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材料二：

    启动、滑行，机头昂起，直冲云霄……2017年12月24日上午，“鲲龙”AG600首飞成功。

    AG600是我国为满足森林灭火和水上救援的迫切需要，首次研制的大型特种用途民用飞机，是国家应急救援体系建设急需的重大航空装备，也是目前世界最大的在研水陆两栖飞机，首飞成功是我国通用航空产业乃至整个航空工业的重大历史突破。“鲲龙”与我国运-20大型运输机、C919大型喷气式客机一起，被称为中国大飞机“三剑客”。该机采用悬臂式上单翼、前三点可收放式起落架、单船身水陆两栖飞机布局形式，选装4台国产涡桨六发动机，最大起飞重量53.5吨，具有载重量大、航程远、续航时间长的特点。

    “鲲龙”AG600的最大特点是同时具备在陆地机场和水面起降的能力，巡天为飞机，着水为航船，是森林灭火和海上救援利器。森林灭火时，它可多次往返高效率投水灭火，20秒内可一次汲水12吨，单次投水救火面积可达4 000余平方米，接近一个足球场的面积。海上救援时，“鲲龙”可快速响应、到达，在复杂气象条件下实施救援，起降抗浪能力不低于2米，可一次救助50名海上遇险人员。

    AG600飞机还可加改装必要设备，满足海洋环境监测与保护等任务需要，以及为“一带一路”提供海上航行安全保障和紧急支援等。目前主要有俄罗斯、日本、加拿大等少数国家能够研制和装备大型水陆两栖飞机。

    从2009年6月国家批复立项，到2012年攻克关键技术、完成初步设计，再到2016年7月总装下线，如今首飞成功，“鲲龙”经过8年多艰辛研制。国内共有20个省份、150多家企事业单位、10余所高校的数以万计的科研人员协作，攻克了气水动融合布局设计与试验技术等世界难题。全机5万多个结构及系统零部件中98%由国内供应商提供，全机机载成品95%以上为国产产品。

（摘编自《人民日报》2017年12月25日）

材料三：

    “鲲龙”AG600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加速转变的过程中，网友最为关心的是关键技术突破。整个设计研制过程，攻克了包括气水动融合布局设计与试验技术在内的十几项核心技术难题，实现了陆基飞机的起降模式和船体滑行的模式完美融合，在不增加飞机结构重量的情况下，同时提升了其设计功能的完整性和适用性。可以预期，随着AG600性能逐步稳定和大量投产，将会大大促进大飞机产业链完善，也会同步带动航空发动机、航电系统、高端材料等航空“关键技术”的突破。

    可能很多人不知道，森林灭火、水上救援、海洋环境监测、资源探测、岛礁补给、海上缉私与安全保障、海上执法与维权等多重任务，决定了AG600要适应沿海、内陆多种环境，具备抵御防水密封、防盐雾腐蚀的能力。目前，AG600采用了国内最高、收放系统最复杂的单支柱起落架，完全能够满足执行以上任务的需求。

    从基本性能指标来看，森林防火、海上救援将是这款大飞机的最大优势。按照数据计算，在海上救援方面，这款大飞机让我国首次具备了第一岛链任何地点五小时到达的远洋快速救援能力，极大强化了国家应急保障体系和远洋搜救体系，救援速度将是救捞船舶的10倍以上，可一次救助50名海上遇险人员。“鲲龙”部署在建成的海南基地，我国将具备4小时内往返南海的能力，对于维护海洋权益也具有重大意义。

    作为一款总体技术水平和性能达到国际同类飞机先进水平的大飞机而言，人们更为期待它的反潜能力。不少媒体预测“鲲龙”将会改装为较强反潜能力的大型反潜机，或者改进为集反舰—巡逻—反潜为一身的全能型远程作战飞机，从而挑战美国P-8的反潜巡逻机霸主地位。

    仅从技术角度来看，AG600改装反潜机没有太大难度，关键还要看这种改装有没有实际意义。以美国P-8远程高速反潜巡逻机为代表的现代反潜机，已经成为一种基本发展趋势，但水上反潜机较为笨重的特点，已经让其没有任何优势可言。改造成反潜机的想法虽然很美好，但现实可行性并不大。

（摘编自《新京报》2017年12月25日）

材料一：

    本报北京3月27日电  近年来，国际重大传染病防控行动中频频显现中国力量。中国流感防控科技创新能力国际领先。中国建立了72小时内筛查鉴定152种已知病毒和147种已知病原细菌等多种综合检测方法与体系，拥有了一批国际前沿水平的防控技术。中国科学家在国际上首次发现新型重配H7N9禽流感病毒的危害，并迅速成功研发出病毒快速检测试剂，下发到全国各级疾控中心和临床机构。2017年，中国首个H7N9病毒疫苗种子株成功研制，为世界卫生组织推荐流感疫苗株提供了科学依据，结束了中国流感疫苗株依赖国外提供的历史。中国在国际上首次发现单一抗体通过5种不同的抗病毒机制发挥作用，为研制治疗乙型流感全新特效药和通用流感疫苗找到了新的突破口。

（摘编自《人民日报（海外版）》，2018年3月28日）

材料二：

    2008年，侯云德担负起我国现代传染病防控体系顶层设计的重任，主导建立了举国体制协同创新的传染病防控技术体系。

    2009年，全球突发甲流疫情，侯云德作为专家组组长，针对防控中的关键科技问题，开展多学科协同攻关研究，用87天就率先研制成功新甲流疫苗，使我国成为全球第一个批准甲流疫苗上市的国家。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注射两剂，但侯云德依据长期积累的经验，结合新疫苗的抗体反应曲线和我国当时的疫苗生产能力和注射能力，坚定地提出了一次接种的免疫策略。最终，这一方案大获成功。

    侯云德提出了应对突发急性传染病的“集成”防控体系的思想，重点布置了病原体快速鉴定、五大症候群监测、网络实验室体系建立的任务，全面提升了我国新发突发传染病的防控能力，使我国成功应对了近十年来国内和国际数次的重大传染病疫情。

（摘编自冯华《2017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侯云德：60年织就防病健康网》）

材料三：

    新发传染病是指在人群中新出现或者过去存在于人群中，但是发病率突然增加或者区域分布突然扩大的传染性疾病。如SARS（非典型性肺炎）、艾滋病等，以及过去基本消灭或已被人类控制但由于抗药性或公共卫生措施的消弱而重新出现的传染病如登革热、结核病、流感等等。其特点如下：第一，人兽共患。新发传染病中有3/4是人兽共患病，动物在新发传染病的发生发展上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第二，传播范围广。如西尼罗河出血热原发于非洲，鸟类是其储存宿主，鸟类的大规模迁徙将该病毒带至世界各地。第三，传播速度快。各地以及国际间的密切往来是新发传染病迅速蔓延的重要因素。第四，预防诊治困难。由于缺乏基线资料，对新发传染病进一步的流行趋势很难预测。

（摘编自易彬樘等《中国新发传染病防控形势及其应对策略》）

材料四：

    2019年初，WHO（世界卫生组织）发布2019年十大健康威胁，其中与传染密切相关的疾病和行为占六个，与十多年前相比，目前传染病对我们的影响更大了。传染病与地球村的每个生命息息相关，地球各个角落的人们与另一个地方出现的新发传染病只有一个机舱门相隔的距离。

    2018年，埃博拉病毒在非洲死灰复燃，全球多个地区暴发霍乱，登革热病例数居高不下，尼帕病毒病在印度闪现等无不牵动着每一个传染病工作者的心。8月，非洲猪瘟突然在中国多个地方出现，再次牵动全球特别是动物防疫部门的神经，传染病工作者永远在路上。

    回首2018年，传染病领域也取得了许多可喜的成果：针对埃博拉病毒病的疫苗以及多种药物的临床使用都取得较好的效果；登革热疫苗大范围应用也取得了令人振奋的效果。首例免疫艾滋病的基因编辑婴儿诞生引起轩然大波，但是技术如果用到了正确的领域，则会造福全球。由于中国药物审批提速，2018年中国国内上市药物种类和质量都有所提升，部分药物对于低收入患者甚至可以免费。

（摘编自李硕等《2018年国内外传染病领域重要事件回顾》）

材料一：

    现代中国乡村旅游萌芽于20世纪50年代，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从最初兴起的所谓“农家乐”，到现如今相对高端的“民宿”，乡村旅游产业向着更大的规模和更广的市场发展。

据统计，过去五年，中国乡村旅游游客接待人次和营业收入年均增速分别达32.0%和26.2%。2016年，乡村旅游游客接待已超24亿人次，占国内游客接待人次的54.4%：营业总收入达4800亿元，占国内旅游总收入的12.2%。预计到2020年，全国乡村旅游年接待游客将超40亿人次，实现总收入2.3万亿元。

材料二：

如今，很多乡村贫困地区通过发展旅游，让更多贫困户吃上了“旅游饭”，乡村旅游俨然成为旅游扶贫的主阵地。“十三五”期间，我国将通过发展乡村旅游带动全国25个省（区、市）2.26万个建档立卡贫困村、230万贫困户、747万贫困人口实现脱贫。

乡村旅游既是农民就业的重要渠道之一，也已成为有效吸纳贫困人口就业的主要途径，进而逐渐成为农村贫困人口脱贫的重要力量。国家相关部门发布的《全国乡村旅游扶贫观测报告》显示，2015年，乡村旅游带来的农民人均收入占农民人均年收入的39.4%，贫困村通过乡村旅游脱贫人数达264万人，占全国脱贫总人数的18.3%。

    此外，乡村旅游也带来了相应的社会效益，统计数据显示，2015年我国近90%的乡村旅游从业人员为初中及以上教育程度，高于农业从业人员的平均水平。

    但是，目前我国的乡村旅游仍然面临产业延伸不足、服务设施不完善、专业人才缺乏等方面的问题，随着“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时代的来临，乡村旅游也有待于在创新中开拓新思路、发掘新价值。

    不过值得欣喜的是，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乡村旅游众创”也在近几年迅速地发展起来，全国各地涌现出一批具有代表性的乡村旅游创业项目，民宿客栈、艺术村落、精致农业、创意农业、农事体验等新形式层出不穷。

材料三：

    《促进乡村旅游发展提质升级行动方案（2017年）》指出，2017年集中采取一批有力有效的政策措施，改善基础设施条件，全面提升乡村旅游发展质量和服务水平。具体来看，在改善乡村旅游基础设施和配套服务方面，行动方案强调要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通过PPP，公建民营等方式参与厕所及污水处理、停车场、游客咨询服务中心等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

    在优化乡村旅游扶持政策和长效机制方面，行动方案提出要推动1000个乡村旅游重点村与旅游电商、现代物流等企业建立合作关系；组织本地从业人员参加乡村旅游食宿服务、管理运营等技能培训，重点培养1000名以上乡村旅游带头人；在推动乡村旅游区域差异化发展方面，将鼓励和引导中小资本参与乡村旅游开发等。

    材料一：

    卫星导航系统可分有源（主动式）和无源（被动式）两种。我国北斗一号卫星导航系统采用有源方式，即用户进行导航定位时要主动向卫星发送信号，北斗二号和北斗三号卫星导抗系统采用无源和有源相结合的方式。

    从2017年11月5日发射首批北斗三号（2颗）地球中圆轨道导航卫星起，我国正式开始建造“北斗”全球卫星导航系统。与北斗二号相比，除了服务区域由区域覆盖扩大到全球覆盖外，北斗三号在精度和可靠性上都有很大的提高。其单星设计寿命由以前的8年提高到10至12年，并首次提出“保证服务不间断”指标。

    另外，该卫星还在世界上首次实现了卫星的在轨自主完好性监测功能，这一功能对民航、自动驾驶等生命安全领域用户来说，具有极强的实用价值。其全新的导航信号体制和强大的在轨重构功能，也将极大地提升用户体验，因为通过兼容互操作技术，可为用户能在终端上接收多个信号奠定基础，给用户提供多种选择方案。

    根据计划，2018年前后完成18颗北斗三号卫星发射，届时将面向“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提供基本服务。到2020年前后，北斗三号系统面向全球全天候、全天时为各类用户提供高精度、高可靠的定位、导航、授时服务。“北斗”发展蓝图是构建国家综合定位、导航和授时体系，以“北斗”系统为核心，建成天地一体（包括太空、地面、水下、室内）、覆盖无缝、安全可信、高效便捷的国家综合定位、导航和授时体系。

    （摘编自《解码北斗三号》，《北京日报》2017年11月18日）

    材料二：

    我国第一代导航卫星北斗一号与第二代导航卫星北斗二号以及第三代导航卫星北斗三号在工作原理上有明显不同之处。

    北斗一号卫星导航系统是通过采用卫星无线电测定业务方式来确定用户的位置。在平时，地面中心站经2颗北斗一号地球静止轨道卫星不断向用户询问是否需要定位的信号，而用户终端一般只处于光收听不发信息的状态。当需要定位时，用户终端分别经2颗北斗一号地球静止轨道卫星向中心站发送需要定位的申请信号。这时，地面中心站通过测量信号的往返时间来算出用户终端分别到每颗卫星的距离。由于卫星的位置是已知的，所以可以用这2个距离测量数据进一步推算出用户位置。最后，地面中心站将该定位信号经1颗卫星传给用户终端。其优点是所需卫星少，只要2颗卫星就行；具有导航定位、发短报文和精密授时等多种功能。但其定位精度不高，系统用户容量有限。

    北斗二号和北斗三号卫星导航系统在国际上首次实现了采用卫星无线电测定业务和卫星无线电导航业务相结合的集成体制方式来为用户导航定位。所谓卫星无线电导航业务，就是用户被动测量来自至少4颗在卫星时钟控制下的导航卫星连续发送的无线电导航信号，并根据这些卫星信号的不同传输时间，来测定用户到这些卫星的不同距离，然后通过用户终端的数学运算得到用户的三维坐标与速度。

    （相关链接：《北斗卫星是怎么导航定位的》）

    材料三：

    北斗三号卫星导航系统空间段由5颗静止轨道卫星和30颗非静止轨道卫星组成，提供两种服务方式，即开放服务和授权服务。开放服务是在服务区中免费提供定位、测速和授时服务，定位精度为10米，授时精度为50纳秒，测速精度0.2米/秒。授权服务是向授权用户提供更安全的定位、测速、授时和通信服务以及系统完好性信息。

    “北斗三号”卫星导航系统其建设目标是为中国及周边地区的我军民用户提供陆、海、空导航定位服务，促进卫星定位、导航、授时服务功能的应用，为航天用户提供定位和轨道测定手段，满足武器制导的需要，满足导航定位信息交换的需要。

（《百度百科》）

    宋代年间，广州的外商聚集区——蕃坊之繁荣。主要为外商服务的翻译也逐渐增多，但据史料记载，在京城礼宾院（宋代专为接待各国使节设立的机构）服务的译员，身份地位很低，逢年过节接受朝廷赏赐的时候，不过与奶酪匠同列。

    但由于翻译与外商甚至外国使节打交道，时有突然发达的机会。据史料记载，当年有个名叫王元懋的人，因家境贫困，到庙里打杂谋生，遇见了一个通晓“南蕃诸国”文字的老僧。老僧看王元懋勤快乖巧，将自己通晓的外语渐渐传授于他。后来王元懋逮了个机会随船出海，来到占城国（位于今越南南部）、，当时占城古国正急着跟大宋朝廷“攀亲戚”，以获得保护，通晓两国语言的王元懋很快成了国王的座上宾，充任翻译之职，后来又娶了公主，一穷二白的年轻人变身“驸马爷”。

    像王元懋那样靠外语技能改变人生的平民并不罕见。据不少历史学家的研究，早在宋代，广府地区已有很多有胆识的商人走出国门，到东南亚诸多古国“闯世界”去了。他们脑子好使，在国外待久了，逐渐熟悉当地语言，就可以凭借“双语”优势，充当贸易中介，甚至为向朝廷进贡的使团做做翻译，地位比在国内高很多。

    广州是外贸大港，市舶司雇有专业译员，位于西城的蕃坊及中外居民杂处的扶胥港还有不少民间翻译。这些翻译不可能个个正派，欺负外商语言不通，虚报价格，买卖双方两头吃的劣迹并不少见。一旦外商之间出现诉讼，地方官不得不依赖翻译提供的证词断案，翻译甚至接受利害关系人的请托，提供伪证，为此，《宋刑统》还有惩罚翻译伪证行为的特别条款，宋代学者陈郁所著的《藏一话腴》一书记载了一个案例，广府有两个外商因债务纠纷闹上公堂，翻译收了欠债人的好处，胆大包天，居然跟地方官说，听原告的意思，不是因债务纠纷才上公堂，而是因天气久旱，愿自焚献祭，向老天祈雨。地方官难辨真相，居然命令皂吏把告状的外商推出去烧了，以完其心愿．，陈郁感叹说：“生死之机，发于译者之口。”

    不过，愿意啃硬骨头的官员也还是有的。南宋名臣向子锺在广州任职期间，就曾自学外语，以便公正断案。他命人找来朝廷培养皇家翻译使用的蕃书《千文》以及其他几种外语教材，自己一一看完。此后，他向蕃商发布的命令告示以外文书写，外商因纠纷闹上公堂，翻译一看判官老爷懂外语，不敢再随便糊弄，诸外商欢欣鼓舞．向子诬“清明之声，播于海外”。

    据史料记载，当时还有一些地方官，虽然自己没有学外语，但清正廉明，对译者的证词往往一再核查，绝不轻信。这样的做法也使无良翻译收敛不少。但细看史料，我们就得承认，将翻译视为低微工匠、读书人以学外语为耻的观念，才是其真正的病根，这不得不让人在钦佩这些“不走寻常路”的地方官的同时，难免又发出遗憾的叹息了。

（摘编自《宋代广州就有翻译了，然而这个行业说起来很心酸》2019年2月22日《广州日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