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近年来，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快速发展，我们的信息传播形式和接受方式，正在发生急剧的变化。短视频，这个甚至在5年前还有些小众的信息传播形态，如今已经成为一种网络传播主流。“短视频”之所以被如此命名，主要是因为此类视频的时长较短，一般是介于15秒到5分钟，这中间有15秒、30秒、1分钟、3分钟、5分钟等几个经典的时长，这几个时长也常常是各大短视频平台对用户所上传视频的时长限制。短视频的传播渠道，主要有通过短视频类、社交类、媒体类APP客户端观看，通过微信群、朋友圈分享和微信公众号发布观看，通过微博发布观看等。

    不得不说，相对于长视频的影视作品，这种轻型体量的本身，就彰显了短视频的存在从一开始就是为了实现易于传播、适于传播的目标，最大可能的使受众在碎片化时间里看完视频内容。同时，如抖音短视频APP，会通过大数据算法，实现用户观看的“千人千面”，也即根据每一位用户的观看喜好，为他们精准推送个性化内容。这更增强了用户的短视频观看黏度，提升了短视频传播效果，使我们观看短视频产生较强依赖。

摘编自刘俊《“新媒体化生存”的需求》，2019年3月4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材料二：

2016-2020年中国短视频用户规模走势预测

2016-2020年中国短视频市场规模走势预测

（资料来源于《2019年中国短视频市场规模、用户规模及呈现三大发展趋势分析预测》）

材料三：

    当前，短视频消费市场保持快速增长，以互动、竖屏、10-30秒长度为特征的小视频发展势头猛烈，算法和社交关系在短视频分发中占据重要地位。可见，短视频正以主体多元化、内容碎片化、受众年轻化、平台社交化为特点进行着高效传播。瞬间窥探他人生活、短时获得突发爆点，让众多短视频平台成为吸睛高手，也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消遣神器。然而，若无创新和内涵续航，这一切终将成为空中楼阁。

    不久前，短视频作品《啥是佩奇》突然刷屏，引起了众多分发和关注，短片由一段“寻找佩奇”的故事引发了关于亲情与陪伴的全民思考。优质短视频作品的出现让所有以流量为上的内容集体“翻车”，以消遣娱乐为目的的瞬时快感终究不敌有内涵有深度的艺术欣赏。《啥是佩奇》用优质内容戳中了人们内心的软肋，它的成功充分证明了在这个浅表性阅读的时代，具有艺术美感、内容穿透力和人文内涵的走心作品是多少受众发自心底的呼唤。

    以短见长、以小博大是短视频可以期许的未来，然而流量不是恒久的能量，让短视频以一公分的宽度挖掘一公里的深度，除了赋于艺术魅力、人文内涵之外，还要激发短视频作品释放出更强大的社会价值。在流量竞争中短视频内容生产已悄然从头部向多元化延伸，新闻类、探索综艺类及剧情类都找到了各自的切入角度。在选题和内容创新上隐藏着短视频从浅表到深度的发展机会。传统短视频更多是浅表性阅读，带来的问题是看过之后缺乏思考，却可以将很复杂的内容浅显化表达出来，省时高效地传递给观众。

（摘编自《如何从最大变量成长为最大增量》，2019年3月4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宋诗和它之前的唐诗相比，确实有不同的味道。

    唐诗充满了激情。经过唐以前的中国诗的种种探索，激情从唐代开始得到了完全的表现，至少李白、杜甫是这样的。但是宋诗却不同，激情的尽情表现，被作为孩子气的夸张而加以避免。因此，悲哀被抑制了。这是因为悲哀最容易成为表现激情的素材。再者，抑制了激情，也就抑制了作为激情的表现的华丽辞藻。不仅是辞藻，在诗中经常引人抒发感情的自然风景，使感情的表现华丽多姿，这是使唐诗华丽的因素之一。

    这就是周弼《三体诗》中所谓的“虚”“实”交错；用其他批评家的话来说，就是“情”“景”交错。但是宋诗却不同。它不像唐诗那样，通过点染感伤的“景”，使感伤的“情”更为华关；而是甚或用“情”来填满整首律诗，一句也不触及“景”。

    以上所说的，也许可以概括为：宋诗是作为对唐诗的反题而出现的。唐代的韩愈、自居易就已经认识到，激情的表现，至唐代的李、杜，已臻于极致，无以复加了；到了宋人那里，这种认识便更为坚定了，他们故意要另辟蹊径。就诗歌历史本身而言，这可以说是一种发展。所谓另辟蹊径，就是与其凭激情作诗，不如经常保持冷静来作诗。再者，宋代的诗人们——以欧阳修、苏轼、王安石为上述特点的代表——大都是国家大臣。

    在宋代，实现了中国自古以来要使政治担当者与文化担当者合二为一的理想，这可以作为上述特点的外在原因。身为政治担当者的诗人，过分吐露热情的言辞，便会使人对其作为政治家的冷静抱有怀疑。用冷静来抑制热情是必要的，因为这也关系到他们的身份。

    就这样，比唐人冷静得多的宋人的诗，积极地提倡一种新的美——冷静的美。因而，具有更多的知性、更多的精细观察，尤其是更富于对日常生活的观察，这作为宋诗的又一个特色，在此就不细说了。这里想指出的是冷静产生的结果之一，是往往导致了从一旁审视自己的态度。

    而且，被审视的自己，往往是作为流转的世界中的一物而被审视的。说起来，把自己看作是流转之物，其实并不悲哀。把人生视作流转，是中国诗中自古以来就有的一种感情，汉魏六朝诗中的悲哀，大都是由此产生的。不过，说起来，抑制悲哀的宋人的情况却不是这样。流转并不是仅仅作为可悲的现象被意识到的。也许，人生中真正的大欢乐是没有的，但是，小欢小乐则在人生的各个部分都有。仿佛使人感到，人生就是在小欢小乐上的流转。

    由此，我们可注意到另一个可称是宋诗特色的东西。宋诗中确实没有爆发的激情，但是另外有种东西也是可贵的，这就是在流转的人生中经常被保持着的平静的激情，尤其是人对人的激情。

（摘编自吉川幸次郎《中国诗史》）

    ①在2019年7月6日召开的第43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大会上，“良渚古城遗址”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②良渚古城建造于约公元前3300—2300年间，距今五千年左右。除了世界遗产的光环，“良渚古城遗址”申遗成功令人振奋的另一层意义是，中国五千年前文明史终于得到国际承认。

    ③良渚申遗成功的意义，第一是古城，这个良渚王城，是中国文化的早期中心，第二是神话，形成了神话叙事的核心话语系统。良渚文化的价值最高的是早期神话，因为王城废弃了，神话流传下来。所以神话远比王城重要。良渚遗址中发掘出的大量玉器物象和祭祀遗址中，有大量天地日月崇拜、龙凤崇拜的物象叙事，一直延续下来，成为中华民族的象征。这些神话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共同性与统一性。

    ④德国哲学家谢林曾说：“一个民族，只有当他们认同了共同的神话时，它才是一个真正的民族。”在华夏民族的形成发展过程中，神话起到了精神滋养作用，文化认同作用，其最为突出的表现是图腾文化的认同、至上神灵的认同。

    ⑤中华民族有五千年历史，其实有文字记载的不过三千多年，之前还有一两千年的历史如何确认？“神话”是重要的确认方式，这里的“神话”当然不是语言的传说，而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⑥神话流传有三种途径。第一种是用语言文字记载下来的神话，如大家熟悉的“盘古开天地”、“女锅造人”等神话传说，既有古老的典籍文字记载，也有民间口头传承，我们称为神话的语言叙事；第二种是和信仰结合，比如祭祀仪式、以仪式演述故事，比如端午竞渡，这些行为传述着古老神话，我们叫神话的行为叙事；第三种是和物质形式和图像景观结合起来的叙事，如特定的器物、塑像、绘画，以及建筑等，我们叫神话的物象叙事。

    ⑦良渚文化时期还没有文字，无法靠语言记录，古老的祭祀仪式现在也无法完全重视，其文化特质主要只能通过墓葬文物来推断，那么最为重要的，就是物质图像部分所表现出来的神话故事。

    ⑧良渚文化出土了大量玉器，如玉璧、玉琼等等，都是重要的礼器，这些玉器对稍晚的龙山时代诸文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分布范围达到大半个中国。玉文化的传统一直延续，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部分。《周札·春官·大宗伯》中有“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也就是说用璧祭天，用琮祭地。两千年前的文字记载，与五千年前的考古文物契合一致。天地神话是中华民族重要的创世神话，良渚王城考古遗址成为中国最高王权掌握主流信仰神话的有力证据，是成熟的中华文明精神体现，具有文化源头的深刻意义。

    ⑨良渚文化出土的“十二节玉琮”，是关于天地自然崇拜的礼器，内圆外方的形制，暗合“天圆地方”的神话观，十二节和天文历法上的十二个月应该有关联，是古人对天地日月的时间记录。天圆地方的观念，这和后来中华文化的天地观念是一脉相承的。

    ⑩良渚文化最重要的遗产是它奠定了中国统一的神话文化基础。“天圆地方”的概念从良渚文化到夏商周文化，再到清代天坛、社稷坛，以及现代的中华世圮坛，有一条清晰的传承线索。五千年的不间断的中华文明，良渚文化就是源头的直观呈现。

    ⑪良渚文化时期，龙凤两大文化文汇，也是中国创世神话发展的大事。上海福泉山的良渚文化陶器上的龙纹，成为后来龙文化最典型的纹饰之一，这是良渚文化后期，夏禹龙文化东进南下的标志性事件，中华文化从此走向了龙凤呈祥的新时代。

    ⑫良渚文化构建了中国创世神话的基本谱系。中国神话的多元发生，在八千年的兴隆洼文化的龙纹，七千年前的河姆渡凤纹就已经出现了。经过数千年的演进和交流，这些主流的多元文化于五千年前在良渚交汇整合，形成的关于天地神话、关于龙凤神话叙事，以及至上神的叙事和崇拜，形成了早期中国统一神话文化的源头，关于天地日月神话、关于龙凤呈祥神话、关于至上神像的崇拜，是民族的共同的神话叙事，成就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前提。神话是良渚文化的灵魂，也是中华民族的灵魂。

材料一：

    劳动节假期年年有，但又有多少家长在劳动节上好了“劳动”这一课呢？

    放学途中，书包在父母长辈的肩上，孩子们却两手空空；午餐时，小学一年级的众多孩子不会剥虾，导致无从下口；更有甚者，大学生不会自己洗衣服，每周带一大包脏衣服回家。

    对于劳动，家长们各有说法。

    家长1：儿子2岁多，开始自己用微波炉热牛奶。4岁多，站在小板凳上煎鸡蛋。现在6岁，可以自己煮西红柿鸡蛋面。

    家长2：儿子10岁了，还不太会系鞋带。每次看他系得那么费劲，我很着急，干脆把他所有的鞋子都买成带粘扣的。男孩就是没有女孩那么细心，生活能力差点儿就差点儿吧。

    家长3：我觉得孩子的任务就是读书，只要学习成绩好，长大了自然有出息。至于劳动教育，对孩子意义不大。

（摘自“校长会”微信公众号）

材料二；

    2019年9月到12月期间，××省在八所中小学对450名师生就学校劳动教育的实施现状进行了调查，结果如下：

××省中小学就学校劳动教育的实施现状调查统计表

（选自《追寻教育之源：对当前中小学劳动教育的审思》）

材料三：

    劳动教育为孩子的幸福人生奠基，这已成为现代教育的共识。生活靠劳动创造，人生也靠劳动创造。劳动教育是提高中小学生综合素质、成就幸福圆满人生的有效途径。

    劳动教育对于立德树人、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劳动教育可以促进学生形成勤俭节约、踏实肯干、意志坚定、团结协作的优良品质，使之成为有大爱大德大情怀的人。

    劳动可以促进学生形成基本的生活生产劳动技能、初步的职业意识、创新创业意识和动手实践的能力。劳动教育要在增长青少年的知识见识上下功夫，引导青少年在做中学，学中做，在社劳动实践中增长见识、丰富学识、求真理、悟道理、明事理。

    劳动教育有利于加强和改进学校美育，形成以劳育美、以美育人、以文化人的育人模式，促进学生树立“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劳动审美观，让青少年学生在劳动创造中形成发现美、体验美、鉴赏美、创造美的意识和能力，从而提高学生审美能力和人文素养。

    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离不开劳动教育的支撑。要把劳动教育融入劳动课程、校内劳动、校外劳动实践、家务劳动各环节，整体构建起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

（选自《光明日报》2018年10月11日，有删改）

材料四：

    在国新办9日举行的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意见》发布会上，教育部副部长郑富芝表示，劳动教育是当前整个教育体系当中的短板。因此必须加强。《意见》在劳动教育上单独列了一条，作为“五育”之一，德智体美劳单独表述。

    加强劳动教育，须加强制度建设。准备制定两个文件，一个关于加强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指导意见，进行顶层系统设计。二是制定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纲要。通过制定劳动教育的指导纲要，明确具体内容和实要求，确保劳动教育能够落地。在在义务教育阶段，最关键是要调整、优化课程设置。必须明确两点：第一是要把劳动教育作为义务教育阶段的必修课；第二是要有专门的劳动教育课时，有具体的时间规定和要求，按照规定和要求开足开好劳动教育课。

（选自国新网，有删改）

    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历史意义非同一般，关键的原因之一在于，中国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一个比较新的概念，它的解读来自学术界，视角总体上也离不开三个维度，即力量之变、时局之变以及中国的定位。

    人类社会任何一次称得上“大变局”的历史现象，几乎都发端于物资力量对比的变化。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解释即是生产力革命。某种程度上说，谁主导了世界生产力，谁就能推动力量之变。进入21世纪后，力量的平衡在西方与非西方国家之间发生了明显变化。世界首次面临“力量中心”从西方国家向非西方国家转移。在这轮“力量之变”中，最突出的变量是中国因素。2018年，中国经济总量世界占比为16%（仅次于美国的24%），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国家工业制造品世界占比增加到40%。尽管如此，在21世纪第二个10年即将结束时，无论是经济实力还是科技实力，东西方的力量天平并没有完全改变，充其量只能说在逼近力量均衡的临界点。

    时局之变是事实，但如何变还未可知。用某些学者的话说，如今的世界秩序正在进入“无人区”。一方面，西方主导世界秩序的能力出现式微，但意愿却一点都没有降低；另一方面，非西方国家参与国际治理的意愿在增强，但却在能力上还没有达到与西方势均力敌的程度。随着东西方力量的天平进一步向非西方倾斜，“问题”只会变得越来越尖锐。按常理说，西方只有通过改革，在现有体系中更多地吸纳非西方国家的诉求，才可能维持世界秩序的平稳运行。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西方更倾向于循着历史的惯性，凭借历史积累的优势，延续西方的主导地位。特朗普政府更是以“破坏性建设”的方式，企图再现美国绝对主导的历史。换句话说，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世界，对时局之变的回应，远不如历史上它们“创造”世界秩序时那样包容和理性。而另一方面，非西方国家不会坐等“被塑造”。世界秩序进入“无人区”，也意味着时局之变中蕴藏着巨大的风险。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无论对于中国还是世界来说，中国如何定位都尤为关键。从中国自身角度看，如何在大变局中把握和创造机遇、化解潜在的风险，是中国不得不面临的核心问题。从世界角度看，大变局中最大的变量就是中国，没有之一。用已故新加坡总理李光耀的话说，中国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参与者”。这样量级的参与者，处于大变局中的世界无法忽视其存在和诉求。

    中国如何定位自己，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中国与世界互动的方式，同时也会影响未来世界秩序演变的结果。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定位不会是静态的，而是一个中国与世界关系演化的过程。这个演化过程对中国来说，具体而言就是如何看待机遇与挑战的问题。习近平主席曾指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国进入强起来的“新时代”高度重叠，中国的机遇与挑战并存，重要的是要“化危为机”，让中国赢得更好的发展。

    某种程度上说，把中国的定位认知为一个演化的过程，本身就超越了崛起国与守成国之间权力竞争的逻辑。“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天然带有的开放、理性与包容因素，是对目前西方政治中“非理性”现象的正面回应。

（摘编自雷墨《何谓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秦朝统一后，疆域北自辽东，南到象郡、数千里滨海。秦朝以后，大部分王朝都保持着漫长的海岸线。如何认识海洋与陆地的关系，对于历代王朝和民众而言自然成为重要问题。

在官方建构的知识体系中，作为“天下”的地理构成，陆地与海洋是关联的整体。以“中国”为中心的“天下”秩序，即“中国四夷”与“九州一四海”的对应。在“天下”秩序的解说下，海洋处于陆地的次属地位。这也体现了立足内陆的王朝是从陆地视角认识海陆关系的。苏轼从惠州贬到海南，被视为加重处罚。苏轼看到琼人姜唐佐好学，便以“沧海何尝断地脉”的诗句称赞之，亦可见他所具有的陆地本位思想。

先秦以来的大部分时期，王朝从海洋活动中获得的主要是盐利，而盐户和盐业的管理不过是农业和农业管理制度的延伸。民众长期被附着于陆地，严禁出海。唐朝虽然被视为十分开放的时代，但唐代不向本国人开放海洋，所以鉴真东渡不得不一再偷渡。唐代从海路来华的外国商人规模不小，统治者可以从他们手中采买海外珍宝。但并没有制度将贸易转化为国家财政收入。在“厚往薄来”的朝贡原则下。单向的海陆交通中王朝国家从海洋所获得的主要是政治意义，而非经济利益。而禁止本国民众出海兼有政治原因和经济原因，甚至后者更为重要。臣民进入海洋，即被视为脱逸出赋役和户籍体制，不再为王朝提供支撑。对提供赋役的人、地实行封闭管理，将海洋拒斥于陆地之外。成为大部分王朝的政策取向。

海洋被拒斥的局面，在宋元时期有了根本性的改变。宋元时鼓励民众出海贸易，建立了抽解和博买制度，实现了与海商的共利分利。在统治者眼中，海洋与陆地一样可以为国生财，可以成为王朝的统治基础。这是汉唐所未曾有过的观念和认识。在王朝政策中，海洋和陆地成为相互融通的整体。明代隆庆开禁和清朝设立海关，在政策上重新开通了海陆的联系，尽管其开放度不及宋元时期。

民间的海洋经济一直潜滋暗长。一方面，海外来华贸易、通使，联通着陆地与海洋；另一方面，政府禁令并不能杜绝数千里海岸线上的私自出海。中国沿海乃至内陆的丝绸、陶瓷等物品，以及海外物品在海陆间流动。在中国滨海地区人群的认识里，海洋与陆地同样是其生计空间，并无水陆限隔。他们的三种生计方式——渔业、海盐和航行，都存在结构性的短缺，必须依靠海陆融通实现生存。宋代以后，海陆融通更重要的推动因素是近海市场和南海贸易体系的形成。内陆市场、近海市场、海外市场，三个市场逐步融为一体。近海市场联通了内陆市场和海外市场。不只滨海民众，深处内陆的人们也日益深入地卷入海陆融通的潮流。在海陆关系上，官民差异逐渐消失，认识和利益最终走向统一。

（摘编自黄纯艳《互斥与融通：传统中国海陆关系认识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