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的中国，期待着更多的自主创新。如何实现自主创新，无疑是摆在中国人面前的重要课题。

      近代科学产生于西方，中国的现代科学大多也是从西方移植过来的，这是事实。然而，同样确定无疑的是，中国古代光辉灿烂的科学技术也需要我们继承并发扬光大。

      相比于西方，中国古代科技无论是具体的成果，还是研究的思路方法，都有着显著的不同。有学者曾经感言：“当今不少人一提到科学，脑子里想到的就是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科学。而我要强调的是，除了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科学之外，事实上还有跟它们完全不同的所谓东方科学。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这一鸿篇巨制里就曾认为，东方的科学，跟西方走的是完全不同的道路，有着不同的思想方法。”因此，我国的科技在继承的基础上进行自主创新，就有了更加重要的意义。中国著名的数学家吴文俊，最早发现中国最古老的数学十分适合计算机时代，他称中国古代数学为“算法的数学”或“计算机的数学”，并运用它创立了著名的“吴方法”，在世界产生了巨大影响。

      从另一个角度看，自主创新对于进一步弘扬和传播中国固有的科技与文化，有着重大的意义。汉字源远流长，使得中华数千年的文化绵延不断。作为四大发明之一的印刷术，使得中国的科技与文化得到了更加广泛的传播。然而，进入20世纪的信息时代，中国的汉字排版与印刷却因汉字信息处理的困难，落后于西方。王选这位中国本土培养出来的科学家，率领自己的研究团队，自强不息，勇于创新，卓有成效地继承并发展了独领风骚的中国古代科技。正是王选团队在20世纪信息时代掀起的这场印刷技术的革命，大大弘扬了中国科技与文化。

      如今，举国上下正满怀豪情建设创新型国家，在向科技强国迈进的征途中，我们既不能轻视创新，更不能数典忘祖。中国的科技人才应该在中国传统科技与文化的丰硕成果中汲取营养，勇于开拓，大胆创新，将中华数千年的文明发扬光大。

                                                                                                                                                                     （取材于徐立《王选与中国文化》）

我国古代的带钩

戴耕

    带钩是我国古代的一种服饰配件，是用来束带或佩系的用具，广泛流行于春秋战国以及秦汉时期，带钩一是连接带的两端，使之紧固；二是在腰间系挂器物、饰品。其造型多样生动。形象多有美好的寓意。其装饰工艺精美绝伦、技艺精湛，集当时生产技术、装饰工艺水平于大成。其材质除常见的青铜外，还有金、银、玉等。其纹饰造型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审美意识和民族精神。带钩在造型、装饰、材质等方面反映了当时社会最高的制作工艺水平和审美意识。因此，带钩是古代达官贵人以及文人武士显示高贵身份的服饰配件，也是当时满朝文武相互炫耀和攀比的饰品。《淮南子》记载：“满堂之坐，视钩而异，于环带一也。”

    早在新石器时代，人类已经开始使用玉带钩了。这一时期的玉带钩制作工艺流程可能是先将玉块切割成长方体形状，然后用对钻法从两端钻孔，钩体是用线割法把中间的部分剜去而成。这时的玉带钩，是带钩的原始形制。我们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玉带钩可以看出，在史前时期已经开始有了独特的并延续至今的中国传统玉文化。

    春秋时期，带钩又随着青铜工艺的发展而再现。在此之前的商周时期，腰带多为丝帛所制的绅带。在绅带上不好勾挂佩饰，故又束革带。当初的革带两头是用短丝绳和环系结。青铜技术在西周已达到鼎盛时期，由巫术宗教中的礼器日益蜕变为生活中的服饰配件，青铜带钩正是这个时期出现的实用装饰品。湖北曾乙侯墓出土的一组带钩，应是迄今所知最早的青铜质带钩。

    战国时期带钩已经广泛使用了，带钩的文化内涵和制作工艺空前发展。从战国时期的铸铜遗址来看，带钩陶范数量惊人。除了陶范浇铸工艺外，这个时期还出现了鎏金、包金、镶嵌等许多工艺。精湛的带钩工艺可以折射出战国时期是我国工艺美术史上最早的繁荣期。

    汉统一后，中原文化融合了其他文化的特征，造型艺术兼收并蓄、气势雄浑、浪漫生动。无论从材质、工艺、造型等方面都代表了中国玉文化的一个高峰。青铜模铸的动物形象带钩也是常见的形式。汉代的带钩装饰纹样，由云纹逐渐转变为卷草，相比春秋战国时期的对称定型，绞缠重叠，更多的是线条的自由和生动，或粗犷豪迈，或轻巧奔放。

    魏晋以后带钩进入应用的衰退期。北方少数民族迁徙，胡汉杂居。游牧民族的胡服穿着简便，于是汉族也穿起了胡服。胡人用带扣系扎固定革带，比带钩更加结实牢固，使用方便，带扣逐渐广为流传，最后完全取代了带钩。明清出现的带钩已失去实用功能，只作为一种把玩的物件而流传。

（选自《文化艺术报》，有删改）

    诗与禅是两种不同的意识形态，一属文学，一属宗教，它们的归趣显然是不同的。然而，诗和禅都需要敏锐的内心体验，都重启示和象喻，都追求言外之意，这又使它们有了互相沟通的可能。禅宗在唐代确立以后，就在诗人中间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他们谈禅，参禅，诗中有意无意地表现了禅理、禅趣，而禅师也在诗中表现他们对世界和人生的观照与理解。于是诗和禅就建立了联系。

    诗和禅的沟通，表面看来似乎是双向的，其实主要是禅对诗的单向渗透。诗赋予禅的不过是一种形式而已，禅赋予诗的却是内省的功夫，以及由内省带来的理趣；中国诗歌原有的冲和淡泊的艺术风格也因之占据了更重要的地位。元好问说：“诗为禅客添花锦，禅是诗家切玉刀。”也许把禅的作用估计过高，但不可否认，禅给了诗一种新的刺激，使诗的面貌更加丰富多彩了。

    禅对诗的渗透，可以从两方面看：一方面是以禅入诗，另一方面是以禅喻诗。

    以禅入诗，是指把禅意引入诗中。其中有些作品是用禅语阐述禅理，只有诗的躯壳而没有诗的审美价值，严格地说不能算是诗，或姑且称之为“禅言诗”。这些诗总的看来并无可取之处，只有个别富有理趣的作品尚能引起我们的兴趣。如苏轼的《琴诗》：“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于君指上听？”《楞严经》曰：“譬如琴瑟琵琶，虽有妙音，若无妙指，终不能发。”是此诗之本。这个比喻本来就有趣，经苏轼点化后更有机锋。在儿童般天真的发问中，包含着耐人寻思的理趣。

    更值得研究的是另一些作品，它们或写花鸟，或绘山水，或吟闲适，或咏渔钓，并没有谈禅，但在笔墨之中、笔墨之外寓有禅意。例如王维的《鹿柴》：“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远处的人语衬托着山的空寂，密林里漏下一线落日的返照。那微弱的光洒在碧绿的苔藓上，显得多么冷清！青苔对这阳光并不陌生，黎明时分，亭午时分，都曾受过它的照射。现在到了黄昏，它又照来了。然而这次复返，它的亮度、热度和色调都发生了变化。这青苔返照如同一个象征，使人想到大千世界就这样不知不觉地生生灭灭，无有常住。禅宗重视“返照”的功夫，“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所用的字面也使人联想到禅宗的教义。而诗里所体现的清静虚空的心境，更是禅宗所提倡的。

    禅对诗的渗透，另一方面就是以禅喻诗。这是传统的说法，比较笼统。细分起来，有以禅参诗、以禅衡诗和以禅论诗的区别。以禅参诗是用参禅的态度和方法去阅读欣赏诗歌作品。以禅衡诗是用禅家所谓大小乘、南北宗、正邪道的说法来品评诗歌的高低。以禅论诗则是用禅家的妙谛来论述作诗的奥妙。这是不同的三种以禅喻诗，前人把它们混在一起，所以讲不清楚。

（节选自袁行霈《诗与禅》）

    “网红”，原本是“网络红人”的意思。然而在当下，“网红”一词逐渐特指那些依靠秀脸蛋、秀身材、秀美食、秀财富而走红的青年女性。每当媒体提及“网红”，几乎都对其加以挞伐，而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知识阶层，更是一碰到“网红”就蹙眉，唯恐避之不及。“肤浅”“拜金”“媚俗”等骂名与“网红”总是如影随形。对这些“网红”的鄙夷和批判，也成为一种主流舆论。

    “网红”们走红的方式的确肤浅，粉丝对“网红”的追捧，也确实物质了些，庸俗了些。然而，“网红”们为何能以如此肤浅的方式走红？成千上万的年轻人又为何毫无保留地把热情和时间，献给这些难登大雅之堂的“网红”？对于这些现象存在的内生合理性，鲜见具备人文关怀的思考，这是不应该的。

    其实，只要我们愿意试着去理解“网红”现象，年轻人追捧“网红”的真正原因并不难找。“网红”之所以能够依靠发自拍、发美食赢得追捧，不就是因为社会中许多下层的年轻人，需要依靠这些东西来满足自己对现实和未来的幻想，让自己的精神生活得到充实吗？对于大多已经在社会上立足的成年人，和少数有幸享受较好教育环境的年轻人而言，这种充实精神生活的方式或许过于廉价，过于媚俗了。但对社会中大多数下层年轻人而言，“网红”们那半真半假的姣好面容，逛逛吃吃的悠闲生活，正是他们最真实的内心向往。对他们来说，更高层次的精神生活，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大多数青年都没有机会接受精英式教育，叫他们欣赏曲高和寡的高雅文化，未免有些强人所难，经济上的压力则让他们难以负担日益高昂的文化消费成本，进一步挤压着他们的精神空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们或许只能在网络上用这种廉价方式寻求精神生活的满足。

    我也是年轻人，我幼时的玩伴中，有不少人也是这些“网红”的粉丝。他们可能刚成年，就挑起了生活的担子。我深知和他们相比，自己是幸运的，有幸生在小康之家，接受高等教育，因此绝不会对他们的精神生活加以批判和鄙夷，而我们的社会也应该有更强的同理心，去理解“网红”现象背后的社会现实。

    说“网红”肤浅也好，低俗也好，既不是“网红”自己的错，也不是“网红”粉丝群体的错。社会文化既需要有高雅的形式，也需要有通俗的形式。如果要让网络文化环境更加高雅，更加丰富，那么我们就应该对社会阶层差距的根源开刀，让身处社会中下层的年轻人能过得更富裕，更有尊严，让他们能够有余暇和条件去追求更加高雅，更加丰富的精神生活。

    试想，如果有一天，每个人都可以走进影院欣赏一场精彩深刻的电影，每个人都可以抽出时间，摊开书本，在阅读中遨游知识与艺术的海洋，那人们又何必要依靠追捧“网红”来填充自己的心灵？努力去创造一个这样的社会，远比坐在清谈室中，高高在上地批判“网红”更有意义。

（节选自《中国青年报》2016年02月26日05版）

科学究竟能否被真正普及

钮卫星

    ①科学的历史无疑就是人类智性进步的历史。那么科学普及的历史又呈现出什么样的景象呢？美国俄亥俄州州立大学历史学教授约翰·伯纳姆在他的著作《科学是怎样败给迷信的》中向我们描绘了这样一幅出人意料的科学普及史图景：起先科学是一种积极、进步的文化力量，但在逐渐兴起的美国消费文化中，科学慢慢地为新伪装下的迷信和神秘主义的复活让出了一条通道，最终科学在大众层面上被迷信击败。

    ②这样一部有点令人沮丧的美国科学普及史，对于中国现阶段的科学普及工作并不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当前中国的科学生长环境不容乐观。虽然“崇尚科学，破除迷信”这样的标语几乎张贴在了每一个居民小区的宣传栏里，但是由于中国公众受教育程度参差不齐，科学素养相对缺乏，所以迷信有额外的生存维度。在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迷信从没有被真正破除干净过。至今走在居住区内和附近的马路上，还经常遇到泼洒在路面上的一团团药渣，这种乞求药“倒”病除的现象不能简单地被归类为一种无害的民俗——至少在污染环境这个层面上是有害的，它反映了老式迷信在现代社会中的顽强生存力。

    ③有一些古代迷信则以改头换面的方式继续留存着。譬如原本比较复杂的古代术数系统，现在退化为只通过某种方言对数字的发音来附会吉凶宜忌，如“4”谐音“死”是不吉利的，“8”谐音“发”是吉利的，等等。于是电话号码、车牌号码等数字就有了吉凶之分，人们选择号码时纷纷避凶趋吉。某省甚至把认为是不吉利的车牌号人为地删除，以便避免用得起小车的富人们花钱买不吉利。而把某些重要活动的举办时间定在“8月8日8时”之类，显然也是出于同样的心理。这些行为，无疑直接、有力地推动了迷信思想的流行，与科教兴国的国策和培养一种科学、理性的民族精神的努力目标是背道而驰的。

    ④在当今的报纸和电视节目中可以看到铺天盖地的这种对孤立科学事实的强调和对科学产品的推销。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对航天技术的报道。媒体放弃了向公众普及有关飞船的飞行动力学和外太空高能物理环境的科学知识。航天活动基本上被看作是一种政治活动而不是一种科学探索活动。媒体对飞船搭载物品的神秘性和尊贵性大肆渲染，似乎发射飞船的物质代价都被附加到了这些物品上。如果说是搭载植物种子，希望在高能环境中诱发基因突变，以改良品种，这还有一点点科学的味道——实际上由于基因突变是不定向的，所以搭载种子以改良物种的效率和科学性往往被夸大；而一些搭载的纪念品、会徽、会旗等被赋予的价值和神圣性，则纯粹是巫术色彩的，是毫无理性基础和科学意义的。

    ⑤在美国科学普及史上出现过一些既从事科学前沿领域研究、又热心科学普及的科学家，他们一般从文化和社会的层面用较宽的视野看待科学，他们出版科普书籍，为杂志撰写科普文章，把理性带入到生活的各个方面。但是到了二十世纪这样的科学家从科普阵地上撤退了。反观中国的情形，似乎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一群有影响力的科学家。现在有人呼吁，前沿科学工作者应该参与科学的普及，但应者寥寥，学术界远离科普的现状没有改观。

    ⑥“科学太重要了，不能只交给科学家们去做。”这句话便是在强调公众应该更多更深入地参与到科学中去，同时科学也需要在更广泛的公众层面上被理解。因此，政府、科研机构组织者等应通过科学普及来让公众理解科学，做这件事尽管有很多困难，但还是值得和应该首先做的。

（选自《文汇报》，有删改）

    众所周知，《史记》是一部文史名著，“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是对《史记》最恰当的评价，指的是《史记》在史学、文学两个领城取得的艺术成就，达到了旁人难以企及的境界。

但是，评价《史记》仅仅从艺术的层面还不够。司马迁自己的评价，也就是《史记》的写作宗旨，一共十五个字：“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换句话说，《史记》内容博大精深，包括“天、人、古、今”，是一部浓缩中国古代三千年民族文化的百科全书，自成一家思想体系。“国学之根柢”的意义即在此。司马迁定位《史记》是效《春秋》而作的道德伦理典籍，其思想体系是两“立”：一为后王立法，二为人伦立则——《史记》就是为上至君王、下至黎民百姓树立法则。把司马迁自己对《史记》的评价和定位与鲁迅的评价结合起来，就是“治国之宝典，国学之根柢”。

    “治国之宝典”，指《史记》为后王立法，为人伦立则。即：一是国家建构要与时俱进，不断更化革新；二是贤人治国，追求君明臣贤。《史记》开篇《五帝本纪》阐释国家草创，记述的是历史不断进化和国家建构不断完善的历程，表现了司马迁发展、进化、变革的历史观。《史记》全书生动记述了中国古代三千年历史进程中不断发生的社会变革以及为此付出的代价。如避免动乱发生就需要施政者自觉地革故鼎新，自上而下推行更化变革，不断地因时调整，所以《史记》写了许多变革事例，供后人采择。最有名的变法改革，一是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一是秦国商鞅变法。赵武灵王渐进改革，历时二十年；商鞅变法急进改革，一年初见成效，十年大见功效。渐进改革有许多保留，但所付成本小，负面影响也小；急进改革彻底清除旧制，见效快，但所付成本大，负面影响也大。两种模式供后世借鉴。

    《史记》为后王立法，更深的层面是贤人治国，君要明，臣要贤。司马迁在《史记》中写了许多明君贤臣的范例。司马迁笔下的明君，其正面形象有六个方面：或天下为公，任贤使能；或领导方法，察纳雅言；或关爱民生，珍惜民财。司马迁笔下的贤臣，亦有六个方面：或居官理民，依法断案；或为官清廉，当官自律；或治理积弊，救民水火。司马迁对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极力颂扬；对暴君昏主、权奸污吏则无情批判，留下正反两面的典型用以警示后世，合称“惩恶劝善”。《史记》不只是一部史学文学名著，还是一部人伦道德的教科书。

    所以，《史记》不仅是一部空前的历史巨著，也是一部杰出的传记名著，还是一部治国宝典，蕴含了许多治国理政的珍贵经验，传递了一种有利于国治民安、社会发展进步的道德伦理观念。

（摘编自张大可《史记）是历史巨著也是一部治国宝典》，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