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笑的鸭子

包利民

    当家家户户的炊烟依次消散，太阳便已爬到了东边树林的梢上。这个时候，丫崽便赶着一大群鸭子去村西的小河边了。十二岁的丫崽跟在那些蹒跚的鸭子后面，笑容满面。

    一直以来，村里人对于丫崽每天都能笑得出来，很是不解。丫崽本是孤儿，后被村里的李家夫妇领养，那一年，她才三岁。这个女孩的到来，并没有给这对不育的夫妇带来什么欢乐，不过李家夫妇对她尚好。丫崽五岁的时候，她终于为这个家里带来了天大的惊喜，李家媳妇忽然便怀孕了！当弟弟出生以后，家里便充满了欢乐，可丫崽的艰难生活便开始了。六岁的她就要干家务，七岁开始做饭带弟弟，连学都上不了。弟弟上学后，她除了每天干活做饭，就是放鸭子。即便如此，养父母也不待见她，常打骂她。可这个孩子却极少哭，而且只要和鸭子在一起，就会笑个不停。

    ③弟弟上学以后，便回到家给姐姐当老师，丫崽起初只是抱着哄弟弟玩儿的心思，乖乖地当学生。可是学着学着，竟是入了迷。弟弟也越发有兴趣，为了回家能给姐姐好好地讲课，每天都极认真地上课听讲。如此一来，学习成绩竟稳稳地保持住了第一名。本来养父母很讨厌丫崽跟弟弟学习，可见到这个效果，也就默认了。

    有一天，弟弟给丫崽上课的时候，忽然问：“姐，你咋每天都那么爱笑呢？你看爸妈对你那样，你怎么还能笑出来呢？”弟弟心里对父母如此对待姐姐很是生气，不过却也无能为力。丫崽却说：“和那些鸭子学的，你看，鸭子的眼睛都是弯弯的，就像一直在笑着，你听它们叫的时候，也像是在笑呢！其实爸妈对我挺好的，哪家的爸妈不打骂孩子？”

    弟弟上初中后，在镇里住校。每周回来的时候，依然会给姐姐讲课。可是两年后，丫崽的心里第一次有了挣扎。因为这个时候，养母开始张罗着给她找婆家。那个时候，嫁出一个女儿，可以得到不少彩礼钱。丫崽一露出不乐意的神情，养母就骂：“我把你养了十五六年得花多少钱？”丫崽即使不高兴的时候也是微笑着的，养母看着她的笑就来气：“赶明儿把你许配给一个爆脾气男人，一天打你八遍，看你还笑不笑？”

    终于有一天，说妥了一门亲事，丫崽根本反抗不得。那天家里很热闹，杀了好几只鸭子待客。丫崽注意到，那些鸭子被割断了喉咙，那眼睛依然是微笑着的。于是心里有了更大的悲哀，可她依然笑迎客人。就在那个晚上，丫崽失踪了。养父母带着好多亲戚四处寻找，也没能找到。

    好几个月后，丫崽寄回了五百元钱，并写来一封信，说：“爸，妈，我会把那些彩礼钱都挣回来！你们别找我，我没事。让弟弟好好上学。”养父母就真的没有再去找，虽然知道了她在哪里。就这样，每个月丫崽都要寄钱回来，养父母有时望着满院的鸭子，心里就会忽然很不是滋味。

    一晃四年过去，丫崽依然往家里寄钱，而弟弟也快高考了。这个时候，养父去山上拉石头的时候，被滚下来的石头砸到了头部，去世了。丫崽回来了，大哭，这次她没有笑，可是看着她哭，养母的心里更是难过。临走时，丫崽对弟弟说：“你好好学习，要是考上大学，姐就一直供你！”

    果然，弟弟考上了大学，而丫崽一直在供他上学。养母独自一人在家，每当喂鸭子的时候，就会念叨丫崽。在养母年年的念叨中，丫崽终于又回来了，那天她说：“妈，我要结婚了。你别担心，那个男人脾气一点儿也不爆，不能一天打我八遍。你放心，我会把弟弟供完大学！”养母笑了，然后又哭了。

    丫崽在城里结的婚，养母和弟弟都去参加了婚礼。养母仔细地看着新姑爷，的确是那种很安生的男人，便也放了心。三天回门的时候，丫崽带着丈夫回到家，养母要杀鸭子，丫崽没让。晚饭的时候，养母拉着丫崽的手，说不出话来，丫崽笑着说：“妈，你可要高兴啊！你把我养大不容易，可惜爸没享着福！幸好当初弟弟教我那么多知识，要不去城里打工，会更难。”

    丫崽走的时候，带走了两只鸭子，她说她要一直养着它们，看着它们！

（选自《天池》2012年第4期，有删改）

橘子

【日本】芥川龙之介

    冬天的一个夜晚，天色阴沉，昏暗的站台上，不见一个送行的人。这种景色同我当时的心境怪吻合的，我坐在横须贺发车的上行二等客车的角落里，呆呆地等待开车的笛声，有说不出的疲劳和倦怠，心情就像这沉沉欲雪的天空那么阴郁。

    不久，发车的笛声响了。但是车子还未移动，却听见检票口那边传来一阵低齿木屐的吧嗒吧嗒声；霎时，随着列车员的谩骂，我坐的二等车厢的门咯嗒一声拉开了，一个十三四岁的姑娘慌里慌张地走了进来。同时，火车使劲颠簸了一下，并缓缓地开动了。站台的廊柱一根根地从眼前掠过—— 这一切都在往车窗上刮来的煤烟之中依依不舍地向后倒去。

    那是个地道的乡下姑娘。没有油性的头发挽成银杏髻，红得刺目的双颊上横着一道道皲裂的痕迹。一条肮脏的淡绿色毛线围巾一直耷拉到放着一个大包袱的膝头上，捧着包袱的满是冻疮的手里，小心翼翼地紧紧攥着一张红色的三等车票。我不喜欢姑娘那张俗气的脸相，那身邋遢的服装也使我不快。更让我生气的是，她竟蠢到连二等车和三等车都分不清楚。因此，点上烟卷。

    之后，也是有意要忘掉姑娘这个人，我就把大衣兜里的晚报随便摊在膝盖上。这时，从窗外射到晚报上的光线突然由电灯光代替了，印刷质量不高的几栏铅字格外明显地映入眼帘。不用说，火车现在已经驶进横须贺线上很多隧道中的第一个隧道。

    在灯光映照下，我溜了一眼晚报，上面刊登的净是人世间一些平凡的事情——进入隧道的那一瞬间，我产生了一种错觉，仿佛火车在倒着开似的，同时，近乎机械地浏览着这一条条索然无味的消息。正在隧道里穿行着的火车，以及这个乡下姑娘，还有这份满是平凡消息的晚报——这不是象征又是什么呢？不是这不可思议的、庸碌而无聊的人生的象征，又是什么呢？我对一切都感到心灰意懒，就将还没读完的晚报撇在一边，又把头靠在窗框上，像死人一般阖上眼睛，打起盹儿来。

    过了几分钟，我觉得受到了骚扰，不由得四下里打量了一下。姑娘不知什么时候竟从对面的座位挪到我身边来了，并且一个劲儿地想打开车窗。但笨重的玻璃窗好像不大好打开。她那皲裂的腮帮子就更红了，一阵阵吸鼻涕的声音，随着微微的喘息声，不停地传进我的耳际。这当然足以引起我几分同情。

    但我依然怀着悻悻的情绪，但愿她永远也打不开，冷眼望着姑娘用那双生着冻疮的手拼命要打开玻璃窗的情景。不久，火车发出凄厉的声响冲进隧道；与此同时，姑娘想要打开的那扇窗终于咯噔一声落了下来。一股浓黑的空气，好像把煤烟融化了似的，忽然间变成令人窒息的烟屑，从方形的窗洞滚滚地涌进车厢。这时窗外眼看着亮起来了，泥土、枯草和水的气味凉飕飕地扑了进来，我这才好容易止了咳，要不是这样，我准会没头没脑地把这姑娘骂上一通，让她把窗户照旧关好的，姑娘却对我毫不介意，把头伸到窗外，目不转睛地盯着火车前进的方向，一任划破黑暗刮来的风吹拂她那挽着银杏髻的鬓发。她的形影浮现在煤烟和灯光当中。

    火车刚刚驶出隧道，这当儿，我看见了在那寂寥的道岔的栅栏后边，三个红脸蛋的男孩子并肩站在一起。他们个个都很矮，仿佛是给阴沉的天空压的。穿的衣服，颜色跟镇郊那片景物一样凄惨。他们抬头望着火车经过，一齐举起手，扯起小小的喉咙拼命尖声喊着，听不懂喊的是什么意思。这一瞬间，从窗口探出半截身子的那个姑娘伸开生着冻疮的手，使劲地左右摆动着给温煦的阳光映照成令人喜爱的金色的五六个橘子，忽然从窗口朝迎送火车的孩子们头上落下去。我不由得屏住气，顿时恍然大悟。姑娘大概是前去当女佣，把揣在怀里的几个橘子从窗口扔出去，以犒劳特地到道岔来给她送行的弟弟们。

    苍茫的暮色笼罩着镇郊的道岔，像小鸟般叫着的三个孩子，以及朝他们头上丢下来的橘子那鲜艳的颜色——这一切一切，转瞬间就从车窗外掠过去了。但是这情景却深深地铭刻在我心中，使我几乎透不过气来。我意识到自己由衷地产生了一股莫名其妙的喜悦心情。我昂然仰起头，像看另一个人似的定睛望着那个姑娘。不知什么时候，姑娘已回到我对面的座位上，淡绿色的毛线围巾仍旧裹着她那满是皲裂的双颊，捧着大包袱的手里紧紧攥着那张三等车票。

    直到这时我才聊以忘却那无法形容的疲劳和倦怠，以及那不可思议的、庸碌而无聊的人生。

雕花象牙扇

钱凯

    华灯初上，一辆辆小轿车络绎不绝地驶进古色古香的大院，按序停在绿荫丛中的会议厅前。

    在医学界闻名遐迩的外科专家慕容教授的车来得比较晚，悄悄地停在一侧。司机拉开了车门，后坐上的慕容教授以外科专家习惯，在车内顶灯柔和的光环下又审视了一下请柬的文字，方才款款下车。整个院子笼罩在光辉中，仿若白昼。她抬起头来，幽深的夜空高悬着一轮明月，她失神地凝望着明月，不知在想什么。司机轻轻地提醒着她，她才回过神来，用手抚了抚满头银丝，姗姗步入大厅。

    大厅里飘逸着音乐，那是很好听的《花好月圆》，江南丝竹的味儿，又揉进了电子音乐的伴奏，不高不低，徐缓有致，声声入耳，象是二三开的碧螺春，绵甜、幽香，沁人心脾。她在服务小姐引导下就了座，旁座坐着一位老翁，朝着她的方向看了看，她朝他颔首一笑，算是打了招呼。这位老翁虽然不熟，却也见过几次，大抵都在类似的场合。她只知道他是省内曲艺界硕果仅存的泰斗，一部《三国演义》说了他家祖孙四代，甚是精彩。

    全国各界名人共聚一堂的中秋联欢会一年一度，她被邀的原因大概有很多，然而欣然赴会却是近几年的事情。抓了几十年的手术刀，近几年终于觉得自己太累了；况且，终年独自在家面对孤灯，她也确实是有点厌了。

    节目都是精选的，很像她平素喜欢的小菜，清淡、雅致，却别具—格 正欣赏着，有人来到她席前，递上一个狭长的小纸包，说是刚从海峡彼岸探亲归来，受人之托带来的。她忙道谢、让座，身边那位泰斗刚好上台说书去了，旁边的座位空着。可他不坐。

    他似乎有点误会，也有些激动，“不，该谢的是令亲！我偶感小恙，去了日月潭附近的那座有名的医院，不料，端木院长闻知，竟然亲自为我诊治，且分文不收，说是万里之外见乡亲，岂可言阿堵？！我委实过意不去……”

    听了“端木”二字，她的心骤然紧缩。

    纸包长可七八寸，横头不到一寸见方。她紧紧捏着，欲拆开却又迟疑，心口只是怦怦地跳。40多年前圣约翰大学银杏树下风雨一别，这可恨的书痴竟然还记着我，莫非还是厚厚一叠痴话。想起那些默诵了近半个世纪的痴话，她顿觉面红耳热。她想提前退场，回到卧室，静静地享用这等了太久的音讯。

    不知怎的，她的手却拆开了纸包。是只紫色的天鹅绒小盒。打开小盒，她眼一亮，盒里静静地卧着一柄雕花象牙折扇，正面看反面瞧，一片片扇骨细瞅，竟无一字。她恍然若失，天涯海角地托人送来，竟无片言只字！这木头！

    小姐送来凉毛巾，她在额前拭过，忽觉那精美的雕花、刀法似曾相识。同窗数载，他为了练眼、练手指，一味苦心孤诣。她以为读懂了这“无字书”，于是将折扇合起，缓缓向外走去。

    一阵掌声将她惊住，老翁的《三国演义》博得了满堂彩。她猛然记起老翁最后收篇的警句：……分久必合。

（有改动）

一个人的名字

刘亮程

    人的名字是一块生铁，别人叫一声，就会擦亮一次。一个名字若两三天没人叫，名字上会落一层土。若两三年没人叫，这个名字就算被埋掉了。上面的土有一铁锨厚。这样的名字已经很难被叫出来，名字和属于他的人有了距高。名字早寂寞地睡着了，或朽掉了。名字下的人还在瞎忙碌，平出晚归，做着莫名的事。

    冯三的名字被人忘记五十年了。人们扔下他的真名不叫，都叫他冯三。

    冯三一出世，父亲冯七就给他起了大名：冯得财。等冯三长到十五岁，父亲冯七把村里的亲朋好友召集来，摆了两桌酒席。

    冯七说，我的儿子已经长成大人，我给起了大名，求你们别再叫他的小名了。我知道我起多大的名字也没用一只要你们不叫，他就永远没有大名。当初我父亲冯五给我起的名字多好：冯富贵。可是，你们硬是一声不叫。我现在都六十岁了，还被叫小名。我这辈子就不指望听到别人叫一声我的大名了。我的两个大儿子，你们叫他们冯大、冯二，叫就叫去吧，我知道你们改不了口了。可是我的三儿子，就求你们饶了他吧。你们这些当爷爷奶奶、叔叔大妈、哥哥姐姐的，只要稍稍改个口，我的三儿子就能大大方方做人了。

    可是，没有一个人改口，都说叫习惯了，改不了了。或者当着冯七的面满口答应，背后还是冯三冯三的叫个不停。

    冯三一直在心中默念着自己的大名。他像珍藏一件宝贝一样珍藏着这个名字。

    自从父亲冯七摆了酒席后，冯三坚决再不认这个小名，别人叫冯三他硬不答应。冯三两个字飄进耳朵时，他的大名会一蹦子跳起来，把它打出去。后来冯三接连不断灌进耳朵，他从村子一头走到另一头，见了人就张着嘴笑，希望能听见一个人叫他冯得财。

    可是，没有一个人叫他冯得财。

    冯三就这样蛮横地踩在他的大名上面，堂而皇之地成了他的名字。夜深人静时，冯三会悄悄地望一眼像几根枯柴一样朽掉的那三个字。有时四下无人，冯三会突然张口，叫出自己的大名。很久，没有人答应。冯得财就像早已陌生的一个人，五十年前就已离开村子，越走越远，跟他，跟这个村庄，都彻底的没关系了。

    为啥村里人都不叫你的大名冯得财，一句都不叫。王五爷说，因为一个村庄的财是有限的，你得多了别人就少得，你全得了别人就没了。当年你爷爷给你父亲起名冯富贵时，我们就知道，你们冯家太想出人头地了。谁不想富贵呀。可是村子就这么大，财富就这么多，你们家富贵了别人家就得贫穷。所以我们谁也不叫他的大名，一口冯七把他叫到老。

    虚土庄没有几个人有正经名字，像冯七、王五、刘二这些有头面的人物，也都一个姓，加上兄弟排行数，胡乱地活了一辈子。他们的大名只记在两个地方：户口簿和墓碑上。

    你若按着户口簿点名，念完了也没有一个人答应，好像名字下的人全死了。你若到村边的墓地走一圈，墓碑上的名字你也不认识一个。似乎死亡是别人的，跟这个村庄没一点关系。其实呢，你的名字已经包含了生和死。你一出生，父母请先生给你起名，先生大都上了年纪，有时是王五、刘二，也可能是路过村子的一个外人。他看了你的生辰八字，捻须沉思一阵，在纸上写下两个或三个字，说，记住，这是你的名字，别人喊这个名字你就答应。

    可是没人喊这个名字，你等了十年、五十年。你答应了另外一个名字：

    起名字的人还说，如果你忘了自己的名字，一直往前走，路尽头一堵墙上，写着你的名字。

    不过，走到那里已到了另外一个村子。被我们埋没的名字，已经叫不出来的名字，全在那里彼此呼唤，相互擦亮。而活在村里的人互叫着小名，莫名其妙的为一个小名活着一辈子。

（节选自《虚土》）

麻脸铁匠

彬彬

    城东头的一片竹林里，有个茅棚，里面立着一个铁匠炉。麻脸铁匠五短身村，结实得像个石子。因得过天花，落下一脸麻子，加上常年的烟熏火燎，大家反忘了他的名姓，就只叫他麻脸铁匠。

    麻脸从哪里来的，人们都不如道，只知道他最擅长的活计是打钉，准确地说是打棺材钉。他打的棺材钉形如耙齿，长而锋利，带着倒口刺，钉进去便再也拔不出来。每颗棺材钉，他都能錾上一个寿字。

    铁匠无妻无子，家里挂满了打好的棺材钉，看着有些恐怖。他脾气也怪，自从1937年以后，他从不给别人打犁、锄、菜刀这些寻常铁器，因此村里除了老了人口去他那买几颗棺材钉，平时大家很少去他那里，他也乐得自在。

    山村的黄昏格外热闹，除了麻脸铁匠，夕阳下大家都爱聚在乌桕树下乘凉聊天，还是和往常一样，鸭子李最先打开话匣子：“不知道造的什么孽，和那麻脸做邻居，天天晚上敲打个不停，能有多少人死、哪里要那么多棺村钉？”鸭子李这么一说，大家也跟着七嘴八舌地说了起来，列举麻脸铁匠最近的诡异之处。

    人群里，只有诸葛半没说话。他是牛贩子，常去城里，见多识广。见他不讲话，大家都觉得心痒痒。想鼓捣他说说，诸葛半微微一笑：“你们不知道麻脸的精明，小日本都打到府城了，说不定哈时候到咱这儿，到时候怕是这些棺材钉都不够用的……”他这么一说，村里人既觉得茅塞顿开，又觉得悚然，对麻脸铁匠这种发国难财的人又气又恨。但大家也没证据，只能作罢。

    “麻险，帮我打个镰刀吧，等着用。”王大旺急得屁股冒烟，硬着头皮央求。铁匠正往墙上挂棺材钉，说：“不打，没铁”王大旺顿时火冒三丈：“小日本都打到家门口了，你一个铁匠，不打点儿大刀片、矛子头，天天打棺材钉，留给你自己用怎的？”麻脸只自顾自地干活，并不理会。王大旺越说越气，扭头就走了。

    1942年初秋的一个早晨，村子里突然鸡飞狗跳，保长挨家挨户地叫人起来，到乌柏树下集合。大家看到，一队穿着呢子大衣的鬼子也在树下，他们还押着一个被打得血肉模糊的人——是王大旺。

    “太君是为保护大家来的，他却带人去谋害皇军，还死不改悔……”翻译官大声吼着。砰砰两枪，乌桕树也震颤两下，落下许多血红的叶子……

    王大旺的棺材停在祠堂里。他儿子说，他离家前曾留下遗言，不打走鬼子，不下葬，不许用麻脸的棺材钉……

    这以后，村子里的人不光恨日本鬼子，也恨起了麻脸铁匠，但鬼子住在府城里，太远了，所以他们打算先对付麻脸铁匠。为了这，村里人常去请教诸葛半，在他的精心谋划下，铁匠铺周围的竹林被砍光了，成了村里的放猪场；溪流被堵上，改道了；铁匠家田里的庄稼和屋后的果树，经常莫名其妙地被毁坏。

    没过多久，大家发现麻脸走了，听说是推着架子车，在黄昏时候走的。

    铁匠一走，村子里顿时欢呼雀跃起来，像给王大旺报了仇一样。但是没过多久大家就发现，没了麻脸铁匠，村子空虚了不少，都有些无所事事，连聊天也没那么精彩了。

    半月后一个冬夜，尖厉的叫声划破了村里的宁静——是诸葛半的声音。大家纷纷跑到诸葛半家中，只见诸葛半直挺挺躺在床上，双眼像铃铛一样瞪着，手里拿着两个带血的棺材钉，钉上赫然錾着“寿”字。

    诸葛半老婆说：“今年早上他去城里贩牛，回来就这样了。”

    “肯定是麻脸，他躲在村子周围害咱们。”鸭子李急吼吼地说。

    一层恐怖的阴影弥漫开来，仿佛麻脸就在窗外窥伺一样，好一会儿，诸葛半缓过气来。

    “今天我贩牛回来，路过十丈坡，看见铁道铆钉被拔了，鬼子的一辆运兵车翻了，死了不少鬼子。那坡下面插满了棺村钉……”说着，诸葛半老泪纵横起来。

    这以后，村里人四处找过麻脸，可再也没找到。有人说他参了军，也有人说他为了不连累村子，远走他乡了，但到底没了音信。后来，大家将铁匠铺周围的竹子又种起来，小溪也重新疏通了，铺子前后的果园、农田也都打理得井井有条。

    抗战胜利之后，诸葛半拿出捡回来的那两颗带血的棺材钉，钉在了王大旺的棺材上，全村老少尽着丧服，将王大旺葬在了铁匠铺后面的竹园里。那里，有麻脸铁匠的衣冠冢。

（选自《小说月刊》2016年第5期）

小镇的良知

凤凰

    美国加州的一个偏僻小镇上，来了一对母子。这位叫玛丽的母亲来到镇上后，租下了一家闲置了很久的门面，开了个百货店。并且，玛丽还把自己的儿子送到了镇上的学校读书。似乎玛丽要在这里安家落户，小镇上的人都很高兴，在玛丽的百货店开业那天，他们都来祝贺玛丽。

    玛丽的百货店很有特色，吸引了小镇上的人，每天都有很多人去她的百货店里购物。尽管玛丽要照顾百货店，她每天还要接送儿子，还要买菜洗衣做饭，但是她却没有请个服务员。也许，玛丽没有多余的钱来请服务员；也许，玛丽想自己辛苦一些，把钱存起来将来好在小镇上真正地安家落户。

    当玛丽去接送儿子放学上学的时候，当她去买菜的时候，百货店里有顾客在挑选商品，她不能赶别人走，可是，她又不得不离开，于是她只得告诉大家她有事离开一会儿，让大家选好了商品把钱放在抽届里就行了。

    玛丽离开了百货店，心里却忐忑不安，她想人们会不会把她的东西拿走了，却不付一分钱呢？如果真是那样，她也毫无办法。玛丽一办完事就匆匆忙忙赶回小店，货架上的商品少了，抽届里的钱多了。

    晚上，玛丽一盘点，她吃了一惊，收入远远超出卖出去的商品，也就是说人们多付了钱给她。玛丽在的时候，没有人多付钱给她，当然只能是在她离开的时候多付了钱。玛丽想也许是有人用大钞，见抽屉里没有小钞找零，只好不找了。每天，玛丽都有这样那样的事，她都不得不离开百货店，而店里总是有人在挑选商品，她不能得罪小镇上的人，只得告诉人们选好商品后把钱放进抽屉里。在她的抽屉里，她准备了很多小钞。玛丽离开百货店后，心里还是很担心有人拿了东西不付钱。

    可是晚上一盘点，玛丽又发现人们多付了钱给她。玛丽白天的担心完全是多余的，她觉得太奇怪了，人们怎么会多付钱呢？细心的玛丽发现，她准备的那些足够一天找零的小钞，人们却没有动一分。怎么会这样呢？玛丽想不明白。但她知道，人们不会趁她不在的时候白拿她的东西。

    此后，玛丽放心大胆地离开百货店去做事，每天晚上盘点，她的收入都很多，人们都多付了钱给她，可是她又不知道是谁多付了钱给她，她无从还饯。这让玛丽很不安，好像她做错了事似的。

    这天，玛丽去小镇的菜市场买菜回来，看到多莉太太往她的抽屉里放了五美元，而多莉太太手上的商品，只值四美元，多莉太太应该找回一美元才是，可她没有，而是轻轻地关上了抽屉。玛丽赶紧上前问多莉太太：“你为什么不找零？”多莉太太对突然出现的玛丽笑了笑，说“我不能找零！”随后，在玛丽的追问下，多莉太太这才道出了原委。

    小镇上的人担心有人趁玛丽不在的时候拿了东西不付钱，坏了整个小镇的名声，所以买了东西都多付钱，希望能填补玛丽的损失。就算没有人拿了东西不付钱，大家多付点钱给玛丽，对自己并没有什么损失，相反，却能帮助这对远道而来的母子，让他们的生活过得幸福一些。

    多莉太太最后告诉玛丽，他们母子来到小镇，就是小镇的一员，小镇上的人，就有责任让他们过得幸福。如果他们过得不幸福，那就是小镇人们的错。弄清真相后，玛丽感动得掉下了眼泪。

    第二天，玛丽离开了小镇。玛丽的百货店没关门，她的儿子也在镇上读书，人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两天后，玛丽回到了小镇，她带来了她的丈夫，而她的丈夫，竟然是有名的大商人杰克逊。原来玛丽和儿子过不惯都市的生活，他们特地选择了这个小镇过一段平淡的生活。这次，她带丈夫来小镇，就是让他也感受一下小镇给她带来的幸福。

    三个月后，小镇焕然一新，街道变得更平整更宽阔了，小镇的绿化树也美丽起来，并且，小镇上还有了一个大花园，一个养老院和幼儿园……为此，玛丽的丈夫花了几百万美元。

    在小镇的花园门口，立着一块石碑，上面写着：做一个有良知的人，你会拥有最大的幸福。这个有着良知的小镇，成为世上一个最幸福的小镇。后来，许多人都纷纷到这个小镇安家落户。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