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常出现这样的说法，即中华文明是世界历史上唯一连绵不断的文明：毋庸置疑，中华文明呈现出突出的连续性特征，其发展谱系明晰，作为中华文明主要载体的汉字和汉民族都没有出现根本性中断。然而这个说法包含着另一个判断，即世界上所有其他历史悠久的文明都曾中断，或者业已中断。

    但实际上许多古代文明也都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延续了下来，例如印度文明、犹太文明、希腊罗马文明。先以印度文明为例。公元前1500年左右雅利安人进入印度后，在吸取当地文化基础上创造了吠陀文明。这一时期人们创造和接受的基本观念如因果、轮回、业报，此后一直是指导印度居民生活的核心精神，时至今日并未有根本性的改变。再如犹太文明，尽管历史上绝大部分时期犹太民族都生活在其他民族统治之下，并没有自己的国家，甚至流散到世界各地，但他们却很好地保持了自己特有的以犹太教信仰为核心的文明传统。至于希腊罗马文明，恐怕很少有中国史学者会认可其延续性。其实，希腊人创造的文明传统经由罗马人继承和发扬，传承到近现代西方，这是我们理解整个西方文明的一条重要线索。希腊文明的核心精神如理性与民主却始终是西方文明创造性力量的源泉。以此而论，虽然传承者甚至语言都发生了变化，但希腊罗马文明并没有中断过，有的只是转变。

    文明的实质内涵在于其基本思想和观念体系。汤因比认为应该从精神层面上定义文明，其他学者的看法大同小异。布罗代尔提出，文明是“一个文化区域”，是“一组文化特征和现象”。沃勒斯坦也认为，文明是“特定世界观、习俗、结构和文化（包括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关联体，它形成某种历史整体并与其他各种各样的现象共存”。涂尔干和毛斯则说，文明是“包含了一定数量民族的道德环境，其间各民族文化只是这整体的一个特定形式”。亨廷顿在概括这些看法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尽管有时候特定文明可能同特定种族和民族相契合，但并不能说文明就等同于特定种族或民族；同一种文明可能包括不同的种族或民族，反过来，同一个种族或民族也可能分属不同的文明；同样，亦不能简单地把文明等同于一个国家。

    文明是人为创造的思想、观念和文化环境，它通常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稳定性，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其思想和行为都受到这个环境的制约。但它也具有很强的可塑性，能不断接受内部和外部的影响而自我更新甚至改变。古代人类创造的诸多文明中，有一部分的确是完全中断了，例如古代西亚文明、埃及文明和美洲文明。但也有相当一部分文明以这样和那样的形式延续了下来，至今仍然深刻影响着人们的思想与行为。这就是学者们所说的轴心文明，主要包括中国文明、印度文明、犹太文明和希腊罗马文明。这些文明的一个共同特征在于，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它们可能吸收了外来的因素，从而发生了深刻的转变和变化，但它们的基本精神传统并未消亡，或者未被全新的思想和观念体系所取代，它们仍然是人们一切活动的轴心。

（节选自2011年08月16号《中国社会科学报》）

中西医互补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中西两种医学各自沿着自己的轨迹发展到了近代。

    尽管西医的实验研究有着巨大的先进之处，但是当魏尔啸的细胞病理学正以崭新的手段横扫中世纪西方医学的陈迹，开创历史新纪元的时候，在揭开疾病微观奥秘的欣喜之中，在事物发展的另一个侧面，却又孕育着一粒不祥的种子。人们的思路由微观到超微观，由细胞到细胞核、线粒体、核糖核酸，然而在一定程度上却忽视了所有这一切都不能脱离整体调节作用的客观事实。这一倾向一直发展到20世纪30年代，西方医学便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致命伤。于是在西方医学的营垒里，便相继出现了巴甫洛夫的神经反射学说、塞里氏的应激能学说，1937年哈里斯发现了丘脑垂体——内分泌的全身调节作用。他们的研究和观点旨在使西方医学由局部再回到全身，由微观再兼顾到宏观。这种观点通过近30年来免疫学方面的长足发展，同样得到了进一步加强。

    再看中医的近代发展史，虽然不像西医那样显明，但隐约中也可看到有识之士试图把认识由宏观移向微观的尝试。吴有可的“戾气说”，王清任的“解剖学”，唐宗海、张锡纯的“中西汇通”，都是这一尝试的具体表现。

    综观中西医近百年动态，双方已各自开始了针对自身缺陷的纠偏。一切事物，但凡发展，都是以逐步纠偏、逐步完善为前提的，这也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西医作为现代科学技术的一部分，在现代科学技术的高速度发展中，为了自身完善的需要，向一切可以提供营养的对象全力索取，从而达到壮大自身的目的。

    近年来西方世界掀起了中医热，虽然临床治疗的需要也是其原因，但是更深层的含义则是西方已开始向中医借鉴，必欲取其精华而用之。可以断言，蕴藏在中医宝库中的整体观点、天人相应观点等当是西医首先掘取的内容，然后加以实验研究，在短期内为其所用，力图出现西医学术的再腾飞。时至今日，将中医学术体系由宏观推向微观已是当务之急，这是当前发展中医的惟一途径。

    现代科学技术已形成了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网络系统，中医至今沿用推理思辨的古法缓缓行进。这种局面的形成源于漫长的封建社会，个体农业和分散手工业没有给中医发展提供向微观进展的机会，我们不能苛求于古人。但是时至今天，中国当代工业已跻身于世界行列，中医向微观推进的条件已完全具备。当代中医工作者要顺应事物发展的规律，大胆地把思维推向微观，把西医的实验手段接过来，为我所用，发展自身，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以期达到保住中医特色，并且开创现代中医的新局面的目的。在当前条件下，发展中医最有效的方法是首先向西医索取，因为西医之长正是中医之短。中西医结合是向西医索取（当然也包括中西医互相索取）的主要模式，但是在这一模式的内涵中，作为中医工作者应该始终把握住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观念，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发展中医的目的。

    搞美术理论的陈传席曾说过画若没有古意，格调便不高。

    美术的要义是要通过画面将“美”传达给欣赏者。而客观美对于中国画来说只是一个方面，它还要求在客观之上有精神的追求。也就是说创作者在创作中不仅要表现客观现实的美，还要讲求中国文化中那种虚灵、澄澈的诗意的审美理想，更高一级的话，还要有哲学的意味，体现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一句话，中国画讲究的是气韵、格调，是要创造一种超自然的精神氛围，因而它比单纯的造型艺术多了形而上的精神追求和文化内涵。应该说，这是中国式的审美理想，还有宇宙观的延伸。

    那么中国画中的“古意”究竟如何表现，该如何理解呢？

    举个例说，李璟的词《山花子》开头的两句“菡萏香销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菡萏”是“荷花”的别称，如果将““菡萏香销翠叶残”改为“荷花凋零荷叶残”，阅读起来没有了障碍，但读词时的感觉随着词句的改变而起了变化。叶嘉莹说，这样一改就会失去原句所包含的那种丰富的“潜能”，也就是艺术品本身所包含的丰富的意象。为什么呢？“菡萏”一词出自《尔雅》。《尔雅》是中国的第一部词典，距今至少2000年了，够古老；而且《尔雅》收集的都是近乎规范的雅言，本身就与现实的日常用语有着一定的美感距离。“因此有了一分古雅，也更加珍贵，格调自然出俗。”“香”是芬芳的香气，“翠”不只是绿的颜色，还能让人联想到美且珍贵的翠玉。这么多珍贵的、美好的意象，“销”了、“残”了，消失了、残破了，使人感受到的是极端的残酷，所以王国维读罢就有了“众芳芜秽，美人迟暮”的感慨， “荷花凋零荷叶残”虽然通俗易懂，但是无论如何也不能给人这种强烈的感受。

     “距离”产生美，是人人都明白的道理，但用于诗词、绘画创作也一样产生意想不到的美感。

    中国画中的“古意”，是因为它重“意境”，它所追寻的意象和美感是超现实的，有着一种现实生活的喧嚣躁动、急功近利遥不可及的静寂、旷远与超尘，所以古意盎然，珍贵且格调出俗，也因此有着丰富的意象和再创作的空间，令欣赏者可以尽情地驰骋自己的想象，也能给欣赏者以安宁、超然的感觉，而不只是享受它的客观美所带来的感观享受。

    中国画与西洋画最大的区别不仅是焦点透视与散点透视的问题，而更是中国画中有“我”的存在，有精神上的追求和寄托，创作的过程就是作者在与自己对话，如同一次心灵的散步。中国画肇始就是在客观之上表现作者自己，特别是自从宋代的文人染指绘画以后，中国画便有了一种特别的追求──文人气。文人们将自己追求的诗意精神需求融入笔墨之中，重意趣自然，追寻高古清幽、离尘绝俗，表达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天人合一的愿望。所以说，中国画的精神是中国人文精神的延伸，强调文人诗意情怀，强调高古的气韵格调。无论画山水、人物，还是花鸟，画中可以无人影，但“境”中一定有一个人，就像中国人论诗“不著一字，尽得风流”。

    随着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国门打开，西洋画随着欧风美雨，进入中国。面对写实逼真的西洋画，许多人惊讶不已，西洋画里那铜制的泛着金属光泽的纽扣，那细密逼真的发丝，那如同真人一般，好像还有着温度的人，似乎让重神不重形的中国画相形见绌，中国画好像成了明日黄花，许多有见识的文化人，此时也像是被洗了脑，反对写意，要改良中国画。但是智慧者是始终知道水墨意韵的，带有写意精神的中国画是谁也取代不了的，

    遗憾的是，许多人舍弃滋养自己的本土文化，试图丢掉自己身上的文化基因，不再关心中国画的文化内涵，不再关心中国文化赋予艺术的那种诗意的精神追求，放弃自己主观精神的追求，过分强化和追逐外在的表现形式，甚至有些人剑走偏锋，以哗众取宠为能事。借鉴是手段，不是目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生硬地照搬照抄会水土不服，或许最终忘记了自己是从哪里来，也弄不清自己要到哪里去。

                                   （节选自《中国画为什么要讲究古意》，有删改）

    一只猴子坐在意大利帕尔马的一间实验室里。这不是一只普通的猴子，科学家事先在它大脑中负责计划和执行动作的区域植入了一些细小的电线。每当这只猴子抓起一件物体，或是移动一件物体时，其脑部区域的部分细胞就会被激活，这时实验室的监视器就会发出一阵“卟卟卟”的声音。不久，一名研究生手拿一只圆筒冰淇淋走进了实验室。这只猴子马上盯住了他。接着，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当这名学生把冰淇淋放进他的嘴里时，连接猴子脑部电线的监视器上突然发出了“卟卟卟”的声音。但是，这只猴子当时没有做任何其他动作，只是在看这名学生吃冰淇淋。

    该实验室的负责人、意大利帕尔马大学神经科学家乔柯摩·里佐拉蒂和同事们发现，恒河猴的前运动皮质F5区域的神经元不但在它做出动作时产生兴奋，而且看到别的猴子或人做相似的动作时也会兴奋。他们把这类神经元命名为镜像神经元。里佐拉蒂根据经颅磁刺激技术和正电子断层扫描技术得到的证据提出，人类也具有镜像神经元，而且有一部分存在于大脑皮层的布洛卡区（控制说话、动作和对语言的理解的区域）。

    镜像神经元的发现，促使我们对人类的理解行为及其本质进行重新认识。过去，科学界对高级哺乳动物的“理解”行为认知，一直采用“推理模型”。即认为高级哺乳动物包括人，之所以能够“理解”事物，是因为大脑里的记忆神经元有推导功能，可以对事物各个方面的特征和属性进行快速分解和推理，最后得出一个基本结论。而镜像神经元的发现使科学家认识到：人们可以不假思索地通过直接模仿做出基本动作；在看到这些动作时，也能迅速理解，而不需要复杂的推理过程。这样，就产生了一套新的“顿悟模型”，这个模型认为高级哺乳动物特别是人，对事物的“理解”采取的是“顿悟”的方式，即在瞬间就可以“看透”事物的潜在意义。人脑中存在着顿悟机制，这恰是人类理解的奥秘。

    镜像神经元具有深刻的教育内涵，它真正揭示了教育的内在规律性，使我们能够在科学的高度上理解现代教育。人们经常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但在实际生活中，我们仍然把眼睛看做感性器官，并没有真正赋予眼睛“心灵”“智慧”“思维”“理性”等高级心理属性。而镜像神经元的发现，使我们不得不对自己的眼睛“刮目相看”——眼睛不仅仅是外界万千事物的“感受器”，而且由于它与镜像神经元的直接联系，变成了一种“理性器官”。换句话说，人人的视觉有思维能力。思维，从“看见”的瞬间就同时开始了；他所看见的，就是他所思维的，所以叫“所见即所思”。教育的本质是传授间接经验，而镜像神经元的作用恰在于领悟和承受间接经验。镜像神经元原理说明，当孩子们看见（某种现象）的时候，教育作用已经“自动”地发生了，这属于无声无息的“首次教育”，而我们大人、老师在孩子们“看见”之后对他们的教育，已经“晚”了一步，属于“二次教育”。

流派不是独木桥

刘连群

    ①流派的学习和继承，一直是京剧界深为关注的话题。在好长一段时期里，呼唤创造新流派的声音很强烈，不时见诸报刊和有关的学术研讨，成为引导流派传承的“主旋律”。然而近30年过去了，新的流派没有产生，反倒是现有流派的抢救、保护问题显得突出和紧迫起来。在纪念张派艺术创始人张君秋先生诞辰90周年的研讨会上，对于流派传承的看法，有人强调原汁原味保留，也有人主张要尝试走自己的路，只是没有人再提创造新的流派。

    ②这就颇值得思索。表面看，对新流派的呼声转低，是基于新流派的难产，________久唤不至而不免无奈和失落，________细究起来，在一定程度上，________包含着对前一阶段思路的某种务实和纠偏。呼唤新流派并没有错，进一步丰富京剧表演艺术的风格特色，是京剧界内外的共同愿望。问题在于新流派的形成和创立，离不开多方面的因素，不仅需要演员的艺术根基和努力，还受着剧种历史发展阶段和社会生存环境的制约，这不是单纯的提倡和引导所能奏效的。

    ③同时，在对传统流派的传承导向中，单一地强调另创新派，以此作为衡量传承水平的唯一标准和终极目标，也有失片面。比如，有一种流行的说法是“学余派最好是杨宝森”，依据自然是杨宝森先生在学习余派的基础上创出了杨派。杨派极大地丰富了京剧老生演唱艺术，其贡献和影响怎么称誉也不过分，但若就以此论定学余“最好”，可以设想一下，余派传人都按此“最好”去下功夫，余派本身谁来传呢？还传得下来吗？依此逻辑推而广之，京剧多姿多彩的名家流派包括杨派、张派在内，岂不都将失传，从舞台上消失吗？这恐怕是任何人都不愿意看到的情景。

    ④事实上，深入了解京剧流派传承的历史，高水平传承的方式是存在多样性的。由于传人自身条件和感知解读的差异，不论主观愿望如何，都不可能做到和流派创始人完全一样，都是有距离的传承。同时学习到一定阶段，距离还会因传人各自审美和追求的不同进一步拉开，从而形成不同的走向和形态。按此区分，大致可以概括为近、中、远三种传承方式：一种是近距离传承。传人的自身条件与创始人或流派演唱要求极为接近，也有志于对本派艺术深钻细研，传其衣钵，悟性很高，能够最大限度地保留和体现流派的“原生态”。余派传人孟小冬是其代表人物之一，她的演唱包括录音、唱片，作为老师余叔岩先生仅存“十八张半”唱片的补充教材，对于余派艺术后学临“书”堪称功莫大焉。第二种是中距离型。传人具备相当的流派传承条件，通过学习奠定了厚实的基础，但在艺事发展过程中不囿于一派，兼学别家，融会运用，并有新的追求和创造，显示出个性特色，但还不足以称“派”（现在也有的在一定范围被冠以某派）。许多为观众所熟知的在世和去世的京剧名家属于此类型。第三种是远距离传承。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不断探索、创新，与原来所宗流派在表现形式、技巧特色上逐步拉开距离，形成崭新而鲜明的艺术风格，得到行内外的普遍承认，最终独树一帜。

    ⑤近、中、远三种类型的传承，由于学得极像和开宗立派者终归是少数，因此高水平传承呈两头小、中间大的态势，以“中距离”居多，而这恰恰是多年以来缺少研究的部分。可纳入此列的京剧名家是不应该被忽视的。如旦行的杨荣环，艺兼梅、尚两家，技艺精湛而全面，一直致力于继承基础上的创新，所演的流派代表剧目都进行了精心锤炼，根据自身的体会和顺应时代的要求做了加工处理，力求名剧新演，一些常演剧目深受行内外的好评。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对前人的艺术实现了高水平的个性化传承的艺术家，因前些年或片面强调门派正宗、或仅以成败论英雄的影响，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生前还曾遇到归属两难的尴尬处境，是十分可惜和令人感慨的。如果对他们成功的艺术创造和多样化的传承经验，给予充分的肯定和深入的解析研究，将有助于创造一个既讲继承、又鼓励创新的环境氛围，给新人带来有益的启示。

    ⑥流派要流起来，还要流得宽广壮阔，才能长久保持创造力和生命活力。这是流派也是京剧艺术都需要的传承。

    ①近年来，传统文化借助各种媒介、载体，得到了深入挖掘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涌现出《汉字英雄》《中国诗词大会》《朗读者》《见字如面》等以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为核心的原创文化类节目，形成了一股“传统文化热”的潮流。文化类节目的创新兴起，是对文化类节目低俗化、轻浮娱乐化倾向的剥离和反拨，对集体无意识和民族情感的唤醒，实现了思想性与观赏性的张力平衡。

    ②然而，传统文化类节目在高歌猛进的同时，也不同程度地出现了疲态，其主要表现是对传统文化发掘提升不够，内容雷同老套，形式单一，受众流失严重，收视率下滑。要改变目前文化类节目的疲态，必须持续推进节目内容形式创新，以丰富多样的内容翻新和源源不断的形式出新，满足人们文化生活的需求，主动赢得现众，积极传播优秀传统文化，推动文化创新，从而不断增强我们的文化自信。

    ③传统文化是一个厚重、芜杂、多元的体系，包含着林林总总的内容，既有诘屈聱牙的文化知识也有通俗易懂的人文道理；既有精华，也有糟粕。这就需要我们全面了解传统文化，从中发掘出最能体现传统文化核心价值、最能引起观众兴趣、能与现实生活融合的部分，进一步提炼提升蕴合在其中的真善美，作为节目表现的题材和主题。

    ④传统文化具有民族性、稳定性、历史性等特点，而电视传播的特点是大众化、娱乐化，观众看电视的主要目的是娱乐放松而不是接受教育教化。创新文化类节目，必须将传统文化的相关内容与大众化、娱乐化有机结合起来，既有传统文化的内核，又有娱乐化的载体形式，还要做好面向大众的通俗化工作。

⑤艺术表达的核心是人，是人性人情，是对人内心世界的艺术观照。《朗读者》《见字如面》两档节目，就是通过最简单的朗读和读信的方式，唤醒人们内心深处隐藏已久的精神诉求和情感表达，引发观众的强烈共鸣。传统文化类节目要以传统的艺术形式、价值观念、传统美德、人文精神为内容媒介，将镜头对准人们的内心世界，深刻讲述人物的心路历程和情感诉求，点燃观众的观赏欲求，表达媒体及社会的人文关怀。

⑥文化类节目要有故事，接地气，让观众融入进来。《朗读者》讲述了濮存昕、柳传志、许渊冲等名人的日常故事。《中国诗词大会》的选手是从全国遴选出的100多名诗词爱好者，有青年学生，有乡村教师，有农民，有石油工人，有基层医生，有快递员，这些选手本身就是现实生活中的普通人，每个人都有一个与古典诗词相遇结缘的故事。通过这些选手和故事，将古典诗词挪移到当下现实，也使观众产生了代入感。

（摘编自王伟伟《优秀传统文化，新时代新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