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一生以维护、恢复“周礼”为己任，他的各项政治主张都是从这一总目标出发而提出的。明“夷狄”、“诸夏”之别，就是其中之一。孔子这方面的言论虽不多，却牵涉到“民族意识自觉”的大问题，对后世的影响也极为深远。

    “周礼”成为周王朝建立领主制封建国家政治机构的组织原则之后，其作为周族的典章、制度、仪节、习俗的总称的意义不仅依然存在，而且被扩大、推广到整个华夏族的势力范围。在当时，用不用“周礼”，已成为区分“夷狄”与“诸夏”的主要标志。如楚是南方大国，文化发展程度并不低于周族的姬姓各国，只因为不用“周礼”，而被“诸夏”视为“蛮夷”。齐桓公建立霸业时，还专门以“包茅不贡”为借口对楚进行讨伐。可见，“周礼”在区分“夷狄”与“诸夏”时的重要意义。由于当时在“夷狄”与“诸夏”之间还存在着严重的民族斗争，这种区分就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从西周到春秋末，尽管华夏族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已居主导地位，但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华夏诸国与少数民族杂处的局面，如“王畿”附近就有伊雒之戎、陆浑之戎。诸侯大国卫国在卫懿公时，和邢国一起被狄人“残破”。救卫存邢、南伐荆楚、北伐山戎，是管仲辅佐齐桓公所建立的重要霸业。所以，尽管孔子对管仲僭越违礼颇为不满，但对其“相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十分称许，说：“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孔子觉察到当时民族斗争的严重性，从维护周礼到自觉维护“诸夏”的团结统一，充分肯定管仲这方面的功绩，这说明孔子自觉地把维护民族利益作为第一位的大义，把管仲的贡献提到了“如其仁”的高度。比起“民族大义”来，管仲在其他方面的不足，在孔子看来，都是可以原谅的。这可以说是最早的体现了某种朦胧状态的民族意识的自觉，这种民族意识的自觉的继承和发扬，就成为一种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几千年来绵延不绝，是世界文明发展史上的奇迹，它的出现应当说与孔子所开始的民族意识的自觉有着一定的思想渊源关系。

    关于区别“诸夏”与“夷狄”，孔子还有一段议论，即“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意思是说，“夷狄”虽“有君”，却不行“周礼”，君臣上下的名分有等于无；而“诸夏”哪怕无君，但君臣的等级秩序照样存在。可见孔子以明“夷狄”“诸夏”之别表现出来的朦胧的“民族意识”的自觉不是孤立的，而是和他的君臣等级观念纠缠在一起的，因此决不能给以过高的、违反历史真实的估计。

    孔子的明“夷狄”、“诸夏”之别的政治主张，到秦汉以后逐渐以“明华夷之辨”的命题为历代儒家所继承和发扬。积极方面，每当民族危亡之际，总有一批民族英雄以此为思想武器和精神支柱，挺身而出，伸张民族大义。消极方面，也总有人以此为借口，对内欺压少数民族，变成大汉族主义；对外则以天朝大国自居，流于狭隘的民族主义。

儒家“情理结构”的哲学价值

    儒家所关心的“情”始终不离生活，而生活本身也是情理合一的。需要强调的是，儒家情感哲学从未走向唯情论或泛情论，动物性的欲与社会性的理被交融为一，这就是所谓的“情理结构”。回归到人类情感的角度，儒家哲学给人们带来的最新启示在于：在人性结构当中，“情”到底会扮演何种角色？

    儒家的“情理结构”来自孔子的仁学，但“仁”究竟是怎么来的？在孔子那里起码有两个源头：一个是将外在的“礼”归于内在的“仁”。周公制礼作乐，规范了外在的礼乐，而孔子则释礼归仁。但孔子更希望“人者仁也”，也就是每个人要“依仁”而行。另一个则是仁的“巫史传统”之源头，“巫”被理性化为“礼”，而礼乐当中仍包蕴巫的感性要素。巫传统不仅可以被视为天人合一的始基，也可以被看作人与仁相交通的基座。所以，从“巫”到“礼”再到“仁”，更不用说“乐”本身，皆含深情。

    孔子之“仁”是一种合“礼”之情，也是一种“理”化之情，在儒学那里，情理始终是合一的。情理结构的生理根基并不是源自单纯生理的食色情欲，而是一种自然而然生发的、向善而生成的深层情感，但这种情感又是被社会化的，是通过人文教化与濡化而成的。孔子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意即每个人从己出发，所要达仁，仁就会来。孔子重在先有求仁、达仁之心、之志，进而付诸践行，所谓“仁道不远，行之即是”。这样一来，所欲、所求与所行达至合一，仁自然而然就会来。而仁之所以能来的前提便是“性相近也”，人人皆有感通而近似的仁之心，而此心就是有“情”的，亦是可以感同身受的。

    所以，孔子认为，“克己复礼”、复归于仁，仁就来临，仁与人才合体为一。孔子的“成己之学”，心理动力就在于“欲仁”，而欲本身也是一种道德的情感动力。仁并不是从“先验结构”中来的，西方哲学所追寻的理念、天国与物自体是高蹈于虚处的，而仁则是实实在在就在“践履”当中的。这种中西差异的根本在于，西方哲学走的是理性主义的道路，而中国哲学恰恰由于重情而另辟一条智慧之途。仁就来自人自己，无须外求于纯理，这是孔子儒学的大智慧。

    在儒家看来，“情”在人性结构中扮演的角色是一始一终的，既是发端又是终端。所谓“始”，就是“道始于情”，这是人性结构的根基所本。此处之“情”，不仅是人类普遍源发的情状，而且也是人类根基共有的情感。所谓“终”，则为“孔颜乐处”，这是人性结构的境界追求。所以说，儒家情感哲学的“执两用中”就在于：从现实出发上是“道始于情”，在生存境界上为“孔颜乐处”，所谓“执两”(一始一终)而“用中”(度的把握)，这才是当今儒家创造性转化出来的当代智慧之一。

(摘自2015年10月28日《光明日报》，作者刘悦笛)

阅读微信 谨防病态

    过去总说我们的阅读量低，其实，那要看阅读什么，读书的数量确实不高，可读微信的时间和数量，恐怕在世界上都数一数二。

    不妨看看四周，无时无刻不在那里看微信，可以说是任何地方的风景。开会、上课、听讲，凡是低着头的，十有八九是在读微信；上班时间看微信，已经成了常态行为，更何况微信与工作有关的也不在少数；坐公交、乘火车 ，等在候车室、候机室、候诊室里，盯着微信的恐怕占大多数，幸亏飞机上不许开手机，否则，读微信的比例大概接近百分之百。从前纸质媒体独占天下时，蹲厕所看报是一景，今天，上厕所不看微信的还剩下多少？

    微信的诞生，当然是好事，让阅读大大提速，看什么都变得无比便捷，可这种如潮水一般涌来的微信量也很容易令人沉迷。

    须臾离不开微信，一刻不盯着微信就有如失魂落魄，这已经是很多人的生活常态；一家几口各看各的微信，还互转互动，这已经是当今家庭生活的普遍景致。姑且不说在看微信中度过的生活究竟是好是赖，仅是把阅读都耗费在微信里，就会让原本已经少得可怜的读书时间更无一席之地。

    书痴，古往今来向来都是少数，但微信痴如今正与日俱增。阅读微信一旦成瘾，茶饭无心、睡眠不足、耽误了正事，恐怕就是病态了，不仅无益于身心健康，而且还会带来诸多副作用。因为这种病态阅读常常是排他的、痴迷的、偏听偏信的，即便谬误就在眼前，也浑然不觉。

    尽管读微信也是阅读，好微信就是好文章，好的微信公众号就是一张好报纸、一本好刊物，甚至是一部便携式的好书，可是，阅读那些转来发去的微信时你也会发现，这毕竟有别于书籍、报刊。

    个人间转发的微信大多是单向的，很少能看到相左的意见，即使有，往往也难得再次转发到同一个人的手里。这还不如阅读报刊，起码不同的说法、争论的意见都可以相继呈现；更不如网页，不但有不同的声音，而且还有纠错的跟帖及时出现。前些时候，一则大学生只因掏了家门口的鸟窝而被判重刑的消息，除在报纸、网络上竞相传播外，在微信里更是频频转发，可当真相披露出来后，报纸、广播、电视、网络都有报道，唯独相关真相的微信却在转发中不见了踪影，于是，就给只专注于微信传播的人留下了极为片面的印象。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在微信群遍布的今天，可谓特别恰当的形容。不少微信群正日益走向近亲繁殖，在相同认知、经历、层次、职业的人组成的各类微信群里，传播的微信都在相同水平上徘徊，所以，沉浸、徜徉在这样的微信群中，很难受到启迪和提升，大家需要的只是纵情宣泄和盲目点赞，以致很多错误百出的微信可以反复疯转。有的微信传递的消息说是昨天的，可照片和视频里的着装都与季节不符；有的微信说得尽管慷慨激昂，可连基本常识都是错的，年月日都没说对，但又有谁在乎这些呢？

    阅读微信有可能成为病态，而转发微信也可以变成许多人的癖好，转得瘾头十足。为了获得转发量，不惜用“转疯了”“不能不转”“是中国人就转”“有良心的就转”等词语作为噱头，可等你打开一看，恐怕只有没良心的才会转了。不过，这种自以为是的微信转发，却很合乎病态阅读的胃口，只图叫座，不顾事实。

阅读微信原本是好事，转发微信也不是什么坏事，但不能过度，过度就会陷入病态，病态的结果就是误了别人，也误了自己。

（摘编自《人民日报》2016年1月21日）

“龙城”还是“卢城”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

    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这首传诵千古的《出塞》，抒发了王昌龄追昔抚今的感慨。一般认为，诗中的“飞将”指西汉名将李广，他长期戍守北部边境，以勇敢善战著称，匈奴呼之为飞将军，一听到他的名字就畏惧、惊退。那么，诗中的“龙城”又指何处呢？

    历来唐诗集多作“但使龙城飞将在”。清朝沈德潜《唐诗别裁集》也持此说，认为“唐人边塞诗中所用的地名，有但取字面瑰奇雄丽而不甚考地理方位者”。此处的“龙城飞将”，“乃合用卫青、李广事。指扬威敌境之名将，更不得拘泥地理方位。而诗中用‘龙城’字，亦有泛指边关要隘者。”就是说，“龙城”不过是象征性的地名，并非特指某一具体城邑。

    宋朝王安石《唐百家诗选》，将“龙城”改为“卢城”。为何做此改动呢？阎若璩《潜邱札记》作了解释：“李广为北平太守，匈奴号曰飞将军，避不敢入塞。右北平，唐为北平郡，又名平州，治卢龙县。唐时有卢龙府、卢龙军。”所以龙城就是右北平，应为卢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写的《唐诗选》即取此说，将“但使龙城飞将在”改作“但使卢城飞将在”，认为卢城即现今河北卢龙。但是，无论汉朝还是唐朝，右北平从来就没有称过卢城，只有《汉书·西域传》中有一个无雷国，其国王“治卢城，去长安九千九百五十里”。显然，此卢城不是右北平。况且，《汉书·卫青霍去病传》记载的那次威震敌胆的龙城大捷是卫青指挥的，并未提及与李广有关。

    清朝孙洙《唐诗三百首》引《晋书·张轨传》的记载：匈奴曾筑姑臧城，“地有龙行，故曰龙城”。据此说，“龙城”是指姑臧城，即今天的甘肃武威。

    张际在《“龙城”考》中则认为，据《史记》《汉书》等多处记载，龙城是匈奴祭祀龙神、祖先之地，地方并不固定，但在匈奴境内统称为“龙城”。汉代史籍往往采用音译，分别写成“龙城”“笼城”“龙庭”，“龙城”可能是音近而误讹为“卢城”，两词实为同义。西汉初年，匈奴连年犯境，汉朝无力抵御，直到汉武帝时，国力强盛起来，才命卫青、霍去病等实施反击。元光六年的龙城一战，首战告捷，一扫汉朝70多年的屈辱，大大振奋了军心民心。龙城之战成为汉朝军民心目中扬威敌境、雪耻大胜的象征。李广是屡建战功、威震敌胆的英雄，是汉家大将的杰出代表。因此，王昌龄将大捷的象征――龙城，冠于西汉名将的象征――李广头上，将卫青和李广的业绩糅合在诗中，表达杀敌制胜、扬威敌境的意思。

    王昌龄取“龙城”一词，还出于音律的需要，而且字面又瑰奇雄丽，选用了他，使诗句达到了音、义、色具佳的境地。

    近期的中美贸易争端已经引起了全世界的广泛关注，作为两个最大的经济体，中美两国之间的经贸摩擦对于全球贸易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其中对中美两国的共同重要贸易伙伴——欧盟的影响不容忽视。

    美国为了加强对华贸易战的效果，需要联合欧盟、日本等盟国对中国进行多边共同施压，使美国对华贸易战更加有效。目前美国政府暂时豁免对欧盟的钢铝关税，但美国是以欧盟在未来40天内要满足诸多苛刻条件为交易。它要求欧盟与美国合作在世界贸易组织（WTO）框架下对中国的“贸易扭曲”政策提起申诉。美国国内对于这种施压方式也更为认可。在美国国内，那些出于自身利益反对贸易战的利益集团，大多也主张美国与欧盟等各方联合对华贸易施压，这样就能有效降低美国单方面遭受中国贸易报复的损失。

    为了应对这种局面，中国需要积极加强与欧盟在贸易问题上的合作。在应对美国的贸易压力方面，中国应与欧盟抱团取暖而非被美国各个击破。中欧双方互为重要贸易伙伴，中国是欧盟的第二出口市场和第二大进口市场。2016年，中欧贸易总额为5470亿美元左右，其中中国出口3390亿美元，进口2080亿美元。虽然中欧之间也存在贸易逆差，不过这主要是双方的贸易结构和生产链不同造成的，体现了贸易互补性，符合双方的合作共赢。与此同时，中欧之间已经建立了多层次的贸易沟通机制，在反垄断调查、政策补贴和企业并购等领域展开了密切合作，对于双边贸易摩擦也能及时沟通和处理。

    为了防止在对华贸易战上出现“美欧合流”，中国要积极加强与欧盟的沟通，要让它认识到一旦追随美国对中国发起贸易战，那么欧盟恐怕是为他人火中取栗，得不偿失。对于“美欧合流”对中欧合作的利害关系，中国要晓之以理，还要坚守中欧双方在维护开放贸易格局上的共同立场。当前，全球经济的增长依然要求维护开放的贸易格局，中欧双方在此问题上持有共同立场，对于特朗普政府的贸易战手段，中欧双方都持非常强硬的反对态度。维持开放的全球贸易格局对于欧洲经济增长的意义不言而喻。

    美欧贸易矛盾也是积怨很深，短时期并不容易化解。面对特朗普的贸易战的粗暴方式，欧洲一些国家认为需要“以牙还牙”。中欧可以在应对美国贸易战方面抱团取暖，比如共同应对钢铝关税等问题。只要中欧加强合作，欧盟应对美国的贸易压力才能更加强劲有力，不仅能尽可能维护欧盟的自身利益，也能更好地维护中欧合作共赢的友好局面。

（摘编自“光明网”2018年3月30日文章《应对美国贸易战，要防止“美欧合流”》）

    “结构语言学”或称“结构主义语言学”，最早指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创立的语言学理论，但影响最大的是后来发展起来的美国描写语言学理论（即美国结构语言学理论）。索绪尔的代表作是1916年出版的《普通语言学教程》，其理论主要内容包括：把“说话”分成“语言（langue）”和“言语（parole/speech）”；提出“语言是个符号系统”，语言符号具有“线性”和“任意性”，具有“能指”和“所指”两面；认为语言要素具有“句段关系（组合关系）”和“联想关系（聚合关系）”；区分语言“共时研究”和“历时研究”，区分“内部语言学”和“外部语言学”等。

    美国描写语言学代表人物有布龙菲尔德、哈里斯和霍凯特等。该理论从一开始就更注重语言的共时研究和口语研究，更重视对语料的穷尽分析，这就与欧洲传统语言学注重书面语研究和欧洲历史比较语言学重视历时研究的做法形成了明显对立。这一理论主要内容包括：提出“向心结构”和“离心结构”，以及提出“直接成分分析（层次分析）”“分布分析”和“变换分析”等重要的语言结构分析方法。结构语言学理论，特别是美国描写语言学的分析方法，对汉语研究产生了重大而长期的影响，至今仍然是汉语研究特别是语法研究的主流理论。

    虽然自1988年马建忠的《马氏文通》至20世纪40年代王力、吕叔湘、高名凯等的著作，在做句子分析时也有结构和层次的意识，不过真正采用层次分析等方法分析汉语结构，则是来源于美国描写语言学理论。在汉语研究中最早运用美国描写语言学的理论方法来分析描写汉语语法结构的是美籍华裔学者赵元任，代表著作是1948年哈佛大学出版的《汉语口语教程》。这本小册子原是为外国人学汉语写的，但经翻译介绍到中国后，立刻在语法学界引起强烈反响，它也成了汉语结构语法学的奠基石。

1952年《中国语文》连载了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编撰的《语法讲话》，后经修改于1961年由商务印书馆更名《现代汉语语法讲话》出版，该书明确说明是运用了描写语言学的理论方法。后来著名汉语语言学家朱德熙又于1982年出版了他六十年代在北京大学的讲稿《语法讲义》，该书把美国描写语言学的理论全面运用到汉语语法研究各个层面，不但讨论了句法结构的层次分析，而且用“分布”理论划分汉语词类，用“向心结构、离心结构”理论建立词组的类型，用“自由、黏着”理论建立语素的类型等，更是把汉语的结构语法研究推向高峰。此后在中国还围绕层次分析开展了“汉语句子分析问题大讨论”，进一步扩大了美国结构主义描写语言学在汉语语法研究中的影响，结构理论甚至还成为中国中学语法教学体系的理论基础。

（摘编自陆俭明、沈阳《关于汉语和汉语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