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中西古代艺术史，对人自身的认识的重要体现之一就是理性精神。

    中国从先秦强调人的内在精神的美，到两汉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唐代韩愈等人的“文以明道”，到宋代程朱理学的“言理不言情”，弘扬的都是理性精神。这种理性，不仅仅表现为纯粹的哲学思辨，还表现在艺术所反映的文士阶层的人生观念和处世态度。西方早在古希腊时期，苏格拉底就鲜明地倡导人的理性精神。他的名言是“美德即知识”，每个人都应该有知识。在苏格拉底之后，柏拉图更是强调理性知识的作用，他在《理想国》中就把培养哲学家作为社会的头等任务。苏格拉底所开创的雅典学派代表了西方文化的正宗，他所提倡的理性精神成了西方文化传统包括艺术传统的精髓。不只文学艺术，其它艺术也体现了这一理性精神。建筑不只是为避风雨，而且追求使人赞叹的华美；音乐舞蹈等表演不去逼真创造幻觉的真实，而是更多诉之于理解、想像的真实。这明显高扬的是人类的理性精神。

    人类理性精神的高扬最突出的标志就是人的社会角色意识。人来到这个社会，就一定要扮演各种各样的社会角色。不同的角色有着不同的角色意识，不同的意识导致不同的面孔。社会角色规定了人们在社会关系中所占有的社会位置以及相联的行为模式，预定了处于该位置上的人的言谈举止的基本准则。在儒家思想起主导作用的中国艺术王国中，人的角色意识非常强烈：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孔孟制定的这些道德规范成为每一个人的行动准绳。在社会责任和“自我”发生冲突时，人们首先服从的是前者。马致远的《汉宫秋》中，王昭君因爱国纵身投江。纪君祥的《赵氏孤儿》中，程婴以父子的死来救孤儿及全国的孩子；而公孙杵臼则宁愿牺牲自己也要使程婴父子活下来。在面临生死的重大时刻，他们几乎都不存在心理上的冲突，都没有“自我感情”的考虑；考虑的只是个人在社会上所处的某一地位并由此而带来的义不容辞的责任。有人说，中国人是重社会而轻自我，西方人是重自我而轻社会。这并不准确，起码在古代社会不是这样。荷马史诗中的氏族首领大部分都是勇敢无私的。阿喀琉斯的母亲曾经预言，他可能有两种命运，或者过和平生活而长寿，或者在战斗中早死。为了得到荣誉和尽职，他选择了第二种命运。赫克托尔的妻子规劝丈夫不要上战场，他响亮地回答：“保卫特洛亚是我的职责。”

    中西方古代艺术所揭示的人的社会角色意识，是人类对自身的深层认识。人一生下来，就首先面临着个体和群体的关系问题。人的角色意识是处理好这种关系的中介因素，也是自我完善、自我改造、自我平衡的必要环节；英雄主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等理想的精神境界都是从中产生的。它高扬的是人的自觉性，是人的理性精神。

      当然，高扬理性既有正价值，亦有负价值。人一切从社会要求出发，扮演好自己所充当的社会角色，势必把自己看成是具有群体生死需要、有伦理道德自觉的个体；势必以理驭情，以社会利益来压制个人的欲望。这样，个体的主观情感、本能欲望被排斥在精神生活之外；合理的要求常常被当作有害的东西而加以压制，个人的创造探索也往往被视为异端而遭扼杀。这又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

（选自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文艺复兴史纲》，有删改）

暮色中的炊烟

迟子建

    炊烟是房屋升起的云朵，是劈柴化成的幽魂。它们经过了火光的历练，又钻过了一段漆黑的烟道后，一旦从烟囱中脱颖而出，就带着股超凡脱俗的气质，宁静、纯洁、轻盈、飘渺。无云的天气中，它们就是空中的云朵；而有云的日子，它们就是云的长裙下飘逸着的流苏。

    如果你晚霞满天的时候来到山顶，俯瞰山下的小镇，可以看到一动一静两个情景，它们恰到好处地组合成了一幅画面：静的是一幢连着一幢的房屋，动的则是袅袅上升的炊烟。房屋是冷色调的，炊烟则是暖色调的。这一冷一暖，将小镇宁静平和的生活气氛完美地烘托出来了。

    女人们喜欢在晚饭后串门，她们去谁家串门前，要习惯地看一眼这家烟囱冒出的炊烟，如果它格外地浓郁，说明人家的晚饭正忙在高潮，饭菜还没有上桌呢，就要晚一些过去；而如果那炊烟细若游丝、若有若无，说明饭已经吃完了，你这时过去，人家才有空儿聊天。炊烟无形中充当了密探的角色。

    炊烟总是上升的，它的气息天空是最为熟悉的了。这气息，常让我忆起一个与炊烟有关的老女人的命运。

    在北极村姥姥家居住的时候，我喜欢趴到东窗去望外面的风景。窗外是一片很大的菜园，种了很多的青菜和苞米。菜地的尽头，是一排歪歪斜斜的柞木栅栏，那里种着牵牛花。牵牛花开的时候，那面陈旧暗淡的栅栏就仿佛披挂了彩带，看上去喜气洋洋的。在木栅栏的另一侧，是另一户人家的菜地，她家种植了大片大片的向日葵。从东窗，还能看见她家的木刻楞房屋。

    这座房屋的主人是个俄罗斯老太太，我们都叫她“老毛子”。她是斯大林时代避难过来的，早已加入了中国国籍。北极村与她的祖国，只是一江之隔。所以每天我从东窗看见的山峦，都是俄罗斯的。她嫁了个中国农民，是个马夫，生了两个儿子。她的丈夫死后，两个儿子相继结了婚，一个到外地去了，另一个仍留在北极村，不过不跟她住在一起。那个在北极村的儿子为她添了个孙子，叫秋生。秋生呆头呆脑的，他只知道像牛一样干活，见了人只是笑，不爱说话，就是偶尔跟人说话也是说不连贯。秋生不像他的父母很少登老毛子的门，他三天两头就来看望他的奶奶。秋生一来就是干活，挑着桶去水井，一担一担地挑水，把大缸小缸都盛满水；再抡起斧子劈柴火，将它们码到柴垛上；要不就是握着扫帚扫院子，将屋前屋后都打扫得干干净净的。所以我从东窗，常能看见秋生的影子。除了他，老毛子那里再没别人去了。

    那时中苏关系比较紧张，苏联的巡逻机常常嗡嗡叫着低空盘旋，我方的巡逻艇也常在黑龙江上徘徊。不过两国的百姓却是友好的，我们到江边洗衣服或是捕鱼，如果看见界河那侧的江面上有小船驶过，而那船头又站着人的话，他们就会和我们招手，我们也会和他们招手。

    那时村中的人很忌讳和她来往。她似乎也不喜欢与村中人交往，从不离开院门，只呆在家里和菜园中。我到玉米地时，隔着栅栏，常能看见她在菜园劳作的身影。她个子很高，虽然年纪大了，但一点也不驼背。她喜欢穿一条黑色的曳地长裙，戴一条古铜色三角巾。她的皮肤非常白皙，眼窝深深凹陷，那双碧蓝的眼睛看人时非常清澈。我姥姥不喜欢我和她说话，但有两次隔着栅栏她吆喝我去她家玩，我就跃过栅栏，跟着她去了。我至今记得她的居室非常整洁，北墙上悬挂着一个座钟，座钟下面是一张紫檀色长条桌，桌上喜欢摆着两个碟子，一只装着蚕豆，一只装着葵花子，此外还有一个茶壶、一个茶盅和一副扑克牌。这些东西展现了她家居生活的情态，喝茶，吃蚕豆，嗑瓜子，摆扑克牌。她的汉语说得有些生硬，好像她咬着舌头在说话。她把我领到家后，喜欢把我抱起，放在一把椅子上。我端端正正地坐着的时候，她就为我抓吃的去了。蚕豆、瓜子是最常吃的，有的时候也会有一块糖。我自幼满口虫牙，硬东西不敢碰，而她虽然已是个老人，牙齿却格外地坚实，嚼起蚕豆有声有色的，非常轻松和惬意。与她熟了后，她就教我跳舞，她喜欢站在屋子中央，扬起胳膊，口中哼唱着什么，原地旋转着。她旋转的时候那条黑色的裙子就鼓胀起来了，有如一朵盛开的牵牛花。北极村的很多老太太都缠过足，走路扭扭摆摆的，且都是小碎步；而老毛子却是个大脚片子，她走起路来又稳又快，我那时把她爱跳舞归结为她拥有一双自由的脚，并不知道一双脚的灵魂其实是在心上。

    那些不上她家串门的邻居，其实对老毛子也是关心的。他们从两个途径关心着她，一个是秋生，一个就是炊烟了。人们见了秋生会问他，秋生，你奶奶身体好吗？秋生嘿嘿地笑，人们就知道老毛子是硬朗的。而我姥姥更喜欢从老毛子家的烟囱观察她的生活状况，那炊烟总是按时按晌地从屋顶升起，说明她生活得有滋有味的，很有规律。大家也就很放心。

    冬天到来的时候，园田就被白雪覆盖了。天冷，我就很少到老毛子家去玩了。玻璃窗上总是蒙着霜花，一派朦胧，所以也很少透过东窗去看那座木刻楞房屋了。她家的炊烟几时升起，又几时落下，我们也就不知晓了。

    老毛子在冬季时静悄悄地死了，她是孤独地离开这个冰雪世界的。那几天秋生没过来，人们是通过她家的烟囱感觉她出了事的。住在她家后一趟房的人家，每天早晚抱柴生火时，总要习惯地看一眼老毛子的烟囱，结果她连续两天都没有发现那烟囱冒出一缕炊烟，知道老毛子大事不好了，于是喊来她的家人，进屋一看，老毛子果然已经僵直在炕上了。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在暮色苍茫的时分看到过那幢房屋飘出炊烟，尽管村子里其它房屋的炊烟仍然妖娆地升起，但我总觉得最美的一缕已经消逝了。

冷眼看“热词”

    “热词”是指来源于突发事件或社会现象，经过形象、鲜明和恰当的隐喻性总结，让人们更深刻地记住关键信息的公共焦点词语。

    近年来，中国互联网上流行的“热词”已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新潮网络语言。“打酱油”“俯卧撑”乃至“被××”之类的热词，从词语本身找不到任何流行的理由，而且这些词语的流行往往不是逐渐扩散，而是瞬间爆发。显然这类热词不是像以往的许多网络语言那样因词语本身的娱乐性导致了流行，大多是因突发的社会事件传播得以派生，而且这类热词几乎无一例外具有较多的政治讽刺意味，反映的是社会“杯具”何其多，人们认为这是中国政治走向民主的一种方式，是中国网络政治化的一种体现。

    中国的改革开放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进入了深水区，政治改革尤其步履维艰。在这种现实状态下，网络的政治化可以说是公众表达的常规通道堰塞而造成的政治话语溢出现象。而网络的确为当代中国民众提供了一种新的政治表达可能，有人因此而乐观地预言网络将成为推动中国政治民主建设进程的重要力量。可实际上，人们上网发表意见可能是自由的，但信息如何传播却完全由不得自己，各类网络运营者操控着网络信息的传播。

    热词的出现使网络传播形势有了一些改观。一个本来难以扩大影响的社会信息，由于被人从中提炼出具有讽刺性乃至黑色幽默意味的隐喻词语而产生了“陌生化”的情景效果，随即因为网上读者的关注和分享而成为口头禅并被强力传播，进而迅速走红成为热词。显然，热词热起来的社会学原因在于网民自发形成的积极介入态度。在网络日益被运营者操控的形势下，这种对传播的主动介入可以说是普通网民对“被传播”现实的一种反抗。

    热词之所以会“热”，也和它的接受环境分不开。在媒体自身权威性不够却又面对公众质疑时，许多“专家”和“权威机构”常常会冒出来强化信息的权威性。弱势的普通民众当然无法与“专家”“权威机构”对抗，但一些陌生词语“被××”——“被就业”“被代表”“被平均”等，却凭着机智的反讽破坏了媒体操控者的意图。

    普通民众对媒体操控者和所谓“权威”的不信任是热词走红的社会环境，但热词并非只是消极的拒绝。许多因热词而“热”并最终引起社会重视的案例显示，网民传播热词的热情让人感受到的是一种社会关怀的激情。这种激情来自每个网民个人的直觉和判断，来自一个人内在的同情心和正义感。当然，信息的不对称使网民个人的判断无法完全避免错误和偏见，但这并不影响这种社会关怀的舆论价值。这种激情的存在证明，社会上尽管充斥着欲望和不公正，但人们的心灵深处仍然有良知。

    无论如何，热词的大量出现已成为中国式网络的特色景观，热词将作为有影响力的社会表情符号构成我们这个时代的记忆。

（有删改）

    生态创新是一个全新的理论。它结合当前被全世界广泛关注的生态环境问题，运用经济领域的眼光和手段，开拓出了一个崭新的研究领域。追溯其根源，不能不提及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他认为，创新是一个经济概念，而不是一个技术概念，单纯的发明创造不是创新，只有当它被用于经济活动时，才成为“创新”。我国著名生态经济学家刘思华由此将生态创新定义为：“指包括生态系统本身的变革、创造新的人工系统和经济社会系统，即社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再生产，各个环节生态化过程。”

    生态创新这一社会理论的形成与当下的社会时代特点紧密相关。当前，由于环境污染、植被破坏、水土流失等问题日趋严重，如果单纯依靠投入来治理，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都无力承担。生态创新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核心在于取得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代内公平包括一个国家范围内不同阶层之间的公平和国家之间的公平，它强调资源的有效利用，要求单位资源消费量为人口创造的福利最大化；同时，它又排斥平均主义，过度的平均不利于资源开发和经济效率的提高。代际公平涉及的是稀缺资源在不同代人之间的合理配置的问题，具体体现在数量上要至少保持稳定，在质量上要求不至于发生代际退化。

    单就环境与资源而言，不公平问题还可上升到更深的层次。首先，在不同阶层之间，一方面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们会更多地关心生存问题，对保护环境资源认识不够，从而导致了广泛的掠夺性开发和普遍的短期行为。其次，发达国家对环境资源的过度使用，本质上是对其他国家环境权益的剥夺，而发展中国家则陷入了保护环境与发展经济的两难之中。很显然，这些问题的解决要从多方面努力，其中，生态创新是重要的途径。当然，生态创新也并非万用万灵，需要决策者们依据现实情况灵活应对处理。

    狭隘人类中心主义统治了地球长达200多年。它是造成当代环境问题根源中的深层根源。所以，要确定可持续发展战略，首要任务就是重建人与自然间的和谐伦理关系，改变传统的主奴关系，确立尊重与爱护自然的观念。其次，环境质量具有消费性，因此在评价生活质量的时候，必须要将环境质量考虑进去。对公众而言，除了学法、懂法、守法外，更重要的是建立社区公益性的环保组织或协会，维护自身环境利益。最后，在生态创新前提下，人们的价值基本尺度必须具有可持续性，财富观也应更新为生态财富观。这是与工业文明时代的价值财富观的本质区别。

（摘编自高文杰等《生态创新的几个基本问题》）

材料一：

价值教育是人们在正确价值观指引下所开展的教育实践活动，是一种关注人的精神世界、强调处理人的价值危机的特殊教育实践。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知识教育、技能教育，价值教育关乎个人的生活体验与存在方式，关乎社会的价值秩序与价值理性，关乎民族的价值坚守与价值理想，对于丰富人的生命意义、标注社会发展的价值向度以及确证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价值教育在我国的出场有着深厚的实践根源与深切的理论吁求。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面对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价值真空、价值偏差以及价值观扭曲等现象，理论界与实务界围绕“教育价值”与“价值教育”等问题展开探讨，认为价值教育是应对当代科学技术挑战、推进素质教育向纵深发展的重要举措，倡导实施更加关注个体精神世界和幸福体验的素质教育、创新教育。 

价值是一个历史的范畴，任何一种价值观念、价值教育实践都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在贵族统治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概念是荣誉、忠诚，等等，而在资产阶级统治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概念则是自由、平等，等等。”从“荣誉”“忠诚”到“自由”“平等”的价值观念转变，反映的是从封建等级制生产关系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历史变迁。

价值教育具有历时性差异。人们对价值范畴和价值教育的认识并非恒定不变的，而是处于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马克思揭示了背后的深刻原因：“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率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所以，这些观念、范畴也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它们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这意味着，价值教育具有历时性，价值教育的实践开展以及对于价值的诠释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与历史辩证法的统一，要依据时代的发展守正创新，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价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和全人类共同价值融入价值教育中。

价值教育具有共时性差异。同一时代的不同国家和地区，由于各自的历史背景、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等不同，价值教育的实践也呈现出明显差异。在美国，价值澄清理论影响深远，人们多从道德教育、社会运行的角度来理解价值教育。我国的价值教育研究与实践向来注重道德教育，这既与我国深厚的文化及实践根源密切相关，也与道德价值处于价值教育中心位置密不可分。当前，我们正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取得新进展，在此过程中，价值教育理论与实践要致力于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在价值教育的实践中，既要讲清楚中国式现代化的本体价值，也要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增强发展的辩证性，使全体人民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中提升价值追求、丰富价值生活、厚植价值家园。

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一种价值观念都可以从现实生活中找到依据。人是社会历史的“剧中人”，也是社会历史的“剧作者”。作为人们对客观的价值关系的观念把握，价值观念的生成、发展与社会实践的发展即使不是完全同步的，也一定是同向的。价值观念以及表达利益诉求的价值范畴是在实践中生成、发展的，也是为人的社会实践服务的。在这个意义上，价值教育是人们在正确价值观引导下为了处理人的价值危机、厚植人的精神家园所开展的教育实践活动。也就是说，价值教育要立足实践、适应实践，也要服务实践。

当前，世界各国已采取榜样示范、情景创设、价值澄清等方式拓展价值意义空间，强化受教育者对善的行为的认知和体验，提升价值教育的实效性。然而，随着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不断涌现，人类生活的主要场景正发生深刻变化。实现价值教育的目标，需要将价值教育的核心精神全景式融入社会成翼的各类生活化场域中，使受教育者在注重知行合一的实践中通过持续的价值反思将价值进行内化，从而提升自身的生命质量、生命价值。

（摘编自靳思远《价值教育的哲学叙事》）

材料二：

任何价值教育理论，如果无法很好地指导教育实践，都是没有生命力的。通过分析规律阐释清楚实践层面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这样才能对提出和完善价值教育的方法途径给予有力指引。

首先，在价值教育中要解决好“怎么样让受教育者能从日常的正当行为中获得激励感”的问题。施教育者能够采取适当的方式及时有效地对受教育者的行为赋予意义是衡量价值教育成效的关键一环。现行教育体系已经采取了很多方式，比如表扬、评优、主题活动等，这些方法实质上是在受教育者生活的各个方面强化其对正当行为的体验。

再者，在价值教育中要解决好“怎么样保证受教育者接受的就是施教育者教的那样”的问题。受教育者关于价值教育的接收是多元的，学校教育只是一个方面，受教育者接受并建立价值体系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词是“个体”，既要关注施教育者个体，又要关注受教育者个体。关注施教育者的要点是言行一致，这才是最有感染力的价值教育。关注受教育者的要点是个性化培养，价值教育应当比智能教育更加重视因材施最，应当更加重视构建以受教育者为中心的教育和学习体系。在此基础上，还需要在一定期限内对受教育者的行为予以跟踪评估，以确定受教育者是否在自己头脑里形成了应有的理性建构。

还有，在价值教育中要解决好“怎么样保证受教育者头脑里建立的价值体系具有延续性”的问题。价值教育有些成分是具有时效性的。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词是“体系”，一方面要构建连接历史与现实的价值教育体系，价值教育要在历史积淀的基础上体现现代性，应当深入挖掘本民族、国家历史上重要的价值教育元素，并与当下时代的特征密切结合；另一方面要构建覆盖受教育者一生的价值教育体系，价值教育不仅要着眼于儿童、青少年，也要关注非学龄段人群。

（摘编自李一希《论价值教育的逻辑》）

材料一：

“文化”一词起源于劳动实践中的耕种、生产、手工、技艺等。劳动作为人类发展的物质性力量，正如恩格斯在《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中所阐述的那样，“是整个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劳动不仅创造了人本身，甚至“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在世界文化历史长河中，存在着丰富的劳动教育思想。朱熹的《童蒙须知》中将“洒扫涓洁”作为孩童启蒙教育，卢梭的《爱弥儿》高度重视手工劳动，将之视为重建身体与知识的有效中介，我国教育家陶行知曾说“不会种菜，不算学生”。劳动是实现人从自然性走向文化性的必经之路，对于人和社会的发展而言，劳动是教育、文化、精神的来源，而劳动教育更能够对人的身体和精神形成双重引领，使人直面生产、发展的需求，注重培养人在传承知识技能的同时形成对社会发展有益的文化知识，以此进行文化的启蒙和教化。

劳动教育促进个体沉浸在身体力行的劳动文化中，完成对个人身体机能、工艺技能、知识水平的提升，并对个体的意志品质和精神力量予以完善，从而得到更高的精神文化浸润。当前，全国大中小学开展的多种劳动教育活动和课程，为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的浸润和传承创设了情境、建构了场域、丰富了载体，具有独特的重要意义。

劳动是人特有的发生于人与自然、人与人交互作用的活动，因此劳动不能脱离“由人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即文化；而劳动教育的本质是知识、价值的生产、传播和影响，即文化实践。从对象物的属性来说，劳动教育就是文化实践的本体，劳动教育通过切实的劳动实践提高人的生产劳动能力，改变人们生产劳动的组织方式和制度，推动人类物质文化的进步，进而推进了文化实践的深入与革新。同时，劳动教育又是文化实践的载体，文化融入是当前大中小学开展劳动教育的重要形式，通过劳动教育，能够将从远古一直发展到今天的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下去，不忘来时路，为文化实践提供“源头活水”，不断铸就新的文化辉煌。劳动教育巩固了人在劳动实践中的主体性地位，也通过这种身心融合的教育给人带来身体、心理以及精神等方面的全面发展，从而进一步巩固了人在文化实践中的主体性地位。

劳动实践深化文化认同。对于文化认同，应有至少两个层次的理解，其一是“文化自觉”。费孝通先生认为，生活在一定文化历史圈子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对其发展历程和未来有充分的认识。换言之，是文化的自我觉醒，自我反省，自我创建。文化自觉不仅是对传统和现在知识层面的数量积累，还是一种可能在未来喷薄的智能意识，“既基于内容又基于过程”。文化认同的能动性和创造性，价值感和认同感，也唯有在具体的实践中才能激发、实现。其二是“文化超越”。超越不是以鄙夷的眼光弃之不用，而是用关心的态度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实现现实与传统的融合新生，以文化主体的责任去更好地传承、突破与创新，通过劳动实践与现实文化进行“交流、碰撞、新生”。如果失去了具体实践路径，文化认同只会成为一句口号，也让实践和文化都失去了主体性。劳动教育蕴含着劳动创造美的智慧，无论是田园种植、印染工艺、纸扇泥塑、裁衣织布的传统工艺，日常生活家务劳动的实践，还是科技生产技术的应用，都是对文明与智慧的追溯，也唯有通过广泛蕴藏于生产生活的劳动实践才能进一步启迪大众的文化创造力，让文化自觉与超越深入每个人的内心。

（摘编自马慧子马梅《劳动教育独具的文化价值》）

材料二：

2022年秋季学期起，劳动教育正式纳入中小学课程体系。

由是，各地中小学在课程体系框架内，因地制宜，开设了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劳动课。种菜做饭学农活儿，木工花艺做公益，在文化知识学习和体艺社团活动之外，孩子们又有了崭新的成长体验，各具特色，不亦乐乎。

为提高劳动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需要坚持问题导向，聚焦价值观塑造、生活能力养成和公共意识培育3个方面，深耕细作，久久为功。

价值观塑造方面。中小学的劳动教育应侧重于价值观塑造，主要是让孩子们从小了解劳动，感受劳动，进而尊重劳动，尊重劳动者，尊重劳动果实。于潜移默化之中，培养起学生的责任感，让他们明白生而为人，对自己、对家庭、对社会是有责任的，从而树立起劳动光荣、自食其力和责任担当的价值观。

生活能力养成方面。目前，中小学劳动教育课程一共设置了10个任务群，分日常生活劳动、生产劳动、服务性劳动三个部分。相较而言，日常生活劳动部分实际意义更大一些，清洁与卫生、整理与收纳、烹饪与营养等任务群，和中小学生的现实生活场景结合甚为紧密。通过此类课程的有效实施，能够让孩子们打小掌握一些必要的生活常识和技能，养成自理能力。

公共意识培育方面。服务性劳动部分中，有一个公益劳动与志愿服务任务群，很有意义。课余时间或者寒暑假，让学生多参加一些社会性公益活动、一些志愿服务，一方面可以让他们从相对封闭的校园和家庭环境中走出来，接触社会、了解社会，从而对真实复杂的社会提前有一些近距离的感知认知；而且，从全人教育角度来说，这也补上了家校社协同育人的关键一环。

另一方面，这还有利于培养他们关心社会、关心他人的公共意识和利他精神，帮助孩子们尤其是独生子女，摆脱以自我为中心的成长模式，长大后能成为一个合格的社会公民，而不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摘编自陆建国《劳动教育不能简化为劳动体验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