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郡县制取代分封制的必然结果就是贵族制让位于官僚制。官僚制是顺应中央集权和皇权制的需要而产生的一种新的组织形式和管理体制。……在官僚制时代，不管是旧贵族、新贵族，还是新兴的士人阶层，都必须通过任命，转化为官僚，才能成为政体的直接参与者。

——《文史纵横》2009年第3期

材料二：秦以后，官僚对皇权也起到很多的制约作用。由于儒学取得正统地位，先秦儒学中的民贵君轻、君臣共治、明主慎法等观念也得到传承。遇到贤明的君主，官僚就可以以此为据，抑制皇帝的私欲。官僚制度通过制度化的权力也可以约束皇权。

——任世江《高中历史必修课程专题分析》

材料三：行省实行群官负责和圆署会议制（即通过行省官员集体开会共同负责），行省官员通常由平掌、右丞、左丞、参知政事等六七人组成。……无论行政、财政、军事、司法诸事权，朝廷总是在直接掌握某些基本权力（如主要军队、官吏任用等）的同时，把相当一部分权力分寄于行省，然后借行省集权于中央。显而易见，元行省制中央集权是秦汉以来郡县制中央集权模式的较高级演化形态。

——李治安《元代行省制的特点与历史作用》

请回答：

材料一：秦始皇构建了大帝国的框架，组装了硬件，汉武帝确定了大帝国的中枢运作机制，加上了软件。

——金克木《风流汉武两千年》

材料二：皇权为了维系自身权力的专制性，就必须创建出能够突破甚至凌驾于这类束缚和侵蚀力量之上的制度性手段；这种反制衡除了表现为一些非常规性的举措之外，更突出地表现为种根本性的制度建设，这就是：不断在常规的国家行政官职体系之外，设立由它取代可能限制皇权的外朝官制体系而执掌国家核心机密和极高权力，使皇帝能够通过亲自掌握这一秘书机构并赋予它巨大的权力，从而对外朝常规官制体系施以强大的反制衡。

——王毅《中国皇权制度研究》

材料三：明代政治暴戾已是人所尽知的事实，廷杖、诏狱、流徙乃至日常的薄俸，人主对士大夫的施虐几乎无所不在。然而，在明代二百七十多年历史上，却从未有过士大夫谋反的确凿记录。如果说士人有所反抗，则主要是以言论的方式体现为某种精神表达，其实际意义往往是在伦理道德上对皇权表示否决。

——李庆西《最后的儒者》

材料一

唐代长安人口“不啻百万”。城市呈棋盘状布局，由11条南北大街和14条东西大街分割而成。城内拥有108个坊，坊以外有东、西两市……全国和外国的商人，从四面八方汇聚京都，兴贩贸易。关于两市的行业。仅见于历史记载的就有：铁行、内行、笔行、大衣行……波斯邸等等。长安东市有“二百二十行，四面立邸，四方珍奇，皆所积集”。西市唐肆则“如东市”。

——摘编自子墨《唐代工商业的繁荣与商业城市的崛起》

材料二

据周邦彦《汴都赋》记载，宋京城汴梁市场上有¨安邑之枣，江陵之橘，陈夏之漆，齐鲁之麻……无所不有，不可殚记”。宋代的早市“其下每日自五更市合，买卖衣物书画、珍玩犀玉，至天明，羊头、肚肺……螃蟹、蛤蜊之类讫，方有诸手作人上市，买卖零碎作料，然后饮食上市”。在潘楼东十字大街，每更点灯博易买卖衣物、图画、领袜之类，至晓乃散，谓之鬼市子”。

——搞编自罗吉义《宋代商业的发展和商业政策》

材料  开元四年(716)，山东地区发生严重的蝗虫灾害。在“天命论”和崇佛思想的影响下，老百姓对蝗虫无能为力，在路旁烧香磕头，乞求上天开恩，眼看着蝗虫食禾苗，不敢捕杀。满朝文武也都一筹莫展。唯独姚崇上疏积极主张捕杀蝗虫。他引经据典，极力说服玄宗，同时提出了灭蝗办法，并派遣御史分头督促各地灭蝗。后又派遣使者去各州县进一步检查捕蝗情况，并把各州县官吏捕蝗的勤惰、政绩大小上报朝廷，以促进州县捕蝗救灾。姚崇督责捕蝗，始终如一，因此捕蝗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仅汴州一州，就捕蝗十四万石，投入汴渠顺流而下者尚不可胜数。在他的努力下，虽然山东连年发生蝗灾，也没有造成很大的饥荒。

——摘编自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