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全民阅读渐入佳境本报记者

张国圣

    一边读美文，一边品美食、赏美景。这样的“美事”，在重庆已是“常事”。持续10年的全民阅读活动、持续 9 届的全民读书月活动，让重庆有了 3000 多项主题鲜明、形式多样、层次分明的阅读活动。便捷的阅读场所、丰富的阅读内容、创新的阅读手段，让重庆人的阅读变得时尚，让阅读成为重庆的风尚。

    阅读变“悦读”越来越多的时尚阅读场所，将“阅读”变成了“悦读”。

    2015年5月，被网友誉为“最美中国书店”的方所书店进入重庆。“重庆方所”还被写进了多个重庆旅游攻略。除了打造凸显重庆山城江城特色的阅读空间，重庆方所还举办以“重庆的日常生活”为主题的“文化即日常”摄影展，“让每一个客人都感受到方所和这座城市的融合”。

    读者的“悦读”需求也促进了重庆本土传统书店的转型。沙坪坝书城是重庆新华传媒旗下第一家体验式书城。除了根据不同读者群体的需求分设格调书屋、文化教育馆和儿童主题书店外，这里还经常举办经典诵读、艺术讲演、小型音乐会和星期五读书会等活动。随着读者的“悦读”感增强，书城的销售额也增长了42%。

    进入重庆文化市场 8 年的西西弗书店是“悦读重庆”的引领者之一，他们在今年5月推出了重庆的第8家连锁店。据西西弗人力资源总监钱晓彬介绍，到2018年，西西弗在重庆的连锁店将扩张到15家左右。今年 5 月在重庆南山植物园附近开张的“南之山”书店集书屋、画室、民宿于一体。环绕四周的树林，还有眼前次第展开的山城风貌，很快为“南之山”赢得了“清新”“小资”的口碑。周末和节假日想去看书购书，得提前好几天预约才行。

    “阅读并不存在竞争。书店越多，说明这个城市的阅读氛围越好。”重庆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张永才说。

    全民阅读便捷化“十二五”以来，重庆依托公共图书馆、乡镇（街道）综合文化站和村（社区）文化室、农家书屋等，以城乡居民需求为导向出版和增配图书，同时整合统筹社会力量推进社区图书馆、家庭图书馆、读书人家、市民书吧和图书漂流点等阅读网点建设。全市43家公共图书馆的分馆数量增加到210个，年到馆读者超过1245万人次，年图书外借近1000万册次。

    全市乡镇（街道）综合文化站年接待读者也达到了500万人次。

    2016年举办的重庆第九届全民读书月活动，将主会场的外展舞台交给市民。兴趣爱好各不相同的阅读群体共举办了23场交互性阅读推广活动。由民间文化团体编排的傅天琳经典诗歌诵读会，今年已应邀举办了4个演出专场。一些“傅迷”为了参加诵读会，头一天就从四五百公里外的区县赶到了重庆市区。

    融入生活的阅读，使阅读成为许多重庆人的生活方式。重庆市江北区图书馆与一家书店合作，共同举办了20多期“悦读汇”文化沙龙。“悦读汇”既有名家讲座、好书分享，旅行视野、茶享雅集，又有“小蜜蜂乐园”少儿活动、“快乐厨房”厨艺教学。

    人人都离不开的手机和网络，也成了重庆人的阅读平台。网上图书馆、手机图书馆、书香重庆微信微博等“互联网+阅读”新载体，打破了阅读的时空限制，吸引了更多的年轻读者。2015年，重庆人均每月阅读数字图书5.3本，当选全国“十大数字阅读城市”。

    “用阅读的力量行走世界”阅读未必能直接改善一个人的境况，但阅读一定会慢慢改变一个人。

    “红绿熊心阅读”是重庆图书馆为未成年视障读者提供志愿服务的公益助残项目。杨芷佳第一次跟妈妈来体验时，这名 4 岁的视障女童将头勾得低低的，到哪儿都紧紧抓住妈妈的衣服。重庆图书馆的志愿者迎接小佳佳时，她浑身颤抖着往妈妈怀里躲。

    志愿者耐心地用重庆图书馆自制的盲童绘本引导佳佳，陪着她阅读，和她聊天，设计游戏帮助她通过摸、听、闻延伸阅读。志愿者还经常给小佳佳打电话，让她慢慢熟悉自己的声音。现在的小佳佳不仅养成了爱听故事爱阅读的习惯，还特别喜欢登台讲故事，到哪儿都能很快融入新环境，与周围的人成为好朋友。

    重庆八中一直引导学生“用阅读的力量行走世界”。学校负责人说：“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伟大的作家，但每个人都能成为优秀的读者，都能通过阅读改变生活、丰富生活，让人生更加精彩。”

    重庆的经典阅读推广，超过三分之一是专门为未成年人设计的文化名人进校园、手工制作立体绘本、讲故事大赛、创意艺术课堂等品牌活动。重庆城乡的中小学，普遍建立了班级图书角、书香角、读书走廊，开展了亲子共读、师生共读的读书交流会、朗诵会、故事会等主题活动。“仔细观察你就会发现，全民阅读让重庆的‘码头味’越来越淡了，书香气越来越浓了。”张永才说，“阅读正再度成为重庆的社会风尚，阅读正在让重庆变得越来越时尚。”

（节选自《光明日报》，有删改）

材料一：大城市比中小城镇更有聚集效应和规模效应。首先，大城市的生产成本和交易费用更低。大城市的经济活动和公共服务成本会因城市规模的扩大而摊薄，聚集在大城市中的个人、企事业单位都将因相互之间的协调而从中受益。其次，相比中小城镇，大城市土地利用率更高。根据住建部数据，从整体来看，2017年我国小城镇、中等城市、大城市、特大城市、超大城市的人均占地面积依次递减，分别为130平方米、125平方米、118平方米、113平方米、99平方米。再次，大城市控制污染的能力更强。在创造相同GDP的条件下，大城市污染物排放量远低于中小城镇。而且，由于规模经济效应，大城市降低单位污染的成本也远低于中小城镇。最后，大城市特别是特大和超大城市能为外来人口提供更多就业机会。由于大城市是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发展的主要依托，它们远比中小城镇更能为农村转移人口提供就业机会。

（摘编自潘家林《大城市的聚集效应与规模效应》，《城市发展论坛》2019年1期）

材料二：

图表1：北京、上海、首尔、东京四城市中心城区出行情况比较

图表2：全球部分都市人口总数及人口密度比较

（摘编自熊柴等《大城市病主因是人口分布失衡》，《财经》2017年2月）

材料三：城市的核心是人，城市的发展本应服务于人的需要，但是许多城市却偏离了人本轨道，一味追求经济总量的增加，引发了严重的“城市病”。

城市化不是楼宇化，而是家园化。但是，一些城市在发展过程中却只重表面工程，认为修建高楼大厦就是城市化，违背了城市建设与人类发展的规律，使得许多城市出现了“千城一面”的情况。城市的功能化不是产业化。城市的功能包含生产方面的功能，即人们通常理解的产业规模化，但产业发展不是城市唯一的功能。城市是人、境、业的综合体，产城一体，人城和谐，才是城市发展的归宿。不应该把城市看成是一个生产产品的机器，城市应是人类成果融合发展的一个有机体。

（摘编自李后强等《以人为中心：城市发展的永续动力》，中国社会科学网2019年3月19日）

材料四：“大城市病”并不是我国所特有的，在世界范围内也是一种普遍现象。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是东京“城市病”最为严重的时期，人口和劳动力的过度集中导致了地价上涨、环境恶化、生活成本增加等问题。为此，东京政府通过制定东京圈基本规划、实施《工业控制法》等举措，让大批劳动力密集型企业和一些重化工业相继迁往郊区、中小城市甚至海外，而聚集更多以研究开发型工业、都市型工业为主的现代城市型工业。这一方面增加了地区生产总值，另一方面也大大降低了东京的人口总量。另外，为减轻办公和商业活动对市中心的压力，平衡城市土地利用强度，东京还分步骤分阶段实施副中心战略，让副中心和中心城区共同承担起东京的城市功能，逐步形成了多中心多圈层的城市格局。在建设副中心的同时，东京也很重视交通网络体系的建设，修建一条环市中心铁路和众多呈放射状、向近郊或邻近城市延伸的轻轨线，将各副中心串联起来，并在线路末端发展新的中小城市和工业中心。

（摘编自南丽江《应对“大城市病”国外有妙招》，《中华建筑报》2018年4月22日）

材料一：

    我们通过对数据库内100多家GDP总量较高的城市进行分析，并将各城市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的差值作为外来人口数量，可得中国外来人口总量排名前三的城市分别为上海，北京和深圳，外来人口比重占比最高的前三位城市分别为东莞，浏阳和深圳。

    当外来人口进入城市，他们丰富了城市的劳动力资源，不仅有助于壮大产业工人队伍。而且有助于缓解劳动力的供需矛盾。一座城市开放的程度越高，越是能够海纳百川，吸引各地优秀人才汇集。城市也将越具备活力。但同时，大量的外来人口也加重了城市的压力，也使得“控制人口过快增长”被提上了日程。

（摘编自2017年11月27日福布斯中国网站）

材料二：2017年外来人口最多的七个城市

（截取自福布斯中文网）

材料三：

    一线快递从业人员流失率高，供不应求。记者了解到，临近年关确实有很多快递员提前离职回家，给快递派送工作带来了诸多不便，而且离年关越近，将会离职的快递员也会越多，有可能会导致网购的年货送达没有以前那么顺畅。

    解决快递员流失问题，企业仅靠春节，“双十一”等特殊节点“临时抱佛脚”提高员工待遇，恐怕不能够解决根本问题。其实，快递员们的要求很简单：与付出相匹配的薪金、必要的社会保障免除他们的后顾之忧，通畅的职业上升通道，让他们能够快乐工作。

    无论如何，快递企业要免受“用工荒”的病痛折磨，升级服务的同时完善行业用工制度，善待一线快递职工是企业必答之题。

（摘编自2018年2月13日《劳动报》）

材料四：

    春节到来。北京街头的人流车流日益稀少，多数外来务工人员已经返乡，公交不挤了，道路不堵了，可不少人还没来得及享受“空城”带来的惬意，就不得不面临饭馆、商铺歇业、快递大幅“停摆”等诸多不便，“空城”，让人欢喜也让人忧，而这矛盾背后则反映出了城市迅速膨胀后面临的发展困境。

    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苏海南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导致劳动力“候鸟式”大迁徙的根本原因是，外来人口没能够真正融入大城市，他们的“根”还在千里之外的家乡。

    “基本公共服务未实现均等化，是阻碍外来人口融入城市的主因。”苏海南强调，很多人还面临住房压力，看病难，子女就学难等问题，如果这些问题能够得到解决，一线城市春节期间的“空城”现象就会得到一定程度缓解。

    “大城市可以根据自身发展测算并设定一个人口红线，但更重要的是政府应将资源合理配置到二，三线城市乃至农村。让人们在二，三线城市或者农村就能找到用武之地，这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苏海南说。

（摘编自2016年2月7日新华网《北京春节遇“空城”烦恼？劳动力候鸟式迁徙待破解》）

材料一：

    近年来，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快速发展，我们的信息传播形式和接受方式，正在发生急剧的变化。短视频，这个甚至在5年前还有些小众的信息传播形态，如今已经成为一种网络传播主流。“短视频”之所以被如此命名，主要是因为此类视频的时长较短，一般是介于15秒到5分钟，这中间有15秒、30秒、1分钟、3分钟、5分钟等几个经典的时长，这几个时长也常常是各大短视频平台对用户所上传视频的时长限制。短视频的传播渠道，主要有通过短视频类、社交类、媒体类APP客户端观看，通过微信群、朋友圈分享和微信公众号发布观看，通过微博发布观看等。

    不得不说，相对于长视频的影视作品，这种轻型体量的本身，就彰显了短视频的存在从一开始就是为了实现易于传播、适于传播的目标，最大可能的使受众在碎片化时间里看完视频内容。同时，如抖音短视频APP，会通过大数据算法，实现用户观看的“千人千面”，也即根据每一位用户的观看喜好，为他们精准推送个性化内容。这更增强了用户的短视频观看黏度，提升了短视频传播效果，使我们观看短视频产生较强依赖。

摘编自刘俊《“新媒体化生存”的需求》，2019年3月4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材料二：

2016-2020年中国短视频用户规模走势预测

2016-2020年中国短视频市场规模走势预测

（资料来源于《2019年中国短视频市场规模、用户规模及呈现三大发展趋势分析预测》）

材料三：

    当前，短视频消费市场保持快速增长，以互动、竖屏、10-30秒长度为特征的小视频发展势头猛烈，算法和社交关系在短视频分发中占据重要地位。可见，短视频正以主体多元化、内容碎片化、受众年轻化、平台社交化为特点进行着高效传播。瞬间窥探他人生活、短时获得突发爆点，让众多短视频平台成为吸睛高手，也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消遣神器。然而，若无创新和内涵续航，这一切终将成为空中楼阁。

    不久前，短视频作品《啥是佩奇》突然刷屏，引起了众多分发和关注，短片由一段“寻找佩奇”的故事引发了关于亲情与陪伴的全民思考。优质短视频作品的出现让所有以流量为上的内容集体“翻车”，以消遣娱乐为目的的瞬时快感终究不敌有内涵有深度的艺术欣赏。《啥是佩奇》用优质内容戳中了人们内心的软肋，它的成功充分证明了在这个浅表性阅读的时代，具有艺术美感、内容穿透力和人文内涵的走心作品是多少受众发自心底的呼唤。

    以短见长、以小博大是短视频可以期许的未来，然而流量不是恒久的能量，让短视频以一公分的宽度挖掘一公里的深度，除了赋于艺术魅力、人文内涵之外，还要激发短视频作品释放出更强大的社会价值。在流量竞争中短视频内容生产已悄然从头部向多元化延伸，新闻类、探索综艺类及剧情类都找到了各自的切入角度。在选题和内容创新上隐藏着短视频从浅表到深度的发展机会。传统短视频更多是浅表性阅读，带来的问题是看过之后缺乏思考，却可以将很复杂的内容浅显化表达出来，省时高效地传递给观众。

（摘编自《如何从最大变量成长为最大增量》，2019年3月4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材料一

    “流寓”一词最早的文本记载大概是《后汉书·廉范传》：“范父丧遭乱，客死于蜀汉，范遂流寓西州。西州平，归乡里。”在这一语境中，“流寓”可解释为流离寓居。《辞源》将“流寓”解释为“寄居他乡”。《汉语大辞典》则解释为：“‘流寓’亦作‘流庽’：流落他乡居住。”

    “流寓”一词释义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流”字。如果理解为“流动”，那么这个概念的范围就非常宽泛，所有的迁徙流动到异乡都可视为“流寓”。如果理解为“流落”、“流放”的话，“流寓”一词的含义就会有很大的不同。“流落”一词有“漂泊外地，穷困失意”含义，“流放”则是古代的一种刑罚，从这个角度去理解，“流寓”是指“不得已”离开本土客居他乡。比如进京考取进士，一举得中在京城或其他地方为官，这就不属于“流寓”；而在京屡考不中，旅居多年如杜甫就叫“流寓”，或遭贬谪或受排挤自请外放到非故乡的地方为官，如苏轼到海南上任就叫“流寓”。

    古人为何要流寓他乡？综合起来看，主要有两种原因：一是社会原因，二是个体原因。其中社会原因又有政治因素、军事因素、经济因素等多个方面。从流寓文人的角度看，大多数文人因政治斗争遭排挤打击，流落他乡，如唐顺宗年间因“二王八司马事件”，两大文豪刘禹锡与柳宗元分别被贬到郎州、永州，而苏轼更是因为政治上的打击，一路从江南贬到海南岛。古今中外，为改变命运、博取功名，负书担橐，远离家乡外出游学、游宦之士，如苏秦、张仪等，其流寓主要为个体原因。

    此外，不同时代、不同原因的流寓者之流寓地是不同的。社会历史的变迁，文明程度的发展，决定了流寓地的不同。因战乱灾荒而发生的流寓，流寓者往往迁徙到较为安宁、富庶的地方，如永嘉之乱“衣冠南渡”；因犯罪而被流放和被统治者贬谪，其流寓地往往是远离京城与繁华的僻远荒凉地方，如先秦巴蜀，汉唐湖广，宋明清之岭南、东北和西北等。

    （取材于李永杰《“流寓”概念探源》）

    材料二

    作为荒服之地的岭南地区，其落后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恶劣的生存环境——令人闻之畏惧的“瘴气”和湿热多雨的气候，一直为中原地区民众所鄙弃。但是，终究有一些特殊的原因，使许多文士不得已寓居岭南。

    古代流寓文士的生存状态极为艰难，诸如流寓之路艰辛无比、语言文化多有隔绝、物质生活极为匮乏、气候环境极为不适等。然而，即便是在如此艰难的生存状态下，多数岭南流寓文士并没有长时间地消极度日。迥异的自然环境和民俗风情在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不便的同时，也拓宽了他们的文学创作视野。他们借吟诗作文排遣胸中抑郁之情，顺带融入当地的生产生活。

    韩愈贬谪连州阳山令时，在诗文中呈现的连州是一个远极遐荒之穷地，交通极为不便，危机四伏的生存环境险恶，这是连州给作者的最初印象。同为寓居连州，然而在刘禹锡的眼中，连州却是“荒服之善部，炎裔之凉墟也”。他在《送曹璩归越中旧隐诗》中写道：“剡中若问连州事，唯有千山画不如。”刘禹锡不仅对连州秀丽的山水极为推崇，而且深入民间了解连州的民俗风情、少数民族生活。在谪居连州的岁月里，他以平和的心态、从容的诗笔，还原了岭南的青山秀水，描绘了民情民俗画卷，并讴歌了少数民族的勤劳勇敢。

    苏轼一生颠沛流离，一贬再贬至“荒服”的极致——海南岛，这在宋代是仅次于杀头的重罪。初到海南的苏轼也曾悲观地说道：“某垂老投荒，无复生还之望。昨与长子迈诀，已处置后事矣。今到海南，首当做棺，次便做墓。”（《与王敏仲书》）然而，天性乐观旷达的他并没有彻底沉沦于流寓之苦，而是用自己的诗文去描绘海南绮丽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民俗风情，纵情于美丽的自然和淳朴的民风，写下了很多优美的“和陶诗”。诗文不仅明显流露出对此种生活的热爱与赞美，更体现了他虽身处天涯海角，却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超然旷达境界。

    流寓生活往往充满着艰辛，但是达观的处世精神总是让诗人于艰险中发现天地之美，描述天地之美，即便是“九死一生”的蛮荒岭南，他们依然“诗意地栖居”。

    （取材于王广禄《唐宋流寓文士的岭南文化拓荒》

    材料三

    流寓文士来到岭南之后，一方面用诗文排遣心中之情，另一方面则深入民间为民谋利，在蛮荒岭南积极实践自己未尽的政治抱负，给岭南大地带来深远的影响。

    明代弘治年间连州知州曹镐撰《旧志序》，认为连州风气之变，“乃自韩昌黎、刘梦得两公始”。刘禹锡在连州至少做了三件大事。一是编医书，惠及百姓。刘禹锡对医学颇有研究，他结合自己40多年积累的验方，编成了《传信方》医书，让连州人受益。二是重教兴学。在刘禹锡的带动下，连州文风迭起，吸引了荆楚吴越的儒生纷纷来连州求学。在唐代，广东共有48名进士，连州就有12名；到了北宋时期，广东共有进士127名，连州就有43名，时称“连州科第甲通省”。三是关心少数民族。刘禹锡在连州期间写下了《莫徭歌》《蛮子歌》《连州腊日观莫徭猎西山》三首诗，对徭族人的外貌服饰和狩猎活动以及他们的勤劳神勇大加称赞。

    柳宗元流寓柳州可谓他本人之不幸，但又是柳州人民之大幸。唐元和十年，柳宗元第三次被贬到柳州为刺史，其内心非常痛苦，但他依然积极为政，兴办儒学，推行教化，开挖水井，养民安民；反对横征暴敛，力主轻徭薄赋，对柳州地区的整个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千百年来，柳州人以修建柳侯祠的方式来表达对柳宗元的纪念。至今，文慧桥、文慧路等路桥名称依然体现着人们对他的缅怀。

    “不虚南谪八千里，赢得江山都姓韩。”以八月之治而令江山易其姓，韩愈在潮州人心目中不仅是文化先驱，更成为神明一般的存在。到潮州后，韩愈驱除鳄鱼，奖劝农桑，兴办教育，大修水利，延选人才，传播中原先进文化，从而使当时的蛮荒之地潮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面对边远落后的蛮荒之地，来自中原政治文化中心的流寓文士们自觉承担起传播先进文化、先进生产方式的责任，他们不愧为岭南大地的文化拓荒者。

（取材于王广禄《唐宋流寓文士的岭南文化拓荒》）

材料一：

《说文》里讲：“匠，木工也。”今天的“匠”，已成为心思巧妙、技术精湛、造诣高深的代名词。职业与职业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但人与人却从来都有职业品质、专业精神的差别。工匠精神厚植的企业，一定是一个气质雍容、活力涌流的企业。崇尚工匠精神的国家，一定是一个拥有健康市场环境和深厚人文素养的国家。“将产品当成艺术，将质量视为生命”，正是这样的极致追求，将我们带往一个更为不凡的世界。

一盏孤灯一刻刀，一柄标尺一把锉，构成一个匠人的全部世界。别人可能觉得他们同世界脱节，但方寸之间他们实实在在地改变着世界：不仅赋予器物以生命，更刷新着社会的审美追求，扩充着人类文明的疆域。工匠精神从来都不是什么雕虫小技，而是一种改变世界的现实力量。坚守工匠精神，并不是把“拜手工教”推上神坛，也不是鼓励离群索居、“躲进小楼成一统”，而是为了擦亮爱岗敬业、劳动光荣的价值原色，倡导质量至上、品质取胜的市场风尚，展现创新引领、追求卓越的时代精神，为中国制造强筋健骨，为中国文化立根固本，为中国力量凝神铸魂。

将一门技术掌握到炉火纯青，这固然是工匠精神，但工匠精神的内涵又远不限于此。有人说：“没有一流的心性，就没有一流的技术。”的确，倘若没有发自肺腑、专心如一的热爱，怎能有废寝忘食、尽心竭力的付出；没有臻于至善、超今冠古的追求，怎能有出类拔萃、巧夺天工的卓越；没有冰心一片、物我两忘的境界，怎能有雷打不动、脚踏实地的笃实。工匠精神中所深藏的，有格物致知、正心诚意的生命哲学，也有技进乎道、超然达观的人生信念。从赞叹工匠继而推崇工匠精神，见证着社会对浮躁风气、短视心态的自我疗治，对美好器物、超凡品质的主动探寻。我们不必人人成为工匠，却可以人人成为工匠精神的践行者。

（节选自李斌《以工匠精神雕琢时代品质》）

材料二：

记者：近日，您和您的团队创作的铁画作品《湾区万象》在深圳会堂揭幕，反响热烈，您能简单介绍一下这幅“大制作”及其创作过程吗？

储金霞：这个作品是为了展示深圳经济特区改革开放40年发展成就而创作的，因此我们希望将它呈现得气象万千、大气磅礴。为此，我特地到深圳采风，之后和设计师、十几位弟子一起奋战5个多月才最终完成。

记者：您的铁画创作生涯中还有不少这样的“大制作”，您能和大家说说吗？

储金霞：我印象最深刻的要数半个世纪前随家父为人民大会堂创作的《迎客松》。当时各省都接到人民大会堂内部软装布置的任务。安徽很有名的当属“文房四宝”、“徽州三雕”以及我们的芜湖铁画。我们按照安徽省新安派著名画家王石岑的《迎客松》画稿潜心进行锻制。创作了两年，过程极为艰辛，例如迎客松的枝干上一圈一圈的鳞皮有凸有凹，有明有暗，需要各种形状的锤痕来呈现；每一节小树枝到大枝干，由60到80枚松针为一组锻接而成，需要通过手工一根一根锻打出来；枝干到主干的组接奇巧无比，在连接的时候，要将刚从炉里烧红的枝干趁热黏合在一起，这个过程持续时间只有几十秒，但需要多人配合且步调一致。这次创作，是我在铁画生涯中第一次感受到创作铁画需要千锤百炼。

记者：谈到铁画生涯，您方便说说您的铁画生涯是怎么开始的吗？

储金霞：我学铁画，其实是父亲要求的。16岁的女孩子，当时想考艺校，所以最初我是不情愿的，尤其是学徒阶段，基本上天天捶煤炭。晚上回家哭鼻子，母亲都为我感到委屈。父亲说：“如果她过不了这一关，就不可以去打铁画，铁画就要有铁的意志，我就是在磨练她必须要吃得了这个苦。”母亲被说得哑口无言，只能回来又劝我。于是我只能咬牙坚持。之后，我开始学铁画创作。有一次，我偷偷地作出了一朵小菊花，正自我陶醉的时候，发现父亲就站在身后，我以为父亲又要训我了，谁知父亲对我露出了笑容。

记者：这个笑容既是对您坚持的鼓励，更是对您发自内心地爱上铁画的赞许。一路走来六十年，关于您与铁画，您最大的领悟是什么？

储金霞：铁画的精髓是“铁为肌骨画为魂”，虽然我是一个打铁的女人，但我要做铁打的女人。如果不做铁打的女人，就成为不了打铁的女人。

（改编自史凯、董宇平《芜湖铁画传人储金霞：60年与铁打交道，我要做铁打的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