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论中国政治制度，秦汉是一个大变动。唐之于汉，也是一大变动。但宋之于唐，却不能说有什么大变动，一切因循承袭。有变动的，只是迫于时代，迫于外面一切形式，改头换面，添注涂改地在改变。纵说它有变动，却不能说它有建立。”

——摘自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材料二：《史记·秦始皇本纪》载：赵高（时为丞相）势倾人主，老臣皆被黜。尝遇朝会，乃使人献鹿于帝，高指曰：“此马也。”二世笑曰：“丞相误矣
此鹿也。”群臣皆微笑而不敢扬声。
材料三：“倘使我们说，中国传统政治是专制的，政府由一个皇帝来独裁，这一说法，用来讲明清两代是可以的。”

——摘自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材料一：贞观十四年（公元641年），魏征上书唐太宗，说：“广臣闻君为元首，臣做股肱……君虽明哲，必藉股肱以致治。”唐太宗也经常对臣下说：“主欲知过，必藉忠臣。公等每看事有不利于人，必须极言规谏。”……贞观时期被后世称道的原因在于君主给了臣子更多的尊重和参政机会，让这些臣子在君臣道义的要求下去参与社会治理，进而在制度设计上为君臣共治的实现提供了许多条件。

——摘编自王亚南《中国古代官僚政治研究》

材料二：在明代，以官员批评皇帝为核心的君臣冲突表现的尤为突出。成化四年，宪宗为满足生母周氏愿望，命大臣于帝陵外别选址以葬英宗嫡后钱氏。此事有违礼制，群臣极谏争之，“伏哭文华门，竞得如礼”。明中期以后，“占夺民业，而为民厉者，莫如皇庄及诸王、勋戚、中官庄田为甚”。于是“科道”谏言，“天子以四海为家，普天率土莫非所有，何必置立庄田与贫民较刀锥之利哉”？宪宗边于群臣压力，对弊政有所厘清。天启年间，熹宗纵容魏忠贤介入朝政，南北诸臣纷纷上疏要求惩处魏忠贤，熹宗皆不纳。

——摘编自张廷玉《明史》

材料一：战国时期，各国国君为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逐步削弱世卿的势力，大都采用……因能授官的办法委任职官，添设爵位，招徠四方贤能，逐渐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官僚制度。齐、赵、魏、韩等国首先设立了作为“百官之长”的“相”，同时又相继设立了将军之类为武官之首，文武逐渐殊途。由于各国情况不同，官制变化也不一致，楚国变化较少，秦、燕变化较晚。

——《中国政治制度史》

材料二：唐初每事先经由中书省，中书做定将上，得旨再下中书，中书又付门下。或有未当，则门下缴驳，又上中书，中书又将上，得旨再下中书，中书又下门下。若事可行，门下即下尚书省，尚书省但主书填“奉行”而已。

——《朱子语类》

材料三：在明清两代，不论在政治体制，君主进一步集权，皇权和皇位继承，上下各级之间和各不同部门之间职、权、责的划分，各类典章制度的增删修订等方面，还是在行政、军事、法律、监察、人事、财政、文教等各种单行制度方面，都有着反映自己时代和统治特点的重要发展。明清两代统治集团根据自己的需要，对以前历代的政治制度进行了重要的权衡取舍，进行多方面的具体修正和补充，建立了一些新制度，也健全了一些旧制度，使之更加完备周详。

材料一：唐宋之际，乡村自治组织进一步发展，中央政府愈来愈多地借助他们来稳固统治。唐宋推行的科举考试制造了一个拥有特权却居于乡间的士绅阶层。宋代以后，在大举将地方神明纳入国家祀典的同时，随着识字率的激增和文化的相对普及，中央的秩序、教化逐步延伸到基层。吕大钧首创“吕氏乡约”，后由王守仁发扬光大；朱熹等理学家则开始将宗族制度庶民化。迨至明后期，里甲制度崩坏，就由乡约、保甲承担了村落治安职能。清代的里甲、保甲、乡地、宗族、包税人则承担催征赋税的职能，基层自治功能被明清时期勃兴的宗族等各种社会组织分担。

——蒋楠《历史视野下的中国乡村治理》

材料二：传统英国乡村治理，其实质是以庄园为核心的生产活动的安排问题和庄园内部领主与农民，以及农民内部的社会关系调节问题。贵族阶级通过对国家权力的分割，将部分司法和行政权转移到庄园中，以庄园法庭为载体，有效地维护着贵族的政治、经济地位。……庄园制度对英国社会的历史演变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它为英国土地私有产权的形成，农业的资本主义经营和农民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便利；同时也使得英国政治变迁具有精英斗争的特征；庄园制度也衍生出了法治和地方自治的传统。

——朱可心《庄园制传统与英国乡村治理》

材料一：秦始皇构建了大帝国的框架，组装了硬件，汉武帝确定了大帝国的中枢运作机制，加上了软件。

——金克木《风流汉武两千年》

材料二：皇权为了维系自身权力的专制性，就必须创建出能够突破甚至凌驾于这类束缚和侵蚀力量之上的制度性手段；这种反制衡除了表现为一些非常规性的举措之外，更突出地表现为种根本性的制度建设，这就是：不断在常规的国家行政官职体系之外，设立由它取代可能限制皇权的外朝官制体系而执掌国家核心机密和极高权力，使皇帝能够通过亲自掌握这一秘书机构并赋予它巨大的权力，从而对外朝常规官制体系施以强大的反制衡。

——王毅《中国皇权制度研究》

材料三：明代政治暴戾已是人所尽知的事实，廷杖、诏狱、流徙乃至日常的薄俸，人主对士大夫的施虐几乎无所不在。然而，在明代二百七十多年历史上，却从未有过士大夫谋反的确凿记录。如果说士人有所反抗，则主要是以言论的方式体现为某种精神表达，其实际意义往往是在伦理道德上对皇权表示否决。

——李庆西《最后的儒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