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玉米、番薯、马铃薯这几种美洲作物均适应性较强，耐旱耐瘠，使过去并不适合粮食作物生长的砂砾瘠土、高岗山坡、深山老林等地成为宜种土地。16世纪以来，广大居民“即芟尽草根，兴种玉米、番薯、马铃薯、花生、芝麻之属，弥山遍谷，到处皆有”，“南坝山地，高处，低坡，皆种苞谷，为酿酒、饲猪之用”。在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历史上，突出的人地矛盾以及庶民百姓的吃饭难问题都是困扰历代统治者的死结。明中叶以后涌入中国并很快普及开来的粮食作物无疑起到了缓解这一死结的作用。因有耐瘠的美洲作物传入，人口才能向土地贫瘠的地区流动，才能开山垦荒活命。但流民的这种垦荒种植是开山砍伐，粗放式经营的。

——摘编自郑南《美洲原产作物的传入及其对中国社会影响问题的研究》

材料二：（19世纪晚期）洋布、洋纱、洋花边、洋林、洋巾入中国，而女红失业；煤油、洋烛、洋电入中国，而东南数省之桕树不为材：洋铁、洋针、洋钉入中国，而业治者多无事投闲。此其大者。尚有小者，不胜枚举。所以然者，外国用机器，故工致而价廉，且亦成功；中国用人工，故工笨而价贵，且成功亦难。华人生计，皆为所夺矣。

——郑观应《盛世危言》

材料三：作为传统产棉区的太湖流域东部，到1919年，仅常熟、嘉定、上海、宝山、南汇、奉贤、川沙、崇明八县的棉田面积。合计就达367万亩。原本棉花产量有限的浙东沿海地区，也是“海滨沙地皆棉田也，每岁所收，为出口一大宗。”

——陈国灿《论江南农村市镇的近代转型》

丝绸之路最初是军事路、外交路……之后是民生路、商业路、世贸路，再之后发展成了当时世界上最繁忙的物流大通道。由长安到西域，到中亚，到西亚，再绵延至欧洲。物质交流的同时，中国文化、印度的佛文化、伊斯兰文化、基督文化也相互间交集共生。丝绸之路是中国融入世界，并渐而有发言权和影响力的一条大国之路

——穆涛：《丝绸之路是世界观》，载《文汇读书周报》，2017年7月3日

材料一：明清时期江南市镇星罗棋布，互相连接，构成四通八达、商品市场网络。在这块不大的地面上，明代分布了300多个市镇，清代分布了400多个市镇。镇与镇的间距以十二里至三十六里为较常见的模式，每个市镇都有一定范围的四乡村落作为相对固定的“乡脚”，这是市镇赖以繁荣的土壤。很多市镇，无论就其规摸还是经济地位而言，都大大超越了管辖它的县城乃至府城，使它逐渐成为新设置县的治所，由市镇升格为县。例如，万历元年置青浦县，以唐行镇为县治，乾隆二十五年，移金山县治于朱泾镇。很多农家皆以丝绸、棉业为主业，成为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江南市镇是一个充满经济活力的工商业中心，各种作坊林立，机坊、炼坊、染坊都需要大量有一技之长的雇佣工人，于是劳动力市场应运而生。其产品特别是丝织品、棉布等畅销海内外。

——摘编自樊树志《明清长江三角洲的市镇网络》

材料二：在近代机器生产和工业品大量输入的冲击下，江南农村部分传统手工业逐渐陷入困境，相关的市镇也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或被迫转离。……进入20世纪前期，亦即清末至20年代，随着近代工商业进一步向内地扩散，江南市镇的经济结构和产业形态变革进一步展开，部分市镇开始由传统乡村经济中心向近代工商业城镇转变。

——摘编自陈国灿《论江南农村市镇的近代转型》

材料一：农业时代中国政治中心城市优先发展，主要与中国城市的形成、发展的动力机制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以国家政治为内核的聚集效应起着关键作用，同时也是农业社会经济形态所决定的。近代以来进入工业时代，经济中心城市优先增长规律正成为中国城市发展的一个主要规律，这一规律的形成主要原因在于工业革命以来，以现代工业、商业、金融为主体的城市经济在整个社会经济中所占比重日渐上升，城市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居主导地位，城市成为国家经济和地区的经济中心，产生了巨大的聚集效应。

——摘编自何一民《农业时代到工业时代中国城市发展动力机制的转变》

材料二：新中国因战后重建和恢复经济的需要，在1949到1957年，城镇人口以年均7%的速度增长。然而在1958年末起，城镇人口的增长受到政府严格控制。通过户口登记和生活必需品的配给制，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城市化进程基本上是官方控制。因此城镇的发展紧密地依附于政府的工业化政策和政治发展进程。在最近30年，一个以市场为主导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成为新的城市化和城市发展的动力。

——摘编自薛凤旋《中国城市及其文明的演变》