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初期，出现了康（熙）雍（正）乾（隆）所谓的盛世，然而，大清帝国的经济基础，从根本上讲与汉、唐、宋、明并无差异，从总体说来仍是一种量的堆积即简单增加，我们将其称之为等差级数发展类型。而且，这一等差级数的堆积型增长，并非是无限的，而是有限度的。与此同时，西方列强国家生命力的接力棒传到英国，而此时大英帝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已不再是简单增加，而是以一种崭新的形式，即等比级数式的质的飞跃和崛起。

——摘编自何川芳《世界历史上的大清帝国》

运用清朝前期（1644-1840年）和近代英国（15世纪-1917年）史实，围绕“清朝量的增加与英国质的飞跃”为中心，对上述材料自拟一个论题，并进行阐述。（说明：要求从论题，阐述和结论三个方面展开，并且观点明确、史实准确、史论结合）

材料一：中国古代的阅读史，是一部以“仕”为主体的阅读史，阅读内容以忠孝经典为主导，甚至还规范了经史子集学习的先后顺序。但是，伴随着社会科技文化的发展带来纸质书籍的“贬值”，加之科举制度的实行，阅读权力也从绝对垄断到有限控制。藏书和阅读不再是王室和官吏的专利，民间藏书数量和读书的人数渐增多，书籍种类和内容也变得更加丰富多元。无论是春秋战国时期“士”阶层著书立说，还是自隋朝开科取士以来，历代读书人，发奋苦读，求取功名，其目的都只是期特有朝一日，能“一举首登龙虎，十年身到风池”，“学而优则仕”无疑是封建时代读书人的最佳出路。

——摘编自郇红梅《中国古代民众阅读的演进》

材料二：晚清的四、读華命经过了一个较长的病酿期。新式体、新式出版机构及西学美学类的增加，为阅读革命的生成提供了足够的技术支持条件。但并未使潜在的阅读革命转化为现实。甲午一役后，士大夫读关注的焦点正由内而外、由古而今。推崇的学问家由诸子百家转为卢梭、孟德斯鸠等。士大夫津津乐道的关键词正由仁义、纲常、名教而转为民权、自由、革命等。一场外力推动型的“阅读草命”正悄然兴起。

——摘编自闾小波《论晚清阅读革命的兴起及政治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