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与假的相互制约

孙绍振

艺术的真实，不是一种形而上学的真，它不是绝对的不掺一点“假”，相反，只有在假定形式中，真实性才能更充分地发挥。

生活不经过一番改造是不能成为艺术形象的。创作劳动主要就集中在改造这一点上。白石老人画虾，不止一次地减少了腹下节足的数量，米开朗琪罗放在梅提契的墓上的青年男子的雕像超比例地延长了弯曲的腰身和手臂，二者不但没有导致虚假，反而达到更高的真实。白石老人关于绘画艺术有过名言：“妙在似与不似之间，太似则媚俗，不似则欺世。”俄国伟大画家苏里柯夫学素描时，他的老师契斯恰可夫对他说：“要尽可能地接近实物，可是绝不能一模一样，因为要一模一样，结果反而弄得不像。”艺术的辩证法就是这样奇妙，为了使艺术更像生活，却要敢使艺术不像生活。艺术是假定性与真实性的统一。建国初期，有个地方剧团片面地迷恋于生活区的逼真，在演《牛郎织女》时，让真牛上台，结果那牛并不能理解牛郎的激动心情，弄得牛郎不能专心向织女殷勤，一直处在提心吊胆的尴尬状态。这时，真牛却留下一堆粪便，扬长而去。这种真牛反而不如一条没有实用价值的牛鞭子（装饰着彩色流苏的）来得真实。

作家的劳动对象就是生活中逼真的素材，作家的劳动实践就是要把生活逼真改造为艺术的真实。

文学创作的真实是一种虚构的真实。文学要把普遍分散地存在的逼真改造成为特殊的具体的人物情景和过程，就不能不突破真人、真事、真物的局限。所以曹雪芹要把真事隐去（甄仕隐）而公然声明自己所写的是满纸荒唐言，是假语村言（贾雨村）。这可以充分说明在艺术作品中生活的真实性是受艺术的假定性制约，没有了艺术假定，也就不能有生活的本质。

要获得文学创作的能力，就是要获得艺术地进行真实的虚构的能力，而不是照搬生活的能力。初学写作者如果被生活的原始素材逼真的森严性吓住了，不敢突破真人、真事、真物的局限，他的才能就可能受到束缚，他的想象、他的感情就很难得到自由的发挥。

世界文学史画廊中最伟大的典型都不完全是生活的逼真的实录，它们都有“臆造”、“臆测”、“臆象”那样的特点，都是一种“逼真的幻觉”。表面上看来都有一点不现实，畸形、怪诞，不像话，不像真正存在过的。唐·吉诃德，奥勃咯摩夫、浮士德、高里奥、哈姆雷特、玛丝洛娃、贾宝玉、阿Q，好像都有不现实的“臆造”的特点，但恰恰又是最能叫人着迷的魅力。就像中国画中的泼墨画，不能作细节的追求，但又是给人以淋漓尽致的艺术享受的。相反，那样过分拘泥于生活逼真，过分照搬现实场景的，例如《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那样的作品和那些“极镂绘之工”的咏物诗一样，反而显得艺术格调不高，不及《红楼梦》中那些带着神秘色彩的太虚幻境、通灵宝玉、和尚道士之类的吸引人，甚至不及《聊斋》中的狐媚鬼道动人。丹麦的许多现实性的小说也不及安徙生的童话动人。艺术如果完全排除了假定性就不成为艺术了。真正的艺术常常带有写意的色彩，写意就是不太拘泥于形，让客观生活与主观思绪融合起来按着形式的轨道酣畅地运行。也就是《文心雕龙·神思》所以的“神与物游”。搞文学创作，光有“物”（生活）不免粗糙，光有“神”，是抽象的，把二者结合起来就可能有一种自由酣畅的笔墨。这种笔墨的气韵不光来自生活，也来自作家，它不为生活所拘，不过分贴紧生活，而是在与生活保持一定距离的轨道上飞旋。艺术之所以能围绕着生活的太阳公转，是由于它本身还以自己为中心在自转。

                                    （选自孙绍振《审美形象的创造》，有删节）

绿染戈壁

梁衡

    由西安出发西行，车驶入甘肃境内，公路两边就是又浓又密的柳树。这种树，是西北高原常见的旱柳。它树身高大，树干挺直，如松如杨，而枝叶却柔农牧民浓厚。每一棵树就像一个突然从地心涌出的绿色喷泉，茂盛的枝叶冲出地面，射向天空，然后再四散垂落，泼洒到路的两边。远远望去连绵不断，又像是两道结实的堤坝，我们的车子夹行其中，好像永远也逃不出这绿的围堵。

    左宗棠是1869年5月沿着我们今天走的这条路进入甘肃的。左宗棠止步于举人，此后三次参加会试，三考不中，便无心再去读枯涩的经书，而是在乡下边种地边研究农桑、水利等实用之学，后因太平天国乱起，就随曾国藩办湘军。1866年甘肃出现回民起义时，左正在福建办船政，建海军，对付东南的外敌。朝中无人，同治皇帝只好拆东墙补西墙，急召他赴西北平叛。

    左宗棠在西北的政治、军事建树历史自有公论。但他到西北后，发现这里的危机不只是政治腐败，军事瘫痪，还有生态的恶劣和耕作习惯的落后。大军所过之处全是不毛的荒山、无垠的黄沙、裸露的戈壁、洪水冲刷过后的沟壑。这与江南的青山绿水、稻丰鱼肥形成强烈的反差。左宗棠隐居乡间时曾躬耕农亩，准备种田教书，终老乡下。但是命运却把他推向西北，让他“达则兼济天下”，兼顾西北。

    面对赤地千里，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栽树，这当然是结合战争的需要。但古往今来西北不知几多战事，而栽树将军又有几人？用兵西北先要修路，左宗棠修的路宽三到十丈，东起陕西的潼关，横穿甘肃的河西走廊，旁出宁夏、青海，到新疆哈密，再分别延至南疆北疆。穿戈壁，翻天山，全长三四千里，后人尊称为“左公大道”。1871年2月左下令栽树，有路必有树，路旁最少栽一行，多至四五行。这是为巩固路基，“限戎马之足”，为路人提供阴凉。左对种树是真有兴趣，真去研究，躬身参与，强力推行。他先选树种，认为西北植树应以杨、榆、柳为主。河西天寒，多种杨；陇东温和多种柳。凡军队扎营之处都要栽树。他还把种树的好处编印成册，广为宣传，又颁布各种规章保护树木。史载左宗棠“严令以种树为急务”“相檄各防军夹道植树，意为居民取材，用庇行人，以复承平景象”。左每到一地必视察营旁是否种树。在他的带领下，各营军官竞相种树，一时成为风气。现在甘肃平凉仍存有一块《威武军各营频年种树记》碑，详细记录了当时各营种树的情景。

    左宗棠在西北到底种了多少树，很难有确切的数字。他在光绪六年（1880年）的奏折中称，只自陕西长武到甘肃会宁县东门六百里，就种活二十六万四千多棵树，其中柳湖有一千二百多棵。再加上甘肃其余各州约有四十万棵，还有在河西走廊和新疆种的树，总数在一二百万棵之多。而当时左指挥的部队大约是十二万人，合每人种树十多棵。中国西北自秦以来共有三条著名的大道。一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修的弛道；二是唐代的丝绸之路；三就是左宗棠开辟的这条“左公绿柳之路”，民国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后的西北公路建设基本上是沿用这个路基。三千里大道，百万棵绿柳，这在荒凉的西北是何等壮观的景色，它注定要成为西北开发史上的丰碑。

    兵者，杀气也。向来手握兵权的人多以杀人为功、毁城为乐，项羽烧阿房宫，黄巢烧长安，前朝文明尽毁于一旦。他们能掀起造反的万丈狂澜，却迈不过政权建设这道门槛。只有少数有远见的政治家才会在战火弥漫的同时播撒建设的种子，随着硝烟的退去便显出生命的绿色。

（摘编自2014年7月23日《人民日报》刊文《左公柳，西北天际的一抹绿云》）

相关链接：①长夫人等（指后勤人员）不得在外砍柴。但屋边、庙边、祠堂边、坟边、园内竹林及果木树，概不准砍。（左宗棠《楚军营制》）②马夫宜看守马匹，切不可践食百姓生芽。如践食百姓生芽，无论何营人见，即将马匹牵至该营禀报，该营营官即将马夫口粮钱拿出四百立赏送马之人，再查明践食若干，值钱若干，亦拿马夫之钱赔偿。如下次再犯将马夫重责二百，加倍处罚。（左宗棠《楚军营制》）③左宗棠的同乡及幕僚杨昌浚，应邀西行，见道旁柳树成林，也有七绝一首：“大相筹边未肯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渡玉关。”

材料一：

    在“10·17”世界消除贫困日到来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指出，全面小康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小康，不能出现有人掉队。未来5年，我们将使中国现有标准下7000多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中国科学院研究员杨多贵认为，消除贫困并不取决于一个国家的财富多少，而在于执政者的责任感和决心，以及强大的调控能力，全力推动扶贫攻坚工作。国务院扶贫办副主任洪天云说，6年时间减贫7000多万，意味着每年要减贫1170万，平均每月减贫100万，时间非常紧迫、任务非常艰巨。“为实现这个目标，从中央政府到各地方政府都铆足了劲，已经出台和即将出台系列政策，推进各项工作落实。”

    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我国坚持分类施策原则，因人因地施策，因贫困原因施策，因贫困类型施策，并特别指出了“五个一批”脱贫手段，即通过扶持生产和就业发展一批，通过易地搬迁安置一批，通过生态保护脱贫一批，通过教育扶贫脱贫一批，通过低保政策兜底一批。“各个措施之间不是割裂的，而是互相关联的，需要多种措施共同发力。”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副主任黄承伟说。

    扶贫必扶智，让贫困地区的孩子们接受良好教育，是扶贫开发的重要任务，也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途径。记者了解到，今年扶贫日前后，教育部等部门将启动实施教育扶贫全覆盖行动，精确对准最薄弱领域和最贫困群体，加快贫困地区教育事业发展。

（摘编自新华社2015年10月17日讯）

材料二：

    中国社科院和国务院扶贫办联合编撰的《中国扶贫开发报告2016》公布了一组数据，意味着“十三五”脱贫攻坚首战告捷。回看历史，以7亿多贫困人口为起点，中国在这场战役中已经艰苦奋战将近40年；面向未来，到2020年，中国现存几千万贫困人口将全部脱贫。有目标、有思路、有举措，在这场世界范围内的脱贫战争中，中国成绩斐然。

    据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中国的减贫行动与人权进步》白皮书，改革开放30多年来，7亿多贫困人口摆脱贫困。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这么快、这么大规模的减贫。中国成为世界上减贫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世界上率先完成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国家。

    对此，《纽约时报》评价，极端贫困人口的大幅减少主要应归功于中国取得的经济进步。《赫芬顿邮报》则指出，世界减贫成绩“最大的功劳来自中国。中国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显著的成绩，归功于经济发展。离不开政府在改革方面做山的努力。”

（摘编白2017年1月16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材料三：

    提问：现在很多人唱衰中国经济，您如何看待现在的中国形势？

国家发改委主任何立峰：去年我国的经济发展体现了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实现了平稳健康的发展。以下几方面特别突出：第一，经济平稳增长。第一季度、第二季度、第三季度的经济增长率都在6.7%，第四季度经济增长率达到了6.8%。中国经济的总量大概占全球经济总量的15%左右。去年中国经济的增量占全球经济增量将近33%。第二，就业稳中有增。新增创造了1000多万的就业岗位，去年安排了新增就业人口1300多万。第三，千万人口脱贫。去　　年实现了现行标准下1200多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的脱贫。放眼全球，可能中国是唯一能够做到的。第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了深度进展，为去年经济平稳健康发展营造了良好的环境，同时为今年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也创造了更好的环境，夯实更好的基拙。

（选自2017年3月5日中国网，略有删节）

记住一棵树

非鱼

    跑，继续跑。

    那时你还叫刘秀。你的腿已经不听使唤了，汗水湿透了中衣，嗓子里有咸腥的味道。身后是嘶喊声震天的追兵，你根本没有选择的余地。活着，成了你最奢侈的希望。

    跑，继续跑。

    远远地，山坡上有炊烟袅袅升起，你使劲咽了口唾沫。炊烟于你，是一种残忍的诱惑，你既不能摆脱王莽的追兵，又不能进村去讨一碗粥喝，尽管你早已经饥肠辘辘。

    跑，继续跑。

    嘶喊声似乎小了远了，你瘫坐在田埂上，肚子越来越饿，如无数的小鼠探出尖利的细齿咬噬着你的胃壁。仰头，是一株硕大的棠梨树，一颗颗棠梨如青核桃般在风里轻轻摇晃。你又咽了一口唾沫，急慌慌地揪下几颗啃起来。呸——你又吐出来，小小的棠梨太酸了，还涩。

    “难道，天要灭我刘秀吗？”你扔掉手里的棠梨，长叹一声。

    突然，一个妇人从山坡上袅袅向你走来，面若一轮明月，发髻高挽，手提一只黑褐色的陶罐。你有些迷惑，这山野之上，怎么会有如此娴静貌美的妇人出现？

    妇人微微一笑，问你：“我给夫君送饭归来，见你在摘棠梨，可是饿了？”你点点头：“可是……”

    妇人说：“我知道。”

    你看见妇人摘下十几颗棠梨放进她的陶罐里，找来一把干柴点燃。不一会儿，罐里传来阵阵清香。

    胃里的小鼠更加用力地咬噬，你口干舌燥，唾沫也没有了。火熄了，罐凉了，妇人说：“吃吧。暂且可充饥。”

    端起陶罐，棠梨温暖的汁液流进嘴里、胃里，你吞食着果肉果核，如果可以，你甚至能吞了陶罐，那一刹那，你忘了汉家天下，酸甜温暖的煮棠梨就是一切。

    放下陶罐，你用宽大的袖口擦一擦胡须上的棠梨汁，欲道一声谢，可眼前早已没有了妇人的踪影。你仰天长啸：“哈哈，莫非上天来助我！”

    跑，继续跑。

    此刻你气力大长，飞一样，在山坡上、塬上奔跑，一路向西。追兵的嘶喊听不到了，伴随你的只有风。

    风，不停地吹，吹过黄河两岸，吹过你冕冠上的旒，叮当作响。哦，你已经是汉光武帝了。锦衣玉食，如今你什么也不缺，可是，太官准备的八珍之味依然让你提不起胃口，你挥一挥宽大的衣袖：“拿下去。”太官属下的大官丞已经换了五个，还要怎么样？

    棠梨，对，就是棠梨，是那位妇人为你在陶罐里煮出来的棠梨啊。你舔了舔嘴唇，仿佛那酸甜温暖还在。

    怪不得太官，他哪里知道你的威仪荣华之下，掩藏着什么，那一路的逃亡，有过多少的生死瞬间，那一罐棠梨，才是永远的美味。

    再次来到那座小山村，前去打探的人却回报：“村里没有此人。”派了更多的人，再找，依然是没有这个人。

    你弃辇登上那座小山，站在山顶上，村庄里鸡犬之声相闻，绿树掩映，细细的炊烟从树梢上升起来。慢慢从山上向下走，你来到了那株棠梨树前，早春时节，雪白的棠梨花将整棵树笼罩，金黄的连翘在山坡上绽放，麦苗青青，蜂飞蝶舞，热闹非凡。

    笑容在你的脸上绽放，如棠梨花朵般灿烂。作为大汉的天子，子民安居乐业，你能不高兴吗？找不到为你煮棠梨的妇人，但棠梨树在，不能当面感谢妇人，但村里的百姓在。你下诏，赐给这个小村庄一个好听的名字：罐煮梨村，免除村里所有的税赋、丁役。

    得知这个消息，村里的老幼妇孺一齐跪在你面前，你一指那株硕大的棠梨树，说：“我，是棠梨树上结下的果，你们，也是。棠梨树佑护着召公，也佑护了我，我会永远记得这棵树，记得罐煮梨。”

    后来，有人告诉你，那个美丽的妇人是荷花女的化身，是召公派来的。你沉默良久，冲着罐煮梨村的方向拜了三拜。

    当然，这个说法是不是真的，都不重要了。

    你是刘秀，你是汉光武帝，你是大汉中兴之主，你是能把一棵树记在心里的人，这就够了。

材料一：

    今年春节期间，南通狼山国家森林公园以全新面貌开放迎客，游客可以坐小火车游览滨江观光带，或骑单车来一趟亲水之旅。

    这片休闲出游好去处，几年前却是“滨江不见江、近水不亲水”。“市区南部狼山、军出、剑山、黄泥山、马鞍山临江而立，加上周边长江岸线腹地，统称为五山及沿江地区，总面积约17平方公里，沿江岸线约14公里。”南通狼山旅游度假区管理办公室主任成宾说。公用码头以大宗散货为主，扬尘、污水、噪音等污染严重，港城接合部成为脏乱差的重灾区。

2016年底，南通决定推进五山及沿江地区修复保护，陆续关停严重污染企业，引导符合条件的企业向新区转移；下游新建现代化集装箱码头，将狼山港整体搬迁。目前，五山及沿江地区共拆迁“散乱污”企业203家，退出港口货运功能，腾出修复岸线5.5公里。

    去年8月，狼山国家森林公园获批成为南通首个国家级森林公园。目前，南通植物园、森林公园军山片区建成开放，今年春节期间参观人数达到30万人次以上。五山及沿江地区已新增森林面积约6平方公里，“城市绿核”效应正逐步显现。

    “产业退、港口移、城市进、生态保”，把生产岸线打造成生态岸线，还绿给市民，这里成了南通的城市客厅。

（摘编自《人民日报》2019年5月2日）

材料二：

    4月12日电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政府官方微博12日发布情况续报称，福田暴雨失踪人员搜救工作仍在继续紧张进行中。截至上午10时35分，已在河道中搜寻到第二具遗体，死者身份有待核实。早前，深圳市罗湖区委宣传部官方微博发布消息称，罗湖区被冲走的两处河道12名施工人员造成4人死亡4人失联。一条路反反复复挖坑，一年到头几乎没有好过，路面缝缝补补，施工信息不透明，尘土飞扬，这也是深圳积水得不到及时排泄的原因！

    不能否认的是，中国城市排水管道设计标准确实落后。目前中国城市雨水管道设计重现期一般采用1—3年，大部分城市普遍采用1年一遇重现期。发达国家雨水管道设计重现期一般略高，如美国居住区2—5年，商业区2—10年；欧盟居住区2年，商业区2—5年澳大利亚2—10年日本东京3年，京都、名古屋5年，神户、川崎10年。

    很多欧洲城市，排水系统是先于城市修建。而巴黎的排水系统更是奥斯曼推到巴黎重来修建的结果。而回到中国城市，往往是建成区存在着严重的内涝问题，甚至是很多新城区因为设计标准太低而内涝。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经济成本还是施工难度，都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困难。深圳暴雨引发洪水已致7人遇害，解决城市内涝不能光喊口号！

（摘编自《中国互联网新闻中心》2019年4月12日）

材料三：

    4月22日，首届公园城市论坛在成都开幕。不止一位与会专家提到，“公园城市”的要义绝不是停留在公园或绿地的建设层面，这是一道涉及新时代城市发展新模式的时代课题。论坛上，联合国人居署专家以及海内外城市代表、相关领域专家学者围绕“公园城市·未来之城”主题，就公园城市的建设达成了十项共识。

    “公园城市”提出，很多人想起新加坡“花园城市”理念。作为“花园城市”的标杆，新加坡仍然是全球城市取经的对象。

    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时，新加坡国家发展部宜居城市中心专家林振聪回忆，一开始，新加坡“花园城市”的建设主要考虑环境保护和治理。近些年，才更加注重居民与城市生态环境的和谐共存。

    从英文上来说，公园城市译作“parkcity”，花园城市的原文是“gardencity”。“从词义上来说，‘公园’比‘花园’多了公共空间的功能。”林振聪解释，“在我看来公园具备更多公共空间功能，‘公园城市’代表了城市发展更加高级的形态，也更讲究以人为本。”

    从“花园城市”到“公园城市”，提法的改变，背后是建设理念的升级。

（摘编自《每日经济新闻》2019年4月22日）

“重建附近”：年轻人如何从现实中获得力量?

——人类学家项飙访谈（节录）

康岚：您最早在什么时候提出“附近”这个概念？为什么想到提出这个概念？

项飙：我第一次提“附近”应该是在2019年夏天，我跟许知远在“十三邀”节目上的对话。当时好像是在谈现代人的时空观念，为什么现在人们对快递小哥迟到两分钟会非常不耐烦？我们说到现代生活完全是被时间逻辑统治了，空间逻辑消失了。原来我们对时间的理解是通过人的行动，比方说我和你的距离是一袋烟的工夫，或者说这个距离是从你家走到荷塘边上的那个工夫，其实时间很大程度上是通过空间来衡量的。但在工业化之后，抽象时间也就是钟表时间变得非常重要。当这种抽象时间统治了我们的生活，空间就完全变成了附属性的东西。对快递小哥迟到两分钟会非常不满，是因为你根本不考虑他是从空间中哪个点到餐馆拿了东西，以及路上的交通是怎样的、进你家小区的门时他要跟保安怎样交涉，这些经历性、空间性的东西，你是不管的，你要的就是那个东西要在你规定的时间内送到你的手里。这种心态是“时间的暴政”造成的。在这样的场景下，我提到“附近的消失”。

“附近”这个空间的消失，一方面是因为“时间的暴政”，另一方面是因为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建立自己对世界的感知越来越通过一些抽象的概念和原则，而不是通过对自己周边的感知来理解。比如，你的邻居是干什么的，楼下打扫卫生、门口卖水果的人是从哪里来的，他们家在哪里，如果家不在这里，一年回几次家，他们的焦虑和梦想是什么。这些人对你的生活很重要，因为我们的日常生活就是由他们来组织的，没有他们，我们的生活不能够正常运行。但是，我们对这些“附近”经常是视而不见的。

这个“附近”，它是一个空间，它的有趣在于它有很强的社会性，它是你这个社会主体的物质基础，把你托起来。在这里面，有很多很细密的又很复杂的、看似好像不重要的但其实是很重要的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

所以我提出，要关注“附近”。一方面是要重构自己的生活，将自己从“时间的暴政”中解放出来；另一方面是在主观意识上，要重新树立一种理解世界和生活的方式。这个话题的表达，既有描述性，也有针对性。后来大家觉得“附近”值得讨论，大概是因为它的确有针对性。

康岚：您说过，“重建附近”不是一种论述，而是一种劝说，尤其是对年轻人的劝说。为什么“附近”对年轻人尤其重要?

项飙：当时我好像还提到，年轻人关心的就是两极。一方面他们非常关注自我，比如考试、毕业以后去哪里等，对这些问题很焦虑，但是另一方面，通过社交媒体，他们又非常关心远方，比如全球的一些危机、民族的兴盛，这些由各种抽象说法形成的宏大叙事，造成了社交媒体上各种辩论中很大的情绪波动。但是人们对自己周边的生活究竟是怎么样的，认知反而是很模糊的。

我觉得，如果一个人对身边的事情都讲不清楚，那他讲远方的事情肯定也讲不出什么意思来，因为他缺乏对人的经验进行洞察的能力，他讲来讲去都是书面上的词语。所以，从一个教师的角度，我觉得，学生不懂得“附近”，也就不可能懂得世界。

我在想，“附近”这个概念为什么后来会引起反响，比较重要的原因是它点出了一个症结，就是很多年轻人觉得自己的生活是失控的。一方面，年轻人觉得社会非常复杂，充满不确定性，他缺乏安全感；另一方面，他又觉得自己的生活没有选择，特别是从小地方出来的或者说一般家庭的孩子，只有考学这一条路，这造成他很累，但又不知道未来究竟能不能获得他要的东西，因为他觉得这个世界一旦超出他那个“泡泡”，是一个好像特别不能把握的世界。从这两重意义上来讲，年轻人都觉得不能够控制自己的生活。当觉得自己的生活失控，感到焦虑、劳累、恐惧和无意义时，他会产生一种很自然的愿望，就是要重新在生活里找到一个抓手，重新找到一个锚、一个立足点。

那这个立足点是什么呢？我觉得，大家在“附近”这个意象里看到了一种可能，觉得“附近”可能是一个新的抓手和立足点，是大家重新建立对生活的可控感，至少是可知感的一个基础。

康岚：为什么“附近”能够满足这一点？

项飙：因为“附近”跟地方、跟社区、跟小区、跟群体、跟部落都不一样，“附近”不是一个有边界的单位。跟“附近”最接近的单位可能是社区，但在社区里面是一群相对固定的人，它有相对固定的边界，内部的关系是稳定的，人员是相对同质的。但“附近”不一样，就像我前面说的，在“附近”，你要看到那些卖菜的、卖早点的、搞保洁的；而且这个“附近”是跟着你走的，你走到哪里，“附近”就跟到哪里。所以“附近”跟社区不一样：第一，它很强调人的具体的经验，强调你怎么去看它；第二，“附近”不是一个可以行政化的、可以去客观描述的单位，“附近”是以你为中心的。在这个意义上，可能“附近”有它特别的使用价值。

（选自《当代青年研究》2023年第6期，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