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仲弓问仁。子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子曰：“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论语》

材料二：父止（只是）于慈，子止于孝，君止于仁，臣止于敬，万物庶事莫不各有其所（固定的地位），得其所则安，失其所则悖。圣人所以能使天下顺治……唯止之各于其所而已。

——《二程集》

材料三：知（感觉、知觉）是心之体（根本、主要方面），心自（自然）然（认为是对的）会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悌，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

——王阳明《传习录》

材料一 战国后期，诸子已开始尝试以自己的学说统一思想。……《吕氏春秋.不二》篇宣称：“听众人议以治国，国危无日矣”。“故一则治，异则乱。一则安，异则危。”思想大一统被提到了十分醒目的位置。

一一张岱年、方克立主编《中国文化概论》

材料二  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无）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一一《汉书.董仲舒传》

材料三  至论天下之理，则要妙精微，各有攸当，亘古亘今，不可移易，唯古之圣人为能尽之；而其所行所言，无不可为天下后世不易之大法。   

  一一朱熹《行宫便殿奏札》

材料四  前三代，吾无论矣；后三代，汉、唐、宋是也，中间千百余年而独无是非者，岂其人无是非哉?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故未尝有是非耳。 

一一李贽《藏书卷》

请回答：

材料一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西周的制度发展程度过低，无法更多地满足新兴地主阶级的发展需求，他们力求改变现状，试图获得更多的经济、政治、文化地位，呼唤建立新的社会。

——李静、萧红恩《百家争鸣与文艺复兴的历史比较》

材料二  北宋时期，新儒学思潮的振兴，促使“治学”与“从政”的沟通蔚为风气。以“天下”为胸怀的士大夫们，以“天道”“公议”为旗帜，参与治理国家政事。他们将个人修养与天下国家之兴亡联系起来，将自我道德名节的完善视为最终目标。

——袁行霈等《中华文明史》（第三卷）

材料三  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认为“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黄宗羲在《原君》中宣称皇帝乃是“天下之大害”；顾炎武在《亭林文集》卷四中提出“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王夫之反对禁欲主义，提倡不能离开人欲空谈天理，天理即在人欲之中。三大思想家的政治思想在本质上仍是儒家的模式，但是在这一模式内部注入了时代的气息，是传统与时代、先验与经验的结合。

——黄晓军《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的政治思想》

材料一

从先秦至两汉，中国本土哲学的本原追问，以“本末论”为基本方法，这种思维在 解决经验世界中事物的存在之先问题上简洁有效，但也有难以克服的理论困难。对此， 从玄学到佛教都做了许多探索， “体用”思想逐渐确立起来，这其中蕴含一种不同于传 统经验性思维的形而上学范式，可以说是一种思辨性思维。但佛教“体用论”因其非实 在性(即“缘起”之“空”)而难以与世物、人伦相兼容，这给理学留下了继续探索的

空间，以“北宋五子”为主要代表的早期理学家集中展现了思维转型的理论自觉与努力。

——摘编自张恒《从“本末”到“体用”：理学与传统哲学思维之变》

材料二

本来中学有中学的“体用”，西学有西学的“体用”，即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有各 自的“体用”，移花接木地把西方资本主义的“用”移到中国封建主义的“体”上来， 这是近代中国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这种结合曾经产生了某些有益的东西……这些， 无疑是封建文化的异军，力量虽然有限，但终究给僵化的封建文化打开了缺口，促进了

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摘编自陈旭麓《近代史思辨录》

材料三

中华文明历经数千年而绵延不绝、迭遭忧患而经久不衰，这是人类文明的奇迹，也 是我们自信的底气……经过长期努力，我们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有条件破解“古今

中西之争”，也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迫切需要一批熔铸古今、汇通中西的文化成果……对文化建设来说，守正才能不迷失自我、不迷失方向，创新才能把握时代、引领 时代。

——引自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 (2023年6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