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 爱 情

苏童

    我这里说的爱情故事也许会让一些读者失望，但是当我说完这个故事后，相信也有一些读者会受到一丝震动。

    话说20世纪70年代，我们香椿树街有一对老夫妇，当时是六七十岁的样子，妻子身材高挑，白皮肤，大眼睛，看得出来年轻的时候是个美人；丈夫虽然长得不丑，但是一个矮子。他们出现在街上，乍一看，不配，仔细一看，却是天造地设的一对。为什么这么说呢？这时老夫妻彼此之间是镜子，除了性别不同，他们的眼神相似，表情相似，甚至两人脸上的黑痣，一个在左脸颊，一个在右脸颊，也是配合得天衣无缝。他们到煤店买煤，一只箩筐，一根扁担，丈夫在前面，妻子在后面，这与别人家夫妇扛煤的位置不同，没有办法，不是他们别出心裁，是因为那丈夫矮、力气小，做妻子的反串了男角。

    他们有个女儿，嫁出去了。女儿把自己的孩子丢在父母那里，也不知是为了父母，还是为了自己。她自己大概一个星期回一次娘家。

    这是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女儿在外面“嘭嘭嘭”敲门，里面立即响起一阵杂沓的脚步声，老夫妇同时出现在门边，两张苍老而欢乐的笑脸，笑起来两个人的嘴角居然都向右边歪着。

    但女儿回家不是来向父母微笑的，她的任务似乎是为埋怨和教训她的双亲。她高声地列举出父母所干的糊涂事，包括拖把在地板上留下太多的积水，包括他们对孩子的溺爱，给他吃太多，穿得也太多。她一边喝着老人给她做的红枣汤，一边说：“唉，对你们说了多少遍也没用，我看你们是老糊涂了。”

    老夫妻一听，忙走过去给外孙脱去多余的衣服，他们面带愧色，不敢争辩，似乎默认这么一个事实：他们是老了，是有点老糊涂了。

    过一会儿，那老妇人给女儿收拾好汤碗，突然捂着胸口，猝然倒了下来，死了，据说死因是心肌梗塞。死者人缘好，邻居们听说了都去吊唁。他们看见平日不太孝顺的女儿这会儿哭成了泪人儿了，都不觉得奇怪，这么好的母亲死了，她不哭才奇怪呢！他们奇怪的是那老头，他面无表情，坐在亡妻的身边，看上去很平静。外孙不懂事，就问：“外公，你怎么不哭？”

    老人说：“外公不会哭。外婆死了，外公也会死的，外公今天也会死的。”

    孩子说：“你骗人，你什么病也没有，不会死的。”

    老人摇摇头，说：“外公不骗人，外公今天也要死了。你看外婆临死不肯闭眼，她丢不下我，我也丢不下她。我要陪着你外婆哩。”

    大人们听见老人的话，都多了心眼，小心地看着他。但老人并没有任何自寻短见的端倪，他一直静静地守在亡妻的身边，坐在一张椅子上。他一直坐在椅子上。夜深了，守夜的人们听见老人喉咙里响起一阵痰声，未及人们做出反应，老人就歪倒在亡妻的灵床下面了。这时就听见堂屋里自鸣钟“当当当”连着响了起来，人们一看，正是夜里12点！

    正如他宣布的那样，那矮个子的老人心想事成，陪着妻子一起去了。如果不是人们亲眼看见，谁会相信这样的事情？但这个故事是真实的，那时生死相守的老人确有其人，他们是我的邻居，死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同一天。那座老自鸣钟后来就定格在12点，犹如上了锈一样，任人们怎么拔转就是一动也不动。

    这个故事叙述起来就这么简单，不知道你怎么看，我一直认为这是我一生能说的最动人的爱情故事。

（节选自《现代青年》2011年03期）

    寒风嗖嗖地吹着，我跳下自行车，双手握拳抱在一起，哈着气，跺着脚，走到小亭子跟前。里面坐着一个五十岁左右的脸面上毫无表情的瘦高男子，头发白了一半，脸上的皱纹靠在一起，很拥挤，眼睛浑浊，但仔细看去，又透着一种倔强的光芒。我告诉他要买的报纸名称，他抽出一份递给我，我掏出五毛钱，随意一拍放在了亭子窗口前的平台上，我是告诉他钱在这里的意思。没想到，他突然把我手中的报纸抽回去，也啪地一声拍到了平台上。“没教养!”三个冷冰冰的字从他嘴里飞出来，一下子划到我的脸上，我感到好似一阵更大的寒风吹了过来，脸上感觉不到冷，却热辣辣地烧起来，心里又羞又恼，气愤地说：“你怎么回事，不就是买你一张破报纸吗?”他倒是声音平平的，但更冷了：“我把报纸递到你手里，你把钱拍在我面前，就是没教养的表现。报纸是新的，一点儿也不破。请你尊重自己，也尊重别人。”“不要了。”我抓起报纸一摔，气哼哼地拿起那五毛钱转身就走。“不买拉倒，你这样的人我还不卖给你呢。”我已经推起自行车，但又停下了脚步，本想再说几句损损他，可想一想，忍了，带着一股气，一抬腿，骑上车走了。

    从那以后，下班回家必定经过的这个亭子我就再也不去光顾它了。买报纸也是绕路，到别的报刊亭去买。但只要经过这个地方，还是不自觉地扭头看一下。大多时候亭子里坐着的是一位妇女，估计和他是夫妻。她倒是慈眉善目的，一见人就笑着热情地招呼着。

    这天下班，我又一次经过这个亭子，大老远就看见一个三十岁左右的男子，用右手食指戳着窗口里面，生气地大声嚷着。一看，又是那男子坐在里面，脸依然倔倔的。我抱着一种幸灾乐祸的态度，停下脚步，想看这人的热闹。听了半天，我听明白了，仍然是那么回事，这男子啪地拍下五块钱，要一本杂志，他不卖给他，竟非要他拿起来递他手里不可。这男子急着走，不昕他的，就跳了起来：“哪这么多酸事?我没工夫和你拽，快给我拿杂志!”虽然是两个人的争执，这男子起了半天高腔，那人却照旧冷着脸。

    周围人越来越多。这时，人群里走出一个中年男子，快步来到窗前打起了圆场：“您快消消气，别和他一般见识。老陈他是一头倔驴，从来就这样。”这时我才知道窗口里的男人姓陈。他又转向老陈：“快，给拿出那本杂志来。”老陈抬头看了一眼，头接着扭向了一边。看来这人和老陈关系不错，从侧门进去，拽出一本杂志，交到那人手上，赔了一大堆不是，终于把那人打发走了。

    这时他又转过身去，指着老陈斥责起来：“你呀，你真行，咱不是做买卖吗，和气生财啊，你怎么就这么犟呢?” 老陈的脖子梗起来：“我伺候他，他就得尊重人。”

    这时，以前见过的那个慈眉善目的妇女来到了，看到有不少人在这里，就急步来到亭子跟前，焦急地问：“你说说你这死老头子，又跟人家吵架啦?”

    别人都不说话，她疑惑地眨眨眼睛：“今头晌怎么样，卖了多少?”“一分钱也没卖!”老陈的脖子继续梗着。

    她的嘴唇哆嗦起来，脸色逐渐变得蜡黄，眼睛越来越潮湿，泪水不断线地唰唰淌下来，声音带着哭腔：“你能你能就你能。”她似乎忍无可忍了，转身面向了众人：“您说说这死老头子，怎么就邪了门啊，不管自己的生意，左挑骨头右挑刺，动不动让人家尊重他，非把来买东西的人都气跑不可啊?”

    人又走散了一部分，她仍然气得不行，继续哭诉着：“你有本事也行啊，那样的话咱俩人也下不了岗。下了岗还改不了驴脾气，弄个儿子瘫在床上，又得了肾病，整天要花钱。好不容易弄起这么个亭子，抓紧挣几个钱。我在家里拾掇一下，洗巴洗巴儿子的衣服，让你看这一时半晌，你怎么又给我惹是生非啊?你说说，你说说啊。”

    有人劝她：“嫂子别生气了。”又转过去哄他，“老陈啊，得改一改了。”

    “死老头子，快滚，快滚吧。”她气呼呼地拉开侧门，哭着把老陈拽了出来。老陈也气哼哼的：“我、我……”终于一跺脚，走了。

    我看到，他梗着的脖子一点儿也没有弯曲，照样直直的。下午路过时，我看到那妇女已能满面笑容地招呼着从亭子跟前走过的每一个人了。可很多人根本不理她，更没有停下光顾的意思。不知为什么，我的心突然抽动了一下。

    以后的日子里，要是这位妇女在，我也又过来买东西，并特意把钱递到她的手上。但只要老陈在，我是宁愿绕道也不在这里买的。不过，我不得不承认，老陈的指斥使我的一些毛病逐渐得到了改正。

    由于对这些事印象深刻，别人的一些议论很容易进入耳朵，不久就知道了他们儿子的病情在不断加重着，已经发展成了尿毒症，他们需要花的钱更多了。

    这天由于我急需买一本文学杂志，在其它亭子里没买到，尽管走到这里时老陈坐在窗口里，我为了不漏掉这期刊物，还是硬着头皮走了过来。老陈那一头直竖着的头发更白了，里面仅存很少几根黑发，脸上的皱纹更深，皮肤也更粗糙了，人好象也矮了一些。

    我刚在窗口站定，老陈猛地站了起来，脸上突然堆满了笑容，讨好地问道：“您要点儿什么?”说着，往一边闪了一闪，好让我看得更全面一些。我要了杂志，把钱递到他的手上，他没有立即找零，而是紧紧地攥着，又向另一边侧了侧身子：“您还需要点儿什么?”

    眼前忽然阴了一下，老陈的热情竟让我心里产生了一种恍惚感。看着老陈那讨好的笑容，我眼睛一热，好似有一股水要决堤……

硬打三分

    焦庄户地道战遗址纪念馆要征集一件抗日战争时期的物件﹣﹣马凳。

    何谓马凳？就是给马匹钉掌时用的矮木凳。

    三个月征期已过，马凳尚无音讯。馆长马增直摇头，认为没戏了。

    这一日，一个白胡子干巴瘦老头儿，肩背梢马子找上门来，对马馆长毛遂自荐说，做马凳是我的熟套子活儿。

    马馆长打量眼前这位老爷子，青鞋白袜灯笼裤，腰背挺直，双眼有神。说是八十有九，但也就像七十出头摸边小八十的样子。

    马馆长心里直打鼓，试探着问，您带家伙儿来了？

    老人将梢马子从肩上取下，兜底往地上一倒，好家伙！刀、斧、刨、锯，光凿子就有十几把。

    马馆长问，您要什么条件？一个马凳要做多长时间？

    老人开出条件：一个独门独院，要什么料得供什么料，一个马凳要做七七四十九天。

    马馆长略一思索，一拍脑门，行。

    马馆长给进了一批枣木，老人用眼一瞥，说：不对，我要的是酸枣木。这是牛犄角枣木。

    马馆长一摸后脖梗子，犯了难，我上哪儿淘换酸枣木？

    老人指点，山里辛庄北山阴坡，有三棵碗口粗的酸枣树。其中有一棵树过了火，那是被日本鬼子放火烧的。

    酸枣木终于给弄来了，是十几根短棒棒。老人用手掂掂，说：不对。这是从枣树上半截锯下的，下半截还留在山上。我要的是坐地棵。

    马馆长很纳闷，您怎么知道锯的是树的上半截？

    老人随手将那些木棒棒往水池里一丢，只见一头沉下，另一头翘起，露出水面。老人用枯手指着说，酸枣木长成这样，得千年以上。坐地棵下半截扔进水里，会全被浸住，不会上半截露头。

    七天后，马馆长看到他面前摆着十几根短木枋，酸枣木黢黑的外皮已经被刮掉，露出微红嫩黄如铜质的白茬，纹理细如蛛网。

    十四天后，老人对马馆长说，给我准备一口大锅，烧一锅滚开水。

    那又是为何？

    老人颇自豪，这你又不明白了。酸枣木只有经开水煮过，虫不吃，蚁不咬。

    二十一天后，马馆长再去看时，只见老人手中摆弄着几个小物件，两头尖，中间凸。

    您这是做的什么？像枣核，

    老人颇为得意，算是让你猜对了，这叫枣核钉。我做的马凳，浑身不见铁。我用枣核钉，拼接凳面。

    二十八天后，马馆长再去探视时，只见老人用二分半的凿子在木枋上凿眼。凿刃啃咬着矩形小凹槽，金黄的木屑被掏出，榫眼却没凿透。

     马馆长笑了，您这是……

①这是闷榫，不是透眼。你当我是糙木匠？你别看我是个钉马掌的，做马凳﹣﹣手细。

    三十五天后，老人面前的木枋子长出了榫头，不过马馆长看了一眼，觉得卯眼不对。既然是卯榫结构，怎么榫头大于卯眼呢？走着瞧吧。

     四十二天后，马馆长看马凳还未成型。凳面与凳腿，长掌与短掌，牙板与嵌板，还在老人面前摊成一片。他不由得催道，再过七天，“纪念馆揭幕式”就要举行了！

    满四十九天，揭幕式如期召开。

    一块红绸布被揭开，原来只是一只马凳，高一尺六寸六分六，厚墩墩的凳面分出三条粗腿，立柱分别往八个方向伸展着，上承下托如重檐歇山，全身结合无一钉一铁。颜色如老榆木擦漆却免漆，气味似松香又掺进五月槐花香和紫荆条花香。

    马馆长指着马凳说，钉马掌师傅把马腿弯起，马蹄垫在上面，翻蹄亮掌，然后顶住刀铲，切下一层烂马蹄，剔掉旧马蹄铁，换上新马掌，战马才能奔跑如飞。想当年，冀东几百匹战马在东八县的抗日战场上纵横驰骋，就是多亏了这样一只小马凳。并且，无论将马凳怎么扔，最后总是三条腿着地，不滚不倒。

    有人问，现在，可以宣布马凳收藏了吧？

    话音刚落，老人提着十八磅大锤闪亮登场了，说了声：慢！还有最后一道活儿没完呢。

    老人左手持二分半凿子，右手持斧，往那本无缝隙紧致的榫眼正中生生开出一道黑缝，然后从口中衔着的三枚木楔取出一枚，插立于黑缝之中。②抡起十八磅大锤轰然“嗨”的一声带一股雄风，往那楔子上砸去。如此三声三锤三楔，说来也神了，那三枚木楔，已分辨不出你我，竟然和整个马凳浑然一体了。

    众皆称奇。有人问，您这一手活儿可有名称？

    老人吐出四个字：硬打三分。

    这时，坐在前排胸前挂满军功章的老者，被人搀扶着颤巍地走上前来，拉住老人的双手，连说道：你就是当年给骑兵营钉马掌的小马哥！多烈性的马，到你手里跟猫似的。我就是骑兵一连的老连长，当年就是你飞出的马凳，挡了日本鬼子一军刀，我的马刀才劈了下去。硬打三分，是你的外号。你还记得是哪位首长给你起的外号吗？

      我宁可忘了我姓甚名谁，也不会忘了给我起外号的那个人。

      谁？

      聂帅，聂荣臻！

（选自2017年第3期《小小说选刊》，作者许福元，有删改）

    东塾师老汪老汪在开封上过七年学，也算有学问了。老汪瘦，留个分头，穿上长衫，像个读书人；但老汪嘴笨，又有些结巴，并不适合教书。也许他肚子里有东西，但像茶壶里煮饺子，倒不出来。头几年教私塾，每到一家，教不到三个月，就被人辞退了。人问：“老汪，你有学问吗？”老汪红着脸：“拿纸笔来，我给你做一篇述论。”人：“有，咋说不出来呢？”老汪叹息：“我跟你说不清楚，躁人之辞多，吉人之辞寡。”但不管辞之多寡，学堂上，《论语》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一句，哪有翻来覆去讲十天还讲不清楚的道理？自己讲不清楚，动不动还跟学生急：“啥叫朽木不可雕呢？圣人指的就是你们。”四处流落七八年，老汪终于在镇上落下了脚。老汪的私塾，设在东家老范的牛屋。老汪亲题了一块匾，“种桃书屋”，挂在牛屋的门楣上。老范自家设私塾，允许别家孩子来随听，不用交束脩，自带干粮就行了。十里八乡，便有许多孩子来随听。由于老汪讲文讲不清楚，徒儿们十有八个与他作对，何况十有八个本也没想听学，只是借此躲开家中活计，图个安逸罢了。但老汪是个认真的人，便平添了许多烦恼，往往讲着讲着就不讲了，说：“我讲你们也不懂。”如讲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徒儿们以为远道来了朋友，孔子高兴，而老汪说高兴个啥呀，恰恰是圣人伤了心，如果身边有朋友，心里的话都说完了，远道来个人，不是添堵吗？恰恰是身边没朋友，才把这个远道来的人当朋友呢；这个远道来的人，是不是朋友，还两说着呢；只不过借着这话儿，拐着弯骂人罢了。徒儿们都说孔子不是东西，老汪一个人伤心地流下了眼泪。老汪教学之余，有个癖好，每月两次，阴历十五和三十，中午时分，爱一个人四处乱走。拽开大步，一路走去，见人也不打招呼。有时顺着大路，有时在野地里。夏天走出一头汗，冬天也走出一头汗。大家一开始觉得他是乱走，但月月如此，年年如此，也就不是乱走了。十五或三十，偶尔刮大风下大雨不能走了，老汪会被憋得满头青筋。一天中午，东家老范从各村起租子回来，老汪身披褂子正要出门，两人在门口碰上了。老范想起今天是阴历十五，便拦住老汪问：“老汪，这一年一年的，到底走个啥呢？”老汪：“东家，没法给你说，说也说不清。”这年端午节，老范招待老汪吃饭，吃着吃着，又说到走上。老汪喝多了，趴到桌角上哭着说：“总想一个人。半个月积得憋得慌，走走散散，也就好了。”这下老范明白了：“怕不是你爹吧，当年供你上学不容易。”老汪哭着摇头：“不会是他。”老范：“如果是活着的人，想谁，找谁一趟不就完了？”老汪摇头：“找不得，找不得，当年就是因为个找，我差点丢了命。”老范心里一惊，不再问了，只是说：“大中午的，野地里不干净，别碰着无常。”老汪摇头：“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又说：“碰到无常也不怕，他要让我走，我就跟他走了。”老汪的老婆叫银瓶。银瓶不识字，但跟老汪一起张罗私塾。老汪嘴笨，银瓶嘴却能说。但她说的不是学堂的事，尽是些东邻西舍的闲话。嘴像刮风似的，想起什么说什么。人劝老汪：“老汪，你是有学问的人，你老婆那个嘴，你也劝劝。”老汪一声叹息：“一个人说正经话，说得不对可以劝他；一个人胡言乱语，何劝之有？”银瓶除了嘴能说，还爱占人便宜，不占便宜就觉得吃亏。逛一趟集市，买人几棵葱，非拿人两头蒜；买人二尺布，非搭两绺线。夏秋两季，爱到地里拾庄稼，碰到谁家还没收的庄稼，也顺手牵羊捋上两把。从学堂出南门离东家老范的地亩最近，所以捋拿老范的庄稼最多。一次老范到后院牲口棚看牲口，管家老季跟了过来：“东家，把老汪辞了吧。”老范：“为啥？”老季：“老汪教书，娃儿们都听不懂。”老范：“不懂才教，懂还教个啥？”老季：“不为老汪。”老范：“为啥？”老季：“为他老婆，爱偷庄稼，是个贼。”老范挥挥手：“娘们儿家。”又说：“贼就贼吧，我五十顷地，还养不起一个贼？”这话被喂牲口的老宋听到了。老宋也有一个娃跟着老汪学《论语》，老宋便把这话又学给了老汪。没想到老汪潸然泪下：“啥叫有朋自远方来？这就叫有朋自远方来。”（选自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有删改）

【甲】

    “蜂儿如一朵小雾稳稳地停在半空；蚂蚁摇头晃脑捋着触须，猛然间想透了什么，转身疾行而去；瓢虫爬得不耐烦了，累了，祈祷一会儿便支开翅膀，忽悠一下升空了；树干上留着一只蝉蜕，寂寞如一间空屋；露水在草叶上滚动，聚集，压弯了草叶，轰然坠地，摔开万道金光。”“满园子都是草木竞相生长弄出的响动，窸窸窣窣窸窸窣窣片刻不息。”这都是真实的记录，园子荒芜但并不衰败。

（节选自《我与地坛》）

【乙】

    且说黛玉自那日弃舟登岸时，便有荣国府打发了轿子并拉行李的车辆久候了。这林黛玉常听得母亲说过，他外祖母家与别家不同。他近日所见的这几个三等仆妇，吃穿用度，已是不凡了，何况今至其家。因此步步留心，时时在意，不肯轻易多说一句话，多行一步路，惟恐被人耻笑了他去。自上了轿，进入城中，从纱窗向外瞧了一瞧，其街市之繁华，人烟之阜盛，自与别处不同。又行了半日，忽见街北蹲着两个大石狮子，三间兽头大门，门前列坐着十来个华冠丽服之人。正门却不开，只有东西两角门有人出入。正门之上有一匾，匾上大书“敕造宁国府”五个大字。

（节选自《林黛玉进贾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