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贞观十四年（公元641年），魏征上书唐太宗，说：“广臣闻君为元首，臣做股肱……君虽明哲，必藉股肱以致治。”唐太宗也经常对臣下说：“主欲知过，必藉忠臣。公等每看事有不利于人，必须极言规谏。”……贞观时期被后世称道的原因在于君主给了臣子更多的尊重和参政机会，让这些臣子在君臣道义的要求下去参与社会治理，进而在制度设计上为君臣共治的实现提供了许多条件。

——摘编自王亚南《中国古代官僚政治研究》

材料二：在明代，以官员批评皇帝为核心的君臣冲突表现的尤为突出。成化四年，宪宗为满足生母周氏愿望，命大臣于帝陵外别选址以葬英宗嫡后钱氏。此事有违礼制，群臣极谏争之，“伏哭文华门，竞得如礼”。明中期以后，“占夺民业，而为民厉者，莫如皇庄及诸王、勋戚、中官庄田为甚”。于是“科道”谏言，“天子以四海为家，普天率土莫非所有，何必置立庄田与贫民较刀锥之利哉”？宪宗边于群臣压力，对弊政有所厘清。天启年间，熹宗纵容魏忠贤介入朝政，南北诸臣纷纷上疏要求惩处魏忠贤，熹宗皆不纳。

——摘编自张廷玉《明史》

材料一：秦律以法家的“法治”理论为立法的指导思想，对各种严重危害专制主义皇权和社会秩序、经济秩序的犯罪行为都做出了具体规定，由此产生了各种复杂、繁琐的罪名，其中主要有8类30余种之多。另外，有野蛮的连坐法和族刑（灭族）。……对后世的法制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

    唐律规定有造意（主谋）从重、随从减轻、犯罪者自首可酌情减免、区分故意和过失，以及累犯加重等规定。死刑分绞、斩两等。允许除十恶（一为谋反，二为谋大逆，三为谋叛，四为恶逆，五为不道，六为大不敬，七为不孝，八为不睦，九为不义，十为内乱）以外的其他罪以钱赎罪。还对老、幼、废疾和妇女在一定条件下减免刑罚。

——摘编自《中国法制史》

材料二：第537条  除法律规定的限制外，私人得自由处分属于其所有的财产。

第1134条  依法成立的契约，在缔结契约的当事人间有相当于法律的效力。

——摘自《拿破仑法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