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古神话如何“重生”

林炜圣

    日前，酝酿了十余年的国产动画电影《大鱼海棠》上映，首日票房冲破7000万元人民币。影片《大鱼海棠》的角色设计主要参考了《山海经》《庄子》等上古神话典籍。从上古神话中取材或改编其故事创作国产影视作品，这不是第一次：此前有电视剧《远古的传说》《女娲传说之灵珠》，也有最近票房大卖的电影《捉妖记》。

    上古神话是指中国夏朝以前直至远古时期的神话和传说。这些先民口耳相传的故事经过了先秦两汉作家的记录和再创作，主要保存在《诗经》《楚辞》《庄子》等传世典籍中，成为后世文学艺术创作的源泉。

    上古神话如何在今天的电影改编中重生？首先，主创者需找到上古神话与当代相呼应的精神内核，创造出既符合神话精神又与时代审美相契合的艺术形象。神话起源于先民对世界创造性的想象与认识，这种认识对今天的价值是什么？要回答这个问题，就需要创作者做好充足的功课，深入地了解上古神话的文化内涵，借鉴当前神话研究的最新成果，为自己的二度创作打下扎实的基础，避免由于自身知识的缺陷而导致创作时一叶障目、捡了芝麻丢西瓜。《大鱼海棠》的形象设计镌刻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纹章：鲲鹏、大椿、凤皇、祝融、貔貅、嫘祖等神话形象汇聚一堂，衣袂飘扬，其姿态动作抓住了中国道家文化的气质，其法术神力抓住了东方美学中的自然灵韵。影片的人物矛盾设置意在凸显家族伦理、敬畏生死、天道有常等传统伦理价值与个体自由、个性解放等现代价值观的碰撞，并最终在人（片中的神即人）与大自然的博弈中获得新的价值平衡。遗憾的是，创作者想塑造的形象过多，每一个都没能充分展现出自身的个性特征和文化内涵，模糊和弱化了角色的艺术力量。电影《捉妖记》对上古神话的化用则较为浅层次，其人物塑造虽取法《山海经》中的异人异兽，但角色的行动则带着好莱坞电影的喜剧色彩，没有传递出传统文化的精神气质。

    其次，上古神话往往并不具备完整的叙事结构，而讲好一个故事并对人性有深刻的挖掘与表现，则是影视改编的核心。遗憾的是，在这方面我们做得还不够。比如《捉妖记》对妖与人类、妖族内部之间的矛盾冲突表现得不够充分，《大鱼海棠》对主角椿、湫和鲲之间的情感线索铺展不足，人物动机不合理，故事主题也不够凝练，比如灵魂交易的情节设置在一定程度上消弭了主角为理想不断反抗乃至自我牺牲的崇高感。魔幻电影《指环王》情节虽有拖沓之处，但做到了叙事上的合情合理，并始终紧扣人性对抗恶欲，最终实现自我救赎的主题，这种创作经验值得我们学习。

    改编自上古神话的大银幕作品，离不开一个具有代入感的奇观世界。如何善用高科技，并平衡好技术使用与文化内涵的关系是关键。伴随电影特效技术和虚拟现实技术的发展，实现虚构形象的写实转化已不是问题，然而容易被忽视的，是从细节着手，凸显传统文化中的美学价值，确保影片整体风格的统一。

上古神话承载了华夏祖先对世界最初的认识和奇谲瑰丽的想象，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故地。让上古神话在当代电影中重生，既是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也是对当代大众文化的丰富与提升。

    在世界文明对话史上，公元2世纪到7世纪期间最重要的历史事件当属佛教的东传及其与中华文明的对话。这一文明对话产生了重要的历史后果，它不仅使佛教融入中华文明，与儒家、道教一起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的结构性力量，而且也使得佛教获得持续的发展活力，从一个地方性宗教上升为世界性宗教，直到今天仍然发挥其重要的精神作用。

    两汉时期，是佛教东传的发生期。佛教进入中国大地是一个因地域关系自然而然地发生的过程，“其教因西域使臣商贾以及热诚传教之人，渐布中夏，流行于民间”。（汤用彤）它不是像后来基督教教团派出大量传教士有组织地传教活动。这一点决定佛教进入中国是和平的、非强制性的。佛教最初传入中国是与当时道家的黄老之术和方士之术互相影响、相得益彰的。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佛教东传的扎根期，隋唐时期是佛教东传的开花结果期，这两个时期是佛教文明与中华文明对话的最重要时期。唐以后，随着三教合流，随着中国化佛教禅宗的盛行，融入中华文明的佛教已经成为中华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佛教已经不是在异族异质文明意义上与中华文明展开对话了。

    魏晋时期佛教文明与中华文明的对话主要体现在佛学与玄学的对话上，两种文明对话呈现出佛学的玄学化和玄学的佛学化。南北朝时期佛教文明与中华文明对话的一个突出特征是皇帝亲自参与对话，如宋文帝曾与僧人论究佛理，宋武帝亲自到寺庙听讲，梁武帝甚至亲制发愿文，皈依佛教，大兴寺庙。

    魏晋时期，中外学者合译佛经取得了突出的成绩。东晋是佛典合译的高峰期。不仅小乘佛教的基本经典《阿含经》系列被创译，而且大乘佛教的重要经论、密教经典、律典等都被译出。当时在佛经的翻译解释中大量采用“格义”的方法，即用中国原有经典中的精义与典故来比配佛经中的道理，以便中国信徒的理解与接受。显然这是一种聪明的文明对话与融合方式。

    佛教文明在中土的生根开花结果，还在于佛教本身具有一种对话精神，佛教内部往往通过对话来加深对佛法佛学的理性认识。中土的高僧大德完全继承了印度佛学的对话精神。慧远曾就大乘要义与罗什通信，往复问答。慧远的弟子慧观，也从罗什请问佛学，研核异同，详辩新旧。受到罗什的高度赞扬，与僧肇一起被称为“第一”。

    佛教东传与中华民族文明对话并不纯粹是“西学东渐”的单向对话，同时还有大量中土的高僧大德长途跋涉到天竺等西方取经而形成的逆向对话。中土沙门西行求法从曹魏的朱士行开始可谓代不乏人，其中东晋的法显和唐朝的玄奘是最为突出的两位。当代印度史学家阿里教授在给季羡林先生的信中写道：“如果没有法显、玄奘和马欢的著作，重建印度史是完全不可能的。”

    佛教文明与中华文明对话的一个深远的历史影响是通过中国，佛教流传远播于四邻诸国。早在隋朝，佛教就通过中国而影响到高丽、百济、新罗及日本。没有在中国的存在与发展，佛教难以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宗教。就此意义而言，中国佛教具有建构世界宗教文明的不可或缺的重要的历史价值。

（选自张三夕《佛教文明与中华文明的对话》有删改）

王永志：“大总师”飞天梦

李舒亚

    一户贫农家的孩子，起初想通过读书改变命运，不曾想命运却推着他的梦想越走越远，他也逐渐成长为中国高科技重大专项——载人航天工程的总设计师。中国人千年的“飞天”梦想终在他的引领下成为现实。这位总设计师就是王永志。

    1932年，王永志出生在辽宁省昌图县的老房村，他们家主要靠租种财主家的土地和外出打工为生，他通过观察富人家孩子背着书包打雪仗的行为得到启示：求学，是改变命运的唯一出路。

    1952年，王永志考入清华大学航空系，1955年开始了在莫斯科航空学院的留学岁月，1961年3月王永志婉言谢绝了莫斯科航空学院副院长克里莫夫想让他继续攻读研究生学位的挽留，登上了归国的国际列车。

    20世纪70年代后期，人到中年的王永志被任命为中国新一代战略导弹的总设计师。他形容自己成了“那个总在探索的人”，永远在研究最前沿的新型号。

    1988年底，仍停留于纸上谈兵的“长二捆”，凭着三页草图拉到了第一单大买卖。美国休斯卫星公司愿委托中方发射一颗澳大利亚卫星，条件是火箭必须在1990年6月30日前有一次成功的发射试验，否则，不仅中止合同，还要中方赔偿100万美元。

1990年6月30日，“长二捆”火箭如期屹立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等候发射。7月16日，在惊天动地的呼啸声中，“长二捆”直上云霄，一举发射成功，实际运载能力超过设计值，达到9.2吨。从此，中国火箭不仅进入国际市场，火箭运载能力还翻了近两番。

    “我们用别人的钱，赚了外汇，发了工资，还发展了高科技!”追忆起人生中这段难忘的经历，老人高兴得仿佛回到了二十多年前的发射场。

    1992年9月21日，党中央正式批准“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立项。两个月后，王永志被正式任命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首任总设计师。

    尽管是自己梦寐以求的任务，但王永志坦言：“载人航天工程是我一生中遇到的最大的挑战。”作为总设计师，王永志面临的首要难题是比美俄起步晚了整40年，什么样的方案才能既符合中国国情，又能“提高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增强民族自尊心和凝聚力”？

    在王永志的主持和建议下，专家们研究提出了“三步走”发展战略设想：第一步，发射载人飞船；第二步，发射空间实验室；第三步，建设舱段组合式的空间站。他的核心理念是：不能保守，又要可靠；既要充分利用后发优势，借鉴国外航天的先进经验，又不能照抄照搬，更要融合现代先进技术。

    整整7年，王永志带领中国载人航天队伍默默奋战，1999年“神舟一号”发射成功，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才开始为人们所关注。2003年10月16日6时23分，中国第一艘载人航天飞船“神舟五号”成功返回地面，“太空勇士”杨利伟走出舱门向人们挥手致意……那一刻，王永志落泪了。他说：“在我的一生中，这样眼泪控制不住地往下流，是极少的。我最引以为豪的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完全是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完成的！”

    现在，王永志最大的愿望是培养一批中国航天领域未来的领军人物。他说：“我也是年纪越大才越体会到，一个人再能干，他能干多少年、多少事呢？”他寄语年轻人：“勤奋加机遇等于成功。不要羡慕我们这代人赶上了这么多好机会，如今事业发展得越来越大，机会天天有，关键是，你准备好了吗？如果没有准备好，机会就是别人的，不是你的。”

（摘自《人民画报》，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天宫一号”是中国第一个目标飞行器和空间实验室，于2011年9月29日21时16分3秒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飞行器全长10.4米，最大直径3.35米，由实验舱和资源舱构成。它的发射标志着中国迈入中国航天“三步走”战略的第二步第二阶段。它的总设计师是王永志院士。（摘自“百度百科”）②王永志指出，发展载人航天事业有利于推动国民经济的发展。太空有许多对人类有重要价值的资源，人类为了社会进步和生活，需要不断扩大活动领域。载人航天活动，就是人类扩展活动领域和进一步大规模开发与利用空间资源的重要手段。（摘自《神舟飞船总师王永志：“伯乐”钱学森指导我一生》）

梅格与人格

    为什么梅花能够与人格如此胶合为一体呢？因为梅花的形象特征与某种道德评价的思想价值完全吻合。

    首先是梅花的色淡气清。清淡是对浓艳的否定。浓艳为俗，清淡超俗、高雅。而高雅脱俗，是文人学士所追求的风格，所标榜的气度。宋熊禾《涌翠亭梅花》言：“此花不必相香色，凛凛大节何峥嵘!”梅花之神，在峥嵘之“大节”，而不在表面之“香色”。放翁《梅》诗也说：“逢时决非桃李辈，得道自保冰雪颜。”颜色的清淡正与高士之“得道”契合了。

    其次是梅姿的疏影瘦身。戴禺说：“精神全向疏中足，标格端于瘦处真。”梅花之影疏，显露出人的一种雅趣；而梅花之瘦姿，则凸现了人的一种倔强，因而是人格坚贞不屈的象征。清恽寿平《梅图》说：“古梅如高士，坚贞骨不媚。”顽劲的树干，横斜不羁的枝条，历经沧桑而铸就的苍皮，是士人那种坚韧不拔、艰苦奋斗，决不向压迫他、摧残他的恶劣环境作丝毫妥协的人格力量和斗争精神的象征。

    也正因为梅花具有此种不屈的品格，它才冲寒而发。为了将美好的春天的信息，尽早报告给人间，梅花心甘情愿被雪礼葬，在所不惜：“一朵忽先变，百花皆后香。为传春消息，不惜雪埋藏。”这种伟大的人格力量，真可感天地，泣鬼神!

    再次是梅花的景物陪衬。梅花色淡，姿瘦，神韵高雅，而配合其环境的是月光、烟影、竹篱、苍松、清水和寒雪，这就从各个角度全方位地烘托出梅花的“高标逸韵”，收到相得益彰的艺术效果。宋杨无咎《柳梢青》云：“雪月光中，烟溪影里，松竹梢头。”这就是梅花的陪村意象群：寒雪、淡月、清流、薄（疏）雾、劲松、瘦竹。其清一贯，其骨相通。张道洽《梅花》诗云：“雅淡久无兰作伴，孤高惟有竹为朋。”梅品之“雅淡”，梅格之“孤高”，惟有虚心、有节、耐寒、清淡的竹是它的友朋，诠释了陪衬的艺术力量。

    唐朱庆余《早梅》诗更是将雪、露、松、竹与梅并在一起写，让人们受到最清幽、最高雅的浑融境界的视觉冲击：“天然根性异，万物尽难陪。自古承春早，严冬斗雪开。艳寒宜雨露，香冷隔尘埃。堪把依松竹，良涂一处栽。"万物难陪，只有雪、露、松、竹，堪与“一处栽”也。众多的意象，将梅花的形象衬托得愈发幽雅、高贵。

    《孤本元明杂剧》中有《渔樵闲话》，将松、竹、梅定为“岁寒三友”。其实在中国文化史上，正式出现“岁寒三友”，还是在南宋期间，如陆游《小园竹间得梅一枝》云：“如今不怕桃李嗔，更因竹君得梅友。”梅与竹，不仅为“友”，而且同属于“君”。林景熙《五云梅舍记》说：“累土为山，种梅百本，与乔松、修篁为岁寒友。”因为这三种植物，它们所象征的中国士人的那种精神的至高境界，是完全一致的。

（节选自张福勋《梅花诗话》，有删改）

城市不应当只是功能性的，其美学特征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凯文·林奇在《城市意象》中这样描述佛罗伦萨：“无论是由于悠久的历史还是自身的体验，人们对这种清晰独特的形态渐渐产生了强烈的依恋，每一处景象都清晰可辨，引起人们潮水般的联想。”同理，城市的形态应当表达一种清晰独特的意象，而这正是当代我国绝大多数在功能主义理念下产生的城市的普遍不足之处。

产生于人居生活和特定自然条件长期磨合的传统城市，大到格局，小到建筑风格及构造技术，往往都具有鲜明的一致性与特殊性，具有鲜明的空间特色。在漫长岁月的点滴积淀中，它更蕴含了生活于其中的人们的深厚集体记忆，并成为特定人群文化传统的锚系之地，这样的城市空间是人们归属感和认同感的重要源泉。而现代社会中由大规模资本主导的快速度、标准化的城市空间建设，则往往忽视城市特定的自然及人文条件，从而破坏了城市的独特意象，也破坏了基于此的市民与城市的心理联系。

城市的公共空间在根本上塑造着绝大多数市民共识的城市意象，而作为城市公共空间的城市遗产则不仅加强了市民日常生活与城市历史环境的联系，而且是城市空间的历史意象营造的唯一途径。可以通过这些特色鲜明、认同感强的空间要素的合理组织，建立起清晰独特的城市意象。这样的城市空间可以使市民在其日常使用中建立与传统文化的联系，有利于城市社会的良性发展。

我国当前的城市历史保护方式，大致有两种，一种是历史城市的整体保护，另一种则是城市遗产的局部保护。

前一种方式以丽江、平遥等为代表，大规模的现代建设避开老城进行，老城得以基本完整地保存了从城市到建筑的大部分历史遗存，历史上形成的城市空间独特意象得以完整地延续。但在我国大部分城市中，由于现代以来对保护的不重视，以及城市空间复杂而剧烈的现代化转型，城市遗产大多被毁坏，只能“亡羊补牢”式地选择了后一种局部保护的办法。

城市空间的历史延续性并不是整体式保护的城市的专利，在大多数城市中同样需要被市民感知，即“城市遗产的公共空间化”可使得城市遗产成为城市公共意象的载体。但事情应当不止于此，城市的整体意象需要系统性的建构，要表达城市空间整体的特色和历史意蕴，还需要系统地组织这些意象载体，让城市显现出整体层面的历史特征。

城市历史系统性保护的目标，不是要恢复和因袭历史的风貌——这样既不可能也无意义——而是要重建和表达城市空间发展的历史逻辑，改变城市中现实与历史断裂对立的状况，让它们成为延续的一体。

今天的城市空间发展不应排斥适应现代功能要求而发生的变化，而应该让当代的发展与城市的历史以统一的逻辑成为一个整体。就如美国波士顿前市长托马斯·梅尼诺所说：“一个城市的未来，是它的过去合乎逻辑的延伸。”强调系统化的城市历史保护，目标就是要重建这种空间历史逻辑的延续，让城市的历史对生活其中的市民来说真实可读，而不是仅存在于文献中。只有在当代日常生活中建立起与城市历史空间的真实联系，城市历史乃至传统文化的传承才是可能的。

（摘编自沈旸《城市遗产的当代转型与公共空间化》）

    “五四”以后，富于主体意识的女性文学在中国文坛勃然兴起。民国女性诗人长期被遮蔽，较之于同时期出生的冰心、庐隐、凌叔华等在文学史中成为经典的“五四”女作家而言，她们无疑是失语的一群，只有清末民初的吕碧城、秋瑾等女杰诗人得到不少关注。

    民初闺秀幼承庭训，按传统闺阁才女模式成长起来，但她们受新时代风气影响，形成了故常与新变同在、封闭和开放兼有的新闺秀派。政权更替与战争使得她们脱离闺阁化的生存场景，将笔触伸向民族国家的命运，开拓与发掘爱国题材，在诗词中显示出截然不同于前代闺秀的心态与心境。作为新闺秀诗人代表的丁宁是取得较高艺术成就的典型，郭沫若评价她“清冷彻骨，悱恻动人”，施蛰存认为其文采“足以当帜摩垒”“过于诸大家”，但相比于同时代的女性新文学家，她和其他新闺秀派诗人一样对传统文化有着更深的信服与眷恋，所以她们在抗争的道路上频频回首，步履蹒跚。她们身上处处体现着新思想与旧道德之间的矛盾拉锯，成就了别具情感张力的诗词风貌。

    名媛有才情和学识，出入于众多社交场合，穿梭于各种公共空间，比普通闺秀具有更高的知名度。她们出身非富即贵，普遍受教育程度较高，受世家之风熏陶，甚至有机会出国留学深造。她们的诗词比闺秀呈现出更突出的商业气息与时尚特质，体现了市民阶级的审美趣味。如由上海名媛陈小翠、陆小曼、李秋君、何香凝、潘玉良、周炼霞等自发组建的中国女子书画会曾举办画展，开办专栏，刊印画册，参与慈善，是女性团体思想解放的代表。她们未必需要倚仗诗词书画谋生，但上海发达的商品经济和商业氛围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她们。她们的诗词中常出现当时沪上各色西式的生活情景，以女子特有的柔媚绮丽的笔触塑造出个性鲜明的名媛形象，突出其才、貌、情、艺等象征符号，表达出对女性美的欣赏、对自身才华的肯定、对自由爱情的向往、对女子互怜互爱之情的袒露和对情谊的刻画。作为妇女解放运动的参与者、推动者和受益者，名媛在才德观和婚姻观上比闺秀更进一步，尽管身处战争时代，她们的诗词仍在表达平和喜乐之情。

女学者诗人跻身文化精英阶层，经历过完备的高等教育，是真正意义上走出去的新女性，张汝钊、王兰馨、孙荪荃、冼玉清、冯沅君、盛静霞等可为代表。她们不少以教师为职业，追求经济和精神的独立，把拥有共同的理想看作最重要的择偶标准，怀抱传统士大夫经世致用、此国比民的情怀，在创作实践中模糊性别界限，以积极入世的姿态把个人荣辱与家国兴亡联系起来，体现出为国家分担责任的愿望，甚至表达要亲赴沙场保家卫国的意愿。女学者诗人观念的形成与现代大学的教育密切相关，大学的体制，完善的课程体系，众多不同学术背景、不同思想观念的老师，男女享受同等的教育权利，使女学者诗人形成丰富多元的思想观念，从侧面促进了现代女性观念的生成和发展。而经济独立、社交自由的职业女性摆脱了对男性的依附、家庭的拘囿，具有独立谋生的能力和一定的社会地位，从而也对个人及社会命运有了更高的关注度和参与度。她们身上流淌着现代气息，在新旧之间选择了一种调和，这种调和实质上包含两极：传统士人身份的认同和现代女性独立自主的追求。三个群体尽管处于同一时期，但在才德观、婚姻观和家国观三个层面上却呈现出一种递进模式，新闰秀诗人为闰秀诗词传统注入新的内容；名媛诗群走出家庭，以独具时尚特质的美貌与才艺争取社会地位；女学者诗群则从创作、教育、治学多方面实现自身价值。三种形态的交错并存，是绵延承续又递进更新的三个环节，折射出民国女性诗词内部的演变趋势。

(彭敏哲《民国女性诗词的多元书写》，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