二：

    户籍人为地把人画地为牢，把人们固定在户籍地，这才是留守儿童大量存在的制度性原因。很多人不去要求政府改革户籍制度，而要求政府投入更多的人力与财力去关注留守儿童，希望更多公益机构去关怀帮助留守儿童，这不是舍本求末吗？ 如果改变了产生留守儿童的制度，也不需要政府投入这么多资源了，纳税人也可以节省一大笔钱； 如果户籍制不变，感怕再多的政府投入，再多的公益人士也无法解决问题。

——黄凯平《留守儿童的伪问题与真问题》

材料三：

材料四：

    城市留守儿童有不同形式。一种是随父母打工进城的孩子，但是父母几乎很少管孩子。这些孩子虽然每天能见到父母，但是父母给予的关心却很少。还有一些父母文化程度较高，家庭生活较优越的孩子，但因为父母双方都忙于工作，基本都是由老人带，和父母接触也很少，内心比较空虚，同样渴望父母更多的关爱。建议国家在制定公共政策时，对于有孩子的家庭，能考虑让父母工作时间比较灵活，可以调节。希望父母让孩子多参加一些活动，找机会让孩子和同龄的小伙伴们一起玩，学习规则和交流的技巧。

（——摘自《中国妇女报2014年8月26日》）

材料一：

    诗词，除了课堂与考试，也可以变成《中国诗词大会》这样的综艺节目，引发全民追捧；二胡，除了街头与舞台，也可以走进直播平台，中央民族乐团中胡首席蔡阳的一次演出，吸引21.5万观众；故宫除了景点与博物馆，也可以化身折扇、玩偶、便签，一年文创产品的销售额达10亿元……传统文化，正抖落历史的尘与土，脚步轻快地跟上了时代。

    日前，中办国办印发《国家“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纲要》，其中提到“厘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改造陈旧的表现形式，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普及中华诗词、音乐舞蹈、书法绘画等，举办经典诵读、国学讲堂、文化讲坛、专题展览等活动。鼓励媒体开办主题专栏、节目。利用互联网，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网络传播”。这为传统文化的开发挖掘指明了道路：既保有传统的魅力，又带着时代的创意。

    谈及传统文化，言必及深邃与厚重。同时，任何一种文化，其生命力也来源于开放性与多义性，来源于多维度阐释的可能。古语云：“爱如一炬之火，万火引之，其火如故。”传统文化也是如此，任何人取一星火光，都可收获智慧的启迪。正如一曲《琵琶行》，在陈寅恪先生的笔下，成就了《元白诗笺证稿》这样的名著；在今天“90后”“00后”的手中，变成了网络上一曲流行歌曲。正因为可以取之而不竭，文化才能呈现出多元丰富的包容。

    季羡林先生留学德国时，选修了一门梵文课，课堂上只有他一个学生，“绝学”的凄凉景象大抵如此。传统文化要避免“绝学化”，就不能只有“阳春白雪”一种样态，也不妨亲近“下里巴人”。综艺节目《中国诗词大会》的观众人数累计达到11亿人次，在这些人里，又有多少懵懂少年，喜欢上了诗词？有多少普普通通的人，感受到了诗词的韵味？诗词变身综艺，乐器走进直播，这些传统文化找到了新的落点，也就有了焕发新一轮蓬勃生命力的可能。当然，强调传统文化的创新，并不意味着传统文化要媚俗，自降格调来满足所有人的口味。传统文化的阐释不是没有下限的，它不能走上市侩化、神秘化、功利化的套路。我们对传统文化有足够的信心，平上去入、唱念做打、银钩铁画，自有它的魅力。对传统文化的诠释，如果从形变变成了神变，模糊了本来的面貌，反而是打着弘扬的旗号，却丢弃了内在的魂魄。

                                                                                                                                                                      （摘自《光明日报》2017年5月10日期）

材料二：

    一场二胡直播吸引21.5万用户，一位古筝主播年收入超千万元——平日里许多传统艺术表演家想都不敢想的受关注度，真真切切地发生在一些进军网络直播平台的传统音乐艺术表演家身上。箜篌、古筝、琵琶……这些普通人在古诗词里读到，却没有什么机会看到的乐器，正由演奏者在直播平台上真实展现。平日里“冷门”的传统乐器，为什么放到网络直播平台上就“火”了？这首先要归功于互联网传播的助力。比如，中央民族乐团中胡首席蔡阳，平时如果到国家大剧院演出，观众最多的时候也不过2000人左右。这还是在文化资源和传统艺术爱好者集中的北京。但是，一旦网上直播，艺术传播突破了时空障碍，全国甚至全世界喜欢这门艺术的人都可以观看。

                                                                                                                                                                                      （摘自人民网2016年4月7日）

材料三：

    全国政协委员、非物质文化保护专家田青表示，传统艺术要坚守住本质的东西，不能为了迎合流行而搞“转基因”。田青委员坦言，在传统艺术保护问题上自己是“保守派”，传统艺术要坚持自己本质的东西，不能“转基因”。“转基因的结果就是迎合人，这不是艺术家要做的事，艺术家要有自己的坚持和创造。”田青认为，对于传统文化和传统艺术，让自己原汁原味保持自己的基因不变非常重要。“假如为了迎合年轻人，所有的戏剧都改成流行音乐了，那干吗还要200个剧种，”田青表示，传统艺术的从业人员要坚持自己的底线，比如昆曲古琴要有一定文化积累和修养才懂得欣赏，不能因为听众现在还没达到这一修养就迎合。

                                                                                                                                                                            （摘自《中国日报》2015年3月3日）

材料一：

    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生活垃圾的总量也在不断加大，部分城市在市郊露天堆放垃圾，对天气、土壤、水的环境造成污染。大量餐厨垃圾与其他垃圾混合填埋或焚烧，产生有毒物质，威胁着居民健康，这种现象正在向农村地区漫延。

    垃圾分类作为垃圾处理的前端环节，其作用早已得到世界的公认，分类收集不仅能大幅度减少垃圾给环境带来的污染，节约垃圾无害化处理费用，更能使资源得到重复利用，有人将垃圾称为“放错了地方的资源”，据保守估计，我国城市每年丢弃的可回收垃圾价值在300亿元左右。但我国的垃圾分类工作一直难以有效推进，相关调查显示，约四分之一的受访者认为垃圾分类效果不明显或完全没有效果。

（摘编自《垃圾变资源!这不是魔法，而是垃圾分类》，2017年4月5日新华网）

材料二：

    笔者所在的小区，居民楼前三个垃圾桶分别标示出应放置可回收物、其他垃圾和餐厨垃圾。可是大多数居民还是把垃圾混杂在一起，一扔了之。问及原因时，有人说：“我辛辛苦苦分了类，环卫车辆却混在一起运走了，分类还有什么意义？”

    这种现象可以说是屡见不鲜，垃圾分类处理是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包括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各个环节必须配套衔接，才能高效运行。分类投放是居民的责任，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是政府的责任。分类投放的参与率和准确率较低，会影响垃圾分类制度的实施效果；而分类的目标和途径不十分清晰，后端分类处理不到位、不完善，又影响前端居民分类的积极性。

    前不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发改委、住建部《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给出了我国推进垃圾分类的总体路线图。但是，这一方案即使再科学合理，如果缺乏全民动员、全民参与，也难以由蓝图变为现实。我们应当认识到，生活垃圾虽然有资源属性，但污染属性更不可忽视。不按要求扔垃圾，并不只是“把资源放错了地方”而已，实际上，那就是随意丢弃污染物、危害环境的行为。垃圾分类是我们作为“污染者”的基本责任，责无旁贷。当然，各地政府同样不能以“居民没有分类”“缺乏资金”等理由拖延、观望，应当落实政府主体责任，坚持政府主导，根据本地特点，做好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设施体系建设，同时制定完善的惩罚和奖励的政策措施。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持续推进、国民素质的提升和垃圾处理设施的进步，普遍推行垃圾分类制度的条件已经成熟。重要的是，居民和政府快把自家的“门前雪”打扫干净吧！各负其责，各尽其力，形成合力，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垃圾分类前景可期。

（摘编自刘毅《垃圾分类应自扫门前雪》，2017年5月6日《人民日报》）

材料一：

（选自《2018全民阅读报告：有趣的灵魂来自书里》）

材料二：

    调查数据显示，纸电一起读是受访者阅读的主流，55%的受访者表示在过去一年同时阅读纸质书和电子书。与此同时，随着数字阅读的不断普及，越来越多的读者开始以电子书阅读为主，调查显示19%的受访者表示在过去一年主要阅读电子书，超过以阅读纸质书为主的受访者12%的占比。

    同时，调查还显示，近年来新兴的有声书是纸质书和电子书之外的一个有益补充，有12%的受访者表示在过去一年会同时阅读纸质书、电子书和有声书。仅阅读有声书的受访者占比仅为0.24%，有声书仍有巨大的市场发展空间。从年龄段看，50后、60后和70后相比其他年龄段会较多接触有声书。

    （选自《2018全民阅读报告解析中国读者的阅读行为和偏好》，有删节）

    材料三：

    获取的便捷性、内容的丰富以及付费水平皆为市民选择数字阅读的重要条件。手机成为市民数字阅读最重要的载体的态势已经形成。针对“数字阅读时使用最多的载体”这一问题，“手机”、“网络在线阅读”、“IPAD/平板电脑”和“电子阅读器”仍然是排在前四的选项。自2012年以来，“手机”一直稳居第一，且所占比例总体呈上升态势，今年的比例高达44.55%，比去年的43.59%增加了近1个百分点，逼近总比例的一半。“从不进行数字阅读”选项连续三年都排在最后一位，从反面说明数字阅读几乎是全民参与的。

    传统观点曾经认为“数字阅读适合浅阅读、纸质阅读适合深阅读”，但随着数字阅读群体和范围的扩大，数字阅读肯定会不再局限于浅阅读，这可以从“使用数字设备进行阅读的主要对象”中“学习资料”和“专业资料”连续三年的位次都持续上升的调查结果得到佐证。数字阅读因其内容丰富、查询便捷、终端共享、携带方便、成本低廉等给读者带来诸多便捷，但其存在的问题如“容易导致视觉疲劳”“权威性不足”等也成为痼疾。

    在纸质阅读和数字阅读的时间分配上，从2012年至今，“纸质阅读＞数字阅读”已经连续七年高于“数字阅读＞纸质阅读”。与往年略有不同的是，2018年“数字阅读＞纸质阅读”的比例略有回升，由2017年的34.13%上升到36.83%，可以看作是数字阅读逐渐走高的讯号。

    此外，纸质报纸在新媒体面前继续丧失时效性优势。在每天阅读纸质报纸的时间上，“基本不阅读”从2016年到2018年已经连续三年排于首位，占比41.15%，比2017年骤增10.41个百分点。“基本不阅读”人数的明显增加以及其他阅读时间段人数的减少，反映出新媒介的不断发展、完善、广泛使用，及其在时效性和即时性方面的巨大优点，对纸质报纸这样的传统新闻媒体的打击是致命的；报纸“阅读量”的总体不断下降态势难以逆转。

    （选自《2018上海市民阅读报告》，有删节）

    材料四：

    纸质书生命力犹存，网店渠道拉动图书零售市场增速回升。《第十四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报告》的数据显示，2016年仍有51%的读者更倾向于拿一本纸质书阅读，超过倾向于进行手机、互联网在线阅读的读者比例之和。数字化阅读适合快速高效、碎片化的轻度阅读，对于那些呈体系化的深度内容（哲学、经典文学、经济学理论等），传统纸质阅读仍具优势。

    从图书销售来看，2017年全国图书零售市场突破800亿元，同比增长14.55%，创下近年新高，销售份额持续领先的网店渠道是市场增长的主要驱动力。

（选自《2018年中国全民阅读市场现状及发展潜力分析》，有删节）

材料一

    近日，教育部、科技部印发了《关于规范高等学校SCI论文相关指标使用、树立正确评价导向的若干意见》，这对破除论文“SCI至上”和“过度追求SCI相关指标”，树立正确的评价导，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段时间以来，我国科研评价的政策制定始终受人才评价和职称评聘政策所左右，把科技评价与人才评价混同，就“科研”评“科研”，评价指标单一，重数量轻质量，重论文轻应用，以评价基础研究的指标来评价所有类型的科研。由于科技评价的功利导向，SCI从一个最初为了科研人员能在短时间内找到与自己研究工作密切相关的论文索引工具，在中国逐步变成一定程度上扭曲科学研究目的，绑架科研和学术评定，让科研人员爱恨交加的核心评价指标。如今，有人戏称SCI、ESI等指标就是学术界的GDP，原因就在于这些指标与奖金、拨款等物质利益因素直接挂钩。比如，目前国内几乎所有的大学都对学校员工发表的SCI论文实行奖励制度，而且把期刊分为不同级别种类设立不同的奖励金额。

（摘自李志民《评价与时俱进 科研回归初心》）

材料二

    囿于评估本身的局限，没有一项体系或模式可以对评估对象进行完美的评估。科研评估也不例外。换句话说，一个科研评估体系或模式必须预载并匹配评估目的，否则科研评估的信度和效度都将无从谈起。如何确立清晰且能够被广泛接受的、具有可行性的评估目的，就变得至关重要。这是必须首要树立的科研评估原则。

    跟随评估目的而来的，是评估目的预载及体系匹配的复杂性。政府部门的评估，其目的应该更多体现在监管和促进国家宏观科研目标与任务的达成，并勇于承担公共问责。对于各大学而言，其评估目的则完全不同，要侧重于科研过程和产出，以促进院校的进一步发展和社会贡献为首要功能。评估的复杂性决定了这两个不同主体的评估体系或模式，必须是有差别同时有协同关联的。

    再次，正如绩效评估的天然局限一样，科研评估虽然是科研事业发展的必要环节，我们不能也不应该过分强调它的功能，而应该注意其应用的合理性与适切性，避免评估在科研和高教发展中的过于强势，导致评估主义的泛滥。日本的科研审计文化、台湾的SSCI综合症、香港的科研绩效主义都受到社会各界及专业团体的广泛批评，为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负面典型和前车之鉴。

    科研评估的目的性、复杂性和合理性，决定了科研评估的第四个原则——创建和采用各类科研评估体系的慎重性。在采用某一种评估体系或模式之前，对它的背景、原理、适切度、正负面效应都应该作全面、科学和文化的综合了解，而不是仅仅限于技术操作层面上的肤浅理解，避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对于借鉴而来的国际经验（包括SCI论文指标体系），这点尤为重要，而文化理解就显得十分关键。吃透其原理、精神及背后的复杂背景，才不至于盲目模仿、食洋不化。解决之道，当然不是坐井观天、闭门造车，而是拿出勇气、敞开胸怀、面向世界，强化和海外华人学者的深度合作。

（摘自李军《破“SCI至上”，科研评估如何改进》）

材料三

    以SCI论文数量、被引次数、ESI高被引论文数量等指标为依据的科研评价方法常被比喻为计件制，即按照工人生产的合格品的数量和预先规定的计件单价来计算报酬的一种工资形式。这种评价模式在制造业广泛存在，适用于重复性劳动，而并不适用于创新性劳动，否则只能激励科研人员以牺牲创新性为代价去追求数量带来的回报。创新性劳动的评价应该以创新程度为基础，劳动成果应该差别对待。

    普赖斯奖（科学计量学领域）获得者Francis Narin于1978年提出了关于科研评价中定量与定性指标关系的观点，他认为论文数量、被引次数等指标虽然最客观，但是离被评价对象真实状态最远，而离被评价对象真实状态最近的指标是同行评议。他的观点影响了一代科学计量人。《莱顿宣言》（2015年4月22日发表于《Nature》）倡议：定量指标可用于支撑同行评议，但不能取而代之。遗憾的是，在评价实践中，同行评议往往并不能充分发挥作用，但这并不代表同行评议无效。诺贝尔奖的评选过程是同行评议的典范，至今在全球享有盛誉。英国的科研卓越框架REF（Research Excellence Framework）作为全球科研评估的典范，也几乎完全依赖于同行评议。

    同行评议制度的公信力依赖于良好的学术环境与公正的科学家。从诺贝尔奖的评选过程来看，公开似乎不是必要条件，但在难以保证评审人不被非学术因素干扰的情况下，让同行评议过程接受全社会监督未尝不是一种可行的方案。

    开放同行评议（Open Peer Review）是开放科学（Open Science）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开放评审人身份、开放评审报告、开放参与评审三种模式，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传统同行评议过程中的不透明、缺乏激励等问题，目前在一些学术出版集团、学术期刊、学术组织中颇受欢迎，例如，PLoS（美国科学公共图书馆）、BMC（BioMedCentral出版社）、Nature Communications、EMBO（欧洲分子生物学组织）等等，而且加入开放同行评议的出版集团、学术期刊、学术组织越来越多。

（摘自李军《理性对待“SCI” 用好“同行评议”》）

材料一

日前，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了《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表示我国以新能源汽车为战略新兴产业方向不动摇。与此同时，虽然遭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但从二季度开始，国内新能源汽车市场逐月回暖。今年1-9月，欧洲10国新能源汽车销量累计同比增长大超预期。中欧新能源汽车市场的景气形成共振，不少观察人士认为全球新能源汽车市场正站在新一轮爆发的节点上。

目前来看，中国在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上是有一定优势的。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五年位居世界首位。产业链上下游有效贯通，电池、电机、电控等关键领域创新活跃、成果纷呈。而且其发展空间仍然很大，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中国每1000人拥车量为173辆，仅相当于美国的1/5.

虽然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前景光明，但也走过一些弯路，其中一些问题仍值得警惕。一方面，此前爆出的部分不良企业利用政策设计漏洞骗取补贴事件触目惊心，这就要求在政策设计时要未雨绸缪，执行环节要监管到位及时堵上漏洞。另一方面，不少行业和企业踊跃跨界进入“造车”领域。要想实现良好的发展必须吸引广泛的社会资本参与，但是如何在调动资本市场活力的同时避免盲目投资造成过度资源浪费仍然值得探讨。

因此，笔者认为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第一，理想的产业群应该是众多企业彼此有效分工和协作，切忌一窝蜂挤到某些端口；第二，动力电池是电动汽车的根本，但车企都去涉足更深度的电芯制造肯定会造成浪费，这有待政府的引导和企业的合理布局；第三，虽然氢动力汽车概念很好，但前期技术形成投入巨大，制氢、储氢、运氢、供氢各个环节投资门槛都很高，相关企业对氢能汽车布局仍需谨慎。

（摘编自钟师《新能源汽车产业如何稳步发展》，《环球时报》2020年10月12日）

材料二

中汽协数据显示，1-9月，新能源汽车产销73.8万辆和73.4万辆，同比分别下降18.7%和17.7%，降幅比1-8月收窄7.5个百分点和8.7个百分点。其中，9月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13.6万辆和13.8万辆，同比分别增长48.0%和67.7%。

（摘编自《疫情影响下全年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及磷酸铁锂用量研判》，东方财富网2020年10月29日）

材料三

2020年1月，欧盟正式实施史上最严苛的碳排放法规，过渡期仅一年，无法达标的企业将面临巨额罚款。到2025年、2030年排放量目标将比2021年分别降低15%和37.5%。欧洲车企只能通过新能源汽车或者低排放汽车来满足新的标准。

此外，由于疫情的影响，今年5月，欧盟还提出了绿色经济复苏计划，加大对新能源汽车产业的支持力度。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国家还延长或提高了新能源汽车的补贴额度与补贴范围，使欧洲新能源汽车市场出现了高增长。

全球新能源汽车市场已经迈过培育期进入成长期，但无论中外，目前全球新能源汽车的市场份额仍低，传统燃油车尽管面临转型压力，但在市场份额上仍占据明显优势。在未来5到10年，各国对发展新能源汽车的政策扶持仍将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各国政府如能不断健全有利于新能源汽车创新发展的政策法规体系和管理制度，改善新能源汽车的应用环境，将有利于新能源汽车的健康发展。

（摘编自周武英《新能源汽车产业全景扫描》，《经济参考报》2020年10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