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经典的影视改编

    ①文学经典有着经久不衰的魅力，长期以来受到数字影视媒介编创者的青睐。

    ②以往，文学经典作为文本阅读的典范，通常以单一的线性阅读为主，对受众的文学水平及文学修养要求很高，隶属于“小众文学”的范畴。而随着数字影视媒介化的介入，“大众性”的特质使得文学经典从高高在上的存在，逐渐成为视听化的“大众文化”，这对文学经典的传播与传承有一定的推动。伴随着技术手段的不断革新，文学经典将会在电影、电视、艺术表演等多种形态之外，以全新的艺术形态示人，并能够更好地实现虚幻与现实的还原，使文学经典在表现和存在的形式上更丰富、更立体、更易于接受。

    ③当前，由文学经典衍生出的作品，正在和原著一起逐步进入产业化链条。一部作品的诞生，已经由单一的传播渠道向多渠道传播扩展，由此产生的人文价值、社会价值、商业价值也得到提升。文学是提供审美的艺术品，也是提供思想的精神养料。然而数字影视媒介化以声音、图像为主，以文字为辅的特质，或多或少地削减了文学经典的深度与力度。文学以或幽默、或平实、或优美、或泼辣的文字描述，给受众以玩味和想象空间，每个读者的脑海里都有一个对角色的重造，而数字影视媒介的具象化特点直接切断受众的想象空间。

    ④随着数字影视媒介技术的迅猛发展，使得当下文学经典的数字呈现，在表现形式和声音的震撼上趋于极致，但在作品的内容上、角色的塑造上却显得苍白。如果说过去的文学经典的影视改编是“十年磨一剑”，那么现在数字影视媒介对经典的翻拍更符合市场化的商业特点，能收到良好的经济回报，可是媒介人却失去了应该担当的社会责任。如果说早些年改编的影视作品是向经典致敬，那么时下泛滥于荧屏、银幕的改编就是在吃文学经典影响力的老本。如果以歪曲、无厘头的戏说来重复经典，则是对经典的不敬，更是对受众无情的戕害。

    ⑤在我看来，如何把握好忠实原著与锐意创新的关系非常重要。该超越原著的地方应当“飞跃到位”，忠实并不等于“死忠”。忠实于原著的，不一定是原著的人物设定和情节设置，而是原著的人文精神。

    ⑥文学经典的地位是建立在时代和读者的基础之上，分析受众的审美心理与时代风尚，应该成为影视艺术创作之前的一门必修课。观众对改编作品有着不同的心理期待，尤其在对文学经典的改编上表现得更为强烈。

    ⑦对于文学经典而言，如何更好地传播而不仅仅因袭原著文本，是对影视工作者阅历、见识的检验，是一种深刻解读文学经典基础上的高层次攀登。改编名著经典，前提是弘扬经典所蕴含的人文意义，使经典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得到更为广泛、深入的普及。

    ⑧在数字影视媒介产业化的今天，数字影视的编创者是以社会责任为先还是以经济利益为上，是决定文学经典重塑质量如何的关键。有必要呼唤投入与产出成正比，更有必要呼唤责任、道义与社会担当。

（选自2013年11月12日《光明日报》，有删改。）

    唐诗现在又开始让人感觉真切和亲切了，这是经历了和传统文化分别的痛苦之后才有的内心感觉。经历了千年，唐诗还留下那么多，可以想象当时的创作盛况。那么多唐诗显然不可能都是为了功名而写作的。它是一种流行的东西，是社会场合的一种交流方式，更多时候就像现在的歌词。王之涣和高适、王昌龄几个去歌台舞榭，听歌女唱他们的诗。几轮下来，独独听不到王之涣的诗。王之涣指着歌女中最美的一个，对在座的人说，如果她唱的不是他的诗，从此自己就不写诗了。那个最美的歌女出场唱的果然是王之涣的《凉州词》“黄河远上”那一首。这说明我们所景仰的唐诗，在当时很可能多是传唱的歌词。当时写诗的人太多了，即使是李白，也可能就是在盛唐被歌唱了一些年。在晚唐大概唱不过小李杜和温庭筠吧？杜甫的诗，可能文本些，难以流行；杜甫的崇高地位，在他死去数十年后才建立，应该和唐诗本真的歌词性质有关。

    从这个意义上说，三十年来中国流行歌词的长盛不衰是值得欣喜的。人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着，悲欢冷暖，酸甜苦辣，都会感动在心，用心去歌唱。歌唱的内容就是人的现实和梦想，譬如生命、爱情、母亲、故乡、离别、重逢、游历和从军等等。这些在唐诗里也都写遍了。李谷一首唱的《乡恋》，对于故乡的依恋和怀念，和李白的《静夜思》是一样的精致平实。谷建芬作曲的《烛光里的妈妈》和孟郊的《游子吟》可以匹敌，《思念》和李商隐的无题诗，美感是相通的。还有北京奥运会主题歌《我和你》和王勃的“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相比，也是不见逊色的。

    把现在的歌词和唐诗比较，只是想说明两者是同样的东西。尽管不在同一时空，两者的文化身份是一样的。虽然两个时代的作品无法混淆，同样的留别的诗，徐志摩的《再别康桥》和罗大佑的《追梦人》就不一样。但徐志摩的文本的诗无愧于时代，罗大佑的歌词同样无愧于时代。至于说历代的歌唱同样珍贵，为什么唐诗让我们心存景仰，甚至是徐志摩的诗总觉得要比现在的歌词好多了？且以唐三彩为例。唐人见到的唐三彩一定和我们见到的不一样。我们见到的唐三彩要美得多，是时间和距离产生了美。当时的唐三彩和唐诗一样流行，时尚，时时面对的东西美不到哪里去。迎面的歌唱可能不被看重，千百年前的歌唱，会滋润和鼓舞同样歌唱着的心。

（摘编自陈鹏举《诗与歌词》）

    一位新锐设计师受梵高名画《星空》的启发，设计出一条“夜光自行车道”，路面上镶嵌着成千上万颗发着蓝绿色微光的小石头，如同银河洒落人间，令人叫绝。设计师认为，技术不应是坚硬麻木的存在，而应“以一种更具交互性和诗意的方式强化我们的感受能力”。

    的确，技术并不只具有实用价值，亦可以是审美价值的摇篮。中国的陶瓷闻名遐迩，丝绸远销世界，古代建筑令人陶醉，皆因实用价值与审美价值相得益彰。技术满足人的物质需要，艺术满足人的精神需要，技术与诗意融合，更能熏染出高品质的生活。当我们向科技的诗意一面投去更多关注，就不难发现，技术也可以充满温度和情怀，饱含灵性和魅力。

    国内外一些城市，涌现出一种叫做“垂直森林”的新式建筑，层层种下乔木、灌木和草本植物，让绿植充满建筑空间。传统观念里，城市的钢筋水泥风格同绿色自然格格不入，“垂直森林”的建筑设计却成功地让人与自然超越空间局限融合在一起，为“诗意的栖居”创造了无限可能。在南方医科大学人体标本陈列馆，我国现代临床解剖学奠基人钟世镇院士创新标本制作方法，让各类人体铸型标本如珊瑚、水晶般精美，令参观者心情放松，不仅摆脱了对“解剖”的莫名恐惧，更对探索人体奥秘充满了兴趣。

    科学同样要有美感，技术创新也能很诗意。如果把科技比作繁茂的大树，效率和性能是其树干，人文要素则近乎于树枝和树叶。没有树干，枝叶无所依存；剥掉树皮，去除叶子，树干不过是根木头。科技不能只有理性思维而缺少“诗性思维”，否则就难免枯燥无趣。以城市规划来说，许多城市的新城区道路宽度、公共广场都唯宽大是从，不仅不讲科学，实际上也诗意无存，既浪费也没有特色。

   “技术的诗意”，其实不是铺陈、夸张、搞怪，而是“得天之道，其事若自然”。如同庖丁解牛，始终按照其结构特征用刀，在顺应自然求至善中尽显智慧和技艺。其中凝聚着“真”——尊重规律、以道驭术；凝聚着“善”——简约利物、惠而不费；凝聚着“美”——巧夺天工、出神入化。多些“技术的诗意”，实质正是遵守技术伦理，把创意和人文有机融合，用“人的尺度”统摄技术，给人更多便利感受和美的体验。

    为什么有些技术成果缺乏良好用户体验？不是技术创新能力达不到，而是在贪多求快的浮躁心理驱使下主动放弃了对诗意的探求。这提醒我们，无论是规划设计还是科学研究都极具专业性，决策者有必要多咨询专业人士意见，防止“政绩冲动”和“商业驱使”误导决策。一切技术创新的目的都在于提升生活品质，理应多从人文领域寻求灵感启发和精神支柱，在实用和审美并重中释放智慧和技艺。

    美是愉悦源泉，美也是巨大竞争力。科技之美，立足于“人的尺度”，内蕴着“技术为体、文化为魂”的规律。让科技的真、善、美可观可触可感，我们才能最大程度地兑现“科技让生活更美好”的愿望。

（摘编自刘根生《技术也可以“诗意盎然”》）

    在中国，国家从来被视为一个伦理性的实体。在近代西方霍布斯和洛克所倡导的自然主义的契约国家，卢梭、康德、费希特所倡导的道德主义的契约国家中，国家都没有积极的功能。国家只是一个警察，唯一的职责是维持秩序；它不是一个导师，不负有引导人们向善之职，那是宗教所管的事。中国人讲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个人、家庭、社会、国家、天下，在伦理关系上环环相扣，连为一体。“民惟邦本”，国家作为伦理性的实体，除去负责保障民众的个人权利、督促民众履行个人义务之外，还负责教化民众尤其是从君主到各级官吏，“孝、悌、忠、信”，“仁、爱、诚，敬”，“礼、义、廉、耻”，作为国家伦理的基本观念，规定了一个人在现实中应该怎样行动，应该禁止哪些行为。正因为如此，国家不仅要保护从个人到家庭、再到社会的责任伦理，而且自身要率先履行自己的责任伦理，成为履行责任伦理的示范者。孔子说：“为政先礼。礼，其政之本与！”说明礼治在伦理型国家中具有不可或缺的地位。

    对国家而言，包括吉礼、嘉礼、宾礼、军礼、凶礼在内的各项礼仪，不仅是宣示价值观、增强人们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教化人民特别是掌控权力的各级官吏的有效方式，而且是维护国家主权与尊严、积极推进国际交往的重要手段。

    历史早已证明，只要家庭、社会、国家这些伦理性实体继续存在，礼所表达的这些责任伦理就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适应社会的发展变化，礼自身也一直在发展变化之中。礼根植于人们的生活实践，根植于人们的日常的习俗，因时间、空间条件不一样，它们会产生许多差异。今日之中国，现代、前现代、后现代并存，而基本取向则是每个人一方面自主性、独立性越来越强，另一方面又越来越为世界性联系中的巨量信息所左右；以父家长为中心的传统家庭已普遍瓦解，一夫一妻的小家庭成为主流，在市场化、契约关系冲击下，婚姻与家庭变数激增；人们的社会交往范围，在  实际领域和虚拟领域都空前扩大也更加不确定，各类新型的社会自组织影响已大大超过传统的社会自组织；国家治理与世界秩序都面临全新的挑战。所有这些伦理性实体历史性的变化都要求礼和礼治全面的革新。

    伦理与道德、伦理与法理、法理与道德之间的歧义乃至冲突，现今超过以往任何时代，这就要求礼与礼治必须进行再创造。

    革新及再创造，则应当从人们的生活实践中，从各地方、各族群的民间习俗中，吸取丰富的营养。要对现今既有的各种礼仪进行认真的调查、研究和总结，在已有的基础上加以提升，并使之更加系统化、完善化。让礼和礼治成为现代国家德治与法治的得力辅弼，是当代中国人不可推卸的责任。

（摘编自姜义华《论“礼治”的当代意义》）

材料一：

    《新型冠状病毒肺美诊疗方案(试行第七版)》日前公布，清肺排毒汤列入中医临床治疗期首选。该方剂适用于轻型、普通型、重型患者，在危重型患者救治中可结合患者情况合理使用。

    要在最短的时间内阻击疲情，美键是抓住核心病机，迅速扭转病情，阻截病气传变渠道，尽快将病邪排出体外。中医药专家综合分析本次疫情特点，统筹考虑汉代张仲景《伤寒杂病论》经典医籍里的处方，最终决定将麻杏石甘汤、射干麻黄汤、小柴胡汤、五苓散四个方剂21味药有机组合，化裁为新的方剂——清肺排毒汤。

    截至2月4日，该方剂给4个省36个城市37所医院的214名确诊患者使用，通过综合观察，治疗新冠肺炎总有效率在90%以上。尽管本次临床有效性观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科研项目，只为迅速教治确诊患者，但临床验证结果与先期处方设计预判完全一致。更为难得的是，一半以上的患者服用一剂药后症状就得到改善。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坚持中西医结合，中西药并用，我们一定能够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在抗疫大考中交出合格答卷。

(摘编自王君平《抗疫，中医药添加新力量》，《人民日报》2020年3月12日)

材料二：

    与西医文化相比，中医药文化欠缺了一些所谓的“现代科学性”的逻辑，但起源于中华农耕文明的传统中医药文化，也是在实践中发展起来的中国人独特的宇宙观、自然观、生命观、生活观、健康观和疾病观的体现。受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影响，中医药文化的核心价值可以用仁、和、精、诚四个字来概括。然而这些核心价值在对内和对外两个层面上的传播存在不足，导致当下中医药文化在传播与传承中不得不面临种种现实困境。

中医药文化的传播，没有取得很好的文化适应，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医学体系背后不同文化价值观的冲突，在西方强调分析、实验、定量的“科学主义”背景下，强调“气”“阴阳”“五行”等脏腑经络学说的中医药不是“辨证施治”的存在，而被认为是一种“伪科学”；二是市场经济方面，当下医学通行的是更符合资本运作规律的西医，传统中医及中医药受到打压；三是中医药文化传播的文化自信不强，即便是2015年屠呦呦院士凭借中医药的研究成就获得了诺贝尔奖，但直到今天，中医药文化依然未得到足够重视，甚至存在自我贬低的现象。

(摘编自丁云霏《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困境：文化适应与路径建构》，《新闻研究导刊》2019年8月)

材料三：

    中医药标准化建设包括建议、规范、指南和标准4个层面，由低向高贯穿一致，是一个最为开放的系统。中医药团体标准可以总结、验证、规范成为行业标准、进一步可以再上升到国家标准，最后争取成为国际标准化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国际标准。

    目前，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团体标准之间的协调性有待加强。例如，作为团体标准的中医临床诊疗指南中的证候诊断标准，与行业标准《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国家标准《中医临床诊疗术语》之间的协调统一性有待加强。

    我国中医药标准化工作起步较晚，由于行业内存在“重标准制定、轻标准推广”的思想意识及标准宣传不足等各种因素，中医药的一些标准未能被推广应用，当前中医药无法实现应有的价值。因此，如何促进中医药标准的推广应用是中医药标准化工作面临的一项非常紧迫的任务。

(摘编自宇文亚等《中医药标准体系的现状分析与思考》，《中华中医药杂志》2019年1月)

海燕(节选）

峻青

五月的一个傍晚，我由定海乘船去嵊泗列岛。船在这宁静的粉红海洋里，像一匹在草原上撒欢奔跑的小马。林小燕站在舱外甲板上，默默地望着大海出神。她是刚分配到文工团的新演员。我轻轻地走到她身边，听到她在吟诵高尔基的《海燕》^① ， 她整个身心都贯注其中。

“是为演出准备的吗?”

“不是，”她笑了，“因为我想起一个人，一个我永远不能忘记的人。”

她抬起头来迅速地望了我一眼，说道：“她和我一样，是一个部队文工团的演员。不，她不是演员，是英雄，是真正的英雄！”

“说吧，小燕，我很希望听听这个英雄的故事。”

她点了点头，眼睛望着前面那一列在月光下迷迷蒙蒙的山影，神情回到了过去。

风怒吼着，大海里翻滚着雪白的浪花。一只小小的火轮呜呜地叫着离开定海码头，向着大海里驶去。那是1950年秋天的一个黄昏。

小火轮上只有二十几个乘客，全是当地居民，另有三个军人，其中一个女的长得非常漂亮，身上穿着一套草绿色军装。一双乌黑的大眼睛像闪电似的。

那时候，我正病得厉害，在厕所旁边一条狭窄过道上躺下，像个蜷缩的小狗。迷迷糊糊中，一股凉森森的冷开水涌进我的喉咙。我的神志渐渐清醒，睁眼一看，喂我水喝的正是那个穿草绿色军装的女同志。见我睁开了眼睛，她长长地嘘出一口气。她照顾我在一条长凳上躺下，我的泪唰唰地流了出来。

我把身世详细地告诉了她。我父亲是个渔民，我五岁时他出海打鱼遇上风暴再没有回来。母亲叫我到定海学戏，戏班里老板打骂虐待，最后把生了病的我赶出来。她流了泪，把她的出身历史也告诉了我，她叫蓝海燕，也是渔民的女儿。父母参加抗战双双牺牲了。她在部队剧团大，成了一个话剧演员。

那天夜里，她对我说了很多话。最后我疲倦了，依偎在她身边呼呼睡了过去。

突然一阵枪声把我从梦中惊醒。我睁眼一看，啊！有两个商人打扮的“乘客”手里端着匣枪，把文工团的两个男同志打死了。还有两个拿枪的“乘客”把海燕大姐按在凳子上用绳子捆，海燕大姐在拼命挣扎。

我吃了一惊，忽地爬起身来。“不许动！”有人粗声地喊，“谁动，我打死谁！”

舱门口高凳上站着一个粗黑的汉子，手握一支匣枪。啊！那是我老板的哥哥、我的仇人单耳虎！我心想糟了，遇上海匪了。

乌云低低地在海面翻腾，白花花的浪头一排接一排地向着轮船冲来，船在这茫无边际的海上摇晃着。

单耳虎向一个穿海员服装的老头儿喊道：“船长，开船。大陈^②的方向。”

“什么？大陈？”老船长惊讶得瞪大了眼睛。全舱乘客也都叫喊起来。这不是一般的海匪，这是劫船逃跑！

老船长看看那黑洞洞的枪口，又看看那地上的尸体，脸上出现惊惧的神色。

船外风浪声突然增高了，风在呜呜地呼啸。

就在这万分紧张的关头，一个响亮的声音在我身旁响起：“船长，不要开船！”

我回头一看，啊，是蓝海燕！她高高地仰着头，挺着胸，眼睛里放射着闪电似的亮光：“坚决不开！记住，船长，你不能忘记一个海员的荣誉，不应该做祖国的叛徒！这儿是我们军队控制的区域。我们的巡逻艇随时都会来！”

海浪凶狠地拍打着船体，呼啸的海风吹开了窗子，涌了进来。天空乌云乱翻，电光闪闪。海燕的头发高高扬起，她简直就像一尊庄严的女神，立在那里，眼睛里闪着光。人们振奋起来了，立刻有四五个人从位子上站了起来。

枪声响了，接二连三有人倒下。舱里又沉寂了，乘客们缩回位上，绝望地望着海燕。她把乱发向后一甩，大声地说：“老乡们，我们坚持下去！他们逃不掉！”

“我不开！”老船长毅然点点头。他的脸上，惊惧的影子早已不见了。

沉默，紧张的沉默。风浪在大声地呼啸着，惊慌和紧张在匪徒们当中开始滋生。

突然，透过风浪的呼啸，远处海上传来一阵隆隆的响声。“巡逻艇！”站在舱门口的黑瘦子大声说，匪徒们更加惊慌。我的心里不禁一阵狂喜。

“小妹妹！”我回头一看，是海燕大姐。我立刻领会了她的意思，赶紧趁这时机溜到海燕大姐身后给她解开了绳子。

海燕抖掉身上的绳子，像一阵旋风似的冲向门口。乘客们轰地站了起来，随着她一齐奔过去。

“砰坪！”海燕大姐摇晃了一下，血从她的左肩涌了出来。后面的群众一拥而上，黑瘦子被踏成一团肉酱，匣枪落进了海燕大姐的手里。

暴风雨般的战斗爆发得很快，结束得也很迅速。四个匪徒受到了应有惩罚，却独不见了特务头子单耳虎。突然响起一声冷枪，海燕大姐身子一晃，跌到船板上。

船尾上有人喊：“快来呀，在水里！”大家一齐涌到船尾。朦胧的亮光中，水中一个黑色的影子。船上的人都气得不行，也急得厉害。

突然两声枪响，我回头一看，啊，是海燕大姐！只见她一手捂着满是鲜血的胸脯，一手擎着匣枪，威严地望着海里。海里的黑影不见了。船上响起一阵沉雷般的欢呼声。

斗争胜利了，我们又回到船舱。但是海燕大姐却再也没能睁开眼睛……

林小燕的故事讲到这里停住了。

月亮这时已经升得很高了。风轻轻地吹着，掠过银波闪闪的海面，带来周围小岛上的五月的花香。林小燕凝神望着这银色的海面，又低低地吟诵起那篇她心爱的《海燕》。

1959年10月20日(有删改）

[注]①《海燕》，又名《海燕之歌》，是高尔基创作的一篇散文诗。海燕在暴风雨来临之前，常在海面上飞翔。高尔基通过对海燕形象的描写，热情歌颂了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先驱坚强无畏的战斗精神。②大陈，大陈岛，隶属于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大陈镇，位于椒江区东南52公里的东海海上。1955年1月，解放军攻克一江山岛，大陈岛失去外围屏障，国民党当局被迫实施“大陈撤退”计划，毁坏岛内设施，向台湾撤离，随后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大陈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