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以儒家伦理为中心的礼法名教，在先秦时期只是百家中的一家。汉代通过独尊儒术，把经学变成了官方意识形态。东汉末年，世代读经、世代做官的名士世家，逐渐成为士族。魏晋南北朝时期，世家大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家法和门风，号称士大夫。他们把儒家经典内化为自己的家法门风。他们是礼法文化的承担者和实践者，正是通过他们才使儒家伦理成为社会大众的行为规范。只是到了唐宋之际，士族开始与官爵脱钩，礼法文化也为更多的社会阶层所接受。“旧日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所有文人官僚都可以成为士大夫了。

——摘编自张国刚《论唐宋变革与中国历史分期》

材料二：从12世纪末到15世纪，是英国贵族“白日中天”的兴盛时代。他们在与王权的政治和军事对抗中，实力与王权渐趋接近。于是，明确规定贵族与君主封建关系的《大宪章》被认真制定并被屡次颁布，独具英伦特色的议会两院产生了……他们从此成为英国世俗贵族和议会上院的主体力量。……不列颠的贵族群体在产业革命的浪潮中推波助澜，在政治改革运动中把握并遏制着社会进步的脉搏，在经济领域扬眉吐气，在军事、外交等领域高视阔步。19世纪后期以来，英国世袭贵族终于到了穷途末路。

——摘编自阎照祥《英国贵族史》

材料一：习惯以文化为优先认同单位的古代士大夫，对明清之际天崩地陷式的巨变实在难以接受。在他们看来，王朝的覆灭便等同于文明的灭绝。在这种痛苦感情的刺激下，以“华夷之分”提炼出来的民族主义，在清初不合作的士人群体中颇具号召力，可当亡国的刻骨铭心的历史记忆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淡去，当清朝皇权依靠文化的普世主义确立自己的合法性与合理性的时候，这种激烈的民族主义也就面临着相当尴尬的困境。

——摘编自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二卷）》

材料二：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是在“过去”与“现在”不断交互作用、彼此制约的辩证过程中逐步构建并于甲午后初步形成的。为救亡图存，维新派主张“满汉平等”“合举国之民心”；立宪派主张“合族救国”；民国后，孙中山将“驱除鞑虏”转变为“民族平等，五族共和”“使世界强国不敢轻视中国”。晚清中国思想界呈现出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流动局面，但剖析各种思潮，不难发现民族主义贯穿其中。

——摘编自俞祖华《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类型、格局及主导价值》等

材料一：由于中国文明具有注重现世的性质，所以中国杰出的思想家都倾向于首先当注重实际的政治家，对争取各国统治者接受他们的观点很感兴趣。……这种情形驱使孔子周游于诸朝廷之间，希望寻得一位统治者，能采纳他关于理解政治的见解。……但他对（当时）实际政治的影响实在微不足道的……但是，它们最终还是流行开来。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材料二：“《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同义）也。”“夫仁谊（同义）礼知（同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饬也；五者修饬，故受天之祐，而享鬼神之灵，德施于方外，延及群生也。”“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以教化为大务”；“正法度之宜”。

——《汉书董仲舒传》

材料三：以佛修心，以道养生，以儒治世。

——南宋孝宗《佛祖统纪》卷48

材料四：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天得之而为天，地得之而为地，而凡生于天地之间者，又各得之以为性；其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盖皆此理之流行，无所适而不在。

——《朱子文集》卷七

材料五：在物质生活富足的前提下，那些经济上有实力的商家要求政治上的地位，于是出现了精神上的反叛。……李贽在这样一种生存环境下，他的思想也有了初步的“民主意识”，从而为他的“民本意识”突破儒家“民本思想”提供了社会基础。从李贽生存的地理环境来看，当时李贽生活在比较繁华的贸易港口泉州，西方的一些先进思想和观念通过这一窗口传播进来。在中西方文化的交融影响下，李贽的思想更具反叛精神，富有战斗性。

——肖国华《李贽的儒家情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