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在中国，传统意义上的文体坚持“四分法”，即诗歌、散文、小说和戏剧。与诗歌和小说比较，散文这一文体颇似平淡之水，没有酸、甜、苦、辣、咸五味，却几近于道，而真正的“道”包含在无色之色、无声之声和无味之味中。同理，我们在散文理论的建构中，也应避开各种干扰，去体悟其中的“道”。

    ②散文是中国最大的一笔文学遗产。如果说，小说是民族历史的再现，诗歌是民族精神的写照，散文则是民族智慧和情感的结晶。从先秦散文到“唐宋八大家”、晚明小品、“五四”白话散文，再到20世纪90年代的“散文热”，散文创作成绩辉煌，不容忽视。古人有言：“读诸葛孔明《出师表》不堕泪者，其人必不忠；读李令伯《陈情表》不堕泪者，其人必不孝；读韩退之《祭十二郎文》不堕泪者，其人必不友。”这意味着散文这种文体蕴藏着民族情感的密码。

    ③散文还是文化传承、传播的纽带。当今的港台散文、东南亚和欧美华语散文蓬勃发展，都得益于中国传统散文的滋养。如果回溯文学和文化历史，就可以发现散文是“文体之母”，中国文化的原典许多是由散文呈现的，“散文是中华民族精神之源的基本载体”。

    ④诗歌、小说分别是意象和故事的审美，而散文主要是感觉的审美。诗歌的沉思给予人们更为梦想的生活感觉，小说的虚构给予人们更为想象的生活感觉，而散文的亲和给予人们更为实际的生活感觉。这个时代的人们普遍倾向于简单易懂，而散文将生活的简单转化为文学的简洁，更直接流畅地进入生活世界，以更贴近身边的方式表达生活感觉。

    ⑤新时期以来，散文创作热闹异常，却不乏平庸狭隘之作，这是因为散文作者缺乏高雅精致、大气开阔的诗性情趣追求。中国古代散文辉煌，是因为其中常有恢宏之气与壮阔情怀，有为国家、历史、思想、天地而写的情趣，所以有像先秦散文那样汪洋恣肆的气魄，而现在的散文常偏于个人生活一隅，为个人玩味和自我情致而写。

    ⑥但这并不意味着写“高大上”题材就是好散文。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历史大潮，人们对文学审美的实际需求，已不再是单一性的“载道”或“言志”，更趋于精神生活的趣味提升。现在的读者之所以喜欢散文，就是因为它没有什么历史负载，更没有什么“救亡图存”的宏大志向，它将人们带入到一种恬静而安详的审美世界，去感悟历史、咀嚼人生，以及品味生活，更能够体现出文学审美的基本宗旨：娱乐与享受。

    ⑦但散文创作不可止步于简单的“娱乐与享受”。要写好散文，作者需要具备卓异的审美素养、从容有致的语言表达能力，更需要具备有襟怀、有情怀、有高品质和高品位的情思理趣。散文的后面站着一个人，一个成熟、健旺的人，他在思想、在行动，并通过一种朴素的话语来见证这个思想着、行动着的人，这便是散文写作之所以感人的真实原因。而要成为一个真正的散文读者，与这个“人”顺畅地交流，则须放弃分析和阐释，更多地去阅读、感受、体悟。只有会读散文了，才能了悟、阐释散文的精微和妙处。

（选自王国平、吴春燕《散文如水  何以悟“道”》，有删改）

    ①中国艺术追求的静寒境界，宁静而渊澄，有一种自然而平淡的美，这与中国人的文化追求有关。世界永远充满着龌龊与清洁的角逐，而清清世界、朗朗乾坤不仅是中国人的社会理想，也是一种审美追求。

    ②静寒境界是片宁静的天地。宁静驱除了尘世的喧嚣，将人们带入悠远清澄的世界中；宁静涤荡了人们的心灵污垢，使心如冰壶，从而归于浩然明澈的宇宙之中。宁静本身就是道，就是宇宙之本，中国艺术追求这种绝对的宁静。比如在中国画中，永恒的宁静是其主要面目。烟林寒树，雪夜归舟，深山萧寺，渔庄清夏等，这些习见的画题，都在幽冷中透出宁静。这里没有鼓荡和聒噪，没有激烈的冲突，即使像范宽《溪山行旅图》中的飞瀑，也在空寂的氛围中，失去了如雷的喧嚣。寒江静横，孤舟闲泛，枯树萧森，将人们带入永恒的宁静中。如北宋画家王晋卿传世名作《渔村小雪图》，画山间晴雪之状，意境清幽，气氛静寂，画中渔村山体均以薄雪轻施，寒林点缀于石间崖隙，江水荡漾，与远山相应，一切都在清晖中浮动，真是幽寒宁静之极。

    ③中国画家酷爱静寒之境，是因为静反映了一种独特的心境。画之静是画家静观默照的结果，也是画家高旷怀抱的写照。画家在静寒之中陶冶心灵，以静寒来表现自己与尘世的距离，同时通过静寒来表达对宇宙的独特理解。

    ④中国艺术的静寒之境，绝不是追求空虚和死寂，而是要在静寒氛围中展现生命的跃迁。以静观动，动静相宜，可以说是中国艺术的通则，它一般是在静寒中表现生趣，静寒为盎然的生机跃动提供了一个背景。文嘉自题《仿倪元镇山水》：“高灵爽气澄，落日横烟冷，寂寞草云亭，孤云乱山影。”在静寂冷寒的天地中，空亭孑立，似是令人窒息的死寂，然而，你看那孤云舒卷，轻烟飘渺，青山浮荡，孤亭影乱，这不正是一个充满生机的世界吗！彻骨的冷寒，逼人的死寂，在这动静转换中全然荡去。

    ⑤静与空是相联系的，静作用于听觉，空作用于视觉，听觉的静能推荡视觉的空，而视觉的空也能加重静的气氛。在中国画中，空绝非别无一物，往往与静相融合，形成宁静空茫的境界。因此，静之寒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空之寒。中国艺术热衷于创造“空山无人，水流花开”的境界，拒斥俗世的欲望，不介入社会的复杂文化活动，尽量保持“自然的纯粹性”，即以山水面貌的原样呈现，不去割裂自然的原有联系。空山无人，任物兴现，山水林泉都加入到自然的生命合唱中去。

（节选自朱良志《一丸冷月的韵味》，有删改）

谁来加厚信息时代的文化土层

    打开微信“朋友圈”，就能看到一个完整的文化微缩景观：既有“小清新”，也有“情怀党”； 既能看到古典乐迷的“高大上”，也能看到各种“非主流”每个人都有着不同的价值偏好和 审美趣味，他们是文化景观的观看者，也是文化风尚的制造者。

    然而，新技术的生死时速，是否也会纵容“所见即所得”的肤浅，带来“既得繁花，亦生野稗”的乱象？已经有人痛心于文化空气的日益稀薄，甚至认为中国正在进入文化上的“小时代”。

图书馆修得越来越好，好书和读书人却越来越少。难怪有人疾呼，从电脑和手机中拯救我们的阅读吧！甚至有人说，拔掉网线，关闭手机，才能回到真正的文化生活。 事实上，翻阅近几个世纪的文化史，几乎每一次技术手段的升级，都会引起人们的文化焦虑。

    海德格尔以哲人姿态发问：技术化的时代文明千篇一律，是否还有精神家园？美国学者罗斯扎克更是一针见血：相比在黄昏时分去附近的咖啡馆，网络真的能更有效地交流思想吗？哲人的忧思，倒是从另一个角度给出了历史的惯例：越是缺少文化话语权的草根，越能更早地拥抱新的文化场；越是在原有格局中掌握话语权的精英，越是更晚地接受新事物。看看我们的互联网，微博是近6亿网友鼎力支撑的舆论广场，微信是无数中产白领激情互动的文化领地。在抱怨新技术让信息碎片化、文化浅表化的同时，谁愿用理性的思维、专业的智识、人文的情怀，主动涵养席卷天下的 网络文化？文化之河能否源远流长，乃是取决于“最低水位”，谁来为时代的文化河床筑土培基， 加厚信息时代的文化土层？

标榜自我，而是更应该防止文化上的劣币驱逐良币，为整个社会的文化水位划定警戒线，并担任守护者。“士志于道”曾经是中国文化和中国文人的光辉传统，一代代士人无不“以天下风教是 非为己任”，为时代的文化河床筑土培基，理应是当代文化人的历史使命。

    古人云，“虽世殊事异，所以兴怀，其致一也”。不论时代如何变迁，技术条件如何升级，人心向善向美的文化情怀不会改变。我们要做的，就是以更积极的态度、包容的气度、渊博的深度， 加厚信息时代的文化土层。通过“各美其美，美人之美”，最终走向“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 文化中国。 （摘自 2014 年 01 月 06 日《人民日报》，有删改）

    中国传统高等级木构建筑的屋脊上多装饰有“脊兽”，它的应用使得建筑屋脊轮廓富于变化，尤其是大型建筑上脊兽的应用，更使得屋脊造型繁简有度，颇具清人邓石如所谓“疏处可以走马、密处不使透风”的构图之美。除却装饰，脊兽还有稳固瓦件的作用。其他钉帽一类的瓦饰虽不在脊上，却与瓦钉配合固定檐口端头，具有与脊兽类似的作用。

    脊兽的起源约在东周，这是瓦件逐渐普遍应用的时代。已发现最早使用瓦饰的实例，见于秦雍城遗址出土、可追溯至春秋晚期的陶质建筑构件中。形式有鸟形、三瓣花形、屋形瓦钉钉帽，也有正脊脊端与后世鸱尾位置相当的羊角形构件，甚至还有人形瓦饰。这类瓦件皆为捏塑，手工造型感强烈，不似后世的模制风格，说明尚未大规模生产，正处于初创阶段。

    除秦以外，东方列国也有各具特色的瓦饰，如河北灵寿中山国遗址出土的檐头筒瓦上装有叶片形并开半圆孔的巨大瓦钉钉帽等，显然是源自独立发展的瓦饰体系。

    东汉时期，大量陶楼涌现，为认知当时脊兽的面貌提供了较为直接的信息。南北朝数百年间，制瓦技术大大提升，瓦饰的生产也普遍趋向于批量模制。东汉陶楼上已出现一种装饰于脊端、上下三瓦当叠起的瓦饰，其最初可能为三件独立的脊头筒瓦叠砌而成，形成风尚后，逐渐出现整体制作的做法。

    纵观先秦至南北朝时期的脊饰造型题材，大致可归为鸟形、兽形、叶片形三类。其工艺从捏制到局部模制、再到整体模制，具体形象细节则缺少统一制度规范，可发挥空间大，呈现出物象杂陈的面貌。

    隋唐时期的脊兽继承了南北朝的特点，出土实物中仍以兽面脊头瓦数量最巨，两京诸宫殿皆有发现。唐代除有大量兽面脊头瓦发现以外，尚未见脊头瓦前端的“仙人走兽”实物。然而敦煌莫高窟中自初唐开始，就有若干建筑壁画表现出角脊下端以筒瓦上翘叠落、每片筒瓦端头置瓦当的做法，形成锯齿形构造，颇似明清建筑上“仙人走兽”的发端，只不过还未出现兽形。

    莫高窟晚唐五代寺院建筑类壁画中，还普遍出现了在建筑正脊、角脊、前檐瓦面上设置陶制或金属制火焰宝珠以为装饰的做法，使建筑整体更为华丽精致，同时起到瓦钉的作用，这也是东汉明器与九原岗北朝壁画中叶片形钉帽的造型延续。

    北宋后期，“仙人走兽”的面貌已与明清时比较趋近，这应当是经历了较长时间演进后制度化的结果。两宋绘画中的亭台殿阁上，皆形象地描绘了包括各类走兽在内的脊饰。

    经历了北宋时期定型和金元时期的发展，脊兽的使用到明清时更趋制度化，造型上也发生了新的改变，既不似魏晋南北朝模印的质朴风格，也不似唐宋堆塑的夸张风格，而是呈现出高度程序化的特点。其制作趋近于在方整的空心砖上加以雕饰，大型吻兽则用数块空心琉璃砖拼合，体块感十足。类型方位虽大致继承了前代，但对宋式脊饰中浓郁的民间性加以调整，追求庄严整肃，以见“威仪”。明清是古代集权制度加强的时代，这在微观的建筑装饰上也体现出来。

（选自于志飞、王紫微的《麟角峥嵘数脊兽》，有删节）

“微电影”大有可为

娄雪

    微电影是指专门在各种新媒体平台上播放的、适合在移动状态和短时休闲状态下观看的、有完整策划和系统制作体系支持的具有完整故事情节的“微时”放映、“微周期制作”和“微规模投资”的视频短片。其内容融合了幽默搞怪、时尚潮流、公益教育、商业定制等元素，可以单独成篇，也可系列成剧。

    微电影兴起于草根。各种参差不齐的“小短片”，来自于各种相机、DV、手机。后来，类似“天堂乌影像”这样的专业机构，使微电影从个人自拍的随性表达，渐渐上升到电影的层次。

    近两年，我国各种类型的微电影呈“井喷式”增长。从电影类型来看，在草根网民的原创作品层出不穷的同时，专业团队为一些品牌量身打造的商业微电影也开始盛行；从制作规模来看，越来越多的专业团队跻身微电影的制作，甚至一些知名导演也加入了微电影的制作行列。微电影的制作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其品质、格调也得以提升，实现了华丽转身。微电影的影响力也在日渐增强，由其催生的短片大赛、微电影大赛、微电影节等活动雨后春笋般涌现。

    微电影的篇幅虽小，却并不影响其主题的深远立意和对现实问题的深刻思考。一些微电影在实现艺术追求的同时，也主动担负起对社会的责任。

    以“7.21”大雨为背景创作的系列微电影《大雨》的主人物都是现实生活中的普通人，面对大雨造成的各种困境，他们团结互助、共抗灾难，共同演绎了充满温情与关怀、责任与坚守的感人故事。影片融入纪实的风格，片尾对人物原型的采访，使得“微”中有内涵，“微”中有新意。在。传递社会正能量的公益微电影中，《天堂忘记了》镌刻下自闭症少年的心灵界碑；《交易》中的小女孩儿主动找到人贩子，一句“叔叔，你把我卖了吧！我还差1800块钱给妈妈治病”，让观众为之动容；《亲爱的小孩》喊出“温暖2012”，呼吁对于弱势儿童群体的关注-刻都不该停止……这些微电影关注社会事件，从帮扶贫弱、关爱孤儿到保护环境、热爱自然等多个方面，予以理性思考和人文关怀，以艺术的力量担当起社会责任，发出正义之声，温暖人心。

    微电影的播放渠道正日趋多元化，微电影不仅通过网络、移动电话等新媒体呈现，传统的电视播放平台也为它大开“绿灯”，微电影传播平台的增加，微电影制作团队的日渐专业化都让微电影从“非主流”向主流过渡。未来，微电影还可能打包进入主流院线，进入电影发行体系，以更加成熟的姿态面向观众。

近年来，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突飞猛进，越发深入影响人类命运。科技作为一把“双刃剑”，可能是造福人类的“利器”，也可能成为危害人类的“凶器”。科技伦理是科学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科技活动的规范发展提供价值理念，保障科技事业的健康发展。文化价值是科技伦理的内核，基于何种文化价值决定着秉持怎样的科技伦理，影响着科技发展的方向。

一、向善：科技伦理的底线价值

数千年的历史文明长河中，仁爱精神始终是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既包括“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也包括“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科技伦理的文化价值中，“仁爱”应处于核心位置。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人类逐步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如果科技受“个人至上”的文化价值影响，那么个人的私心、欲望会越发膨胀，科技活动则容易失控而带来灾难。科技伦理要注重“仁爱”的文化价值，怀有“仁者爱人”的仁善之心。科技活动要以人类的生命安全、身心健康、美好幸福为目的。

在看待“天人关系”的问题上，西方文化是一种“分”的文化，主张“主客二分，天人对立”，把人与自然的关系视为简单的主客体关系。在此文化价值下，科技活动很容易破坏自然的平衡与和谐，带来诸如环境污染、资源匮乏、生态失衡等生态问题。中国文化是一种“合”的文化，主张“道法自然，天人合一”，把人与自然看作密不可分的生命整体，即“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可以在科技伦理中弘扬和发展“道法自然，天人合一”所蕴含的文化价值，做到守“善道”、走“正道”。树立“以道驭技，道技合一”的科技伦理精神，用“道”来引领和规范技术向“善”发展。

中国儒家还讲究“克己复礼”。“克己复礼”是一种“成己达人”的善行，同时也是一种“内省自律”的慎行。在科技活动中，特别是在高尖前沿领域，科技人员很多时候独处于“无人在之处”“无人知之时”，能否做到“慎独而行”则显得尤为重要。要把“克己复礼，慎独而行”所蕴含的文化价值融入科技伦理之中，强化科技活动的规范性，提高科技人员的自律性。科技人员要按照科技伦理道德原则行事，对科技活动全过程做到自我约束、自我警醒，为所当为，不当为则不为，防止技术的谬用和滥用。

常怀远虑，居安思危。现代科技的发展速度快、影响范围广，具有极强的传导性、连锁性、覆盖性。并且，科技发展越是迅猛，后果往往就变得越是不可预测和不可控制，从而存在巨大的伦理风险。因此，科技伦理中要具有“常怀远虑、居安思危”的价值理念，坚持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用大概率的思维应对小概率的事件。既要高度警惕“黑天鹅”事件，也要谨慎提防“灰犀牛”事件；既要筑牢防范和控制危机的“防火墙”，也要打好应对和处置危机的“主动仗”，更要提升化解和扭转危机的“能力值”。这样，

尽可能促使科技活动“趋利避害、健康发展”，保障科技应用“增进福祉、避免灾殃”。

二、向上：科技伦理的理想价值

自强不息是中华民族拼搏奋斗的文化基因和力量源泉。科学技术尤其是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而是拼出来、干出来、闯出来的。因此，要把“自强不息”的文化价值融入科技伦理之中，把握大势、奋发向上，直面挑战、迎难而上。坚持需求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在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制药、航空航天等关键核心技术上攻坚克难、锐意进取，解决“难点”、打通“堵点”、补上“断点”，突破“卡脖子”的困境，确保科技发展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革故鼎新，与时俱进。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创新是引领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要把创新的文化价值与科技伦理相结合，进一步提升科技创新意识，加强科技创新教育，培养科技人员“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创新决心和豪情，以及“于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的创新思维和目光。要紧紧牵住自主创新这个“牛鼻子”，以识变之智、应变之方、求变之勇，在关键核心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等方面做到敢为人先、开拓创新、追求卓越。

科技的宗旨和作用是让人类和世界变得越来越好，促进“大同”理想世界的构建。要把“大同”的文化价值注入科技伦理之中，引导科技发展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进步的一边，站在世界发展的一边，为构建“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理想世界贡献力量。

（摘编自许志平《把握科技伦理的文化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