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与科学

      儒学与科学（主要指自然科学）的关系，是中国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近代以来，一些学者认为，儒学排斥科学、阻碍科学，与科学和现代化势同水火。对这种观点，有必要予以辨析。

      对于儒学与科学的关系，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认识：在儒学作为中国哲学要素的意义上，二者是哲学与科学的关系；在儒学作为中华传统文化要素的意义上，二者是传统文化与现代科学的关系；在儒学作为人文科学要素的意义上，二者是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如果再进一步提炼和概括，则可以说，儒学与科学之间是善与真的关系。儒学和科学的旨趣，当然都涵盖真、善、美三个领域。但从本质上说，儒学是一种追求以仁为核心的善的哲学；而在科学的价值取向中，求真是基础性的。从这个角度说，儒学与科学不是互斥的，而是相容、互促的。

       儒学所求之善以科学之真为前提之一。在求善的问题上，尽管儒学一向重视言传身教的作用，但也强调从求真的角度对什么是善、为什么要求善以及求善的方式方法有准确深入的认知。儒学的核心价值取向是尊德性，但同时认为必须道问学。在一定意义上说，道问学是尊德性的前提。所以，儒家历来强调以德摄知。孔子明确主张“未知，焉得仁”“知者利仁”，把知作为得仁的手段，视利仁为知的目的。孔子所确立的以德摄知传统，为历代儒家所继承和发扬。孟子认为：“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是也”。董仲舒认为：“仁而不知，则爱而不别也；知而不仁，则知而不为也。”二者都强调知为仁和义服务。朱熹认为：“学者功夫唯在居敬穷理二事，此二事互相发，能穷理则居敬功夫日益进，能居敬则穷理功夫日益密”，强调穷理之知与居敬之德相辅相成，以及知服务于德。王夫之强调见闻之知，认为“人于所未见闻者不能生其心”。戴震则提出了“德性资于学问”的命题，明确把学问置于德性的基础地位。

       儒学把明道德之善作为知的基本方向，但并没有否定和忽视对自然万物的认知，而是把对自然万物之知主要限定在德性之知的范围内，视知为实现善的手段。所以，儒学并非与求真绝缘，也绝不反科学。只不过在儒学看来，求真主要是“穷天理、明人伦”，自然之真必须从属和服务于伦理与性命之理以及政治之真。正因为如此，儒学对于科学具有内在的需求。譬如，敬授民时，需要天文历法；“安民富而教之”，需要农学；“疗君亲之疾，救贫贱之厄”，需要医学；治国安邦，需要地理学；等等。

       儒学所求之善可以为科学之求真提供导向和规范。求真有端正目的、提高效率的问题，二者均需要善的导向和规范。我国古代科学家的研究目的，大都深深打上了儒学的烙印。其最常见的目的有：追求儒学所提倡的富国安民，实践儒学的忠、孝道德，扫除儒家经典所包含科技知识的阅读障碍，准确理解儒家经典的本义，等等。儒学对现代科学家端正研究目的，也有一定助益。爱因斯坦认为，现代科学家应树立崇尚真理的价值观。其基本价值取向不是官本位，也不是金钱本位、名誉本位，而是事实本位、真理本位。树立崇尚真理的价值观，离不开人文素养的支撑。尽管历史上儒学在培育我国科学家崇尚真理的价值观方面存在局限性，但可用的思想资源还是不少的，如儒家提倡的天下为公的理想、敬事而信的作风以及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诚实态度等。

       科学的求真要提高效率，也离不开善的规范。为了提高研究效率，科学家必须恰当处理个人与他人、个人与集体、科学界与社会以及事业与名利等方面的关系。处理好这些关系，适当吸收儒家伦理必将大有裨益。儒学所倡导的许多道德规范，可以为科学研究提供有效的伦理基础。例如，“诚”能够引导科学家实事求是，不作伪；“信”能够引导科学家坚守诺言，保持信誉；“恕”能够引导科学家推己及人，团结同事；等等。

（选自《人民日报》2014年7月18日）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清明节

    “清明节”拥有自然科学和民俗学的双重身份：既是天文学上的重要时间节点——节气，又是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传统节日。

    古人根据对日影的观测，在一年中定出24个节点，每一节点指代的那天被称作一个节气。一年中，以立春为起始，清明是第五个时间节点。每一个时间节点与地球在绕日轨道上的特定位置相对应。

    因赤道与地球公转轨道面间存在夹角，地球在绕日轨道上的位置不同，便有了四季更迭。一年中日影最长的那天，被古人称为冬至，此时太阳直射南回归线；日影最短之日则被称为夏至，此时太阳直射北回归线。而春分、秋分正好将“二至”平分。人们把一年从4个时间节点再等分为24个时间节点的过程，大致经历了千余年。现如今，在这24个节点中，既是节气又是节日的，只有清明和冬至。

    “清明”从节气演变为兼有“节日”内涵的文化符号，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对寒食、上巳二节吸纳融合的结果。

    寒食节在清明前一天。据载，晋文公流亡多年复国后，论功行赏竟遗忘功臣介子推，待他想起时，介子推早已携母隐居绵山。于是文公焚山逼介子推露面，未料介子推“不受富贵、志在清明”，宁肯抱树而死。文公为表达对介子推的哀思，下令禁火寒食，自此相沿成俗，有了寒食一节。

杜甫诗句“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中的“三月三”，是上巳节。汉代以前上巳节在农历三月的第一个巳日，后来固定在夏历三月初三，是修禊的日子，即春浴日。“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写的就是上巳节春浴的情形。王维《寒食城东即事》诗有“少年分日作遨游，不用清明兼上巳”之句，说明当时上巳节已经与寒食、清明合在一起了。

二十四节气示意图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思想的重要内容。那么，它的特色究竟“特”在哪里？我们究竟应该如何认识其思想文化本源？

    客观地说，世界上主要文明地区的政治文化中都有命运与共、共同体、世界主义的政治思想，例如西方基督教世界秩序及西方永久和平论、印度思想中的“不害”、伊斯兰世界“天下一家”、中国古代的“天下大同”等观念。总的来说，早期这些共同体观念解决的只是内部秩序问题，还没有很好地解决不同文明之间如何共生共处的问题。其中，历史上不少共同体思想还受到二元对立世界观的局限，它们所强调构建的共同体是以一个假想或现实的敌人为目标的，这种思想很容易导致世界陷入对抗之中。事实上，直到今天，这种思想还在影响着个别大国的外交政策，值得我们去辨别和防范。

    我们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其思想文化本源来自传统和现代两部分。所谓传统，中国古代有丰富的中外秩序资源，在当时地理所及的范围内，形成了一套处理中外关系的思想和实践做法，这套思想和做法在今天需要创造性转化。所谓现代，“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还需要从马克思主义中寻找本源。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共同体和人类解放的思想中，包含着国际主义以及很多“人类命运与共”的资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关于世界不平等、剥削以及世界政治经济秩序根源、改造的论述等，都是我们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思想本源。同时，这些思想也是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从学理上区别于既往及现在流行的一些共同体理论如各种带有宗教色彩的联盟、大西洋共同体、“民主”价值观联盟等的重要依据。

    以往绝大多数国际秩序思想和实践，要么服务于强者，要么用来结成一个国家联盟以反对另一个国家联盟，要么是一种宗教秩序的外在表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思想中蕴含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它们的区别在于，其并不是从排他性国家联盟的角度来狭隘地理解共同体，而是从世界范围不平等经济秩序的变革、大多数人实现自身解放从而结成联盟的高度来理解共同体。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今天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不否定其他文明中关于人类合作的合理的思想资源。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开放的概念，不同的思想文化都可以从中找到适合自己理解的位置。这个概念将随着全球人、财、物、智互联互通的发展，拥有越来越大的世界基础，具有较广泛的心理认同和感召力量。

    我们说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不意味着当今世界就是一片祥和了。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一定是在不断解决矛盾的过程中逐步实现的。当前，国际关系中的矛盾、阻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因素仍然广泛存在。维护和平的综合力量与进行战争的力量之间的对比，大多数国家及其人民要求发展的愿望与国际经济秩序不平等现实之间的矛盾，等等，这些对抗的矛盾因素都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进程中需要解决的问题和难题。

    “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反映了一个开放进取的中国，将自身命运和前途同世界命运和前途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种自我定位。中国倡导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是在呼吁世界团结起来，共同克服当前面临的困难。

（选自“中国社会科学网”，有删节）

    中国书法是历史悠久的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书法艺术探索的影响下，一些书法作品片面追求书法的“线条质量”，甚至无底线地戏谑汉字，造成文本不可识读，丧失了对汉字、书法的基本尊重。一些学书者曲解“笔墨当随时代”之内涵，抛开传统，求新求异，频频写出“怪书”“丑书”，让业内人士摇头，让书法爱好者一头雾水。其实，“笔墨当随时代”的本意是希望艺术家能创作出富有时代气息的作品，而非背离传统创造所谓的“新”笔墨、“新”面目。

    汉字天覆地载、严谨优美的造型结构，深藏着先民的美学智慧。不夸张地讲，了解中国书法中有关汉字的结构原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了解中国美学。不论是商周时期的金文，汉代的隶书，还是唐代的楷书，其结字原则都是拱向一个中心，书写时严格遵循先上后下、先左后右的笔画顺序，呈现出紧凑有序、大方得体、匀称美观的汉字形象。汉字结构的平中寓奇、险中求胜，汉字笔画的劲健内敛、刚柔相济，以及书法布局的计白当黑、虚实相生，都极大强化了汉字书写的内在张力，影响着书法的审美取向。因此，缺乏对汉字与文本的研究，就相当于丢掉书法之根，符号化的汉字线条终究无法获得长久的生命力。

    当下一些书法家见作品不见风格，真正能写出自己风格的大家并不多。造成该现象的原因之一，就是当代学书者对古人书风的研习不足，从而导致创新不足。古人书风有千百种，学习时应抽丝剥茧，找到其中不变的精神为我所用。张芝、郑道昭等人书风强劲阳刚，有正大气象；欧阳询、黄庭坚等人书风儒雅纯正，耐人寻味；张旭、王铎等人书风气势恢宏，豪迈不羁。近现代，沙孟海书风沉雄朴茂，苍厚古拙，有金石之气；赵朴初书风儒雅隽秀，蕴藉内敛，有书卷之气……

    他们的书法风格各异，个性突出。风格即人。这些书法风格均在守正的基础上实现出新，在汲取书法优秀传统精华的基础上各有优长，值得学书者深入研究。

    书法风格是书法的艺术语言，建立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审美标准之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审美标准无外乎真、善、美，这也是所有学书者创作时都应坚守的审美标准。

    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审美标准，还需进一步加深对书法审美情感的认识。书法审美情感，一般分为两种。一种是感性审美情感，另一种是理性审美情感。两种情感之间呈递进和互相深化的关系，没有感性审美情感阶段就没有理性审美情感阶段，没有理性审美情感阶段就无法创作出有高度的作品。存在于认识过程中的递进情感，一般总是由初始对书法的兴趣进而步入到对书法的理性把握，这是一个对书法贯穿始终的，甚至是周而复始的认识过程。因此，再难的字体、字帖，最终临习到手总归不是太难，但要形成自己的书法风格，则非尽毕生精力与功夫不可。

    当然，在书法创作实践中，情感的表现是多样的，也是复杂的，反映在作品中最高级的东西，

    即真实纯净的情感，常常是理性审美情感与感性审美情感的交辉。所以，当书法进入到创作实践中时，所谓“灵感”往往是一种触发；所谓“激情”，则是一种唤起。了解这一规律，才能更好地提升书法审美认知，在创作实践中守正出新。

（摘编自刘锁祥《在创作实践中守正出新》）

    一篇文章的优劣，取决于能否映射现实、有无社会观照。倘若文风浮夸自大，标题一晾一乍，事实似是而非，这不仅唐突了读者，也丧失了传播价值，污染了舆论生态。

    最近在网上，“美国害怕了”“日本吓傻了”“欧洲后悔了”之类的文章，总能赚取不少莫名点击。然而，纵观这些所谓“爆款”文章，其实却了无新意，一味夸大，文风堪忧。比如，有的任意拔高、以偏概全，高喊《在这些领域，中国创下多个“世界第一”！无人表示不服》；有的自我安慰、贻人口实，鼓吹《别怕，我国科技实力超越美国，居世界第一》；有的内容一厢情愿、断章取义，将国外的只言片语，放大成“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占据中心位置…中国现在是全球第一经济体”等声音。

    这些“雄文”的共性，一无事实骨架，二无内容血肉，三无思想含量，徒有浮躁外壳，经不起一点风吹日晒。要知道，文章不会因为浮夸而增色，国家也不会因为自大而变强。挑动极端情绪、肆意传播偏见，容易造成公众走进夜郎自大、自吹自擂的狂妄误区，导致社会陷入信息碎片化、思维程序化的认知闭环。

    新闻学有一种观点认为，“最好的编辑一定是个营销专家”。而某些媒体，其浮夸自大的文风，无异于“吸晴涨粉”的气球，一触即破。这类文章的始作俑者，把标题当作一枚带着诱饵的鱼钩，诸如“全球首款”“世界第一”的标题党，给标题大加“刺激”的猛料，以博人眼球，吊人胃口。然而，新闻不是爽文。如果只讲营销不讲营养，只要眼球不讲责任，即使一时流量爆棚，也是在误导大众。

    有网友感慨，进入了自媒体时代，新闻越来越多，离真相却越来越远。的确，浮夸自大的文风套路，看似抄了“10万+”的近路，实则误入新闻生产的歧路。据统计，去年新媒体运营行业人数超过300万，各类机构对内容创业者的投资金额超过50亿元，可谓既有前途，又有“钱途”。然而，面对如此大好的形势，自媒体要想创作自如，就更需恪守自律。倘若毫无底线蹭热点，肆无恩障造噱头，结果只能是漫出道德水位，偏离法治轨道，消解媒体公信力。

    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有人疑惑，是文章不会写了吗？并不是。还记得，南海仲裁闹剧群情激愤，“中国一点都不能少”的新闻作品却产生共鸣。针锋相对却有礼有节，气贯长虹而又言之有物，这样的文风文气，怎能不引发舆论场同声同气？全媒体时代，真实客观理性的新闻准绳没有变，新鲜有趣优质的价值取向没有变，平实求实务实的文风导向也没有变。只有创作者自律自觉，将文风与世风勾连，给流量和情绪松绑，方能写出真正从容自信的作品。

    好的舆论可以成为发展的“推进器”、民意的“晴雨表”、社会的“黏合剂”、道德的“风向标”，不好的舆论可以成为民众的“迷魂汤”、社会的“分离器”、杀人的“软刀子”、动乱的“催化剂”。新闻讲事实，讲真相，讲正道，来不得半点虚假和浮夸，那些热衷于耍噱头、故弄玄虚、哗众取宠的路数可以休矣。

    石羚在《表达当守正，修辞立其诚》中写道：曾经，读者反感“裹脚布”式的八股文章和“板着脸说话”的态度。现在，一些网络媒体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有的热衷故弄玄虚，语不惊人死不休；有的沉迷卖萌八卦，失于轻佻……种种不良文风，需要引起警惕。归根结底，“修辞立其诚”，内容真实、情感真切、态度真诚，才是不可移易的竞争力。

（节选自林峰《文章不会写了吗？》，有删改）

    在论及世间万物存在的理由时，总离开不对它的价值分析，非物质文化当然也不例外。由于人是非物质文化创造及发展中能动的主体，因而非物质文化的价值取向又总是由人的动机及目的所决定的。不同的民族具有不同的思维特点，不同的思维特点则形成不同的行为理念。因此在非物质文化的创造与发展中，就特别地体现了人的物质目的与精神需求相共生的行为理念和原则。这使非物质文化的价值体现，在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具有同样的重要性。实用与审美，正是非物质文化在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价值体现的重要内容。

    非物质文化的民族性和民间性就表明了它不属于现代文化，而属于传统文化。大众文化是现代文化的突出代表。大众文化是工业社会和市场经济的产物，是在特定时间内在大众媒体和广大人群中普遍流行的文化。但大众文化缺乏深层性、持久性和稳定性，人们接受一种大众文化更是出于从众和外在的冲击力，而不是内在的、深层次的文化需求。非物质文化的民族性和民间性决定了它不会像大众文化一样在大范围内很快流行起来，它缺乏大众文化流传的普遍性、快速性、时尚性和强大性。但非物质文化深深根植于民间和人民的心灵深处，并具有悠久的历史和厚重的传统，是特定民族在同自然、社会和人的长期交往中所凝结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情感特征及理想信念。

    非物质文化和物质文化不是从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层面上说的，而是从文化的表现形式和传承方式是否依赖于物质形态而言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是指文化存在的本质形态。以物质形态存在的文化就是物质文化，如文物、古建筑等；以精神形态存在的文化则是精神文化，如思想、知识等。而非物质文化不是物质形态文化否定式，而是指无须以物质形式为表现和传承的文化。精神文化虽然不是物质形态文化，但也不等于非物质文化，大部分精神文化是通过物质媒体进行表现和传承的，只有部分精神文化才是非物质文化。

    任何一种文化总要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表现出来，否则就不可能存在；任何一种文化总要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进行传承，否则就会消失。物质文化是外化并凝结在物质材料上的，并通过物质材料来表现、传播和传承，因而，物质文化是静态文化、固化文化。而非物质文化无须外化和凝结在物质材料上，也无须通过物质材料来表现和传承，而是通过口头讲述及身行为等来直接表现和传承的。非物质文化的表现和传承的动态性或活态性虽然不具有物质文化的表现和传播那样大的规模与范围，但却具有物质文化表现和传播所不具有的优点。

    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单靠音像资料的保存是远远不够的，一定要使它在人们的生活中活起来。实际上，正是文化和知识的传承使人类的文明如此绚丽，非物质文化就是其中的一朵盛开的奇葩。要真正有效地保护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但在于使那些濒临消失的非物质文化保存和传承下来，而且更在于对非物质文化进行交流，扩大其影响。非物质文化一旦被世界其他民族所接受和认同，非物质文化的民族性意义和作用也会相应地发生变化，这就是非物质文化在其民族性的基础上又增添了世界性的含义，对世界其他民族都发生着深刻的影响。这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最重要的也是最终的目的。

（选自散文百家，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