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张元济（1867—1959），光绪十八年进士，曾任总理衙门章京等职，支持戊戌变法。变法失败后，张遭“革职永不叙用”，后经李鸿章介绍，入南洋公学（近代著名官办高等学堂，今上海交大前身）任译书院主事兼总校，开始编译出版教材和参考书籍，实现了人生第一次跨越。在这期间，张元济主持出版的最有影响的书籍是严复翻译的《原富》（即英国亚当·斯密著《国富论》）。

1902年张辞去南洋公学职务，到商务印书馆筹建编译所。至此，张元济实现了人生第二次大跨越。1902年《钦定学堂章程》颁行，教育改革思潮再次兴起，编写得体、符合教育科学规律的教材成为不可或缺的一环。张把握住了历史机遇，1903年推出中国第一套现代教科书——“最新教科书”，1912年又推出“共和国教科书”，为变革中的国家确立了全新的文化标准。

——据张人凤《戊戌到辛亥期间的张元济》等

材料一：稷下学宫整体上是齐国官学，但前往讲学的学者大都办有私学，带其弟子同入稷下学宫。众人推举学界名流来担任学宫的祭酒，国君不直接干预教学与学术研究。学宫中容纳“百家之学”，成为百家争鸣的文化沙龙。荀子在学宫三为祭酒，对儒学进行了改造。他扬弃以往儒家天人合一的传统观念，吸收春秋以来具有自然主义倾向的天道观，构建其天人关系学说。

——张秉楠《稷下学宫与百家争鸣》

材料二：凡改革之事，必除旧与布新，两者之力相等，然后可有效也。苟不务除旧而言布新，其势必将旧政之积弊，悉移而纳于新政之中，而新政反增其害矣。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节录）》

斯宾塞尔曰：“天择者，存其最宜者也。”夫物既争存矣，而天又从其争之后而择之，一争一择，而变化之事出矣。

——严复《天演论上》，导言一《察变》

材料三：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怀着“救亡图存”的使命感，希望在西方找到一种能化解中国苦难的灵丹。他们曾一度认为自己找到了灵丹。但是一战的爆发使他们认识到资本主义并不是理想的乐园，巴黎和会浇了他们一盘凉水。战后，社会主义成为时髦思想，知识分子先后试验了工读主义、泛劳动主义、新村主义等空想社会主义理论，最终都宣告破产。1920年11月，陈独秀说：“万万不能够妄想拿主观的理想来自由改造……近代空想主义和科学的社会主义之重要的区别就在此一点。”

——倪培强《再论五四新文化运动》

材料一：有明之无善治，自高皇帝罢丞相始。……古者不传子而传贤，其视天子之位，去留犹夫宰相也，其后天子传子，宰相不传子。天子之子不皆贤，尚赖宰相传贤足相补救……宰相既罢，天子之子一不贤，更无与为贤者矣。这部书籍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而后设学校之意始备。……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是非，而公其是非于学校。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

材料二：臣窃闻东西各国，皆以立宪开国会之故。国会者，君与民共议一国之政法也。盖自三权鼎立之说出，以国会立法，以法官司法，以政府行政，而人主总之……人主尊为神圣，不受责任，而政府代之，东西各国皆行此政体，故人君与千百万国民，合为一体，国安得不强？吾国行专制政体，一君与大臣数人共治其国，国安得不弱？……立行宪法，大开国会，以庶政与国民共之，行三权鼎立之制，则中国之治强，可计日待也。

——康有为《请定立宪开国会折》

材料三：今者中国以千年专制之毒不解，异种残之，外邦逼之，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殆不可以须臾缓。而民生主义，欧关所虑积重难返者，中国独受病未深而去之易……吾国治民生主义者，发达最先，睹其祸害于未萌，诚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

——孙中山《<民报>发刊词》

君主专制制度在明清时期逐渐走向衰落，思想家们对君主专制制度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探索与发展的历程，结合材料一，二，三及所学知识，简述对这一历程的认识。（要求。史论结合，逻辑严密，结论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