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诗文中的“扁舟”意象

    “扁舟”是中国古典诗文中最常见的意象之一，承载着中国古代文人淡泊世事、悠然自得的情感，形成了独特的“扁舟”情结。最早的“扁舟”，并非失意文人所特有，也不具备悲凉或者超脱的韵味。《史记》载：“范蠡既雪会稽之耻，乃乘扁舟浮于江湖。”这里的“扁舟”有隐遁之味，丝毫没有落魄江湖、身处世外的冷寂色彩。

    “扁舟”在古代文人眼里，不仅仅是一只小船，它随着无数文人跌宕坎坷命运的无限延伸，演化为一种绝处逢生的处世观。在儒家提倡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处世准则支配下，古代文人或积极入世，或隐身出世。对于潦倒困厄的人来说，“扁舟”是他们寻求再生的一支苇草。

    “漂泊”是古代知识分子的宿命，也是“扁舟”意象的基本蕴含。古代知识分子或为生计、或为科举、或被放逐，他们背井离乡，天涯漂泊，充满无尽的羁旅乡愁。“扁舟”既是游子漂泊的凭靠，也是其羁旅之愁的寄托。唐代张若虚《春江花月夜》有“谁家今夜扁舟子，何处相思明月楼”的诗句，其中“扁舟”承载着游子无尽的漂泊之苦和思乡之情。杜甫诗中的“扁舟”意象出现得最频繁，表现漂泊思乡的意绪也最强烈。他诗中的“扁舟”意象，承载着诗人生活的苦难和不幸，是古代知识分子追求理想、历尽艰辛的典型写照。

    “扁舟”意象的另一典型蕴含是“自由”。庄子说“饱食而遨游，泛若不系之舟，虚而遨游者也。”这是古代知识分子的人生理想。现实有太多压抑和束缚，他们渴望在“扁舟”中获得精神的自由。苏轼在《前赤壁赋》中借“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这一境象，表达了他面对被贬谪的处境，渴望摆脱精神苦闷，追求自由生活的强烈愿望。张孝祥的《念奴娇•过洞庭》以温和沉浸的心态，表达了与苏轼同样的心境“玉鉴琼田三万顷，著我扁舟一叶……怡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一条小船附着于万顷碧波之上，在碧波中自由自在地轻漾，充溢着一种皈依自然、天人合一的“宇宙意识”和自由精神。

    隐居是古代知识分子仕途失意的无奈选择及功成身退的理想归宿，是他们最后的精神家园。“扁舟”意象中既蕴含着他们人生的理想与期冀，也蕴含着他们失意的痛苦和灵魂的呼唤。范蠡是古代文人功成身退的典范，但更多人却是因仕途坎坷和无奈而萌生隐居念头，使“扁舟”成为他们仕途失意而隐居的一个意象。苏轼被贬黄州，写下“小舟从此逝，沧海寄余生”的诗句，流露出过隐居生活的念头。李白“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表明了他在现实压抑下，欲放浪江湖，过隐逸生活的强烈愿望。

在常见的“扁舟”意象中，无论是矢志漂泊，还是追求自由，抑或是失意隐居，无不是中国古代文人心路历程的写照，虽蕴含仕途坎坷失意的无奈与消极，但为后世树立了忧国爱民、愤世嫉俗、自由洒脱的光辉典范。（有删改）

    先秦诸子百家中，影响最大的自然要数儒、墨、道、法四家。但自秦汉大一统帝国形成之后，它们的命运开始分化：儒家成了中华文化的正统和主流；法家虽在舆论上不大受好评，但实际上主宰了两千年来专制朝廷的庙堂政治；与法家相反，道家则占据了民间社会的广阔天地，成为幽人隐士的精神家园。只有墨家，在刹那辉煌之后，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虽然我们现在还能从文本上大致了解墨家的思想体系，但它已经只是一块思想化石，它在现实生活中已完全没有影响力。作为一个历史事实，墨家消亡的原因是什么？

    墨家与儒、道、法三家有一点差别，那就是它不仅有一套学说，还有自己的组织。这方面，它与晚起的作为宗教的道教和东汉以后传入中国的佛教相类，胡适先生甚至直接把墨家视为一种宗教，所以我们不妨拿墨家与释、道二教来做比较。就外因看，百家既罢、儒术独尊的历史环境可能是墨家消亡的重要原因，但同样不能居庙堂之高的道教却没有像墨家一样消亡，反而在民间发扬光大，并深深影响了中华民族的底层民俗文化。

    除开外因，墨家消亡大约有其内在的因由：一个人要想成为墨家的忠实信徒，就必须有强烈的牺牲精神和献身精神，必须能忍受生活上的艰苦；必须怀有对众人的博爱之心，而不能讲私人感情……墨家希望每个人都能成为高尚的人、纯粹的人。相比之下，做道教门徒似乎要幸福得多。道教的修行目标不是来世往生极乐世界，而是今世就要长生不老，成为仙人。所以，道教，尤其是历史悠久的正一道，并没有太多禁欲方面的规定。

    苦行僧式的生活方式固然是墨家不易为人接受的重要原因，但这一点尚不足以解释一切，因为在禁欲主义方面比墨家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佛教，至今依然是中国的第一大宗教。为什么墨家、佛教同样主张禁欲，而两者命运迥异？这可以从两者的不同之处找到答案：墨家只是一种世俗学说，而佛教是一种出世的宗教。作为出世的宗教，佛教能为信徒提供一套灵魂救赎的法门，让他们在禁欲的同时能享受心灵的满足，从而把所有的苦难都视为通往幸福彼岸的舟筏。而墨家的理论体系本质上是世俗化的，如果不以坚定的信仰为基础，禁欲的生活、无私的行为就不会有普遍而长久的吸引力。

    总而言之，一种学问要想成为广被接受的显学，总得有某种足以吸引信徒的东西，这种东西可以是形而下的物质动机，也可以是形而上的精神慰藉，而墨家恰好这两方面的东西都无法提供。墨家如要长存，必得把世俗主义与禁欲主义二者舍去其一，以世俗主义搭配功利主义（如同大多数世俗学说），或以禁欲主义搭配神秘主义（如同大多数宗教学说），庶几方可免于沦亡。

    除此之外，墨家还有一个不得不消亡的理由：在大一统的专制君主治下，一个内部有着严明纪律的世俗化组织必然会让朝廷产生极大的戒心。虽然墨家可能只有一腔热血，没有政治野心，但专制君主最怕的恰恰不是贪婪的小人，而是有政治动员能力的圣贤君子。对于君主而言，可怕的不是有造反的野心，而是有造反的能力。专制君主对一切世俗组织都必然心怀警惕。所以，作为有组织的墨家必然只能存在于列国时代，那时还没有形成四海为家的大一统，列国君主面临的最大危险是身边的敌国，对自己治下的百姓自然要松弛许多。而释、道二教虽有组织，但因其强烈的出世倾向而稍可见容于世。释、道二教不似基督教，它们一方面有遁世色彩，另一方面却又教人顺从世俗政权，即便世俗统治残暴无道，臣民也应逆来顺受。正由于释、道二教没有什么威胁性，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安邦定国，所以才不致像墨家一样过早衰亡。

（选自陈玉明《墨家刹那辉煌之后为何在历史上失踪了》）

新诗中尺度的缺失

    诗歌只有美才灵动，才有吸引力，才易打动人，才能诱发读者读诗的兴味，才能引领心灵进入哲理的思考中。美之于诗好比花朵之于果实，我们最终想要得到的当然是果实，但在得到果实之前，首先要能为花色所打动、所吸引。美可以有优美、壮美，也可以有哲思之美、幽邃之美；可以有繁复之美，也可以有简略之美。总之，一首诗要使人读后如饮甘醴，如沐春风，欣然而快意，或于沉思之间豁然有所得。而当今诗坛有一些人以审丑为乐趣，以玩弄低级趣味为能事，类似戏剧舞台上的一些小丑、猫狗之流，写一些恶俗的文字，招摇于世。这种人不但毁灭了自己，也堵住了人们朝向诗歌之路。所以，当下诗坛，去除丑化、鄙化、俗化、矮化的痞子诗歌是一件势所必然的事情。

    无论是写诗自娱，还是希望能于他人有所启示，一首诗都要有一定的精神含量，要能经得起时间(历史)的拷问。你对自己的心灵有足够的把握吗？我要问一问每一个写诗者。你是否做到了在世俗面前不低头，在困厄之中不动摇，在世界面前不自卑，在自我之中不迷失？在这个方面，我对中国的诗人还不能很乐观，甚至说还颇有些忧虑。长时期以来，中国人理性的不足，教育与生活中对人的主体性有意无意的漠视，都导致人性脆弱易折。正如诗人们所说，人是水边的一根芦苇。而我的期望不是这样的。我希望每一位写诗者在心灵上是强大的、明晰的，任何苦难挫折也摧不垮他心中的高峰。这种力量的强大体现在诗歌中则表现为对世界的洞悉。世界在他眼中是澄澈的、清晰的、有条理的，他因而能洞察宇宙中一切事理而能把握住自己，进而把握住诗歌。而中国的诗人们，更多的是缺乏对自己个体在世界宇宙中的定位。

    诗歌是语言的艺术，这一点是每一位写诗者都要明确的。而诗艺还不是凝固不变的，它在诗歌本身的进程中和社会生活的进程中更新发展着。诗歌的价值本身在于不断带给人们新的阅读方式和新的美感体验，而不是对过去经验的反复重临。所以创新性或创生性成为诗人的不二追求。这既需要对过去诗艺的反复观摩与演练，同时又要有自我意识的跟进。这就要求诗人在诗歌创作中时刻是一个高度自觉而清晰的人。但在中国浩荡的诗歌作者队伍中，能保持诗艺上自觉且清晰的人，恐怕是凤毛麟角。而绝大多数诗人都是诗歌的追随者、模仿者，在他们的书写中，诗艺的尺度严重缺失，从而导致一种怪象：几乎每一位中国诗人都是某位外国大师的影子，在外国大师的裘腋下窃窃私语。从这个角度来说，托马斯•特兰斯特勒默(瑞典诗人，2011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对中国诗界来说，既是一种鼓舞，又是一种压抑。而我觉得，中国的诗人们应解开诺贝尔奖情结，做一个安静的诗人，去安静地写诗，解决好自己的事情，这就是最好的。我们的书写是为历史而存在的，为民族的心灵而存在的，而不是为诺贝尔文学奖而存在的。

（选自《北京文学》2012年第12期，有删改）

    “小历史”的盛行作为史学发展中的一种趋向，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人类社会的历史是丰富多样、纷繁复杂的。在历史的新陈代谢中，除了有引人注目的重大事件、重要人物、重要制度，还有许许多多的小事件、小人物、小习俗；除了生产力、生产关系、社会形态、社会结构、经济基础等大概念，还有婚丧嫁娶、休闲娱乐、生老病死等小方面。对于历史，恩格斯曾经深刻指出：“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这些“单个的意志”、“特殊的生活条件”，在历史的发展中虽不耀眼夺目，并最终被包含在历史的合力中，但这些意志并不等于零，并非历史必然性的“奴隶”。这些在以往历史研究中容易被遗忘的内容，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生动而真实地存在着，并与那些引人注目的历史大事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成为历史变迁中不可忽视的力量。

    可以说，宏观的“大历史”研究勾勒出历史之经纬，却难以反映历史本来极其生动的面貌。要把握历史的多面相，微观的“小历史”研究不可或缺。仅仅满足于大事件、大概念的探讨，习惯于综合性、总体性的分析，眼里只有改朝换代、治乱兴衰而不见民众的日常生活、喜怒哀乐，过滤掉丰富多彩的细节而把历史抽象为条条框框，这样的研究就会陷入空泛，枯燥无味。因此，漠视“小历史”研究，将其斥为对历史细枝末节的纠缠，显然有失偏颇。

    “小历史”的微观取向让我们看到了更生动、更具体、更富有个性的历史景象，为我们更好地理解历史提供了参考。但是，历史研究毕竟不是简单地对具体史实的罗列、对浩繁史料的考证和对轶闻逸事的辨析。仅仅满足于此，即使把某些历史细节搞得一清二楚，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历史还是支离破碎、缺乏意义的，最终这些引人入胜的“小历史”只能沦为茶余饭后的消遣，我们对历史总体的把握还是茫茫然、昏昏然。历史研究还需通古今之变、明成败兴衰之理，以史为鉴、鉴往知今，探索历史发展的规律。这就要求我们在进行“小历史”微观研究的同时具有宏观的意识和宏大的视野，在一头扎进“小历史”的天地里寻找历史蛛丝马迹的同时跳出自己的一亩三分田进行俯瞰式考察，善于用不同焦距审视“小历史”，从“小历史”中见大社会，从大社会出发理解“小历史”。

山水诗考略

    ①中国古典山水诗究竟源于何时？近人范文澜说：“写作山水诗起自东晋初庾阐诸人。”这话不无根据，写作山水诗形成一种潮流、一种时尚，的确是在东晋时期，《兰亭集》就是一个突出的例证。

    ②东晋出现大量的山水诗，主要是纷乱的国情使然。东迁的文士几乎都有“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的慨叹，加上受政治暴力和军事暴力的迫害，失落感愈来愈沉重。从清丽无比的江南山水风物中寻求抚慰和解脱，是行之有效的办法，于是流连山水，写作山水诗便相因成习，以至蔚然成风。另外，在新的哲学思潮如玄学的冲击下，汉朝以来“罢黜百家，独尊孔子”的思想控制日趋软弱松弛，于是出现“越名教而任自然”（嵇康）、“法自然而为化”（阮籍）之类的主张。“自然”指宇宙自然规律，岿然不动的山和变动不居的水，则最充分、最完美地体现了这种规律，也就成了师法的对象，成了精神力量不竭的泉源。

    ③孔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所谓“知者”，就是智慧之人；“仁者”则是仁义之人。为什么说“知者乐水，仁者乐山”？朱熹的解释是：“知者达于事理，而周流无滞，有似于水，故乐水。仁者安于义理，而厚重不迁，有似于山，故乐山。”原来，知者、仁者的品德情操与山水的自然特征和规律性具有某种类似性，因而产生乐水乐山之情。

    ④另外，与山水亲近还可丰富知识，培养和提高审美情趣以及模山范水的能力。古今诗文大家、艺术巨匠大抵都有“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经历。“读万卷书”正好可以弥补“行万里路”的不足。由于受种种条件的限制，人们无法遍览全国各地的山水胜迹，便可持山水诗集为“卧游”之具，作纸上的观瞻。这间接得到的知识和印象，与亲身所历、亲目所见自然隔了一层，但收获往往更快捷，也更精粹。

    ⑤好的山水诗总是包涵着作者深刻的人生体验，不单是模山范水而已。如“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以理势入诗，兼有教化和审美的双重功能，它表现出的求实态度和奋进精神，对读者无疑是有力的鞭策和激励。又如“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除生动再现山林特有的幽静氛围，还揭示了矛盾的对立统一关系，显然有启迪智慧、拓展襟怀的作用。

    ⑥优秀的山水诗大都具有“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特征。所谓“诗中有画”，就是用画笔般的诗句把山水风物中精深微妙的蕴涵点染出来，使读者获得直接的审美感受。如孟浩然《秋登万山寄张五》把登高的“怡悦”之情抒发得淋漓尽致：“北山白云里，隐者自怡悦。相望始登高，心随雁飞灭。愁因薄暮起，兴是清秋发。时见归村人，沙行渡头歇。天边树若荠，江畔洲如月。”其中有诗人自己登山的身影，有想象中北山隐者张五的怡悦之情，还有阔远的视野以及闪烁于其间的种种景物。它的突出特点就是表现在一个“远”字上，用远景烘托远意。“远意”没有明说，只是影影绰绰地表现在“心随雁飞灭”的描摹上。勾画远景的笔墨也不多，却很有层次，显示出和谐的韵律与虚静阔远的美，像“天边树若荠，江畔洲如月”，清新淡远，与隐者（包括诗人自身）恬淡高远的情趣相表里，几乎达到天然淡泊的完美境界。

（选自袁行霈《盛唐的山水诗》，有删节）

材料一：

古今中外的思想家、哲学家，对于人的了解，都需要对人性进行理解和把握。对人性论的关注在中国哲学史上较之西方有过之而无不及。举凡于中国哲学稍有了解之人，便能体会人性论在中国哲学史尤其是在儒家思想史上之基础性地位。张岱年曾指出，对于人性论之注重是中国哲学特点之一。故此，古往今来之大哲硕儒无不对此一问题格外关注。

人性论不仅是作为一种思想，而居于中国哲学思想史中的主干地位，并且也是中华民族精神形成的原理、动力。要通过历史文化以了解中华民族之所以为中华民族，这是一个起点，也是一个终点。文化中其他的现象，尤其是宗教、文学、艺术，乃至一般礼俗、人生态度等，只有与此一问题关连在一起时，才能得到比较深刻而正确的解释。基于对人性论在中国思想史上重要地位的认识，徐复观写下了专著《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在徐复观看来，性善论实际上是儒家人性论的正统和主流。这一传统从孔子，经《中庸》，到孟子始告完成。

关于孔子的人性论，有人根据“克己复礼”的说法将孔子定性为性恶论者。这绝对算是石破天惊的观点，却是最缺乏说服力的观点。“克己复礼”并不意味着孔子认为人性中有恶或者说人性是恶的。人当然会作恶，但是这是否属于人性的范畴，是需要厘清的。孔子当然是主张以礼去约束人们，但是这个礼，“在孔子已转化为人所固有的德性及德性的表征，'复礼’是恢复人所固有的德性以显露人之所以为人的价值”，即便承认“克己复礼”是对人的自然欲望的克制与约束，也不意味着礼是违逆人性的。因为所谓“克己”的主体还是人自己，而不是外在的神、君、师、亲。如果说人性恶，那么人为什么会出现“克己”的主体意识？孔子所谓“为仁由己”，恰恰可以说明他承认人具有这种“为仁”的人性基础。

为什么说孔子对人性的看法倾向于性善？这是由孔子的仁学思想体系所决定的。徐复观先生对此有过精彩的分析。徐复观先生曾明确提出，孔学即仁学。孔子乃至孔门所追求的、所实践的都是以仁为中心。《论语》一书就是一部“仁书”。这可以说是近代以来学术界的主流看法。徐复观先生反对以“爱人”来诠释和界定仁。他认为仅从爱人的视角来理解仁，是对仁内涵的窄化，把握不到仁的真精神。他解释“天下归仁”时说：“天下归仁，即天下皆被涵融于自己仁德之内，是人在自己生命之内所开辟出的内在世界。而人之所以能开辟出此一内在世界，是因为在人的生命之中，本来就具备此一内在世界（仁），其开辟只在一念之克己，更无须外在的条件，所以接着便说'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所以，“孔子既认定仁乃内在于每一个人的生命之内，则孔子虽未明说仁即是人性，但如前所述，他实际是认为性是善的。在孔子，善的究极便是仁，则亦必实际上认定仁是对于人之所以为人的最根本的规定，亦即认为仁是作为生命根源的人性”。所以，我们可以说“孔子的仁学的确奠定了先秦儒家人性论的总体逻辑构架”。

（摘编自宋立林《隐性的性善论：孔子的人性论再审视》）

材料二：

不可否认，卢梭的哲学继承着西方哲学“认识你自己”的学脉。其《论人类不平等的根源和基础》开卷就说：“我觉得人类的各种知识中最有用而又最不完备的，就是关于‘人’的知识。我敢说，戴尔菲城神庙里唯一碑铭上的那句箴言的意义，比伦理学家们的一切巨著都更为重要、更为深奥。”这里所说的“戴尔菲城神庙里唯一碑铭上的那句箴言”。就是为苏格拉底所特别珍视的“认识你自己”。

但卢梭对于什么是“真正的哲学”的理解，却具有明显的中国特征。在《论科学与艺术》一文的末尾，卢梭写道：“德行啊！你就是纯朴的灵魂的崇高科学，难道非要花那么多的苦心与功夫才能认识你吗？你的原则不就铭刻在每个人的心里吗？要认识你的法则，不是只消返求诸己，并在感情宁静的时候谛听自己良知的声音就够了吗？”——他认为道德的科学不需要花那么多的苦心与功夫才能认识，德行的原则就铭刻在每个人的心里，主张返求诸己，谛听自己良知的声音，并认为这就是真正的哲学。这段话与孟子、陆九渊和王阳明的“良知”说何其相似！

良知先于理性，是因为人性本善：人天生具有恻隐之心，“怜悯心在人类能运用任何思考以前就存在着”。在这一点上，卢梭思想明显地受到孟子的人性本善学说的影响。他宣称，“人生来是善的，种种制度才把人弄恶”，由此来批判社会制度对人的自然状态的扭曲。更重要的是卢梭对性善论的论证方式与孟子的论证方式的一致性，如休斯所指出：“孟子和卢梭的观点中有一个引人注意的巧合：人不光被赋予了理性之外从善的直觉、能力和倾向，并且卢梭的主要论证正是孟子所采用的——也就是人类无法对他同伴们的痛苦和危险袖手旁观。理性的反思可能会揭示伸出援手所带来的利益但施助的冲动往往首先到来。这一点在人对动物和对人时都成立。呵护心中善的萌芽即是‘为人’而放任它们枯死便不足以为人。”

（摘编自许苏民《卢梭与中国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