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生鸟

林清玄

    泰国清迈“普哪大庙”前，有许多供游客放生的“放生鸟”。到庙里朝拜的游客，只要花很少的钱，就可以买一对放生鸟，打开鸟笼，两只小鸟咻咻飞向空中，小鸟的飞翔让人感到一种无比的快慰。

    可是庙前的小鸟永远不会减少，原因是卖“放生鸟”的人，每天清晨都到树林去捕那些小鸟；我常想，小鸟被放生，又被捕回笼子，笼子和天空的不断来去，对小鸟而言是不是一种轮回呢？

    这个景象，使我想起几年前在乡下看到的一幕。一位捕龟人，捕到许多海龟，放在庙前，供应善心人士买海龟放生来“做功德”，善良的人总是觉得，他们将有灵气的龟放进大海，可以添寿。有一次，我看到那位卖龟人所拥有的两只海龟，龟甲的底部已经刻了许多放生者的名字；很显然，它们不幸地落入卖龟者的网中，成为敛财的工具。

    这两件类似的事，时常使我想到“放生”，鼓励别人放生的小贩，为什么自己不肯做功德，一定要由别人来做？我们看到放生的场面是很美的，小鸟在空中自由的飞翔，海龟缓缓的在水里遨游，任何人都可以感受那种快乐，唯一不能感受到的恐怕是那些小贩吧？小鸟、海龟不幸，竟成为顽者的生计。

不论小鸟，或是海龟的放生，都只是生的轮回，我却记得有两种生与死放生的轮回。

马来西亚有一种旧俗，就是清明节的时候，在溪边超度亡魂，要放莲花，称为“放生莲”。人人都相信，溪中的亡魂只要攀住一朵莲花，就可以往西方投胎为人。

    中国各地，都有放河灯的习俗，在七月鬼节，家家都糊好一个河灯，趁着夜黑“放生”到河里去，传说那些彷徨的河魂，借着灯的照引，能得路重生。

女作家萧红在《呼兰河传》里，有一段描述放河灯的景况，我觉得是文学作品里描写放河灯最典丽的一段：这灯一下来的时候，金急急的，亮通通的，又加上有千万人的观众，这举动实在是不小的。河灯之多，有数不过来的数目，大概是几千百只。两岸上的孩子们，拍手叫绝，跳脚欢迎。大人则看出了神，一声不响，陶醉在灯光河色之中。灯光照得河水幽幽的发亮。水上跳跃着天空的月亮。

    河灯从几里路长的上流，流了很久才流过来。有的流到半路就死了，有的被冲到了岸边，有些孩子拿着竿子去抓它，有些渔船也顺手取了一两只。到后来河灯越来越稀疏了。

    可是这河灯，从上流的远处流来，人们是满心欢喜的，唯独到了最后，那河灯流到了极远的下流，人们内心里无由的来了空虚：“那河灯，到底是要漂到哪里去呢？”

    被放生的小鸟、海龟、莲花、河灯，到底最后去了什么地方？这恐怕是千古的大疑问。许多古老的习俗，都一再显示着人们对未知世界的好奇，对着天空和大海的辽阔，对着溪河的绵长，对着一切物的有灵，人是显得多么渺小！

    可是我们总是希望借着放生的小鸟和海龟，来和天空与海有所联系；借着漂在河上的莲花与灯，能和未知的世界有所沟通。

    我小时候喜欢折纸船，把它放到河里，虽然不知它流往的所在，但心情上却寄望着，它能漂向一个开朗快乐的地方，童年的小纸船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有时候，却代表一种远方的、宽大的、自由的希望。

    正如我希望那些被放生的小鸟，能飞入林间，轻快的跳跃；希望那些被放生的海龟，能回到大海的故乡，自在的悠游。可惜这希望是渺小的，因为里面有人的功利，有功利的地方就不能有真正的自由。

    我也希望，那些漂流在河溪里的亡魂，真能攀住莲花，托着河灯，去找到西方的光明之路，那条路也许是远的，由于人在河里放下无私的爱，就有可能到达。

    ①在绿树掩映的弘一法师骨塔前，时光的力量已经渗透到旁边巨大的山石上——每一个游客都可以看到深深勒入石上的“悲欣交集”四个字，斜阳照在上边，又是一年深秋了，这四个字在萧瑟的松声里会诉说一些什么？它的含意太飘渺了，一些场景被放置在过去时上，把玩之下只能听到远来的风声。我想起来了，当时的情景也是在深秋，就要进入那个理想状态的世界了，法师挺着病体，已知未来。墨色在干裂的秋风里粘稠了，不是十分滋润，法师要来了纸笔，蘸满墨，闲闲澹澹地落下。字型依旧是清癯修长，像法师此时的一道影子。弟子们在旁屏息敛声，四周死一般岑寂，法师清瘦的面容和深陷的双目，流露出欣慰和平静之光——所有的感受都简化了，浓缩在这四个大字里。当笔轻轻搁下时，暮色已然卷进了高墙。我通常把这种寂静肃穆下的场景归于庄重。是的，怀揣庄严和深重，这种心情让人速长几岁。

    ②人生的一些场景如果不懂得庄重，心就总是悬浮无着。

    ③来到这个省会城市的初期，我租住在城市边缘的老房子里，开始了没有人管束的大学生活。我忙着读书写字，不知道这个城市的走向，对这个城市的习俗浑然无觉。一个清晨，从铜管乐的吹奏声中醒来，这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星期天，我伸着懒腰循声走去，婉转的《花儿与少年》在晨风里飘荡。接下来我吓了一跳，原来是办丧事——这是我第一次从侧面见到这个城市对远走的人的送别方式。后来，人陆续地到来，花圈慢慢地铺排展开，就有些人开始坐着喝茶抽烟、聊天说笑。这样的人多起来，气氛就有些变。庄重的场合一旦不庄重了，对其他人来说是一种隐痛，也使场景滑稽起来，模糊了主题。

    ④古人云：“死生亦大矣。”这是很有道理的。人不像树，一棵树倒下的时候，内部昭示了它生前隐藏的秘密。人的内部没有年轮，他的出生日就成了一种值得重视的记录——满月、周岁、每年的生日，仪式落满了俗世的尘埃，却郑重其事地举行着。一个人辞别这个世界，仪式的庄重是不亚于出生的。凄美的清明，春雨滋润，空气中布满潮湿，无数的祭奠仪式。我想这就是一种转换，一个人到来了，一个人远去了，他们擦肩而过，都郑重其事。

    ⑤唯有心真正地投入，庄重的神情才会浮现。对于庄重的感受，最初是一个人给予我的。她就是我的二姨。自幼残疾使她对生活倍加珍惜，在她有生的日子里，她的善良、宽容和博爱让邻里无不称赞。每次用餐前，我见她闭目默祷，然后，徐徐用箸。她感谢上天给予的一日三餐的美食，细嚼慢咽，庄重的神情下用心品尝。其实，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是城市居民生活的低谷，日子贫瘠粗砺。粮店凭票证供给的陈年老米，淘米时一片浑浊，入口时一股酸气、霉味；配搭的玉米粉、洗去淀粉后如树皮的地瓜片，令人难以下咽。她常年的胃痛加剧了，却仍然吃得那么香甜，如甘饴入口，点滴不曾遗漏。吃饭时不要说话，二姨如是说。这里的道理是什么呢？后来，我悟出来了，它不纯是生理卫生意义上的，主要是心灵感应上的——安静，有益于用心地品味造物主的赐予，心怀感恩。

    ⑥在离开家乡之前，我一直被这种庄重的神情熏染着，远离家乡的日子里，它不断涌出来。我最喜欢的还是独自用餐，慢条斯理，从容不迫。像二姨那样，我品尝到了大地的芳香。布莱克说：“从一粒细砂里看出一个世界，一朵鲜花便是天堂……”这“看”里肯定有心的投入，不是任何人用眼一瞥就可以那么轻易地感受。

    ⑦庄重的高级形式乃是敬。还是引朱熹的话来展开，“不要放肆，不要戏慢，整齐严肃，便是主一，便是敬”（《朱子语类》）。敬天地、敬社稷、敬祖宗、敬人伦，都是有道理的。人不是独立不倚的存在，连绵而下的遗传、血缘使人与这个世界的前前后后充满了联系。庄重的举止，使自己的心得到妥帖的安顿。不过，生活中这样的举止毕竟太少，无任何敬畏、禁忌，轻浮、放荡、粗野把更多时间与空间充塞了。在这个越来越娱乐化的世界里，戏说正在迅速消解着庄重；失去了敬，怀旧、伤春、悲秋、闺怨、别离这些恒久的主题，也会渐渐变得轻浮起来，甚至沦为世俗。

    ⑧放下书本，夜幕降临的时刻走到城市高处，在闪烁着艳丽的灯影里，我看到一个城市在娱乐中漂浮无定。这个城市早年生长过许多慷慨激昂的人物，我对他们是怀有崇敬之情的，把这些英灵看成城市的骨骼。他们的历程伴随着苦难与雄心，每一个人要被考证或阐释，都可以带出与之相伴的那段沉重的时光。可惜——没有噱头。他们的故居此时大门紧闭，黯淡无光，本该让城市所铭记的人，在娱乐声色中，渐渐被遗忘了。一个时代不庄重了，戏说搞笑如潮水浸湿了我们的生活，日子肯定浮华起来。时光如果像一盘不变质的录影带就好了，它可以倒卷，让我们看到一些凝重严峻的细节，包括每一个眉眼里那些值得崇敬的东西。

    ⑨那么，自问：你，在什么时候显得稍稍庄重一些呢？

    ⑩庄重，它所持有的庄严、深重的气息，令今日的生命感到难以承受之重。太多的娱乐色彩，冲淡了我们生命中原有的厚实部分，阻止我们顺利追求一些本质的东西。在初秋的树干上，我看到夏日遗留在上边的三五蝉壳，风吹过来，微微作响。主人扔下它们远去，此时恍若三五空屋。

（取材于朱以撒的同名散文）

    材料一：凡是使用机器代替人类实现认知、识别、分析、决策等功能，均可认为属于人工智能范畴。人工智能作为新一轮产业变革的核心驱动力，将创造新的强大引擎，深刻改变人类社会生活、改变世界。作为引领未来的战略性技术，人工智能已上升至国家战略。2017年7月8日，国务院发布《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明确了我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的战略目标；到2020年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成为重要经济增长点；到2025年实现基础理论的重大突破，成为我国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的主要动力；到2030年，人工智能理论、技术与应用总体达到世界领先水平，成为世界主要人工智能创新中心。

    2014—2019年中国人工智能产业规模及预测

    (摘编自《2017 年中国人工智能行业概况及户业规模分析》)

材料二： 2018年，人工智能必定会走向实际的产业应用。比如视频理解和编辑技术的进一步成熟将推动整个视频产业的长足发展，包括精准和个性化的搜索推荐，以及视频生成和交易的正规化和品质化；“刷脸”技术将在2018 年成为常态，在众多场景中落地，真正走进生活的方方面面；新零售的各个场景中，以视觉为核心的智能技术将得到广泛应用，带来购物体验的质的变化；智能机器人，在多年研发和软硬件准备后，将会有多种形态多种功能的机器人走入家庭，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

(摘编自《2018： 中国人工智能会有哪些新趋势》)

    材料三：截至2017年6月，全球人工智能企业总数达到2542家，其中美国拥有1078家，占42.4%；中国其次，拥有592家，占23.3%。其余的872家企业，则分布在瑞典、新加坡等国。中国人工智能相关专利申请数也在近20年内持续增长，2016年中国人工智能相关专利申请数为30115项。

    专家和业内人士指出，2018年，中国人工智能产业或将迎来调整洗牌期，以此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机器人技术与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孙立宁认为，人工智能的发展需要时间与过程，目前整个行业有些过热和盲目，出现泡沫和倒闭很正常，符合科技产业市场规律。市场本身存在优胜劣法、大浪淘沙的过程。这也从侧面推动着人工智能产业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

    (摘编自《2018 年中国人工智能产业或迎调整洗牌期》)

    材料四：重点突破自然语音语义识别、机器学习、智能搜索等关键技术，完善核心芯片、显示器件、智能传感器、开发工具与集成环境等产业链配套。有序推进类人脑计算机、深度学习等前沿理论研究和技术创新，扭转技术路径跟随以及产业链关键环节受制于人的被动局面，形成自主可控的产业体系。在未来3到5年内，逐步推广人工智能应用领域，进一步推动人工智能在生活、公共安全、工业设计、医学、规划、交通和文化教育行业等领域中的规模化应用。加强智能家居、智能汽车、智能机器人、智能可穿戴设备等热点细分领域的网络、软硬件、数据、系统等标准化工作，鼓励人工智能领域的国内标准化组织、行业组织、企业参与国际标准化工作，推进自主人工智能相关标准国际化。

(摘编自温晓君《中国发展人工智能产业的建议》)

    材料一

    城市生活垃圾是城市化的产物，它既是一种“社会公害”，同时作为丰富的再生资源，又可谓“摆错位置的财富”。为了使城市垃圾资源化，在处理前首先需要实施分类收集。垃圾分类收集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多方面的合力才能完成。

    公众既是垃圾的制造者，也是垃圾污染的受害者，公众参与对城市生活垃圾管理有重要意义。居民对垃圾分类的理解、支持和自觉参与，是垃圾分类回收的基础和关键性因素。长期以来，我国“政府主导型”环保工作模式使居民认为保护环境的主要责任在政府。科学工作者和政府官员对环境问题关注较多，一般居民环境意识普遍欠缺；城镇居民的环境意识相对较强，广大农村居民的环境意识普遍较淡漠。

    长期以来，公众养成了“简单方便”的垃圾混装习惯，虽然不乏一些对环保抱有热情的人，但也往往因在进行垃圾分类投放时要付出较高的经济成本和劳动力成本，而不愿执行。随着宣传教育的深入，很多市民逐渐对垃圾分类投放有了较高的积极性，但对分类的标准和方法不清楚或掌握不够准确，从而影响了垃圾分类收集的效果，久而久之，参与的热情也会逐渐削弱。

    民间环保组织有责任、有义务协助政府推动实施垃圾分类的政策和法规，但是大部分公益性环保组织仅限于做一些宣传教育的工作，缺乏参与垃圾分类收集处理及管理的途径，环境保护志愿者发挥作用的渠道也不畅通。

    垃圾分类收集需要依靠全社会的力量。当公众对环境政策由消极观望转为积极配合时，政府和企业也会积极响应，尽快创造更好的条件，形成覆盖广泛的绿色环保网络。

    （取材于姜朝阳等的相关文章）

    材料二

    循环经济是一种以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为核心，以“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为原则，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为基本特征，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经济增长模式，是对“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传统增长模式的根本变革。在废弃物处理领域深入引进循环经济管理理念 ， 可以更广泛地将废弃物转化为再利用资源，从而降低废弃物的产生量和排放量，减少污染治理投入和环境监管成本，更好地保护环境，造福人类。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国的城市垃圾量正在以每年5%～10%的速度递增。采用科学的手段消纳这个极大的污染源已是一个亟待解决的环境保护课题和社会经济课题。

    对垃圾进行分类收集和处理，是实现垃圾处理减量化、无害化、资源化的前提。在我国城市垃圾产量迅速增加的同时，垃圾构成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中含有许多可再利用的物质，如塑料、纸张、金属、玻璃等。通过对这些垃圾进行分类管理，可将之再利用，转化为商品，变废为宝，创造出新的价值，成为环境产业的新经济增长点；同时还可促进加工处理废弃物的新技术、新工艺及新设备的发展，推进垃圾处理产业化的进程，有力地促进废弃物领域循环经济的发展。

    垃圾处理要走产业化的道路，必须在相关产业政策指导下发展，也要靠政府的投资及财税政策扶持。生产单位是实现垃圾减量化的主力军，也是垃圾分类管理的实施者和受益者。例如在产品包装上，生产单位应尽可能使用可回收利用的材料，并标注宣传环保理念及分类回收方式的字样，加强对消费者的环保教育，使企业全面获得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政府可以向企业征收产品包装税，通过经济手段促进企业重视包装废弃物的回收及再利用效率。

    （取材于赵雪梅等的相关文章）

    材料三

    旧金山是美国第一个通过垃圾分类回收相关法律的城市，强制性要求企业和居民对垃圾进行分类，并通过调控垃圾清运费来鼓励和督促居民减少生活垃圾。日本制定了《废弃物处理法》，市民如违反分类规定乱扔垃圾，就会被拘捕并处以巨额罚款。发达国家的实践表明，通过立法对投放垃圾行为进行强制性规范和约束，是推进垃圾分类处理的必由之路。

    当前，“垃圾围城”已成为困扰和制约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与发展的重大问题之一，虽然多数居民对垃圾分类投放表示理解和支持，但还没有养成习惯，实际践行度普遍较低，立法强制施行垃圾分类迫在眉睫。

    2019年7月1日起，上海开始施行《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这是全国第一部经地方人民代表大会表决通过的垃圾管理地方性法规。该《条例》明确了产生生活垃圾的单位和个人是分类投放的责任主体，规定对未将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的单位和个人可处以罚款。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说：“处罚不是目的，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明确垃圾分类是法定的职责，每个单位、每个人都应该依法履行好自己的义务。”从该《条例》施行三个多月的实践来看，垃圾分类对市民生活习惯形成了巨大冲击。为达到更好的效果，上海市通过党员示范引领、多渠道全覆盖宣传等方式鼓励居民积极准确地参与垃圾分类。同时，社区建立了居民垃圾分类档案，以实现生活垃圾投放可追踪溯源，责任落实到一户一家。

    垃圾分类正在从我们日常生活中的“选择题”变为“必答题”，未来将有更多的城市步入对垃圾强制分类立法的行列中来。

（取材于王薇等的相关文章）

    材料一

    随着政治、经济、军事等形势的变化，随着地理环境的变迁，王朝对都城所在地的选择也会因时因势而变化。但无论怎样改变，交通便利是都城必备的条件之一。自五代至北宋，统治者选择在无险可守的开封建都，其原因虽不止一端，但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开封具有“八荒争凑，万国咸通”的地理特点，其地理位置接近东南富庶之地。

    开封的陆路交通发达。商周以后，出函谷关沿黄河东行，经洛阳、开封到临淄构成东西交通要道，北行渡过黄河沿太行山前大道可到今北京一带，向南也有大道可通东南及南方各地。北宋建设的陆路交通网络是以东京开封府为中心，连接西京河南府（今河南洛阳）、北京大名府（今河北大名）、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向四方辐射，并到达全国各地。

    北宋运河水系向南沟通淮河、邗沟故道、长江及江南运河，向北沟通黄河、济水及卫河。运河通向四方，连通了全国各大水系，建立起了密集的南北水运交通网。开封居于黄河与淮河之间，这样的水路交通条件在中国古都中是绝无仅有的。以开封为中心的漕运诸渠，既是官方财货赋税的运输航道，亦是中外商旅来往之路。运河对于北方政治、军事的发展和南方经济的繁荣起到了重要作用，成为北宋王朝的生命线。

    然而，作为都城，开封的劣势也与河道水系不无关系。历史上确有数次开封城被黄河河水吞没之记录。北宋后期黄河频繁决口，汴河淤塞，运输能力大大降低。北宋之后，开封的自然地理优势丧失殆尽，十几年短暂的金朝建都开封后，开封作为都城的历史就此结束。此后开封水患日益加剧，明清时期，黄河水多次灌入城内，仅开封附近见于记载的水灾便达40多次。黄河泛滥不仅淹没村舍农田，而且将运河全部淤平。至此，开封的水路交通优势就不复存在了。

    （取材于张清俐、张杰《南北运河见证东京城百年兴衰》）

    材料二

    开封，古称东京、汴京、汴州等。作为北宋的都城，开封是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商贸都会，其影响力在于规划布局的严整性、山水形胜的优越性和天赋庄严的神圣性，核心在于前所未有的都市规划和发展格局。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

    城市体系完善。《清明上河图》的图像资料和《东京梦华录》的文字资料，形象逼真地再现了北宋都城汴京的城市风貌。开封依据城市发展的需要，逐步形成了三城相套的格局，最里为皇城，主要为宫殿区；再外为里城，为官衙与市民区；最外为新城，新城与里城相互沟通。一千年前的开封排水设施相当完备，还有专司城市救火的“探火军人”，还有官办的施药局、慈幼局、养济院、漏泽园等福利机构。按西方观念，这是城市“高级现代化”的特征，开封的城市软硬件设施齐备，在世界城市发展史上有着崇高的地位。

    街市制度兴起。从西周到唐朝，我国城市建制一直是市（商业区）与坊（住宅区）分设，比如唐代实行里坊制，里坊有坊墙，每天定时关闭坊门。这种坊市建制以便于统治管理为目的，突出政治中心地位，不利于商业发展。开封是中国城市史上由古典型城市向近代型城市转变的开端，同时也是世界历史上率先转型的城市之一。当时的开封拓宽街道，拆掉坊墙，允许临街开店，面街而居，形成坊、市合一的局面。商业店铺沿街兴建，形成街市，交易区扩大到全城的各个角落。从《清明上河图》中可以看到，沿街建筑鳞次栉比。

    商业贸易繁盛。当时宋朝首都东京，人口达百万，居民、商人经商不但不受空间约束，而且没有时间限制，夜市甚至可以通宵达旦。开封城有大量的酒肆、店铺、勾栏、瓦舍，它们毗邻主要交通干道，有的酒楼内设雅间近百间，日客流量突破千人；有的街道甚至以本街区标志性的酒楼命名。这些商贸餐饮娱乐场所的出现，将市民生活提升到新的高度，开封已成为当时最具活力的商业大都会。

    一千年前的夜晚，全世界的城市都是一片漆黑，只有中国开封等城市灯火辉煌；一千年前，全世界只有中国才拥有这样百万人以上的超大城市。那时的英国伦敦、法国巴黎、意大利威尼斯和佛罗伦萨等城市规模不过万人。正如《哈佛中国史》的评价：“（宋代）开封是之前从未有过的新型都市，它展现了前所未有的都市布局和生活方式。”

    （取材于张杰、张清俐《北宋东京城：凸显商业与开放》）

    材料三

    北宋对东京城市建制的变革，为城市的繁荣和生活方式的改变扫清了道路，也为文学的发展和新文化样式的出现提供了无限可能，为历史文化的发展开辟了新时代。北宋的文化政策比较宽松，文人创作较为自由，这种氛围促进了文化的大发展。东京城作为世界历史上第一个典型的市民城市，是市井文明的汇聚地，因此兴起了白话小说、戏剧等。皮影、绘画、木版年画等市民文化产业也十分兴盛。

    东京城是文人雅士、巨儒名家的聚集地，他们在此吟诗作对、填词作赋，让这座城市充满了浓郁的文化气息。相比起唐诗，宋词形式较为自由，内容和词语也更通俗化，这不仅更受底层人民欢迎，也更利于民间传唱。宋代散文承接唐代古文运动并走向成熟，话本小说为新兴的市民阶层所喜闻乐见，书法艺术继晋承唐，技接五代，开创了一代新风，对后世有巨大影响……

    宋代绘画不仅表现为一门艺术，更表现为一种技术。一批技艺精湛的职业画家，将作品作为商品在市场上出售，书画行业开始兴盛。东京城最繁华的街市高头街、大相国寺一带的庙会，都曾是书画商云集之地。年关节日，门神、钟馗等节令画在市场上热销。社会对绘画的需求和民间职业画家创作的活跃，是推动宋代绘画发展的重要因素。宋代由于手工业发达，促成了雕版印刷的发展与普及，东京成为当时国内著名的雕版中心，不少书籍及道经、佛经都附有版画插图，其绘刻之精美让人赞叹不已。

    对于生活在北宋时期的文人来说，东京是他们的自豪和骄傲，他们在作品中直接呈现东京的繁盛景象，“一画一书”就是这样的代表作品。北宋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生动记录了东京开封的城市面貌、当时社会各阶层人民的生活状况，以及汴河两岸的自然风光。孟元老的笔记小说《东京梦华录》对都城写实性的描述，让后人对这座弥漫着文化气息的都市充满了向往。

（取材于朱金中《开封：繁华如梦境的宋代文化》）

从陶渊明看现代人的生存困境

    “樊笼”是陶渊明诗文中的核心意象之一，象征被限制了身心自由的、令人难以忍受的生存处境，如“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人类自己创造的文明，支撑了人类的现实生存，却把人束缚在文明的种种框架之中而不得自由。卢梭（1712—1778）的《社会契约论》开篇第一句话便是“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国际歌》曾唱遍全世界，“让思想冲破牢笼”“把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从后来的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看，把“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倒不是太难，“新世界”要完全冲破牢笼却难办得多，哪怕仅仅是冲破思想的牢笼。

    如果说陶渊明生活的农业时代“樊笼”（“樊”字从木）还是由“木头”制作的，那么，到了工业时代，在马克斯·韦伯（1864—1920）《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木笼”变成了“铁笼”，“这个铁笼是机器般的非人格化的，它从形式理性那里借来抽象力量将人禁锢其中”，它“冷静超然，逻辑严密，等级森严，庞大无比”“最终要无情地吞噬一切”“一直持续到人类烧光最后一吨煤的时刻”。人类文明在不断发展，人对自然的控制力在不断加大；但更糟糕的是，人们对自然、对他人的控制力量越是强大，人们自己被囚禁的程度也就越深。

    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确实有一套自我粉饰的招数，能把牢笼打理得如同五星级宾馆，使囚犯忘记自己还是囚犯，使囚犯们积极踊跃地甘当囚犯。牢笼固然可恶，对于现代人来说，更可怕的是失去了“走出牢笼”与“回归自然”的自觉意识。

    现代人普遍相信“进步论”，相信现在比过去好，未来比现在好。这种进步论若是以地球生态的尺度来衡量，是不足以证实的。我们的地球生态不但现在不比过去好，未来更让人担忧。尽管如此，现代人还是一心“向前进”，没有人愿意“向后退”，哪怕是后退一小步。

    诗人陶渊明则不同。陶渊明的一声长啸“归去来兮”，实乃对自己前半段人生道路的沉痛反思：“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应该说这是一种诗人的哲学，或曰：回归诗学。

    现代人一心期盼乘着火车、汽车、飞机、轮船甚至宇宙飞船在现代化的道路上一路向前。如此的“飞速发展”，现代人果真距离幸福美满的天堂越来越近了吗？那也许只是一厢情愿罢了。我们急促前进企望切近前方的目标，但当我们走近看到它时，它却与我们更加疏远了。

    一线希望在于新时代的灾难与现代人的生存困境将会再度把人们逼上回归之路，即所谓希望正在于绝望之中。正如现代西方政治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说过的“当人类走到现代性的尽头，实际上就必然会回到‘古代人’在一开始就面临的问题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