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本报评论（评论员钟声）】韩国企业乐天集团近日同意就“萨德”反导系统部署用地与韩国军方签署协议，意味着主动挤入东北亚战略博弈的复杂局面。不少抗议部署“萨德”反导系统的韩国民众对此表示极大愤怒。但是，韩国一些媒体并没有把注意力放在本国民意上，更没有顾及本国及地区安全的大局，而是忙不迭地揣测中国是否“封杀”乐天。他们心里装着鬼，所以心很慌。其实他们很清楚，中国人民不可能对此无动于衷。

    众所周知，美韩推进在韩部署“萨德”反导系统，严重破坏地区战略平衡，严重损害包括中国在内的本地区有关国家的战略安全利益，不利于维护朝鲜半岛和平稳定。安全利益关乎一国根本。韩方一方面破坏邻国的安全利益，另一方面还指望同邻国正常做生意，这样的如意算盘怎么可能打出名堂？在整个国际关系史上都找不出先例。

    中国欢迎外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依法保障有关企业在华合法权益，这是一贯的政策立场。然而，外国企业在华经营成功与否，最终却要由中国的市场和中国的消费者来决定。乐天集团主动选择配合“萨德”部署，就是把韩国政府往损害邻国战略安全利益、恶化地区局势的错误方向推，就是一心一意要为自己的错误讨一颗苦果吃。相应而来的结果已经显现出来，中国消费者自发地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对乐天做出坚决回应，这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

    显然，乐天给“萨德”入韩铺路的决定，是典型的误国之举。此举不仅无助于朝鲜半岛无核化进程，还制造了新的冲突点，令整个半岛局势进一步恶化。况且，绑上美国反导“战车”的韩国，很多事情将由不得自己做主了。一旦爆发激烈冲突，韩国不可能不受重创。

    韩国媒体现在用“坐立不安”“战战兢兢”来形容乐天当下的心境，恐怕一方面是看准了乐天在中国规模达8万亿韩元的各种项目和业务会受到影响，另一方面也明白韩国的“苦日子”将随之而来。去年7月美韩决定在韩国部署“萨德”以来，中韩合作的民意基础明显受到了损害，中韩不仅政治关系遇冷，而且经贸、人文等各领域交往也受到了影响。可以预见的是，随着韩国继续执意推进“萨德”部署，两国间各领域合作势将遭遇更大困难。

    中国反对在韩部署“萨德”系统的意志是坚定的，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安全利益也不会有丝毫含糊。韩国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否则注定要为此承担责任。

（选自《人民日报》2017年03月04日）

材料二：

    【本报记者 倪浩 魏辉】中韩经贸关系倒退10年是有可能的，辽宁社科院副院长梁启东表示，在涉及国家重大利益问题上中国不会让步。如果韩国继续一意孤行，结果只能是作茧自缚。2016年韩国经济受到国际市场波动和国内政治动荡双重打击，呈现严重低迷状态。寻求与中国合作，不失为一种好的选择。但“萨德”入韩，引发中韩关系大倒退。10年前的2006年中韩双边留易额是1300亿美元。如果韩国不改弦更张，中韩经贸关系肯定受损，甚至会出现“硬着陆”。也就是说，减少1000亿美元是很有可能的，那就是“一夜之间回到10年前”。

（选自环球网2017年03月04日）

材料三：

    【湖北日报讯】韩国民众与民间组织分别在韩国国会以及乐天百货商场门前举行示威，抗议美国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要求乐天集团拒绝提供部署“萨德”用地。

    参加示威的金泉市民对策委员会共同委员长刘先喆说，“萨德”系统不能保护韩国安全，部署“萨德”只会使韩国成为半岛“火药桶”和冲突“前沿”。“这是‘假安保’，真的安保政策应该是通过六方会谈要求朝鲜弃核。”

    刘先喆认为，乐天集团这次是否提供“萨德”用地，将成为判断其是否真正属于国民企业的标准。“如果乐天屈服于韩国国防部的压力，将犯下卖国罪行，乐天应该做出明智的决定。”

（选自《湖北日报》2017年02月23日）

大众史学热的风还能吹多久

记者  桂杰

    正说清史的阎崇年火了。讲三国的易中天火了。还有一个个那些以前不曾熟悉的面孔和名字，似乎都在电视媒体的放大和热闹的网络中一下子跳出来。

    最近出现的大众历史热引发的关注和出版热潮是前所未有的。在中国，可以说讲史自有其传统，而独盛于今，其中自有原因。其实，早在易中天之前，讲史、读史的热潮就已经形成了。

    今年“五一”长假期间央视《百家讲坛》又趁热推出了孟宪实主讲的《贞观之治》。《孟宪实讲唐史》一书的热销又使得“唐朝”一度成为热门关键词，韩国《朝鲜日报》评价说，中国人陷入“帝国回忆”时代。与此同时，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所研究员雷颐也推出了自己的新书《历史的裂缝：近代中国与幽暗人性》，着力从近现代中国史的只鳞片羽来考察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关注超越时代的复杂人性与社会幽暗的方方面面，并具有浓烈的忧患意识。历史学不断升温，史学热还要热多久？面对大众史学热，专家、学者的观点不尽相同。

    现在所谓的大众史学热，其实是史学从危机和冷门回到了一个比较正常的位置。

    记者：清史、明史之后，今年一度出现了“唐史年”、“唐史热”的说法，有很多人预测这股大众史学的热潮在短时期内难以消退，您觉得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是否正常？

    雷颐：实际上，在其他国家史学都是比较热门的东西，很多历史学家写的著作都十分通俗好读，并能给人以教育和启发。但是在我国，历史学却长期是冷门，80年代历史学内部甚至反复讨论史学危机的话题，当时没有人关注历史学，研究者自身都不知道历史学的意义和作用是什么？当时的《光明日报》还曾发表过一些文章。

    现在所谓的大众史学热，其实是史学从危机和冷门这样不正常的位置回到了一个比较正常的位置。而史学危机的出现和长期以来史学被公式化教条化有关，我们甚至在谈到某个历史问题时要求引哪些经典语录都是有规定的，这些导致历史学文章干巴巴的。

    孟宪实：和英语热比起来，你能说唐史很热吗？其实我觉得史学热只是个相对的概念。在我的理解中，国人对自己国家的历史了解得远不如日本等国家。怎么可能说它很热呢？比如，日本的“易中天”陈舜臣在几十年前就写过《大唐帝国·隋乱唐盛三百年》，并引起了广泛轰动。当然，唐史的热与不热，也许读者说的话才是最有分量的。

    几年来，我一边从事研究和教学活动，也参与了历史剧的编写，又有机会到百家讲坛讲史。这些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活动，但让我更真切的体会到，社会需要历史，社会需要历史学。历史学没有被淘汰，就是因为它的存在对社会有益，具有当代价值。

    记者：很多观众有这样的感觉，在百家讲坛听到的有关历史的内容，不像是正儿八经的课程，到像是在听人讲故事，言语生动。甚至每一集之间还留有一些悬念，而正是这样的讲述方式把很多人吸引过去，对此，您怎么看？

    解玺璋：历史叙事大众化的另一个特征，就是将论述变成了讲述。在讲述的过程中，文学手法则“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 成为讲史很重要的手段。我们有十分悠久的讲史传统，上溯唐代，敦煌变文是至今还能看到的最早的讲史文本。变文者，变相之文也，就是把史籍和佛经以及一部分儒学典籍改编为故事，王国维就把变文称为“唐朝通俗小说”，也是注意到了讲史的文学性。这是历史写作者和讲述者为了吸引人们的注意力而必须掌握的叙事技巧。易中天和于丹都是颇擅此道之人，所以，他们能把历史和典籍讲得跟评书差不多。

    梅毅：也有一种倾向，在电视媒体上，有些人只是为了讲得有趣，已经把学术的严谨抛在脑后，并越来越以媚俗为乐。比如有人说卓文君给人当“二奶”，过去可以纳妾，怎会有“二奶”之说？还有，汉武帝的一个臣子在衣服外面罩了一层轻纱做的袍子，他说别人穿的是“透视装”，这都哪儿跟哪儿？而这样说的动机就是为了故意讨好普通观众，在一味追求好看的过程中，对于历史的歪曲有时候到了流俗的地步。

    一个民族的历史观积极、乐观、正确，那么这个民族的未来创造性就会越大

    记者：您觉得大众史学热出现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孟宪实：历史是既往的经历，它不仅仅属于研究者，概括地说它属于全社会共有，是社会和民族的共同财富。历史已经证明，一个民族的历史感越强，他们的使命感就会越强。一个民族的历史观积极、乐观、正确，那么这个民族的未来创造性就会越大。让全社会都来了解我们共同的历史，让全社会都拥有一个强烈的历史感、正确的历史观，毫无疑问，这是我们专业人员的理想，同时这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历史从业者的努力。培养社会的历史观，这是我们应该具有的责任。

材料一：

    我很高兴发现一群和我一样喜欢自然的孩子，但聊着聊着就发现他们中有一半人最喜欢的是在自然里骑车。有个男孩说：“我和爸爸在沙漠里骑车，基本上都不走大路。我爸爸和越野车们赛车。他说就算走大路去沙漠也很好玩，因为还是可以看到动物，而且和汽车比赛很有趣。”还有个男孩说：“我们每年8月都去犹他州，我妈妈的朋友有3辆全地形车。我们骑着好玩，但最主要是晚上看鹿啊臭鼬啊之类的动物。你要是把鱼的内脏丢在外面，晚上出去就能看到5头黑熊。太好玩了！”第三个男孩说：“我们每周末都去沙漠，他们那儿有比赛。有个小山没人去，因为上面都是石头，所以我们把它改造了一下，上山后可以跳下去，我们在那儿看到蛇洞和蛇了。热的时候我们就出去找蜥蜴。”还有一个女孩天真地补充说：“我爸爸有辆四轮驱动的卡车，我们去沙漠，不去自然之类的地方。”

（摘编自理查德·洛夫著，郝冰等译《林间最后的小孩——拯救自然缺失症儿童》）

材料二：

【注】其他，指机构一类的特殊群体，如政府机构等。自然教育，指以有吸引力的方式，让人们在自然中体验、学习关于自然的知识，建立与自然的联结，树立生态的世界观。

材料三：

    去爱非人类的生物，其实并不太困难，只要多了解它们就不难办到。这种能力，甚至是这种倾向，可能都是人类的本能之一。这种现象被称为“亲生命性”，是一种与生俱来、特别关注生命以及类似的生命形式的倾向，有时甚至会想与它们进行情感交流。人类能够很敏锐地分辨出生命与无生命。我们认为其他生物是新奇、多样的。未知的生物，不论生活在深海、原始林，还是遥远的深山中，都会令我们觉得兴奋。其他星球上可能有生物的想法，也总是吸引着我们。恐龙更是人们心目中生物多样性消失的象征。在美国，参观动物园的人数要超过职业运动比赛的观众数。而在华盛顿的国家动物园，最受欢迎的是昆虫馆，因为这儿展示的物种最新奇，样式也最多。

（摘编自爱德华·威尔逊著，杨玉龄译《生命的未来》）

材料四：

    与亲生命性相对的是生物恐惧症。和亲生命性一样，这些生物恐惧症也是通过学习而获得的。恐惧的强度会因个人的遗传与经历差异而有所不同。最轻微的症状只是稍微厌恶，或感觉不安。但严重的案例，可能就是标准的临床恐惧症，激发交感神经系统，造成恐慌、恶心以及冒冷汗。这种根植于天性里的生物恐惧感，随时准备为危险源所激发，而危险源就是人类进化过程中，在自然界中所遭遇到的危险，包括高度、密闭空间、湍急的水流、蛇、狼、老鼠、蝙蝠、蜘蛛以及鲜血，却不包括刀子、磨损的电线、汽车以及枪支，虽然它们比起古代的危险源，更具杀伤力，但在进化历史上还是太过近代，不足以形成可遗传的天性。

（来源同材料三）

材料一：

    当前，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推动了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人工智能成了全球产业界、学术界的高频词。有研究者将人工智能定义为：对一种通过计算机实现人脑思维结果，能从环境中获取感知并执行行动的智能体的描述和构建。

    人工智能并不是新鲜事物。20世纪中叶，“机器思维”就已出现在这个世界上。1936年，英国数学家阿兰•麦席森•图灵从模拟人类思考和证明的过程入手，提出利用机器执行逻辑代码来模拟人类的各种计算和逻辑思维过程的设想。1950年，他发表了《计算机器与智能》一文，提出了判断机器是否具有智能的标准，即“图灵测试”。“图灵测试”是指一台机器如果能在5分钟内回答由人类测试者提出的一系列问题，且超过30%的回答让测试者误认为是人类所答，那么就可以认为这机器具有智能。

    20世纪80年代，美国哲学家约翰•希尔勒教授用“中文房间”的思维实验，表达了对“智能”的不同思考。一个不懂中文只会说英语的人被关在一个封闭的房间里，他只有铅笔、纸张和一大本指导手册，不时会有画着陌生符号的纸张被递进来。被测试者只能通过阅读指导手册找寻对应指令来分析这些符号。之后，他向屋外的人交出一份同样写满符号的答卷。被测试者全程都不知道，其实这些纸上用来记录问题和答案的符号是中文。他完全不懂中文，但他的回答是完全正确的。上述过程中，被测试者代表计算机，他所经历的也正是计算机的工作内容，即遵循规则，操控符号。“中文房间”实验说明看起来完全智能的计算机程序其实根本不理解自身处理的各种信息。希尔勒认为，如果机器有“智能”，就意味着它具有理解能力。既然机器没有理解能力，那么所谓的“让机器拥有人类智能”的说法就是无稽之谈了。

    在人工智能研究领域中，不同学派的科学家对“何为智能”的理解不尽相同。符号主义学派认为“智能”的实质就是具体问题的求解能力，他们会为所设想的智能机器规划好不同的问题求解路径，运用形式推理和数理逻辑的方法，让计算机模仿人类思维进行决策和推理。联结主义学派认为“智能”的实质就是非智能部件相互作为的产物，在他们眼里人类也是一种机器，其智能来源于许多非智能但半自主的组成大脑的物质间的相互作用。他们研究大脑的结构，让计算机去模仿人类的大脑，并且用某种教学模型去重建一个简化的神经元网络。行为主义学派认为“智能”的实质是机器和人类的行为相似，研究人工智能应该研究人类感知和行动的本能，而不是高级的逻辑推理，不解决基本问题就无法实现复杂的思维模拟。因而他们让计算机模仿人的行为，建立人工智能系统。

    时至今日，研究者们对“智能”的理解仍未形成共识。但是，正是对“何为智能”这个核心问题的不断思考和解答，推动了人工智能技术在不同层面的发展。

（取材于谭营等人的文章）

材料二：

    2018年5月，谷歌Duplex人工智能语音技术（部分）通过了“图灵测试”。这个消息进一步引发了人们对于人工智能的思考：当机器人越来越像人，我们应该怎样做？

    在人工智能的开发过程中，设计者会遇到伦理问题的挑战。比如著名的“隧道问题”：一辆自动驾驶的汽车在通过黑暗的隧道时前方突然出现一个小孩，面对撞向隧道还是撞向行人这种进退维谷的突发情况，自动驾驶汽车会怎么做？

    自动驾驶汽车依靠的是人工智能“大脑”，它会从以往案例数据库中选取一个与当前情景较相似的案例，然后根据所选案例来实施本次决策。当遇到完全陌生的情景时，汽车仍然会进行搜索，即在“大脑”中迅速搜索与当前场景相似度大于某个固定值的过往场景，形成与之对应的决断。如果计算机搜索出来的场景相似度小于那个值，自动驾驶汽车将随机选择一种方式处理。

    那么，如果自动驾驶汽车伤害了人类，谁来负责呢？有的学者认为不能将人工智能体作为行为主体对待。因为“主体”概念有一系列限定，譬如具有反思能力、主观判断能力以及情感和价值目标设定等。人工智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智能”，它所表现出来智能以及对人类社会道德行为规范的掌握和遵循，是基于大数据学习的结果，和人类主观意识有本质的不同。因此，人工智能体不可以作为社会责任的承担者。以上述自动驾驶汽车为例，究竟由人工智能开发者负责，还是由汽车公司负责甚至任何的第三方负责，或者各方在何种情形下如何分担责任，应当在相关人工智能的法律法规框架下通过制订商业合同进行约定。

    人工智能在未来还可能产生的一个问题就是“奇点（singularity）”。所谓“奇点”就是指机器智能有朝一日超越人类智能，那时机器将能够进行自我编程而变得更加智能，它们也将持续设计更加先进的机器，直到将人类远远甩开。尽管研究者对“奇点”到来的时间和可能性还有争议，但是不管“奇点”时刻能否真的到来，在技术不断完善的过程中，我们都要小心被人工智能“异化”。在我们训练人工智能的同时，有可能也被人工智能“训练”了。我们的一举一动、生活爱好都将被人工智能塑造，人工智能在无形中暗暗决定了我们的思维方式，当我们还在为自己的自由意志而骄傲的时候，也许已不知不觉地沦为了数据的囚徒。

    面对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种种冲击，上世纪50年代美国科幻小说家阿西莫夫提出的机器人三大定律，今天对我们依然有借鉴意义。这三大定律是：机器人不得伤害人，也不得见到人受伤害而袖手旁观；机器人应服从人的一切命令，但不得违反第一定律；机器人应保护自身安全，但不得违反第一，第二定律。归根结底，人是智能行为的总开关。人工智能的开发者应该始终把对社会负责的原则，放在对技术进步的渴望之上。人类完全可以做到未雨绸缪  ， 应对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威胁。

    如今，一个尚未来得及收入《汉语大辞典》的新词儿——“自媒体”大热，由此产生一大批“自媒体人”。在中国古代，尽管没有自媒体一说，但以类似手段谋生的人并不鲜见。

    在汉代，宫廷文学侍从官得到重视，朝廷往往向民间征招“笔杆子”，优秀的还给官当。贾谊、司马相如、扬雄、东方朔、枚皋、张衡、蔡邕这些汉代词赋名家，当初都是这样的“笔杆子”。可是，古代既没有稿费制，更无广告分成一说，玩自媒体靠什么获取报酬?靠“打赏”。成语“一字千金”便因打赏而来。

    首开打赏先河的是汉代，如汉代四川才子王褒便屡被打赏。据《汉书·王褒传》，王褒文章文采飞扬，汉宣帝刘询听说后，将他征召入京，常将他和张子侨俩人带在身边，“所幸宫馆，辄为歌颂”。但文章并不是白写的，汉宣帝会根据文章的质量进行打赏，即所谓“第其高下，以差赐帛”。

    唐代时，现代很流行的稿费制已出现，在打赏外，自媒体人又多了一条创收的渠道。

    稿费在古代通称“润笔”。在唐朝，不少文人已能获得很高的润笔。如当时文化名人韩愈、李邕等通过为人撰写碑文便可拿到巨额稿费。尤其是韩愈，他最擅长写墓志、碑文，高的话一篇碑文就能拿到“（黄）金数斤”，时人曾讥之为“谀墓金”。看来，能拿到巨额润笔，韩愈在志文中未少用阿谀奉承之词。其实，“谀墓受金”韩愈并非第一人，这一词最早使用在东汉文人蔡邕的身上，由此可见，润笔早在汉代即已存在。

    “写软文”被一些现代媒体人视为一种心照不宣的创收手段，殊不知古代文人早就开始玩这一套了，到明清时手法已颇老到。

    所谓“软文”，就是根据对方需要而创作、发布的形象宣传、广告、美言性质的文章。古代最早最出名的一篇“软文”，是出自汉代才子司马相如之手的《长门赋》。司马相如本人也没有回避此事，他在序中如实交代：“孝武皇帝陈皇后，时得幸，颇妒。别在长门宫，愁闷悲思。闻蜀郡成都司马相如天下工为文，奉黄金百斤，为相如、文君取酒，因于解悲愁之辞。而相如为文以悟主上，陈皇后复得亲幸。”这就是后世文人津津乐道的“千金买赋”的故事。

    古代文人创收的花样还有很多，除了传统的打赏、稿费，还可以直接“卖文”、代人“捉刀”、“卖版权”等等。

（摘编自倪方六《古人如何玩“自媒体”》）

汉字美学

骆冬青

汉字美学要关注汉字独特的美学创造的智慧，即汉字构造的原则。汉字的造字原理，以许慎《说文解字》所论影响最为深远。甲骨文的发现，固然令汉字造字在人们的视野中变得更加复杂，来自远古的蛮荒之气、野性的思维，渗透到原初的汉字形态中，值得我们从美学思维的层面进一步探索；许慎揭示的“六书”说，在思维层面对汉字的造字原理，做出了堪称经典的阐说，或许可以进行进一步的归纳和补正，但其无疑已为探讨汉字美学提供了一种深刻的致思方向。汉字构造以象形为根基，图象先于声音的原理，就是造字层面上的美学阐论。汉字美学真正的起点，正在汉字创造的美学原点之中。

这种关于造字的美学探索，也就与汉字从甲骨文、金文、篆书、隶书、草书以及楷书的不同书体的变易有关，更与汉字最终的“方块字”形态相关。其中奥妙，虽与书写的物质变迁、技术要求等相关，却更应当在一种美学的思维下予以理解。但最根本的，却在于汉字造字的美学原则的探索。这些原则的发现，当与汉字创生的原初情境息息相关。

由此原理、原则的探索，自然引入关于汉字美学、汉字文化精神的探讨。汉字之中的文化积淀，是与汉字的构成相关的。例如，一个“中”字，一个“道”字，所包含的中国文化内核，需要多少部论著才能阐释清楚？西方文字也有类似情形，汉字之不同则在于字形、字音的分析中已经包含着深刻的文化史的内容，这种对中国文化史内容的积淀，成为汉字美学又一深刻的方面。若深究“文”①之含义，则“文化”本身即为“审美化”的重要体现。所以，在汉字中积淀的文化史，包含着许多美学的内容，需要进行深入研究。每个汉字都是一首诗、一个故事、一段历史，还是一种哲学。而这些内容，与其他文字不同，是深刻地蕴涵于汉字的训释之中的。训诂学或传统的小学②之所以重要，显然并非“识字”那么简单。或者说，广义的“识字”，正包含着深刻的文化内涵，而审美的感悟乃是其中的重要内容。

汉字“偏旁”的构成，形成了一个稳定而持久的谱系。这当然与汉字创造时的物质条件相关，但是，汉字之所以能够长久地应对物质世界的变迁，灵动自如地承担复杂的表达任务，自是与汉字的特点相关。汉字本身内在的美学谱系与汉字观照世界的方式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关联。许慎说：“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宪象。”这里的“俯仰”、“观象”、“观法”，“近取诸身”等，昭示了文字与世界建立关系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却在文字本身中如同活化石般被凝定。

汉字美学的蕴涵，不妨说是无尽的。中国文化的蕴涵，在汉字美学中具有相当充分的体现。从汉字到汉语，当是一个更广远、更深邃的美学境域。可是，“汉字美学”的独特性，却可以自成一体，与“汉语美学”并非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我们瞩目于“汉语美学”，但更注重“汉字美学”的奠基性。

(选自《文史知识》《汉字蕴涵的美学》)

（注）①文：许慎《说文解字序》：“文者，物象之本。”②小学：汉代称文字学为小学。隋唐以后为文字学、训诂学、音韵学之总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