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报告发现，在创业方面，方便与家人团聚（63.2%）和看好国内发展潜力（56.6%）是海归回国创业的两大主因。此外，容易获得亲戚、朋友等社会网络的支持、国内创业环境好、持有专利技术及相关领域国内市场前景好依次占比33.8%、29.4%、18.4%。

    从初始创业时间上来分析，76.4%的海归从2015年至今开始创业。课题组认为，如此高的比例与国家大力倡导“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并出台创新创业的支持政策密切相关。

    在行业分布上，海归们偏好创新技术和现代服务业领域。其中，创业者创立的企业主要集中在信息科技和产业、通信、电子及互联网行业，占比近1/5。

    海归创业选择的城市中位居前5位的分别是北京（24.3%）、上海（8.1%）、成都（6.6%）、广州（5.9%）、武汉（4.4%），这5座城市几乎吸引了半数创业海归。创业所在地域呈现“一线城市为主导，二线特色城市快速崛起”的基本特征。

    调查显示，海归选择创业城市的理由呈多样化特征。首先，经济发展，人脉关系、环境舒适、文化多元包容性强、资源集中等原因认同度超过1/3。其次，产业基站、配套设置和人才政策。可以看到，城市发展的软实力更受海归创业者关注。

（摘编自《2017中国海归就业创业观察》，2017年9月1日《中国教育报》）

材料二：

海归国外获得最高学位的主修科目分布图

海归就业的工作岗位类型分布图

（摘自《2017中国海归就业创业调查报告》）

材料三：

    据媒体报道，智联招聘与全球化智库近期联合发布的《2017中国海归就业创业调查报告》显示，北京仍是海归创业首选城市，成都、武汉等特色城市吸引力渐显。

    海归创业人才往往有着高学历、高科技、高能力等特质，他们是中国人才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中国自主创新能力的生力军。能否有效吸引海归创业人才，既说明城市对人才的重视程度，也直接体现着城市竞争力、美誉度、营商环境等综合实力。

    一直以来，凭借基础设施、公共资源、产业基础等方面的优势，“北上广深”是海归人才回国创业的首选。加之这些城市往往在人才政策方面有突破之举，对海归创业人才的吸引力一直走在全国前列。

    为了吸引人才，近期不少城市出台新政策，频放“大招”。四川成都提出，将改革人才落户制度，实施“蓉漂”计划，推行“先落户后就业”；未来5年，湖南长沙将投入百亿元，以留住大学生、吸纳创新者、引进“海归派”、培养“土专家”，吸引储备100万名青年人才在长沙就业创业；湖北武汉将率先出台大学生最低年薪标准，力争5年留住百万名大学生。

    这一轮密集出台的引才新政，主要围绕户籍、住房、收入等实现重大突破，城市求贤若渴的态度可圈可点。然而，对于创业地点选择的重大决定，户口、房子、收入等因素并不能“包治百病”。一方面，对优秀人才来说，房子、户口和资金补贴并不是关键因素，他们更期待的是创业平台、发展空间与市场环境。另一方面，随着海归中80后、90后日益成为主体，城市发展的软实力更受海归创业者关注，环境舒适、文化包容性等成为他们考量的重要因素。

    要想吸引海归创业人才，不管是大城市，还是中小城市，都应该发挥自身特长，想人才所想，练好内功。关键是找准自己的定位，将当地的比较优势发挥出来，做大做强产业链。武汉、西安、南京、成都、沈阳等地区中心城市，高校集中、产业基础雄厚，充分发挥特色产业的作用十分关键。这就要求改变体制机制、出台更多政策，在消除有形的户籍门槛的同时，逐步形成有吸引力的教育、医疗、营商环境及城市环境等，为人才提供宜居、宜业、可施展才华的空间，真正让海归人才落地扎根、开花结果。

（选自罗旭《吸引海归创业关键要找准城市定位》，2017年9月7日《光明日报》）

材料一：

     7月15日，国家药监局称，近期查获一批生产记录造假的狂犬疫苗，已要求吉林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收回这批疫苗生产企业长春长生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的“药品GMP证书”，责令其停止狂犬疫苗的生产，并对相关违法违规行为立案调查。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长生生物日前再次发布公告，其全资子公司因生产的“百白破”疫苗“效价测定”项不符合规定，而收到《吉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决定书》。此事已于去年10月立案调查，相关企业受到行政处罚。

    此次问题疫苗的发现，相关监管部门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并迅速做出处置。2016年山东济南非法经营疫苗系列案件发生后，国务院修改了《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强调要强化制度监管，对危害群众生命健康的违法违规行为绝不姑息。从顶层设计到末端治理一起发力，相信能让疫苗管理更规范、疫苗使用更安全。

（摘编自《人民日报·一查到底，方可纾解疫苗焦虑》）

材料二：

    对疫苗企业的任何违规行为，不论大小轻重，监管部门都必须从严从快惩处，并做到举一反三，针对发现的问题，认真查找和弥补存在的风险漏洞，进一步加强制度和体系建设，完善监管生产、销售、运输、仓储、注射等每一个环节，尤其要从源头上防止企业违规行为的发生。

    疫苗生产企业承担疫苗质量安全主体责任。针对企业故意造假的恶劣行为，要建立严格的惩戒体系，让企业为失信和违法违规行为付出沉重代价。涉事企业长生生物并非第一次出现问题。对疫苗这类全社会高度关注的行业，务必要建立行刑衔接制度，对违法违规企业“零容忍”，决不姑息纵容，建立带电的“高压线”。这就要求有关部门及时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制度，加大处罚力度，例如建立一次违法终生禁入行业等制度，让违法者倾家荡产，真正让制度发挥强大的震慑作用。

（摘编自《新华时评：保护疫苗安全的高压线一定要带高压电！》）

材料三：

    事实上，在这起“狂犬病疫苗记录造假”之前，原国家食药监总局也曾在一次药品抽样检验中检出，长生生物所生产某批“百白破”疫苗效价指标不符合标准规定。当时，该公司也解释称，“该批次‘百白破’疫苗效价指标不合格，可能影响免疫保护效果，但是对人体安全性没有影响”。这些劝慰公众的公关话语，与如今公报所说的“没有不良反应”何其相似，如是轻描淡写，不以为然，谁又能保证，长此以往不会出现更恶劣的后果？眼里只有营收损失，而没有社会责任，如何守得住安全底线？

    自2011年3月1日起施行的GMP（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是一套适用于制药等行业的强制性标准，目的是及时主动防范质量事故，以最大限度保证上市药品质量，保证公众用药安全。从2010年的“山西疫苗事件”，到2016年的“山东疫苗事件”，再到这次“狂犬病疫苗记录造假”，安全警钟屡屡敲响。对此，药品监管部门应一查到底，该问责的问责，该整改的整改，把药品隐患扼杀于萌芽阶段。

（摘编自“光明网”《“狂犬病疫苗记录造假”，没有不良反应也该问责》）

材料四：

图一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中商产业研究院整理）

图二

（资料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

【注】Q1：是quarter 1的缩写，代表第一季度。

材料一：

    当前，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推动了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人工智能成了全球产业界、学术界的高频词。有研究者将人工智能定义为：对一种通过计算机实现人脑思维结果，能从环境中获取感知并执行行动的智能体的描述和构建。

    人工智能并不是新鲜事物。20世纪中叶，“机器思维”就已出现在这个世界上。1936年，英国数学家阿兰•麦席森•图灵从模拟人类思考和证明的过程入手，提出利用机器执行逻辑代码来模拟人类的各种计算和逻辑思维过程的设想。1950年，他发表了《计算机器与智能》一文，提出了判断机器是否具有智能的标准，即“图灵测试”。“图灵测试”是指一台机器如果能在5分钟内回答由人类测试者提出的一系列问题，且超过30%的回答让测试者误认为是人类所答，那么就可以认为这机器具有智能。

    20世纪80年代，美国哲学家约翰•希尔勒教授用“中文房间”的思维实验，表达了对“智能”的不同思考。一个不懂中文只会说英语的人被关在一个封闭的房间里，他只有铅笔、纸张和一大本指导手册，不时会有画着陌生符号的纸张被递进来。被测试者只能通过阅读指导手册找寻对应指令来分析这些符号。之后，他向屋外的人交出一份同样写满符号的答卷。被测试者全程都不知道，其实这些纸上用来记录问题和答案的符号是中文。他完全不懂中文，但他的回答是完全正确的。上述过程中，被测试者代表计算机，他所经历的也正是计算机的工作内容，即遵循规则，操控符号。“中文房间”实验说明看起来完全智能的计算机程序其实根本不理解自身处理的各种信息。希尔勒认为，如果机器有“智能”，就意味着它具有理解能力。既然机器没有理解能力，那么所谓的“让机器拥有人类智能”的说法就是无稽之谈了。

    在人工智能研究领域中，不同学派的科学家对“何为智能”的理解不尽相同。符号主义学派认为“智能”的实质就是具体问题的求解能力，他们会为所设想的智能机器规划好不同的问题求解路径，运用形式推理和数理逻辑的方法，让计算机模仿人类思维进行决策和推理。联结主义学派认为“智能”的实质就是非智能部件相互作为的产物，在他们眼里人类也是一种机器，其智能来源于许多非智能但半自主的组成大脑的物质间的相互作用。他们研究大脑的结构，让计算机去模仿人类的大脑，并且用某种教学模型去重建一个简化的神经元网络。行为主义学派认为“智能”的实质是机器和人类的行为相似，研究人工智能应该研究人类感知和行动的本能，而不是高级的逻辑推理，不解决基本问题就无法实现复杂的思维模拟。因而他们让计算机模仿人的行为，建立人工智能系统。

    时至今日，研究者们对“智能”的理解仍未形成共识。但是，正是对“何为智能”这个核心问题的不断思考和解答，推动了人工智能技术在不同层面的发展。

（取材于谭营等人的文章）

材料二：

    2018年5月，谷歌Duplex人工智能语音技术（部分）通过了“图灵测试”。这个消息进一步引发了人们对于人工智能的思考：当机器人越来越像人，我们应该怎样做？

    在人工智能的开发过程中，设计者会遇到伦理问题的挑战。比如著名的“隧道问题”：一辆自动驾驶的汽车在通过黑暗的隧道时前方突然出现一个小孩，面对撞向隧道还是撞向行人这种进退维谷的突发情况，自动驾驶汽车会怎么做？

    自动驾驶汽车依靠的是人工智能“大脑”，它会从以往案例数据库中选取一个与当前情景较相似的案例，然后根据所选案例来实施本次决策。当遇到完全陌生的情景时，汽车仍然会进行搜索，即在“大脑”中迅速搜索与当前场景相似度大于某个固定值的过往场景，形成与之对应的决断。如果计算机搜索出来的场景相似度小于那个值，自动驾驶汽车将随机选择一种方式处理。

    那么，如果自动驾驶汽车伤害了人类，谁来负责呢？有的学者认为不能将人工智能体作为行为主体对待。因为“主体”概念有一系列限定，譬如具有反思能力、主观判断能力以及情感和价值目标设定等。人工智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智能”，它所表现出来智能以及对人类社会道德行为规范的掌握和遵循，是基于大数据学习的结果，和人类主观意识有本质的不同。因此，人工智能体不可以作为社会责任的承担者。以上述自动驾驶汽车为例，究竟由人工智能开发者负责，还是由汽车公司负责甚至任何的第三方负责，或者各方在何种情形下如何分担责任，应当在相关人工智能的法律法规框架下通过制订商业合同进行约定。

    人工智能在未来还可能产生的一个问题就是“奇点（singularity）”。所谓“奇点”就是指机器智能有朝一日超越人类智能，那时机器将能够进行自我编程而变得更加智能，它们也将持续设计更加先进的机器，直到将人类远远甩开。尽管研究者对“奇点”到来的时间和可能性还有争议，但是不管“奇点”时刻能否真的到来，在技术不断完善的过程中，我们都要小心被人工智能“异化”。在我们训练人工智能的同时，有可能也被人工智能“训练”了。我们的一举一动、生活爱好都将被人工智能塑造，人工智能在无形中暗暗决定了我们的思维方式，当我们还在为自己的自由意志而骄傲的时候，也许已不知不觉地沦为了数据的囚徒。

    面对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种种冲击，上世纪50年代美国科幻小说家阿西莫夫提出的机器人三大定律，今天对我们依然有借鉴意义。这三大定律是：机器人不得伤害人，也不得见到人受伤害而袖手旁观；机器人应服从人的一切命令，但不得违反第一定律；机器人应保护自身安全，但不得违反第一，第二定律。归根结底，人是智能行为的总开关。人工智能的开发者应该始终把对社会负责的原则，放在对技术进步的渴望之上。人类完全可以做到未雨绸缪  ， 应对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威胁。

    材料一：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公布的数据显示，2016 年国内手机市场出货量为5.6 亿部，未来几年每年更新量可能达到4 亿至5 亿部，而此前已经沉积了约10 亿部废旧手机，但目前却只有2%左右的回收率。

    手机属于电子产品，在蕴含多种贵金属的同时也意味着，一旦处理不当，这些资源反而会成为环境污染的“帮凶”。即使手机闲置在家，也终将会老化，面临被丢弃的结果。随意丢弃这类电子产品很容易将其中的汞、铅、水银、 镉、多溴联苯和多溴二苯醚以及其他放射性物质释放到水、土壤和大气中。

    再者，由于我国垃圾分类制度推行刚刚起步，废旧手机被随意丢弃之后，难免混入其他生活垃圾之中，进入填埋场或者是垃圾焚烧厂。无论是手机塑料外壳，还是锂电池，燃烧所释放的有毒气体将直接造成污染甚至致癌。

    （摘编自中国环保在线网《废旧手机回收之路遇阻沉默的千亿市场何时爆发》）

    材料二：

    有业内人士透露，以5—10 年前的废旧手机为例，每吨可以提炼出200—300g 黄金，1000—3000g 白银，100kg 左右铜，以及几克到十几克不等的钯、铂金。而传统的承包矿山做金矿开采，一吨金矿石的含金量大概也就只有15—20g。相比之下，一吨废旧手机的黄金含量要远高于一吨金矿石的黄金含量。

    废旧手机拆解，这是“暴富”的生意。但同时，在“洗金”的过程中产生的废水和拆解后废弃的垃圾，对环境造成了污染。

    如何培育消费者的回收习惯，也是个难题。一来，消费者缺乏对回收商的信任，担心信息安全隐私问题；另一方面，对回收手机的价格，消费者也会经常和回收商产生分岐。

    （摘编自《天津日报》《废旧手机都去哪儿了》）

    材料三：

    手机厂商回收旧手机，即便定价偏低，用户也是可以接受的，因为它无需消耗用户讨价还价的时间成本以及交易过程中的沟通成本，还避免了交易过程中的欺诈现象，关键是渠道正规、用户对其信任度高。

    在当前来看，苹果公司的做法值得其他厂商借鉴。今年3月，在推出iPhone7 半年后，苹果再一次上线以旧换新服务，这一次苹果甚至将旧手机的类别扩展到了Android 手机。

    （摘编自中国通信网《废旧手机回收会不会是手机厂商未来的一个大生意？》）

    材料四：

    完善废旧手机回收处理体系，具体来讲，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发力：

    制定专门的法律法规。应尽快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以保证废旧手机的高效回收与合理利用。

    依靠先进的技术、工艺和专门的技术人员。只有进行高效的无害化处置，才能避免对环境造成二次污染，因此，拆解、处理废旧手机需要走规范化、产业化的道路，坚决取缔、严格查办非法手工拆解翻新作坊。

    谁生产谁收购，构建环保回收产业链。鼓励手机生产商完善回收体系，在运营商的营业网点和手机专营商店设置回收箱，筹建网上旧手机回收站等，增加废旧手机的回收途径。

    规范管理回收市场，让用户维权时有法可依。相关部门应加强对废旧手机回收企业的监督管理，在保证企业获取利润的同时，最大限度地提高回收价格，保障用户权益。还要加大对手机信息彻底清除的研究应用，消除用户对信息安全的顾虑。

    打造全程可追溯的管理体系。在相关法律法规的框架内，手机生产商可通过一定方式，实现手机生产、销售、使用、回收整个使用周期的全程可追溯，让消费者知晓回收手机的价值、流向和处理方式；同时，明确手机生产商的回收责任，将生产、回收数量作为企业测评的重要指标，鼓励企业把回收业务做大做强。

（摘编自《光明日报》《废旧手机回收须完善体系》）

    材料一：

    2019年1月24日，华为北京研究所，全球首款5G基站核心芯片——华为天罡正式发布。

    秉承“把复杂留给自己，把简单留给客户”的理念，华为在5G领域积极投入、持续创新。华为可提供涵盖终端、网络、数据中心的端到端5G自研芯片，支持“全制式、全频谱”网络，并将最好的5G无线技术和微波技术带给客户。

    华为天罡在集成度、算力、频谱带宽等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极高集成，首次在极低的天面尺寸规格下，支持大规模集成有源功放和无源阵子；极强算力，实现2.5倍运算能力的提升，搭载最新的算法及波束赋形，单芯片可控制高达业界最高64路通道；极宽频谱，支持200M运营商频谱带宽，一步到位满足未来网络的部署需求。同时，该芯片为AAU带来了革命性的提升，实现基站尺寸缩小超50%，重量减轻23%，功耗节省达21%，安装时间比标准的4G基站，节省一半时间，有效解决站点获取难、成本高等问题。

    2018年，华为奏响5G规模部署的序章，率先发布全系列商用产品、率先全球规模外场验证，率先开始全球规模商用。截至2018年底，华为已完成中国全部预商用测试验证，推动了5G进入规模商用快车道。目前，华为已经获得30个5G商用合同，25000多个5G基站已发往世界各地。

    2019年1月9日，华为“5G刀片式基站”凭借创新性采用统一模块化设计等技术突破，获得2018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该基站实现所有单元刀片化、不同模块间任意拼装，使5G基站的安装像拼装积木一样简单便捷。华为5G产品线总裁杨超斌表示：“华为全系列全场景极简5G解决方案，在兑现5G极致性能和体验的同时，能够大幅提升部署和运维效率，使5G部署比4G更简单。”

    此外，华为常务董事、消费者业务CEO余承东还发布了全球最快5G多模终端芯片——Balong5000（巴龙5000）。这颗全新的5G芯片，体积更小、集成度更高，这是先进技术和设计的体现，用户也不担心网络问题，它能够在单芯片内实现2G、3G、4G和5G多种网络制式，可以有效降低多模间数据交换产生的时延和功耗，显著提升5G商用初期的用户体验，在5G领域无疑是一次很大的突破和成功。                        

     摘自《华为天罡奠基极简5G》

    材料二：

    美国彭博新闻社2019年1月24日发布题为“美国恐惧华为的另一个原因：物美价廉”的报道：在美国俄勒冈州东部的偏远地区，华为远非美国官员口中的来自中国的“大坏狼”，而是通往21世纪的生命线。

    东俄勒冈电信公司首席执行官兼总经理约瑟夫·弗兰内尔说，这家中国最大的技术公司生产高质量网络设备，卖给农村电信运营商的价格比其竞争对手少20%到30%。华为的设备还帮助二十多家美国电信公司向许多最贫困、最偏远的地区提供座机、移动服务和高速数据。事实上，包括弗兰内尔的公司在内的一些电信企业并没有联邦政府补贴，它们在向偏远贫困地区提供服务时成本较高。但华为能让奇迹发生。华为在网络设备制造方面已成为世界领先者，它正在努力主导被称为“下一代无线技术”的5G。

    “他们（华为）的设备非常非常好，”同时担任俄勒冈州议会宽带咨询委员会主席的弗兰内尔说，“我们还没有在市场上找到类似的设备。”正是因为物美价廉，并且其领先的技术和优惠的价格在市场上很难找到替代，华为令美国政府担忧起来，并试图破坏这个“奇迹”。

    摘自《美媒：美国害怕华为的另一个原因》

    材料三：

    互联网数据中心公布的2018年第二季度全世界的智能手机排名前五的出货量（以百万为单位）、市场占有率和年增长数据。

    材料一

    据《楚天都市报》披露，湖北黄石九中部分学生家长反映，该校七年级 4 个实验班欲更换高档电子白板，要求每名学生交 2000 元。由于该校七年级普通班不需更换黑板，有家长感觉钻进了“贵族班”的套子。该校校长认为，“穷人和富人不可能享受同等教育”。

    曾几何时，择校费是百姓深恶痛绝的教育不公现象之一，而在上述新闻的学校里，择班费就那么现实而残酷地摆在了学生及其家长面前：交了钱，就可以上“小班”也就是“富班”，教学质量佳，教学设施全，并保证严格控制每班学生不超过 35 人；不交钱，那就去挤近百人一个教室的大班。交了钱，就可以享受到“贵族班”富贵的教育；不交钱，校长就会教育家长，“穷人和富人不可能享受同等教育”。中小学是如此，高校里更直接，教育部不得不强调，高校不得按学生贫富安排住宿。

    凡此种种，难怪 09 年底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对全国 30 个省、市、区 2952 名公众进行的调查中，有 56.5%的人表达了他们对当下教育现状的担忧——“越来越不公平”，仅 11.2%的人认为教育越来越公平。而校园里存在着的“穷富班”，让孩子们体味到了贫富的差别。

    “穷富班”的出现根源在于教育投入不足。尽管 1993 年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已明确提出，到 20 世纪末，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占 GDP 的比重要达到 4%，但这个目标目前尚未实现。公共财政对教育投入不足，就会使学校倾心于谋财，而学校的最大资源，就是学生，多交钱进“富班”、“实验班”，没钱么，就没那么好的待遇了。

    改编自《中国新闻网》

    材料二

    近年来，诸如“建家长满意的学校，做家长满意的教师”之类的口号成为不少学校竞相打出的招牌，盛行坊间，大行其道。

    “教育让家长满意”，乍一听似乎无可厚非，但细细思量，问题不少。首先，教育如何使家长满意?这其间，众口难调自不必说，又如何界定，什么样的教育才会令家长满意呢?多少家长满意才行呢?

    更为重要的是，难道家长满意就行了吗?毕竟，教育服务的直接对象不是家长，而是学生。打个比方，好比家长带孩子去餐馆就餐，孩子吃饭，家长付账，要问对餐馆饭菜、服务满意不满意， 恐怕不能只问家长，还要问最直接的消费者——孩子。家长的感受与评价，不能完全代表孩子的感受与评价。因此，很多学校刻意宣扬的“让家长满意”，其实在教育观上遮蔽了一个关键问题：教育怎样让学生满意?

    回到我们的教育现实，存在的问题比这种理论上的困惑更使人纠结。不少学校现在变得越来越像标准化生产的“企业”或者“工厂”。填鸭式的教学，封闭式的管理，起早贪黑的生活，无所不在的激烈竞争，简单重复的枯燥训练等等，使原本充满智慧与快乐的学习过程变成了沉重的负担， 使校园成为许多学生备感压力和失落的地方，而不是成长的摇篮、精神的家园。

    这样的教育，显然不是合格的教育。因为它不是立足教育学生这个本位来展开，而是被功利目的、应试思维、家长需求、自身利益等非教育因素主导着、牵制着、撕扯着，在各种现实利益的考量和冲突中变得面目全非。

    英国哲学家怀特海在《教育的目的》一书中说：“要使知识充满活力，不能使知识僵化，这是一切教育的核心问题。”教育的活力之源，来自于教育过程中对人的尊重和关爱，来自于通过创造性的教育活动，激发孩子们对世界的好奇和探索，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启迪心灵、健全人格， 使他们在成长中追求“有灵魂的卓越”，而不是沦为考试机器。

    《今日教育》2010 年 09 期

    材料三

    一边是企业招不到合适的人，另一边却是高校毕业生就业率的低下。

    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全球教育研究中心完成的一项研究显示，有 60.9%的企业对我国目前的教育现状表示比较不满意，有 8.7%的企业对我国目前的教育现状表示非常不满意，而且绝大多数企业认为企业的发展与教育有一定的关系或有很大的关系。目前大部分学生的多项能力和素质不能达到企业的要求，大学毕业生各方面的综合能力亟待提高。

    威望科技（苏州）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徐德清说，到公司实习的大学生所学与所用差距很大。而正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兼副总裁林可夫也对公司招收的几百名大学生不甚满意，他认为许多大学毕业生事业心不强，挫折压力承受力不大，而且知识老化，自我学习能力弱，复合型不强。

    摘自《网易财经》

    材料四

    教育公平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突出表现，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是社会和谐的坚固基石。强调教育公平主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有学上”，实现学有所教。近年来，中央采取一系列重大政策措施，致力于促进教育公平。要做到教育公平，基本要求是保障公民依法享有受教育的权利，关键环节是保障公民接受义务教育和享有良好教育的机会公平，突出重点是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和扶持困难群体，根本措施是合理配置教育资源。教育资源主要向农村地区、边远贫困地区和民族地区倾斜，加快缩小教育差距。

    如果说教育公平主要解决的是“有学上”，那么提高教育质量主要解决的是“上好学”。质量是教育的生命线，只有一流的教育才有一流的人才，才有一流的事业，才有一流的国家。经过多年艰苦努力，我国教育规模不断扩大，人民受教育机会大大增加。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与经济社会又好又快要求相比，还面临严峻的挑战，离人力资源强国的要求还有很大距离，特别表现在教育质量方面的较大差距。要进一步树立育人为本的教育观，树立多样化的教育质量观，树立“教育过程是一个创造过程”的教育过程观，树立培养高素质人才的教育目的观。

改编自《新浪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