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奇小说始于唐代，它的出现，反映了中国古典小说逐渐从萌芽走向成熟。

   “小说”一词始见于《庄子》：“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这里的小说，指的是琐碎的言论，内容如何，不得而知。西汉刘歆在《七略》中提及“小说家”的名称，但所记之书后世不传。东汉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给“小说家”下了定义：“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之所造也。”两晋南北朝时期，有了文言传说故事或名人轶事的小说，如干宝的《搜神记》、葛洪的《神仙传》、刘义庆的《世说新语》等。

   到了唐代，出现了记述奇闻异事的文言短篇小说，名唐传奇。传奇小说产量丰富，除了《聂隐娘》外，代表作品还有《虬髯客传》《莺莺传》《南柯太守传》《柳毅传》《李娃传》《红线传》《章台柳传》《长恨歌传》《霍小玉传》《梅妃传》《枕中记》等。这些小说中的一些情节和典故，常为后世文人所用，宋元明三代不少戏剧故事，都是在唐传奇的基础上继续演绎创作出来的。

   传奇小说的主人公不尽是鬼神，而多是人。或是才子佳人，或是英雄侠客，总之，是生活在现实社会上有着各种各样性格的人。比如《聂隐娘》和《红线传》，主角是参与到地方官吏斗争之中的刺客侠士，反映了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各股地方势力之间相互斗争仇杀的社会现实；再如《李娃传》和《霍小玉传》，主角是情路坎坷的世族子弟和妓女，反映了唐代士人以迎娶大家闺秀为荣的等级森严的婚姻状况。大唐经济文化的繁荣也为传奇小说提供了无限宽广的创作空间，使小说塑造的人物形象鲜明，具有较浓的现实和时代气息。

   虽然传奇小说包含丰富的社会内容，但加入了很多纯粹想象的元素。比如《聂隐娘》中描述隐娘与精精儿打斗，说是有红白两面旗帜在床的四周击打旋转，后有一人从空中掉下来。又描述空空儿的神术，说是人不能看见他的变化，鬼不能跟随他的踪影，他能从虎穴进入阴间，能用无形攻击有形。再如《梅妃传》中描述梅妃的魂魄进入唐玄宗的梦境，诉说皇上逃难时，自己死在乱兵手中，有人把她安葬在梅树下，随后玄宗前去挖掘，果然找到尸首。这些记述都超越现实，既惊悚又刺激，要说这些可能没有多少实际的意义和价值，只能说是纯粹瑰丽奇特的想象而已。

   清代编纂《四库全书》时，发现《幽怪录》中诸多篇章已经残缺，但编者却认为残缺亦无妨，因为无关风教。明人、清人比较注重道德教化，做文章要有社会意义，即便言及怪力乱神、奇闻异事，也要奖善惩恶，而唐人，是真爱浪漫，爱作不受现实羁绊的无边无际的想象，一面描写现实社会中的人，一面却赋予他们高于现实的特质，不论有无实际意义。

（节选自梁晓菲《从<聂隐娘>看唐传奇》）

提笔忘字：科技进步导致文化衰退？

陈雍君

    日前美国《洛杉矶时报》的一则报道一一石激越千层浪：“由于使用拼音发手机短信及电脑打字正在取代拥有数千年传统的一笔一画汉字书写，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不记得如何用笔书写汉字。”

    显然“提笔忘字”不是个别现象，否则也不会吸引国内诸多媒体纷纷发表报道和评论。虽然现在用得着手写的地方越来越少，但在偶尔出现需要的时候，如写个便条，填个表格，答个试卷等等，“提笔忘字”却并非偶尔。此时，人们的解决之道颇为典型：不再去翻新华字典，而是掏出手机按几个按键，用拼音打出忘了的字。“键盘依赖症”，就是这样活灵活现。

    其实自从选择了现代化发展之路，汉字手写被更为高效和标准的键盘输入所替代就是必然结果。御牛耕地，烧火做饭，这些中国人千百年来赖以糊口吃饭的基本技能，都在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生存和生活技能的更新换代，是人类文明逐渐进步的伴随现象，这是生产力不断上升的结果，是历史的必然。然而，对于汉字书写的淡忘，却绝对是中华文化──至少是传统文化的衰退。

    相对于其他生存和生活技能，汉字书写还担负着重要的文化传承作用，因为中国文化之精髓所在就寄托在汉字字形和书写汉字的手脑配合之中。这是汉字区别于其他字母类文字的地方，也是台湾地区力主要把繁体汉字申报为世界遗产的原因之一。倘若大部分中国人都不再会手书汉字，将是以汉字为基础的中国文化的重大缺失。作家王蒙曾言：“遗失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之精髓与汉字原形，我们成了数典忘祖的新文盲。”

    可是，避免称为“新文盲”的目标绝不是一纸政令或者法律法规所能达成的。今天的人们虽然偶尔还会发出“原来你写的一手好字啊”这样的惊叹，但基本上人们已经淡忘隽秀字体所带来的荣光。因为，写一手好字已经失去了当年的实际作用，比如找到更好的工作甚至找到更好的对象；因为，写一手好字并不能与现在的办公自动化“无缝衔接”，这是实用主义的选择。所以政府不能要求人们从高效低碳的无纸化自动办公环境中返回，也不可能要求人们在打字更高效的场合必须使用手写。就像曾经的清朝，每年的木兰秋闱可以保证八旗子弟不忘骑射，但是却并不能提升哪怕是保持军队战斗力。

    所以，要想阻止“提笔忘字”现象的继续恶化，仅仅依靠感慨和呼吁或是一两条无法施行的法令是不够的，必须让能写一手好字重新成为实用追求，甚至让手书汉字不仅成为一项技能，更加成为一种普遍认同的美的享受──就如同现代社会节奏再快，也挡不住大家停下来喝杯茶的兴致。而我们知道，咖啡和可乐的入侵并没有让中国人遗忘飘荡千年的茶香。

    也许，拿起笔享受书写，比将其看作宏图重任更加轻松，更加实际。

文化做了什么

龙应台

    ①文化做了什么呢？

    ②文化使孤独的个人为自己说不出的痛苦找到了名字和定义。少小离家老大不回的台湾老兵们观看《四郎探母》，从四郎的命运里认出了自己不可言喻的处境，认出了处境中的残酷和荒谬，四郎的唱词“千拜万拜，赎不过儿的罪来”，为他们拔出了深深扎进肉里无法拔出的自责和痛苦。文化洗了他们的灵魂，疗了他们的伤口。

    ③它使孤立的个人，打开深锁自己的门，走出去，找到同类。他发现，他的经验不是孤立的而是共同的集体的经验，他的痛苦和喜悦，是一个可以与人分享的痛苦和喜悦。孤立的个人因而产生归属感。

    ④它使零散的、疏离的各个小团体找到联系而转型成精神相通、休戚与共的社群。“四郎”把本来封锁孤立的经验变成共同的经验，塑成公共的记忆，从而增进了相互的理解，凝聚了社会的文化认同。白发苍苍的老兵，原本不属于这段历史的外人，在经历过“四郎”之后，已经变成一个拥有共同情感而彼此体谅的社会。人本是散落的珠子，随地乱滚，文化就是那根柔弱又强韧的细丝，将珠子串起来成为社会。而公民社会，因为不倚赖皇权或神权来坚固它的底座，因此文化便是公民社会最重要的粘合剂。

    ⑤我们可以喊一万次口号，要汉人尊重弱势的少数民族，但是一万个口号比不上一支歌。我记得一场露天的原住民诗歌晚会，我们邀请了一位泰雅长老，从东部山区部落特别北上来唱原住民的古曲。他开唱时，突然雷电交加，大雨倾盆而落，雨水打在长老皱纹很深的脸上，他全身湿透、仰脸向天，闭着眼睛继续歌唱，没有乐器伴奏的原音，苍老而悠远，交织在哗哗雨声中。满满的人群在雨中站立，雨水从头发流下来，流进人们的眼睛，但是没有一个人离去。

    ⑥在一个大厅里为“四郎探母”流泪的人群，在一个广场上为泰雅族长老的古曲顶着大雨不去的人群，其实是在进行一个重要的仪式：他们正在一个“社会共识体验营”里认识彼此，加深感情，建立共同的价值观。表面上是音乐的流动，影像的演出，语言的传递，更深层的，其实是“生命共同体”意识的萌芽，文化认同的逐渐成形，公民社会的塑造。

    ⑦艺术，或文学，最神奇的地方就是，它一方面突出个人和群体之不同——任何艺术表达都是个人创造力的舒张和个人能量的释放，另一方面它却又把孤立的个人结合成群体。

    ⑧如果个人创造力和想像力被容许奔放，那么这个社会的总体创造力也会是生机蓬勃的。如果这个社会的共同价值观的形成，是透过公民的深度参与和彼此碰撞激荡而逐渐形成的，那么，这个社会的共识也会是凝聚而坚定，向心力强大的。反过来说，如果个人创造力和想像力是受到约束的，那么这个社会的总体创造力必定是败絮其中的。“生命共同体”的情感不易产生，共同承担未来的公民意识也难以发展。

    ⑨使互不相干的陌生人成为“同胞”，使“同胞”彼此扶持，相互承担，政治强权是做不到的。文化，才是是公民社会的基础。

（有删改）

    与西方感性、理性两分的格局不同，在儒家学说系统中与道德层面相关的要素共有三个，即欲性、仁性、智性。欲性负责人的物质部分的生存；仁性指孔子的仁，孟子的良心，也就是传统中所说的道德本体；智性原本指孔子学诗学礼学乐的思想，泛指人与道德相关的一种认知性向。在这三个要素中，与成就道德直接相关的是仁性和智性。从一定意义上说，道德学说即是如何处理仁性与智性相互关系的一种学说。

    在仁性与智性的关系中，首先要关注的是仁性。创立仁的学说是孔子对中国文化的最大贡献。孔子关于仁的论述非常多，但这些论述只是随宜指点，并没有说明仁究竟是什么，也没有讲清仁究竟来自何处。这两个问题是由后来的孟子解决的。孟子以其大智慧，创立了性善论。性善论表面看只是讲人性之善恶问题，其实是要解决仁是什么以及仁来自何处的问题。为此，孟子提出了一个核心的概念，这就是“良心”。“良心”一词尽管在《孟子》全书中仅出现这一次，但意义重大。良心即是道德的根据，又是性善的根本理由。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是孔子的仁，还是孟子的良心，性质并无二致。我将其统称为仁性。

    仁由两个部分组成。第一个部分是“伦理心境”。所谓“伦理心境”是社会生活和智性思维在内心结晶而成的一种心理境况和境界。这是我在孟子研究中独创的一个概念。我创立这个概念主要是想说明：人的道德根据主要来自社会生活的影响和智性思维的内化，是后天，而非先天的。要对道德根据有一个清楚的认识，必须承认这个前提。虽然“伦理心境”来自后天，但又具有先在性，即所谓“后天而先在”。但光有“伦理心境”还不行，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仍然无法说明“伦理心境”以什么为基础的问题，也无法说明“伦理心境”为什么对人天生有吸引力的问题。为此我又提出，仁性还有另一个组成部分，我将其叫作“人性中的自然生长倾向”，简称“生长倾向”。所谓“生长倾向”是指人作为一个生物天生具有的一个倾向性，这种倾向性保证人可以成为自身，同时也有利于其族类的健康繁衍。“生长倾向”与“伦理心境”不同，完全是先天的，因而是先在的，我将这种情况叫作“先天而先在”，以与“伦理心境”的“后天而先在”相区别。一个是“伦理心境”，一个是“生长倾向”，将这两个方面有机结合起来，就可以对仁性提供合理的说明了。

    在仁性与智性的关系中，同样不能忽视智性。仁性和智性的关系之所以要紧，一个重要原因是智性对仁性既可以有好的作用，也可以有坏的影响。从好的方面说，如果智性发达了，不仅可以认识道德的法则，而且可以“以其然求其所以然”，“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对仁性进行反思，使之达到自觉的程度。康德在建构其道德学说时，希望将普通的道德理性上升为哲学层面，提高到形而上学的调试，所蕴含的意义正在于此。但必须清楚地看到，智性对于仁性也可能发生坏的影响。智性与仁性是一个辩证的关系，智性必须在仁性的基础上进行，虽然在特定条件下可以超越仁性的范围，达到更高的程度，但仁性这个基础一刻也不能脱离。如果没有仁性这个基础，智性就没有了凭借，天马行空，无拘无束，很可能会对仁性造成根本性的损害。

（《云南大学学报》）

    快闪是一种以创意、幽默、奇观为重要元素的亚文化活动，旨在“用颠覆性的表演震撼顺从的城市人群”。2003年，美国人比尔·瓦斯克在纽约市区发起了首次快闪活动，随即它便乘着新媒体发展的东风魔力般席卷全球，成为当代城市文化中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快闪活动的参与者主要是20至30岁的青年。这一人群的社交网络最具流动性，喜欢结识新朋友，不一味强调社交关系的稳定性，在快闪活动中，社交媒体一对多、节点式的传播特征，进一步扩大了流动性社交的优势，使得在短时间内动员大量陌生人参与成为可能，而不再需要传统意义上的组织机制。在大型密集而人口异质的城市中心，年轻人巧妙地利用新媒体工具进行活动策划、人员调度，可以打破城市生活的日常节奏，打造出临时性的公共空间。

    快闪类型多样，先后出现过离散型、游戏型、政治型、商业型等不同种类。其内容或是一种娱乐狂欢，或是表达对日常生活的批判，抑或是宣传某种新观念、新产品。学者们对其评价也是态度各异。批评者认为它肤浅幼稚，只是纯粹的社交性游戏并且缺乏严肃理性的实践目标；指责它干扰城市正常秩序，增加城市治

理成本；甚至担心快闪族被未知组织者利用，从而引发社会混乱。赞赏者则认为，快闪降低了社会参与的门槛，创造了一种平等民主的社交形式；它以戏剧化的方式重塑了人们的城市空间体验，并拓展了公共表达的形式。

    爱国歌曲快闪活动合理借鉴了快闪亚文化“情境创设”的理念和充满活力的形式，并通过有效的策划和组织为其注入了深沉的内容和情感，提升了审美品格，展现了亚文化参与构建主流话语的无限可能。

    注入意义，内容主流化。有别于快闪亚文化的无意义传统，爱国歌曲快闪活动以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为背景，是一份献给祖国的特别礼赞。所唱曲目虽多为老歌，但因其爱国情感浓烈、社会普及度高，且经过全新编排，更能直达人心，引发共鸣。活动在娱乐性、可近性上获得了青年的认同，同时也突破了理论界对其肤浅性、破坏性的指责，以轻盈的姿态为爱国主旋律注入了清新的活力。

    精心策划，形式审美化。各地的快闪都非常注意天气、场所、布景、道具、领唱人物的选择和设计，以彰显其地域特色、历史风韵、建设成就和时代精神。活动多在人流如织的公共场合惊奇发生，以知名人士、行业精英、青年学子富有个人魅力的独唱或互动演唱启幕。在悠扬旋律的感染下，成百上千的在场群众从好奇驻足到自觉加入，最终发展为共情共鸣的集体合唱。主办方通过多机位抓拍、精美剪辑和专业和声，最后完成声画语言绚丽、情感逐渐开华的优雅叙事。

    创设情境，行动剧场化。社会哲学家芒福德认为：“城市不仅创造了剧场，它本身就是剧场。”爱国歌曲快闪系列活动通过艺术行为、教育主题的巧妙嫁接，在司空见慣的城市居所中创设出富有诗意的剧场氛围，使现场群众在偶遇的“戏剧”情境中经历了一场融欣赏、体验、共情、参与于一体的审美实践。而主流媒体和社交媒体的接力传播则将剧场效应进一步扩散，形成了跨时空的情感震颤和价值认同，引发了全国范围内一场又一场表达爱国激情的快闪风潮。

(摘编自邹举、周玥《青年亚文化创设思想政治教育新情境》，《中国教育报》2019年6月13 日)

材料一：

主流文学一般而言更加关注现实和历史，而科幻文学关注的是未来。所以在文学手法上，科幻更多的不是去反映、隐喻或批判现实，而是把作家的思考投射到未来。此外，在读者群上，主流文学背靠学院正统，在其身后存在一个庞大而悠久的评价体系。相比之下，科幻文学则更依赖于市场和读者的肯定。

在科幻界还有一种说法，即“科幻是最大的一种现实主义”。因为所谓“未来”，正是必将到来的“现实”，是现实在靠前的时间轴线上的投影。科幻文学同样可以带入问题意识，去探讨主流文学正在涉及或未曾涉及的领城，并通过在时空上拉开距离形成陌生化的效应。

其实科幻文学也和中国梦产生了莫大关联。有人认为，科幻是唯一可以直接描写出中国梦的文学题材——因为其他文学类型都只能聚焦于未完成的当下，科幻小说却可以直接描摹出中国梦成为现实的绚烂图景。在这种意义上讲，科幻文学的确是一种最具现代感和现实性的文学类型。

不仅主流文学，任何文学类型的创作都要求作家足够洞悉世界、生活和人本身，科幻也不例外。但对于科幻文学，只深入生活是不够的，还需要作家了解科技前沿，寄托思考和想象，尤其要发挥创断能力。我认为，科幻文学是创新意识最强的一种文体。科幻文学的兴盛，将会对建设创断型国家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科幻文学是一种让想象力得到驰骋与磨砺的文学体裁，无论创作还是阅读，都是对想象力的锻炼，而它与科技的内在关系，也使我们能够重新审视科技在当代社会的地位。自然，科幻文学并不能直接授人以科学知识，但它通过对想象世界的描写和对科技社会的预言，足以激活我们的创造力，也激发出指向科技领域的强烈兴趣。事实上，有许多最终走上研究之路的科学家，都曾经受到过科幻文学的影响。

（取材于刘慈欣《让科幻文学推动创新》）

材料二：

吴言：对于科幻文学评论您有什么建议？

刘慈欣：现在文学界对包括科幻在内的类型文学的评论，都是套用主流文学的评论语境和框架。不可否认，所有文学体裁都有共性，但不同的文学类型也有自己的规律，套用主流文学的评论方式来评价类型文学不是恰当的评论方式，如果用这样的标准和语境来评价，包括我的小说在内，相当一部分国内和国外的科幻作品将一无是处。比如说，传统的文学评论认为，文学是人学，由此推论包括科幻文学在内的类型文学中的那些类型元素，如科幻中的科幻创意、侦探中的推理等，都只是提供了一种背景、平台和工具，最终目的是用来表现人性的。事实上不是这样，这些类型元素就是类型文学本身的目的，比如在科幻小说中，环境和作为一个整体的种族，都可能成为与人物一样的独立的文学形象。有许多主流文学作品都有大量的科幻元素，比如品钦的《万有引力之虹》、冯尼古特的《五号屠场》、戈尔丁的《蝇王》、奥威尔的《1984》等，这些都是很经典的作品，但一般不被当成科幻小说。

（取材于《星空的奥妙——刘慈欣访谈》）

材料三：

在人们开始带有某种乐观的倾向去关注中国科幻创作时，我们更应该反思那些制约中国科幻发展的不利因素。这些因素其实是多方面的，此如，一直以来我们对科学技术在社会和人类发展过程中积极作用的认识不够全面，在与科学技术相关的人文关怀方面有所缺失，可能是其中重要的制约因素。

从科幻的社会教育意义来说，《三体》仅是其中的一种类型。近年来国内科幻界为数不多的较高质量的科幻作品中，像更关注科技伦理问题的王晋康等人的一些科幻小说，也是颇为值得重视的。科幻作品对科技伦理问题的深入探讨，也是未来中国科幻创作另一个值得鼓励的发展方向。

（摘编自刘兵《〈三体〉现象与中国科幻》）

材料四：

由于长期以来中国本土科幻原创力量的薄弱，作者无论从质量还是数量都很有限，大部分中青年作者又长期陷于（科幻世界）杂志体系，造成科幻文学一定程度的小众化和边缘化。缺少或没有专职作家，这个问题也普遍存在于中国其他的类型文学。以校园在读学生为主体的青年作家在刊物上成名较早，但到了而立之年又大部分因为生活、工作等压力销声匿迹。中年作家“留守”的寥寥无几，“留守”的作家刘慈欣以一人之力用一个大部头作品将中国科幻提升到了世界水平，但却由于中国科幻力量的体量小和结构性失衡而形成后继无人的窘境。

（摘编自《中国科幻图书出版的初步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