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门

    江南古镇，普通的有一口古井的小杂院．院里住了八九户普通人家。一式古老的平屋，格局多年未变，尽管人们房内的现代化摆设是愈来愈多了。

    这八九户人家中，有两户是一人独居——单身汉郑若奎和老姑娘潘雪娥。

    郑若奎就住在潘雪娥隔壁。

    “你早。”他向她致意。

    “出去啊？”她回话，随即擦身而过。

    多少次了，只要有人幸运地看到他和她在院子里相遇，听到的总是这么几句。这种简单的缺乏温情的重复，真使邻居们泄气。

    潘雪娥大概过了四十吧。苗条得有点单薄，瓜子脸，肤色白暂，五官端庄。衣饰虽时髦又很素雅。她在西街那家花店工作，邻居们很不理解，这位端丽的女人为什么要独居，只知道她有权利得到爱情却确确实实没有结过婚。

    郑若奎在五年前步潘雪娥之后，迁居于此。他是一家电影院的美工，据说是一个缺乏天才的工作负责而又拘谨的画师。四十五六的人，倒像个老头儿了。头发黄焦焦、乱蓬蓬的，背有点驼。瘦削的脸庞，瘦削的身躯，只有那双眼睛大大的，闪烁着年轻的光，闪烁着他的渴望。

    回家的时候，他常常带回来一束鲜花，玫瑰、蔷薇、海棠、腊梅，应有尽有，四季不断。

    他总是把鲜花插在一只蓝得透明的高脚花瓶里。他没有串门的习惯，经常久久地呆在屋内。有时他也到井边，洗衣服，洗碗，洗那只透明的蓝色高脚花瓶。洗罢花瓶，他总是斟上明净的井水，噘着嘴，极小心地捧回屋子里。

    一道厚厚的墙把他和潘雪娥的卧室隔开了。

    一只陈旧的一人高的花竹书架贴紧墙壁置在床旁。这只书架的右上端，便是那只花瓶永久性的所在。

    除此之外，室内或是悬挂，或是旁靠着一些中国的、外国的，别人的和他自己的画作。

    从家具的布局和蒙受灰尘的程度可以看得出，这屋里缺少女人，缺少只有女人才能制造得出的那种温馨的气息。可是，那只花瓶总是被主人擦拭得一尘不染，瓶里的水总是清清冽冽，瓶上的花总是鲜艳的，盛开着的。

    同院的邻居们，曾经那么热切地盼望着，他捧回来的鲜花，能够有一天在他的隔壁——潘雪娥的房里出现。当然，这个奇迹就从来没有出现过。

    于是，人们自然对郑若奎产生深深的遗憾和绵绵的同情。

    秋季的一个微雨的清晨。

    郑若奎撑着伞依旧向她致意：“你早。”

    潘雪娥撑着伞依旧回答他：“出去啊？”

    傍晚，雨止了，她下班回来了。却不见他回家来。

    即刻有消息传来：郑若奎在单位的工作室作画时．心脏跳搏异常，猝然倒地，刚送进医院，就永远地睡去了。

    这普通的院子里就有了哭泣。

    那位潘雪娥没有哭，眼睛委实是红红的。

    花圈。一只又一只。

    那只大大的缀满各式鲜花的没有挽联的花圈，是她献给他的。

    这个普通的院子里，一下子少了一个普通的生活里没有爱情的单身汉，真是莫大的缺憾。

    没几天，潘雪娥搬走了，走得匆忙又唐突。

    人们在整理画师遗物的时候，不得不表示惊讶了。打开锁着的房门，他的屋子里尽管到处灰蒙蒙的，但那只花瓶却像不久前被人擦拭过似的，明晃晃，蓝晶晶，并且，那瓶里的那束白菊花，没有枯萎。

    当搬开那只老式花竹书架的时候，在场者的眼睛都瞪圆了。

    门！墙上分明有一扇紫红色的精巧的门，门拉手是黄铜的。

    人们的心悬了起来又沉了下去。原来如此！

    邻居们闹闹嚷嚷起来。几天前对这位单身汉的衷情奉敬意，顿时化为乌有，变成了一种不能言状的甚至不能言明的愤懑。

    不过，当有人伸手想去拉开这扇门的时候，“哇”地喊出声来——黄铜拉手是平面的，门和门框平滑如壁。

    一扇画在墙上的门！

救命恩人

江岸

    正是下班高峰。侯一凡挺起胸膛，绷紧双腿，笔直地站在工厂门口。他目送着下班的人群潮水一般陆续涌出工厂大门，后来，只有零星的工人一个个往外走的时候，他才稍微放松下来。

    虽说只是一名工厂的保安，但是，侯一凡毕竟刚从武警部队退役半年，他站岗的姿势还是完全保留了真正的军人风范。

    他晃晃微微发酸的脖子，扭动了一下腰肢，准备回值班室的时候，突然想起，怎么没看见吕晓红大姐走出来呢？

    侯一凡楞了一下，勾头往厂区方向看去。他拥有一双视力在2．0以上的眼睛，一眼看去，能看得很远。他发现，正在往外走的工人，包括厂区纵深处三三两两的人影，都不是吕晓红。吕晓红平时上下班都很准时，今天怎么了？侯一凡决定在门口再站一会儿，等等吕晓红。

    侯一凡在这个肉联厂虽然已经工作了半年时间，但是，认识的工人并不多，多数人只是在上下班的时候进出工厂，在他值班的时候，才在他面前晃一下。他一个从山区农村黄泥湾出来到城市打工的小保安，没有几个工人主动跟他搭讪，并告知他自己的名字。吕晓红这个名字也是他听别人喊的，可能听的次数稍微多了一些，他便牢牢记住了。

    大概等了十多分钟，厂里没有一个人往厂门口走了，当然，吕晓红依然没有出来。侯一凡感觉有些不对劲，到底哪里不对劲，他一下子也想不起来。他只好给保卫科长打电话。

    科长，你认识吕晓红吗？她是哪个车间的？

    我不太清楚，怎么啦？

    我没看见她下班出来，有些不放心。

    下班的时候，工人一窝蜂地出来，你一个个都看清楚了？你点名了？你怎么知道她没有出来？

    吕晓红和别人不一样，我知道的。

    你别管闲事了，你又不是人事部的，考勤不归你管。看好你的门吧。

    科长没好气地挂了电话。科长说到人事部，提醒了侯一凡。他查了一下人事部的电话，把电话打了过去。

    请帮忙查一下，吕晓红是哪个车间的？

    冷冻车间。

    还没有等侯一凡再说点什么，人事部那个人已经火急火燎地挂了电话。他把电话打到冷冻车间，可是，没有人接电话。他只好硬着头皮把电话打到厂办公室。

    冷冻车间的吕晓红，到现在没有出来。

    怎么了？

    我怀疑她会不会被关在冷库里了。

    不会吧？

    厂办公室的那个人漫不经心地挂了电话。该打的电话都打了，侯一凡没辙了。他在值班室坐了两分钟，椅子上好象放着一盆火，烧得他坐不住。终于，他站了起来，咬咬牙，拨通了厂长的电话。

    厂长您好。我是保卫科小侯，向您报告一件事。

    哦？说吧。

    冷冻车间的吕晓红到现在还没有出来，我怀疑她被关进了冷库里。请您赶紧派人到冷库去看看吧。

    有这样的事？我马上让冷冻车间主任去看看。

    放下了电话，侯一凡惴惴不安地站在值班室门口，眼睛盯着大街。大约二十分钟左右，冷冻车间赵主任骑着摩托车，箭一般射过来。到了厂门口，他猛地刹车，停了下来。赵主任指着侯一凡的鼻子，喝道，就是你打电话给厂长，说冷库里面有人？

    是我。侯一凡挺了挺身子。

    老子喝个酒都喝不安生。如果我去看了，冷库里没有人，出来我揭了你的皮……说着，赵主任一加油门，摩托车嘶吼着冲进了大门。

    后面的事情就不必细说了。

    医院救护车开进厂区的时候，几滴泪水猛地涌出了侯一凡的眼眶，挂在了他的睫毛上。

    吕晓红出院以后，买了一大兜水果，到厂门卫值班室感谢侯一凡。她紧紧握住侯一凡的手，说，大兄弟，如果不是你救了我，大姐就冻成死猪了。

    大姐，其实不是我救了你，是你自己救了你。

    为什么这样说？

    侯一凡说，每天你上班，总是问候一声：你好；每天你下班，总是说一声：再见。我那天没有听到你说再见，所以知道你没有出来。否则，全厂五六百个工人，我怎么可能单单记得你呢？

（选自《洛神》2016年第6期）

你认识汉斯吗

刘怀远

    如果你第一次跟张奶奶拉家常，见面说不了三句话，张奶奶就会问你：你认识汉斯吗？医生，德国人。

    张奶奶闺名芝秀，慈惠墩人，十多岁父母双亡，孤零零的她被汉口的姑妈领了去。姑妈家住在裕华纱厂旁，迫于生计，芝秀小小的年纪也进了纱厂做女工。织工从早到晚，两只眼睛总是瞪圆了盯住织机，稍微发现一点毛病，眼到手到，飞快地摆弄梭子，不让织机上出一点瑕疵。时间不长，芝秀的眼睛红肿起来，肿痛，视物模糊，其中一只眼睛里还流出白色的汁液来。姑妈先是请来游走的郎中，郎中卖给几包草药。不想敷用后，眼睛钻心地疼，还看不见东西了。姑妈又慌忙领着去看保善堂的先生。先生看了，也是摇摇头，说，可惜了这么漂亮的丫头，还是趁早做手术吧。芝秀问，做手术能好？

    好是好不了，是提早割除了坏眼，不影响以后装个假眼，闺女家家的，怎么说也是爱美。不过丑话说在前面，诊费先付，至于落个什么后果，与本堂概不相干。

    芝秀呜呜地哭，姑妈劝她，别哭了，再哭对眼睛更不好了。芝秀说，反正是要瞎了的，还能再坏到哪里。姑妈叹口气，这么年轻的孩子，怎么能没有眼睛呢。没有了眼睛，这一辈子可怎么过，我可怎么跟你死去的爸妈交代啊。

    芝秀说，没了眼睛，我也不活了。

    姑妈说，要不死马当活马医，我去请个洋大夫来看看。

    就请来了汉斯。德国人，在汉口开诊所。汉斯来了，仔细地查看了病情，也是摇摇头，说我也没有办法。芝秀又伤心起来。汉斯见她抽泣，又用手指在芝秀眼前晃了晃，芝秀眨了两下眼睛。汉斯又点点头，也许还是可以好的。

    姑妈说，能治就好。快用药吧。

    汉斯说，我给清洗干净了，还需要打一针盘尼西林。你们，打得起吗？

    芝秀不知道什么是盘尼西林，姑妈可是听说过的。那个时候的盘尼西林堪比黄金，一是稀少，二是金贵，不是一般人能用的。

    你有这个救命的药吗？姑妈问。

    汉斯点点头。

    姑妈就僵在那里。半天没有说话。

    芝秀问，多少钱啊？

    汉斯没有回答，而是问，你在哪里做工啊？

    芝秀说，纱厂里当女工。

    汉斯微微一笑，那要你不吃不喝，半年的薪水。

    芝秀惊讶地张大了嘴巴。

    姑妈对芝秀说，秀，别怪姑妈不给你打针，姑妈实在是……

    芝秀说，姑妈，我谁都不怪，只怪我自己命苦，自小没了爹，又没了妈，若不是姑妈收留，说不定我早死了，我怎么还能怪姑妈？眼睛瞎了是命，不怪姑妈，只是今后成了一个瞎子，又要拖累姑妈了。

    姑妈也忍不住地哭起来。汉斯在一旁看看芝秀，又看看姑妈，看看姑妈，又看看芝秀，算是明白了怎么回事。汉斯摸摸大鼻子，挠挠头，说，上帝呀，真是可怜的孩子。要不这样，我先给小姑娘治疗打针，等你们什么时候有钱了，什么时候再给，好不好？

    姑妈望望芝秀，芝秀望望姑妈，却看不清。两个人都没有说话，汉斯已经用注射器配药了。

    盘尼西林注射到芝秀的身体里，没过几天，芝秀的眼睛真的神奇地好了。

    芝秀找到汉斯的诊所，才看清了汉斯的模样。芝秀说，谢谢你救了我。

    汉斯仔细察看了芝秀的眼睛，高兴地拍拍她的头说，痊愈了，你的眼睛完全好了。

    芝秀声音小得几乎听不到，说，我现在还是没钱给你。

    汉斯摸了下大鼻子说，我说过了，你什么时候有钱了，什么时候来还。

    你放心，我有了钱一定来还你!

    好的，你去吧，不过你要记住，不论再做什么事，一定要爱护眼睛哟!汉斯双眉往上一耸，眼睛透出微笑。

    芝秀正想着是回裕华纱厂，还是干点别的。日本鬼子的炮弹飞来了。芝秀拉上姑妈跑回了慈惠墩。

    日本人被赶走后，芝秀和姑妈又回到汉口，汉口已找不到一个叫汉斯的德国医生，也找不到一家外国人开的诊所。

    “外国人漂洋过海地来开诊所，那么贵的药，一分钱都没给人家。”年老的张奶奶逢人便说，逢人便打听。

    “你认识汉斯吗？医生，德国人，不是他，多少年前我就瞎了。”随着来汉口的外国人越来越多，特意学会了几句英语的张奶奶有机会就拉住外国人，跟人家打听：“你认识汉斯吗？我欠着人家药费呢，从没来要过，好人呐。如果他本人不在世上了，我答谢他的子孙也算是了了一桩心事啊。”

    汉斯，仿佛从没来过汉口一样，没有一丝消息。

    张奶奶立了遗嘱，做出她这个年龄老人的惊人之举：身后捐献眼角膜。

（选自《天池》2016年第3期）

刁爷

许福元

    刁爷其实不姓刁，只是以其舌头“刁”而出名，他的舌头是如何“刁”的呢？

    李乡长家娶儿媳妇，请来了鼎鼎大名的王师傅，号称厨子王，领衔做莱。又请来刁爷，担任厨师水平的评委主任。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之后，厨子王心里直打小鼓，小声问知客：“刁爷有何反应？”知客向厨子王附耳说道：“每道菜，刁爷都尝了，不过还没吱声。”

    厨子王还是有点儿不放心，对知客说：“烦你问问刁爷，是不是可以上汤了？”

    知客来到刁爷面前说：“刁爷，能上汤了吗？”

    刁爷只吐出两个字：“上吧。”

    厨子王闻听大喜，忙让“油盘”上汤。

    知客手中高举着东家赏的红包，边走边喊：“东家赏厨子汤钱，一千块！”

    厨子王手拿红包，来到刁爷的酒桌前致谢：“谢谢，谢谢。”又言辞恳切地对刁爷一桌人说：“刁爷，您务必再点几个菜，我再给您上四个飞碟。”

    刁爷见厨子王诚心实意，便点了平平常常的四个菜：拍黄瓜、炒绿豆芽、香椿摊黄菜、熟扒五花离骨肉。

    一盘拍黄瓜端上来，积青叠翠。厨子王忙请刁爷：“您老尝尝。”

    刁爷只拿眼睛一瞄，说：“拍黄瓜讲究放葱、姜、蒜，你放对了吗？”

    “放了放了，都放了，您看——”厨子王忙指着那盘拍黄瓜。刁爷这时沉下脸：“我说的是葱、姜、蒜的形和量，葱要葱花，姜要姜丝，蒜要蒜泥。至于量呢，葱是四成，姜是一成，蒜是五成。你看看你这盘，成何比例？”

    厨子王的脸一下子像红布一样，赶紧指着那盘炒绿豆芽：“您老尝尝这盘。”

    刁爷这时一笑，一摆手，说：“我不用尝。这个炒绿豆芽，是先放的醋，对不？先放的醋，就先闻到‘醋味，如果后放的醋，只有吃到嘴里才有醋味。再说，炒锅你用的是薄铁锅，应该用厚铁锅。用厚铁锅炒，小灶子火上再泼一勺子油，叫爆炒，这样炒出的绿豆芽没有生豆浆味，还站得住条。”说毕，刁爷又找补一句：“你看，这盘绿豆芽倒针了吧，一吃，准熟腾味儿，不会是脆生生的。”

    刁爷的一番话，把大伙儿都说愣了。厨子王也服了，忙说：“您再尝尝这盘香椿摊鸡蛋：”“你呀你呀！”刁爷马上给厨子王纠正，“这是外行话，那叫摊黄菜！”刁爷手一指，“你用的不是香椿，是菜椿，这要是香椿，打鼻儿香，一丈以外就能闻出来。”

    最后，刁爷点评那盘熟扒五花离骨肉：“这盘五花肉，是用刀从骨头上剔下来的。这道菜的规矩是用木槌。一点儿一点儿砸下来。”

    这回，厨子王真是彻底地心服口服，心里那点儿傲气，一下子荡然无存，才知道自己学的那点儿手艺，不过九牛一毛。试想，刁爷还没用到舌头，已经是入木三分，要是他把那二十四道菜一一点评，自己脸面更要丢尽。人啊，真别小看了他人，世上有高人呀有高人！想到此，厨子王忙从兜里掏出那一千元红包，交到知客手上：“这场酒席，我们确实没有做好，受之有愧，受之有愧。”

    刁爷却从知客手中拿过红包，转手按在厨子王手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你们辛辛苦苦，烟熏火燎，这是东家一点儿心意。你们的大路菜，做得不错。我只是挑你们飞碟的毛病，也不一定都对。”

    厨子王知道刁爷在替他们打圆场，便动情地说：“您看，原来我等只是久闻您的大名，今天算有幸当面领教了。我们虽非亲友。但您是老前辈，请受晚生一拜。”刁爷忙托住了厨子王的手臂：“千万别这样，别这样，咱人不亲，刀把还亲呢！你我都是厨子，同行不能成冤家，要互相抬着走。”

（有删改）

九  指

于博

    那天傍晚，太爷阴沉着脸，眼珠子通红，手里攥着一把菜刀，左手放在莱板上。那模样确实吓人，让人有点儿喘不上气来。

    屋外，大黄狗每天都摇着尾巴乱窜，这会儿不知是什么原因，也在窝里趴得老老实实。连那几只芦花鸡也不咕咕地觅食了，缩着脖子堆缩在垡子墙根儿下。

    太奶跪在地上，拼命抱住了太爷的大腿，一个劲儿地求饶。太爷大骂一声，抬腿把太奶甩出一米开外，接着手起刀落，只听咔嚓一声，他的左手小拇指齐刷刷地断掉了。小拇指在莱板上蹦了一下，像个小胡萝卜。

    跪在太爷面前的大爷、二爷还有我的爷爷吓得浑身打战。太奶哆哆嗦嗦从地上爬起来，对着二爷的后背使劲儿捶了一下，哭着说道：“二小子，你造孽呀！”二爷此时都已经吓傻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张嘴大号。

    太爷狠心自断手指，说来有点儿心酸，也有点儿让人不容易理解。能有多大的事呀，十指连心啊！直到后来，我长大了，参加工作了，走上仕途，我才猛然开悟，也因此从心底里敬佩起太爷来。

    太爷原在山东省登州府海阳县。民国初年，由于生计问题，太爷拖家带口闯了关东。经过一路风雨，艰苦跋涉，终于在松嫩平原腹地的一个叫二佐的村子安了家。

    太爷会木匠活儿，而且手艺相当不错。

    第二年，二佐的大地主孟宪章的儿子大婚，太爷起早贪黑和几个木匠为他们家赶制家具。

    那个时候，二佐立村也没几年，也就百十来户人家，加上民风淳朴，彼此之间来往也都很密切。孟宪章虽然是个地主，但心地很善良，人也随和。他们家的老二庆才与我大爷年龄相仿，都在十三四岁左右，于是两个人就在一起玩耍，有时二爷也跟着一起疯。太爷给孟家打家具，大爷和二爷去得就更勤了。

    这天下午，大爷和二爷在孟家玩藏猫猫，屋里屋外乱窜。玩得正在兴头上，孟宪章突然站在院子里，说他的玉扳指不见了。在下房打家具的太爷和其他几个木匠闻声赶来。

    孟宪章说：“玉扳指明明在八仙桌上放着了呢，怎么会没了呢？”就问他儿子拿没拿。

    “没拿。”庆才回答得非常肯定。

    “你呢？”太爷厉声质问大爷。

    “没拿。不信你翻！”大爷态度坚决。

    “老二呢，你们不是在一起玩了吗？”太爷满脸狐疑地问道。

    这一问，庆才左右看了看，挠了挠脑袋：“真是呀，刚才还在呢，藏哪儿了？”

    大伙儿连喊带找，结果没有看到二爷。

    太爷的脸上有些挂不住了，抓起大爷的胳膊回了家。

    玉扳指被太爷在二爷狗皮帽子的帽遮里翻到了。

    太奶战战兢兢地说：“俺给孟家送回去吧，再抓只小鸡赔个不是。”太爷的脸抽搐一下：“这就拉倒了？家里出了这么个白眼窝儿，叫俺咋样做人？”于是，太爷狠狠地杖打了二爷一顿，接着用手颤抖地指着二爷说：“你偷老孟家一个玉扳指，今儿个俺就赔人家一个手指头。”

    断指后，太爷攥着滴答血的左手，大声说道：“穷死不能下道。这下道就是不许偷。偷个鸡蛋吃不饱，一个臭名背到老。都给我听好了，这是家规。打今儿个起，谁要是犯了，就不是我的子孙，死了也别进祖宗的坟茔地。”

    太爷和木头打了大半辈子交道，临死竟没攒下一副棺材板。大奶说：“东山里木头多得是，实在不行就偷着放一棵，咋的也不能让老爷子在那边没有房子呀！”已经成了一家之主，继承了太爷手艺的大爷，脸立刻铁青起来。他眼珠子一瞪：“咋的？你想让俺也成九指？你忘了家规，要败坏家风不成？”最后，大爷用一斗高粱米从孟庆才家换了一棵落叶松。

    树被放倒，连根也挖了出来。说来也怪，整净泥土，那松树的根须正好九条。大爷端详着这有九条树根的松树墩子，突然跪倒在地……

    大爷用了一天的时间，把树墩子修理得铮亮，成了一件坐具。但这九条根须的树墩子从来没有人坐过，像个宝物似的摆在家里。

    等他们哥儿四个分家时，我父亲特意要了这个树墩子。

    1985年，我大学毕业，分到市委办公室。结婚那年，父亲说：“我实在没啥陪送的，就把这个树墩子给你吧。不要小瞧它，它可是个宝贝呀！”

    树墩子被我摆到了办公室。我每天走进办公室，第一眼看见的就是它。它安静地卧在办公室的一角，那九条根须就仿佛是我太爷的九根手指头。直到现在，我早已在处级岗位上任职七八年了，但我从来没有动过一丝邪念，因为我怕我也会变成九指！

（选自《百花园》2019年第1期，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